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徨于无地的灵魂
——谈刘庆邦《到城里去》和邵丽《明惠的圣诞》中的身份焦虑

王 越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彷徨于无地的灵魂
——谈刘庆邦《到城里去》和邵丽《明惠的圣诞》中的身份焦虑

王 越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到城里去》与《明惠的圣诞》所关注的都是农村人进城奋斗而身份得不到认同的问题,呈现了都市外乡人生存的艰难与尴尬,刘庆邦和邵丽在小说中呼吁积极解决这一严峻现实问题,对于农民在城市有尊严的生活充满期待。

《到城里去》;《明惠的圣诞》;身份认同

刘庆邦和邵丽均是“周口作家群”中的领军人物,皆以小说创作驰名当代文坛。中篇小说《到城里去》是刘庆邦这类小说的杰出代表。邵丽作为一位起步相对较晚的女性作家,短篇小说《明惠的圣诞》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是对她写作路径转型成功的最大肯定。《到城里去》与《明惠的圣诞》这两部小说虽然题材内容不尽相同,但两位作家不约而同书写了农村人进城尊严遭遇尴尬的故事,讲述了他们的困惑、焦虑与绝望,深刻反映出在当代中国社会作为城市劳动主力的底层民众普遍存在的身份认同危机,从而探寻关乎生命本质与信仰的存在意义。

一、到城里去的渴求与迷茫

(一)宋家银的渴望与追求

宋家银对城市生活的艳羡与渴望是从少女时代开始的,无奈身为女儿身只能把美好的希望寄托于所嫁之人,所以她要做有尊严和身份的工人家属。在第一次追求身份失身碰壁之后,她降低要求委身于只有临时工身份的老实巴交、长相不佳的杨成方,促使她下嫁的根本原因还是杨成方的工人身份,即便是临时工也是强过农民的。

如果说第一阶段的宋家银只是为了满足“工人家属”带来的荣耀,那么第二阶段她在注重这一称谓之下转向了对物质层面的追求。宋家银开创性地购买了村里第一_辆自行车,这时她沉迷在物质带给她的喜悦光环中不可自拔,“人们对锃明瓦亮的自行车发出啧啧赞叹,这正是宋家银所需要的,或者说她预想的就是这种效果”[1]169。宋对于自行车的装扮与珍爱远远超出应有状态,在她眼里自行车不再是人类便捷的交通工具而是满足她日益膨胀虚荣心的资本。在这之后,她又建议丈夫杨成方买块手表来彰显工人异于农民的独特身份,在丈夫拒绝买表时,她愤然道工人哪有不戴表的,不戴表别人怎么知道你是工人呢。当讨论到买什么表时她反倒不在乎了,只要是表就行,走针准不准都无所谓。这些言行举动凸显了宋家银过度追求物质层面的工人身份而日益畸形的心灵。

给她带来灾难性打击的是杨成方临时工身份的丧失,这使她优越感十足的“工人家属”光环瞬间消失殆尽,为了继续维持这样的虚荣身份,宋家银逼迫懦弱的杨成方向更大的城市郑州进发。杨尽管对大城市感到由衷的陌生与恐惧,但是也不敢反抗宋的意愿,因为他面对的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实质性物质难题。终于他带着一腔的惶恐与无奈再次踏上了进城之路,在郑州依靠捡破烂拾垃圾维持着宋家银虚伪的可怕的所谓身份。

随着时代的变迁,“工人家属”这一身份的荣耀光环已不复存在。进城务工大军前赴后继、层出不穷,几乎每家都会有一个或者两个人在外打工,这一切都使宋家银感到既存身份地位的动摇,杨二郎从北京风光回乡更是进一步刺激着她日益逼仄的精神空间,于是她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让杨成方到北京去。宋家银是一个执着的理想进取者,她虽从未离开过故土,但她的精神与灵魂一直在主导着家庭向城市和美好的幻想进发。人类不断追求超越生命意识的进取之心固然是值得肯定的理想价值,也是促进社会运行发展的不竭动力,但更为重要的是对自我的清晰认知与定位,城市并不是幻想的那样遍地黄金。现实还是给了宋家银泪与血的沉痛教训,在去北京营救杨成方的所见所闻中,她领悟到“原以为城里千般都是好的,没想到农村人到城里这样低贱,是跪着讨生活的”[1]219。杨成方们的生活状态触动了她一直以来坚定进城的信念,放弃了杨留守城市挣大钱的梦幻,复苏了她内心深处仅存的一丝温情与妻性。

面对令人失望的现实,执着的宋家银把进城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儿女身上,有着传统思想的她自然对儿子格外看重,也正是这次北京之行让她意识到只有“上了大学,分配到城里去了,在城里有了户口……你才真正算是一个城里人了”[1]225。所以她对儿子的要求是一定要考上大学。然而重盼之下难堪重负,儿子杨金光在高考前离家而去,并要母亲不要寻他,他一定会混出人样。小说至此留给读者一个颇具苦涩意味的结尾,儿子成为宋家银梦想的代偿,怀揣着到城里的追寻继续前行。

(二)杨成方的痛苦与迷茫

虽然小说的叙事情节是随着宋家银的梦想而展开,但杨成方才是她梦想的具体践行者。杨不像宋有提升生活质量的价值追求,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骨子里非常留恋传统农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存方式,他也曾想象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但在娶了宋家银之后就注定过这种日子已经不可能。宋家银对夫妻定位很明晰——男主外、女主内,由此她追寻优越身份和丰厚物质生活的具体实践自然而然落到“在外”的丈夫杨成方身上。杨作为宋家银进城梦想的代偿,从县城走到省城,又从省城走向首都,按照妻子的指示一步步走向更大的城市。这向城而生之路是布满荆棘、充斥血泪的,他的进城生涯则是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农村人在城市求生存的慷慨悲壮的生命史诗。

无论在省会还是在首都,杨成方的生活永远是同样的艰辛,每日早出晚归、省吃俭用,整日与垃圾为伍的他自己也快变成了垃圾。直到杨成方因误拿了别人的梯子而被送到公安局,宋家银第一次真正踏入城市为救丈夫,这是小说的高潮。宋家银看到了城市异类——在城市捡垃圾的乡下人,看到他们让宋十分恐慌,因为像是看到了自己,她明白了自己这类人在城市的位置具体在哪里,也终于对城市有了新的认识。这种意识深刻揭示了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压力,蕴含着人物悲剧的隐喻性特征。杨成方终其大半辈子都没能完成宋家银扎根城市的梦想,带着遗憾回到了故乡,其间的痛苦、挣扎与迷茫都将伴随着实践的逝去而沉淀到骨子里,流淌到下一代的血液之中。

二、圣诞之夜的被斥与丧失

(一)乡村的明惠

明惠是18岁的乡村少女,有着县城求学的经历,在乡亲们眼中包括在母亲徐二翠心中都认定,明惠是要在城里念大学并留在城里工作的。徐二翠多年来给予女儿的是超出一般农村家庭的经济付出,给她吃最好的穿最好的让她受最好的教育。明惠是母亲的唯一希望与骄傲,这极像宋家银与儿子杨金光,母亲都是对孩子们寄予厚望,然而结果同样不如人愿。明惠高考落榜撕碎了徐二翠跟随进城的美梦,这是精神上致命的打击,幻想通过读书而进城的道路被堵死。徐二翠自然忍受不了多年心血付诸东流,转而把不甘心的气愤通过骂人的方式发泄到明惠身上。反观明惠,她知道自己的失利伤害了母亲,愧对母亲多年悉心栽培,所以即便母亲骂得再难听,她都不还嘴,心中憋闷着气亦不落泪。

以前恭维母女二人的村里人在得知明惠落榜的消息之后,非但没有好言安慰,反而像是集体出了一口恶气,“他们嬉笑怒骂的声音陡然增加了好几个调门,含沙射影的语言像是带了毒刺的钉子,一根一根地钉在徐二翠的耳根上”[2]145。这是让鲁迅先生痛心疾首的国民劣根性的真实再现,是对人心灵和精神的虐杀。这些人是用他人的痛苦来平衡自己内心的缺失,用言语和眼神杀人于无形。明惠深刻感受到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漠,这也是她一心进城、只认挣钱的现实基石。

与明惠的落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儿时玩伴桃子的荣归故里。桃子是明惠学生时代女佣式的伙伴,当年对于明惠只有仰望的念头,现在连这样的伙伴都可以轻易抢掉自己的风头,而且态度完全不似从前那般毕恭毕敬,这一切都使明惠不甘心和愤懑。尽管桃子挣大钱的传闻让村里人颇为不屑,但她的衣着打扮包括男朋友马强都足够让明惠羡慕嫉妒甚至是痛恨的。这本该是属于她明惠的啊,现实是一切都在桃子身上,过去现在的每一分对比都在更加深刻地刺激着明惠敏感脆弱的神经。如果说母亲的责骂、村人的笑话只是撕开了她的皮肉,那么桃子归乡的对比则是直刺她骨髓的毒针,她一直引以为傲的超越他人在此刻看来如此不值一提。可以设想,正是桃子的出现和自己的遭遇让明惠从此下定决心、义无反顾地走上向城求生之路。

(二)城市的圆圆

明惠终于随着桃子走入城市,她拒绝了桃子为她介绍工作的好意,因着要维持在桃子心中固有的身份形象,也是要显示读过书的人确实与众不同,但明惠走的依然是寻常乡村女孩进城那条路。既没有技术又没有专业知识更没有体力的她,美丽的容貌和年轻的身体是最大的武器,而她似乎也是找到了这条捷径乐于走下去。更名为圆圆表明要与乡村明惠这一令人厌弃的身份彻底决裂,她要成为城里人,还要成为城里人的妈,在这一维度上可以理解为圆圆是明惠在城市存在的一个梦想载体。

由于明惠来城里的目标直截了当,就是挣钱做城里人,那么就更为直接地奔最赚钱的工作——按摩小姐去了。年轻女孩子很轻易就找到了工作,在按摩店圆圆不多言语,对人既不冷淡又不热情,“眸子里流淌着一股子迷蒙的距离感,倒是这距离感反而拉近了客人与她的距离”[2]147。如此她便成了最受客人欢迎的姑娘,即使是被老曹带出去开房,也表现出一份超乎年龄的成熟与淡然,永远是一副木然地受人摆弄的温顺模样。后来圆圆又相继被许多人带出去,做着一些驾轻就熟般重复的机械活动,她把自己变成挣钱的工具。她甚至有某种认知上的错误,以为凭借自己的“劳动”可以买房子,找个丈夫生两个孩子而真正扎根城市。当圆圆来到城市进入现代社会生活时,代表她已经远离了乡土文明的身份认同,难以忍受农村贫穷与落后就注定了她故乡家园的失守,失去根的圆圆该以何面目面对故乡与城市是个大问题,如果处理不妥当,即使在城市买了房子也依旧是都市外乡人。

在圆圆的众多客人中,只有两个是有名字的。一个是老曹,另一个是李羊群,而老曹的名字是为了衬托李羊群才出现的。作家对老曹的命名显然过于敷衍,一个仅有姓氏的称谓,这是一个对圆圆出手还算大方的国企老板。他拿走了圆圆的“第一次”并且在圆圆例假期间与她发生关系,对圆圆的身体造成了伤害。如果老曹仅仅是伤害了圆圆的身体,那么李羊群无意的言语举动则扼杀了她的灵魂。作家对李羊群没有褒贬之意,只是冷静地把事实书写出来。可以说李羊群满足了18岁的圆圆对男人的所有幻想——温柔、体贴、英俊、多金,而且充满只有她才懂得的忧伤,所以圆圆不可遏制地爱上了这个悲伤的男人。那年圣诞狂欢之后,圆圆住进了李羊群的家,像是家里的小主妇了。他们在一起生活,李羊群却一点也不了解圆圆,甚至不知道圆圆的本名和来历,他似乎也没有要了解的打算。他需要的仅仅是一个陪伴者一个倾听者一个前任夫人的替代品,他有时会产生幻觉,圆圆到底是谁,又和他有何关系。但是他的体贴和温柔给了圆圆致命的错觉,错以为李羊群接纳并爱上了自己,认为从此以后可以无忧无虑地在城市生活并有给李生个孩子的打算,李羊群成为圆圆的精神寄托,是圆圆在城市得到身份认同这张“绿卡”的给予者。高潮是又一年的圣诞节,圆圆因惦记着前一年的欢快要求再次出行,由于巧遇李羊群的朋友,圆圆才知道李给自己的定位是性伙伴。李羊群回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化群体之内恢复了自信与明朗,他的朋友们无论外貌如何都骄傲而张扬。在圆圆走的时候,他们相谈甚欢,连一句挽留的话都没有。圆圆苦苦追寻的城市之梦彻底破碎,她明白自己永远都不属于都市,所以选择用死亡这一严肃的命题来找回明惠的身份与尊严。

三、边缘人的艰难突围

作为有着深切使命感与人文关怀的作家,刘庆邦和邵丽用文字记录表现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向城求生的生存困境,书写他们作为无根漂泊者的群体身份焦虑,审视并不无担忧普遍存在的精神文化认同问题。身份认同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本身、本体、身份”,是对“我是谁”的认知;一是“相同性、一致性”,是对与自己有相同性、一致性的事物的认知,有对我群一致性的认知,必然伴随着对他群差异性的认知[3]。

刘庆邦通过小说《到城里去》塑造了宋家银、杨成方这对积极向城的农民夫妇形象,来寄托他对农民在城命运出路等问题的困惑与思考。“农民进城首先意味着对传承数十代传统的背离,而身份作为一种关系,与土地、亲友以及乡村文化息息相关。”[4]只身在城的农民失去了他们维系生命的熟悉土地、乡土风俗的文化自信及故土亲友的人脉往来,造成了乡村身份关系的断裂。他们带着美好的愿望进入城市却遭到冷落、歧视和侮辱,现代光鲜亮丽的城市从来都不属于他们,他们是跪着讨生活的。中国农民是最耐得住苦难的,什么苦都能和着血和泪往肚子里咽。然而即便是做着最苦累最低贱的工作,拿着最微薄的收入也换不到属于他们的身份和位置。正如丁帆所言,“乡村给了他们低贱的身份,又不能给他们富足的物质;城市给了他们低廉的财富,却又不能给他们证明身份的‘绿卡’”[5]。杨成方是有幸再次回到家乡的人,但他面对的乡村已与往日大相径庭,它已失去了恬静温馨,随着土地凋零和劳动力的外出而日益腐朽,成为一具丧失生命力的空洞躯壳。更大的危机在于回归自我灵魂与重建故乡身份的不可能实现,物是人非的乡村摧毁了他心底最后一道防线,即便是回到故乡也不会再有熟悉的归属感,在城乡之间苦苦追寻的没有实现,从而陷入了“我是谁,在哪里”的深深焦虑之中。

宋、杨夫妇始终没有完成身份认同的第一层面“我是谁”,那么没有经济地位的他们更是不可能完成“他人认同”的。明惠自从进城就对自己有明确的认知,要做城里人。她在给母亲寄去足够重新炫耀的资本后就没了音讯,也不再朝家乡的方向张望并打算不再回到“那个到处都是泥巴的家乡了”。明惠要斩断一切与乡村有关的旧有社会关系,这与杨成方有所不同,在杨的内心深处对家族宗亲构成的乡土秩序是十分留恋与怀想的,显示出了不同时代进城农民的思想性差异。杨被迫来到城市为的是挣钱在乡村更好地生活,明惠则是完全抛弃故乡主动投向现代化城市的怀抱,这也是后来明惠与杨成方结局不同的主要原因。在省城,明惠更名为圆圆做起了按摩女,这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的人性变异,后来机缘巧合住进李羊群的房子,过上了随意花钱、睡懒觉的城市阔太太生活,她以为自己完成了做城市人的梦想。生活总是在不经意间把真相揭开给人看,圣诞之夜的聚会让圆圆突然意识到自己和城里人在精神文化上的巨大差异,这是她用再多物质都无法填满的黑洞,它深入骨髓和血液啃噬着灵魂,最终她选择了盛装自杀来表明自己的绝望与愤懑。除了死亡圆圆已别无他选,多年培养的骄傲尊严不允许她在知晓真相后继续苟且地活在城市,而她也不愿回到故乡,母亲与邻里口舌构成的“无物之阵”与她城市边缘人的身份一道阻截了她的回乡之路。

“身份确认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人的、无意识的行为要求。个人努力设法确认身份以获得心理安全感,也设法维持、保护和巩固身份以维持和加强这种心理安全感,后者对于个性稳定与心灵健康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6]明惠需要确认身份以获得安全感,她始终试图在不断消解乡土文化之下确认自我身份,也是在城市漂泊中完成了家乡向异乡的转换,但自身的转换没有带来他人精神文化的身份认同,因为她与李羊群的文化圈生长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不被认同当是必然,她依旧是别人眼中的“他者”。漂泊的灵魂处在城乡文化的夹缝中难以生存,生命充斥着令人恐慌的虚无,明惠最后是用生命的代价在纠正自己成长过程中走上的歧路。

在某种维度上,可以把宋、杨夫妇看作是明惠进城的父辈,父辈没有完成到城里去的身份认同,到了下一辈以更惨烈的结局收场。同样设想,宋、杨的儿子杨金光外出如果出人头地,是否会遭遇到《我的生活质量》中王祁隆所遇到的精神文化困境,即使是在出色完成他人认同的同时,自我认知产生迷乱也依然没有完成彻底的身份认同。当下社会正处在激烈动荡的转型时期,城乡意识形态的差异是每个进城人都无法回避与抉择的。这两篇小说的文学叙事中呈现了边缘人向城市中心突围、求得认同的艰辛困难,进城农民如何处理身份认同问题是处理城乡二元发展的当务之急,小说带给读者想象与思考,也给整个社会解决这一问题留下无限空间。因此可以说,“作为中原作家群的优秀代表,刘庆邦和邵丽的小说所取得的突出成绩、社会效益和广泛影响,体现了中原作家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7]。

[1]刘庆邦.到城里去[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5.

[2]邵丽.明惠的圣诞[J].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7 (12).

[3]王莹.身份认同与身份建构研究评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1):50.

[4]覃明兴.移民的身份建构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05 (1):90.

[5]丁帆.“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关于文明冲突中乡土描写的转型[J].文学评论,2005(4):38.

[6]乐黛云.文化传递与文化形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32.

[7]任动.刘庆邦与邵丽小说的互文性[J].中州大学学报, 2011(5):53.

I207.4

:A

:1671-9476(2017)01-0033-04

10.13450/j.cnkij.zknu.2017.01.06

2016-10-20

王 越(1991-),女,河南周口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