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彦彦
“符号化的思维与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①我们发明了文字记载文明历史,谈话交流传递信息,语言符号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管是巴别塔的修建,还是我们日常的交流,没有共同的可理解的语言符码,一切均将成为空谈。随着媒体的泛化,视觉文化的滥觞,我们的语言符号也在悄然改变。人们在不自觉中深受影响,艺术史的书写也不例外。不论是从择选的内容、书写的语言范式还是交流的平台等,均会受到媒介的影响。正如尼古拉斯·卢曼所言:“文学的存在基础必须是传播媒体,文学文本的存在必须依靠物质手段和技术手段,其传播与接受也只能通过技术手段的中介来实现,因此,文学的历史从一开始便可视为一部媒介史。”②
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的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每种媒介的使用都会改变人的感觉平衡状态,产生不同的心理作用,改变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反应方式。在印刷文明的纸媒时代,如何在有限的页面中准确明晰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常常是人们所要面对的问题。这种凿字炼句的锻炼,不仅提高了文字的使用率以及文字的张力,而且在不知不觉间培养了人们的理性思维以及逻辑抽象思维。
因为文字的阅读与理解的过程是一个推论与对话的过程,可在此过程中,读者的反应往往是孤立的,他只能依靠自己的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