贴地飞翔的写作
——邵丽中短篇小说解读

靳瑞霞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河南郑州450001)

贴地飞翔的写作
——邵丽中短篇小说解读

靳瑞霞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河南郑州450001)

邵丽是河南中青年女作家的代表之一。其创作生涯中中短篇小说创作占有很高比例,且获奖规格高,奖项数量多。在题材选择和主题表达上,邵丽是一个成长迅速且进步空间很大的作家。作为一个不有意凸显女性立场的视野开阔的作家,邵丽的中短篇小说创作自觉从关注女性成长转向关注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基层群体或个体的精神状态,对当下中国城乡基层关系有独到的反映与见解。

邵丽;中短篇小说;视野

山西大学王春林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谈起新世纪以来在长篇小说创作影响覆盖下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他说:“从文体的角度观察新世纪小说创作,一个不容否认的显在事实,即是长篇小说的异常繁荣发达。……自打1993年的‘陕军东征’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了长篇小说这一文体的写作之中。……但在充分肯定长篇小说之时代第一小说文体重要地位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也仍然有一些作家在坚守着中短篇小说的写作阵地。这其中,既包括铁凝、韩少功、毕飞宇、苏童、陈应松、王祥夫、蒋韵、迟子建、刘庆邦、范小青、葛水平、叶弥、王松等一批著名作家,更包括从代际来说的所谓70后、80后作家。”[1]与人生经验和写作经验的双重积累都存在一定关系,成长于20世纪后期,但在新世纪才崭露锋芒的更年轻一些的作家,虽然也已经开始尝试长篇小说的写作,但他们的主要精力仍然是投入在中短篇上较多,相应的主要文学成就也是体现在中短篇小说的写作上。新世纪文坛的中短篇创作,从根本上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中青年作家们持续不断的积极努力,方才有了与长篇小说创作多元并存的艺术繁荣局面。这里提及的全国范围内的年轻一代作家,主要包括邵丽、徐则臣、李浩、鲁敏、乔叶、盛可以、王十月、魏微、胡学文、金仁顺、笛安等。而邵丽又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一

在河南当代中青年作家中,邵丽的创作是成功的,早早就拿到了鲁迅文学奖;但从创作的整体面貌来看,尤其是放在全国文坛来看,尽管获了不少奖,但创作风格仍不够明显,语言上没有足够鲜明的特征,扔在书堆里并不能一眼认出她来。可是如果你将她为数不多的作品,挑两篇读进去,却又深深地被吸引,被启发,被她引进文学与人性人生的深度场域,不由自主彷徨无解而不能自拔。无疑,邵丽的写作有自己的异数隐藏在某处,是值得细细探究的。是的,邵丽是个有点异数的作家。她是20世纪60年代生人,却在1999年35岁之时才开始正式发表作品,然而却又在短短两三年间就发表出版了《我的生活质量》,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得文坛赞誉无数。邵丽无疑不是一个多产作家,写作至今十五六年也才出版两部长篇《我的生活质量》和《我的生存质量》,其余多在中短篇小说领域里耕耘。据笔者统计,邵丽至今累计发表三四十篇短篇小说,十几部中篇小说。中篇小说包括《碎花地毯》《王跃进的生活质量问题》《村北的王庭柱》《城外的小秋》《老革命周春江》《挂职笔记》《刘万福案件》《糖果》《第四十圈》《北地爱情》等,这些中篇有4部发表在重量级刊物《人民文学》。从数量来讲,邵丽十几年来的作品简直不能在文坛混个脸熟,然而从获奖来看,邵丽却又底气十足。在正式以写作为职业不到10年,2007年以短篇小说《明惠的圣诞》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之后又斩获多个奖项:《王跃进的生活质量问题》获得《小说选刊》双年奖;《挂职笔记》获得《小说选刊》年度大奖和《人民文学》年度金奖;《刘万福案件》获得《小说月报》第十五届百花奖和《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城外的小秋》获得第十届《十月》文学奖;等等。

起步如此之晚,数量又称不上多,邵丽十五六年的创作仅靠中短篇小说却能长期活跃在读者和评论家们的心中眼底,究竟是何缘由?凭的是什么功夫?根本答案在于,邵丽的写作非常重视对创作题材的理性思考与选择。从她的创作年表看,她的写作对题材的认识存在一个不断升华的过程,从而一路写来,避免了很多女作家们常走的弯路和常犯的错误。比如,女作家尤其是青年女作家很容易在个人经历及情感上窃窃私语,画地为牢。但邵丽就很迅速地跨过了这个坎。她也写过小情调的东西,比如《短篇三章》,三个女人,女人在婚姻感情上的小心计。但很快就过去了。她有心胸有眼界,不在普通的琐碎的感情之上消磨写作笔力。她的心中有大梦,有宽广深厚的现实。下面本文将从她的中短篇小说文本入手,从题材类型,结合创作年表,分析她在中短篇小说写作上的创作特征。

在邵丽的早期中短篇小说创作中,自我的经历和女性作家的情感关注也曾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作品中人物角色及意象塑造上。从作品名称上就有显示,如《纸裙子》中的“裙子”意象,《碎花地毯》中的“碎花”及与家事密切相关的“地毯”意象,《腾空的屋子》中“屋子”被腾空等与家务家庭相关的意象,“屋子”甚至还与英国女性主义著名作家伍尔夫的名作《一间自己的屋子》中的“屋子”有着精神上的继承与借鉴关系;另外还有《寂寞的汤丹》以及《迷离》中的“寂寞”“迷离”等情绪的直接表露,明显都是女性化的,私人化的,情感化的。在这一阶段,邵丽走的是女作家通常会走的创作路子,即依据自己有限的生活与情感经验,表达与自身阶层相关的一些精致的私人的模糊乃至幽微的情感想象或期望。诸如《迷离》中的安小卉在安稳又纷扰的生活中追求自己的情爱理想,却无处可得,甚至最终也无法确认自身的理想情爱状态;《寂寞的汤丹》与《大礼拜》则描写了女性由于情爱生活的不完满,而出现的逾越现实伦理的情感冲动,揭露女性内心深处情感的深度匮乏与虚无。女性主人公们如安小卉、汤丹、金地,等等。她们婚姻内的不安与躁动,也让我们体会到当下生活的无奈甚至残酷。这些作品没有复杂曲折的故事情节,只是选取都市人尤其是青年男女平淡或平静的生活外表下,人物内心时而泛起的涟漪或波澜。这些涟漪或波澜却又大多悄无声息地平息下去,翻不出生活的大浪,但人心的隔膜却跃然纸上。

从自身经历来看,邵丽生长于书香之家,大学毕业后在机关工作,又有官场任职的丈夫。因此,从题材选择上来看,30多岁的邵丽初始写作,选择与自身经验最切合的女性情感、机关生活,显然是自然而然的选择,是女性借由文学创作对自身进行的生命观照与反思。这种情感表达角度与当代女性成长有关,更与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在20世纪已有的女性叙事中,女性作家塑造的女性类型通常或者居于传统的温柔贤淑可人,或者与男权相抗、独自坚守对情感的信仰乃至于悲壮。因此,邵丽这样的写作在新世纪女性写作中,也自有女性写作的文学意义,揭开了女性心理与情感的另一个盖子,展示更丰富的女性情感存在。从叙事技巧来讲,这些作品也堪称圆熟。语言富有弹性,话语蕴藉,叙述节奏有控制力,叙述人立场富有理性。从情感意义来讲,这些作品情感抒写充分,表达细腻,传达出新世纪价值观的多元变化和女性的情感游离性投射。总的来说,邵丽这一阶段的创作带着常见的女性作家气质,从叙事到内容到情感,符合一般读者对当代女作家的一般想象。如果邵丽就这么写下去,也会是一位很符合作家名称的作家,但创作生命力必然很快消逝,被湮没的命运将不可避免。好在,这只是邵丽写作的一个阶段,而且只是一个初始阶段。只用了三年时间,也许更少,因为《王跃进的生活质量问题》已经发表了。这说明邵丽的创作刚刚开始,就已经在悄悄转向了。

二

从2002年发表于《当代中篇小说专号》(增刊)的《王跃进的生活质量问题》开始,邵丽的创作转向初露端倪,开始了其创作中的第一个重要转向:精确地对准官场中人的精神生态着力描摹刻画;至2004年短篇小说《明惠的圣诞》在《十月》上发表,邵丽呈现出第二个转向:对城乡关系的关注呈现。至此为止,邵丽创作第一个阶段对女性情感心理的微观描写基本结束,其创作在三四年间即进入了非常重要的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有两个分叉线——对城乡关系中人的关注和对官场中人的关注。邵丽在这两个分叉线上开始并行,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文学成就。在以官场中人为对象的写作中,邵丽先后于2004年和2013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两部颇有精神关联的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和《我的生存质量》。本文因以中短篇小说创作为研究对象,故对此先不予讨论。而第二条分叉线即表现城乡关系和乡土中国的题材。《明惠的圣诞》即是典型代表。作品以其独特的视角反映城乡关系进程中人的异化与困顿纠结的精神面貌,而广受好评,终于2007年揽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证明了邵丽在不停地对自身的创作进行反思和调整。《明惠的圣诞》标志着邵丽彻底走出了以中产阶级都市女性情感表达为主题的第一阶段,进入城市与乡村的交界处,视野打开,关注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

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抑或农民进城的故事,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中并不缺乏表述,既有30年前作家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关于农民进城出洋相的故事,也有当代作家陈仓的中篇小说《父亲进城》,以血肉相连的感情去书写自己父辈的故事。更有邵丽所写的一系列关于乡村女孩与城市的故事。30多年甚至更多年过去了,城与乡的鸿沟仍然在,并不见有缩小,反在别处有所坍塌或形成新的断裂。在高晓声的小说里,农民是作为现代文明的比照物加以调侃和讽刺的,但《父亲进城》最后被讽刺的反而是我们这些所谓的城里人、文明人。叙述的视角转变导致了人物角色的变化。而邵丽的短篇《明惠的圣诞》也是讲农民进城的故事,但她的讲述与之前的所有这些以男性为塑造者和被塑造者为中心的讲述都不同。这个进城的主角是个叫明惠的女孩子。在邵丽的笔下,这次依然选择了女孩子为对象,却再也不是第一阶段的都市少妇,而是青春年华的蓓蕾一样的女孩子。乡下清纯的美好的女孩子明惠,在进入城市以后,莫名其妙地就成了面目模糊的靠身体挣钱的“圆圆”。邵丽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并没有简单地将明惠的塑造平面化,而是追溯女孩子的心理变动轨迹,借以使人物形象饱满而富有张力。作为一个高考落榜生,明惠在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中是私心里保留有对自己的尊重与爱的。正因为此,她不惜隐姓埋名售卖青春,重新塑造一个身份,将自己镀一层金,希望将自己打造成城里人。然而,城与乡的鸿沟何时浅到只用金钱与衣着就可以填平?当明惠发现一切的努力不过是一场自导自演无人关注更无人认可的游戏时,便从内心里崩溃了。邵丽能发现并塑造出这个女孩子孜孜的追求及无声的崩溃,便已经超越了过去式的所有的对城乡关系中的文学表述模式。这是一个创新,也是一个高峰。在以后的创作中,邵丽持续地对时代进程中的城乡关系的变化予以关注,并对其中涉及的对农村人尤其是农村妇女与未成年人的影响给予关注和表达,此类作品有《马兰花的等待》《河边的钟子》《木兰的城》《城外的小秋》等。在这些类型的创作中,邵丽的立场站在了弱势群体被改造的乡村这一边。城市的文明或“伪文明”在金钱的粉饰下,以光鲜亮丽的面目,以气势凌人的姿态,汇成不可抗拒的莫名力量,将淳朴的本分的善良的乡里人,尤其是妇女和孩子,卷入巨大的漩涡,迷失了方向。这类题材的发表,标志邵丽的小说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但邵丽并未止于此。

基于自身在机关工作过的经历,又有曾在基层任县委书记的丈夫,邵丽在2005至2007年间,也曾亲自到基层挂职。邵丽“挂职”系列小说貌似是因此而创作,但邵丽的成长及生活工作经历只能提供一种创作可能。将这一种可能变为现实,才是考验作家文学才情与创作气度的关键点。好在邵丽之前已经写过关于官场的作品——《我的生活质量》——而且写得还不错。但《我的生活质量》是一个“官人”的精神成长及变异史,而《挂职笔记》系列,包括之前于2007年创作的《人民政府爱人民》,着眼于对基层官场这一群体的观察与思考。其基层系列作品与中国当代类似题材作品中反映基层民众生存现状的不同在于:

首先,《人民政府爱人民》从写作角度对以往官民题材书写有新突破。作家不是简单地跟风写作,不是顺从当下流行的揭露官场维护基层群众的写作立场,而是自觉脱开官民阶层的固定模式书写,她以生活旁观者的身份,深入基层,仔细观察,深入思考,从基层“官”与“民”的真实内在冲突写起,暴露二者纠结于一处的历史原因、现实原因以及来自各方的外部力量的原因。小说中的主人公老驴,因女儿上大学学费问题,向政府申请救济未果,女儿出去打工未归。老驴将女儿的失踪归罪于政府,又是要女儿,又是上访。这一叙事中既掺杂着底层民众的经济困境,又着眼于官民关系的新变化,还暗示着当下高等教育的商业化影响,可以说一石三鸟,达到了非常好的叙事效果。而对基层干部的塑造,邵丽也非常接地气,既有拼命干工作铁腕处理事务却因要孙子情愿弃官不做的祁副县长(《挂职笔记》),也有千方百计维稳息事保乌纱帽的老刘县长(《人民政府爱人民》)。这些角色的塑造既不同于官方主旋律作品中大公无私的公仆官员形象,也非民间的贪污腐化分子的恶官刁吏形象。这些基层官员形象明显更真实,更能体现基层官场在当代农村的变化。

其次,写作观念与立场决定了写作高度。邵丽是一个少有的持续修正创作理念的女作家。持续的修正保证了写作观念的时有新变。但这种新变又以一点为中心——对现实的关注。邵丽对现实的关注点与男作家们不同,她擅长从精神层面切入,然后再波及社会现实,至各个阶层。但从始至终她都没有放弃过对现实的关注,没有沉浸于自我的小天地。在2003年的《小说、鲁迅文学院和我》这篇随笔里,邵丽谈到了对时代的现实的认知。她说:“我们有义务告诉读者,所谓完全好的和完全坏的是不存在的,正义有时候是不能够得到伸张的,邪恶有时候就是有可能占据上风……这些东西,听起来很恐怖,看起来很残酷,可它才是生活的真实。”[2]邵丽的写作立场既是悲悯的,又是客观的、中性的,这种写作态度使作家对基层生活既有一种“身心”的介入,从而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又可以在事件中超越出来,从文化的现实的政治的民生的各个维度去思考,去观照,其作品因此有了质询现实的文化力量。作家在讲述这些基层故事时,摒弃了舆论新闻中常见的先入为主的生活经验式的理解,在写作姿态上将心比心,以心换心。把自我凝缩为生命的共感放置于民众的个人存在中去体察,从而使作品的精神内涵丰富博大起来。在为基层官员“重塑金身”之后,邵丽的笔触继续向底层深入,相继写出《刘万福案件》和《第四十圈》两部中篇力作。《刘万福案件》以一个普通农民的生存状况和不幸遭遇为主线,另外还有一条线索以县委书记与经济学家对中国基层发展的探讨和看法为副线。刘万福的矿难惊心动魄,矿工们的真情催人泪下,但善良的刘万福不堪妻女受人欺辱,最后却成了一个杀人犯。这个既简单又复杂的故事中透露出中国社会现实中无奈又沉重的生活窘境。这一小案件中展示出了作家对家国命运的关怀,也抛出了当代中国尤其是农村基层社会发展的种种难解的问题。而《第四十圈》乍看是个以暴抗暴的恶性事件:“赍志而殁”的父亲牛大坠子、几度受刺激坠楼自尽的无辜女子牛光荣、手刃派出所所长以雪丧妻之恨的女婿齐光禄。这个满含悲辛的小人物之家为何几度被命运作弄?难道仅仅是命运?小说围绕着人物和事件所提供的丰富、复杂的现实社会背景令人掩卷沉思。从基层的官,到基层的民,邵丽因立意高远,将普通的基层官场系列题材从叙事角度上创新,达到了其前所未有的文学高度。

从邵丽历年来的创作来看,她成功从早期的情感抒发类都市女性小说转型为关注现实的具有厚重冷峻风格的作家。她的创作沿着自身经历出发,既关注女性成长在现实交迫中的精神困境,也关注官场中人的精神生态,更关注城乡关系进程中急迫而毛躁的社会现实、乡村中国的现实。随着题材越来越开阔和写作观念的持续提升,邵丽的写作质量总体上来看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格局渐广,风格上更厚重大气,语言上更自然多样,叙事上更成熟。这种既关注社会现实又兼顾文学价值的创作,笔者将之称为“贴地飞翔的写作”。相信邵丽能够凭着艺术与现实的双翼在文学的天空里尽情飞舞,也相信她在中短篇小说领域的辛勤耕耘,一定会迎来文学创作的质变,在成为文学大家的创作道路上为自己垫好铺路石。

[1]王春林.社会问题、感情世界、人性深度与艺术表现方式:新世纪中短篇小说发展论[J].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2014(1):96.

[2]邵丽.小说、鲁迅文学院和我[EB/OL].[2016-07-14]. http://blog.sina.com.cn/s/blog-704091130102dvev. html.

I207.4

:A

:1671-9476(2017)01-0029-04

10.13450/j.cnkij.zknu.2017.01.05

2016-09-07

靳瑞霞(1979-),女,河南封丘人,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