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书写下的女性主体
——苏青长篇小说解读

唐 超

(安徽大学 文学院，合肥 230039)

焦虑书写下的女性主体
——苏青长篇小说解读

唐 超

(安徽大学 文学院，合肥 230039)

苏青的自传体小说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真实地表现了20世纪40年代知识分子女性的生命体验和焦虑状态。个体内心世界、生理本能、社会层面、文化层面等不同情境中的焦虑在外在性的生存环境中相互交缠，呈现持续性的内在冲突和悖论。而女性在焦虑的压抑与寻求自由的突围中其主体意识逐渐浮现，苏青小说在对女性意识的凸显中传达了蕴藉心灵的人文关怀。

苏青小说；焦虑；女性主体意识

苏青作为20世纪40年代沦陷区的海派作家，将自己在“孤岛”生存的真实感受化诸笔端，以世俗化的写作姿态呈现特定时代女性的隐秘体验。《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以及《歧路佳人》等三部长篇小说探讨了男权话语世界压抑下的两性关系、女性独立、职业家庭、人生选择等问题，女性在内在与外在多重价值冲突下引发了扩散性的焦虑感。克尔凯郭尔将焦虑视为人类在面对他的自由时所呈现的状态，苏青小说中的女性焦虑书写透露出强烈而鲜明的女性寻求自由独立的主体意识。

现代中国三代女作家们不论是对女性社会公共空间的言说还是对女性自我空间的文化表达，其实是沿着“由反封建、反父权的时代主题到对男权的”发现“以及对内在”匮乏的“女性主体的指认。”[1]“五四”新文化运动建构的镜象——娜拉，拥有了最初的女性自觉意识，其毅然决然地走出家门的反叛姿态却只能面向观众，并不代表真正的女性独立。同前辈女性作家创作的女性文学相比，苏青的小说立足于个人空间的精神文化层面，关注女性个体生命体验，因而被张爱玲赞誉“有着广大的亲切”。苏青对“娜拉”出走后的人生进行建构，以一种西苏等女性主义者倡导的“阴性书写”方式面向妇女写作，探讨男性中心文化之外的女性“边缘文化”，直接地戳破女性在多重焦虑包裹下自我匮乏的真相，积极寻求女性主体意识的复归。

一、肉与灵的焦虑——身体与情爱的放逐

“五四”一代的女作家对女性身体的观照与革命意识形态相呼应，揭露女性身体长期被宗法社会压制、异化的现实，并把追求身体的自由纳入民族国家解放的伦理范畴。而苏青的女性身体书写赓续了这一批判性题旨，却赋予了女性身体更多的自省内容。身体的完整、独立、自由是主体意识的必然要求，苏青试图以笔下女性身体焦虑展现其欲望表达，并且进行女性主体的建构。

苏青的三部长篇小说中，女主人公与母亲相依为命，父亲形象的缺席是作家和女主角反叛男权社会的话语机制，小说身份设置上父亲的空缺暗示了女性主体意识建立的可能。同时，女主角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也扩大了这份可能性。然而，生存环境的设置又滞碍了主体实现的可能性。苏怀青和符小眉生长在旧式家庭中，在人生诸多问题的抉择中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礼教的禁锢。她们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产物，而她们又是传统与现代思想共同缔造的女性，所以面对突如其来的包办婚姻时，即使符小眉哭吵不依，也只有辍学回家，举办新旧参半的婚礼，走向传统封建大家族，过着无聊的闺阁生活。女性身体被男权中心挤压至边缘地带，丧失了自我主体性。

在父权夫权文化的双重禁锢下，从走进父母之命缔造的婚姻殿堂的那一刻，女性就被迫进行由天真懵懂的少女到琐碎庸常的少妇之间的身份转化，被男权话语规囿为谨遵妻性的性别文化身份，成为丈夫的所有物。而宗法父权制是几千年来中国女性的梦魇，尤其对于接受现代教育的知识女性而言，身体异化的现实困境缔造了被父权中心话语镇压的女性焦虑。婚后的苏怀青只能被束缚在夫家的阁楼上，暗自艳羡远在南京而行动自由的丈夫。

精神分析学认为，当人的力比多受压抑时便产生焦虑。“当女性发现自身是压抑的对象，女性本身便成为主体，一种认识意义上的主体。”[2]压抑和焦虑是女性自身独特的生理、心理体验，而女性身体的压抑、焦虑可以作为反抗和解构男权社会的潜在动力，在对自身情境的认知过程中，女性身体主体、情爱主体、性别主体意识得到复苏，使女性成为一种认识意义上的主体。苏怀青怀孕生女的巨大疼痛生理体验，使她第一次认识到男性和女性之间天生造就的不平等，她开始质疑婚姻对女性的残忍，“结婚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只要肚子痛过一次，从此就会一世也不要理男人了。”[3]151乐黛云在《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中谈到女性意识应当包括社会、自然和文化三个层面的内容。前者是指“从社会阶级结构看女性所受的压迫及反抗压迫的觉醒”[4]；自然层面是指从女性生理特点研究女性诸如受孕、生育等独有体验；而文化层面就将女性与男性对照，了解其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处境。女性的生育是一场生死之战，身体巨大的疼痛感带来了精神上被死亡胁迫的惊惧，这是男性永远体会不了的孤立无援的焦虑。

正是身体焦虑构成了女性隐匿在历史和现实中的本源性焦虑，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和性权力的禁锢，不仅让女性无力支配自己的身体，也丧失了能自由选择性对象和拒绝性侵犯的权力。苏怀青和符小眉的婚姻是他人主宰的结果，无爱的婚姻事实拓展了女性焦虑的平面空间，灵与肉的表达充满了矛盾和焦虑：“我不知该怎样对待自己的丈夫才好？想讨好他吧，又怕有孩子；想不讨好他吧，又怕给别人讨好了去。我并不怎样爱他，却也不愿意他爱别人；最好是他能够生来不喜欢女人的，但在生理上却又是十足强健的男人！”[3]167

怀青公婆和母亲对其生女孩的宽慰并不能减轻她必须生男孩的心理压力，也正是在男女有别的家庭生活中，她幡然醒悟自己不过是生育机器，于是她的焦虑、压抑情绪转化为一种追求女性主体性的愤懑：“我偏不要养男孩，永远不！我要找职业，我要替天下的女孩子们出口气呀！”[3]161她的婚姻笼罩在宗法父权文化的阴影下，被塑造的妻子形象遮蔽了女性多重的生命体验，无爱的婚姻放逐了女性主体关于身体与欲望的表达。

二、主体身份焦虑——出走的“娜拉”

怀青的身体焦虑是女性主体确认的肇始，随后她的焦虑更是呈现其他面貌。比如她开始幻想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在这个屋檐下自主把握婚姻关系和生活选择。“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是女性主义者倡导的女性独立的前提。房间是隐秘的私人空间，是女性身心妥然安放的场所，记录了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房间于苏怀青而言，不仅仅是物质实存和空间概念，它还指涉女性心理和文化层面上的多重内涵。闺阁生活拘囿了她的理想，而当和丈夫贤在上海租房拥有自己的小家后，她并不是飞出鸟笼重获自由的鸟儿，恰恰是空间的转移加深了她的焦虑。丈夫贤无力承担家庭生活开支，而妻子想要靠写作来维持家庭运转时，又被儒家倡导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粉碎。

但是在做家庭主妇的生活中，回归传统女性依附男性的生存模式下，苏怀青仍然有着主体性匮乏的焦虑:“我是一向希望别人有了我便不再作第二个想的，假如什么地方有人比我更出风头，我便不去了。我呀，宇宙的中心应该就只有我一个呀！蔚蓝的天空中假如罗列着无数隐约的星星，我便应该是那个寒光泻照万里的大月亮。千红万紫的花园里假如充满着没名目的花卉，我便应该是那一茎高招的白莲花。”[3]210苏青借女主人公之口，表达女性渴望摆脱“他者”的阴影，确认自己的合法性存在。

丈夫的无能、幼稚和婚姻出轨显露了爱情和婚姻的虚妄，苏怀青和符小眉最终如“娜拉”般推开家门，扬长而去。然而女性摆脱了横亘在头顶上的“夫权”乌云的笼罩，却仍然走不出焦虑的羁绊。走出家庭的现代知识女性，首先面临的是物质匮乏而引起的生存焦虑。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宣扬男女平等，倡导女性经济独立，为受传统宗法制压迫的女性提供了光明人生的愿景，但是新旧交替的社会环境并未给予女性独立谋生的现实基石，女性人格独立的内在要求仍然受限于经济独立的外在事实。

因此，苏青小说的女主人公初入社会就遍尝谋生的苦楚，在追寻主体性自我的路途上挣扎彷徨。当女性主体意识驱使她们告别家庭后，她们十年来相对安稳的家庭生活却映衬着现实的破碎，她们在眼前的人生迷雾中本能地渴望爱的垂眸。于是她们在踽踽独行的路上难免黯然神伤，对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怀疑、自责，不时呈现回眸过去的姿态。这在女性主义者看来未免不够坚定，但是正是苏青敢于直面女性真实的心理体验，才刻画了古往今来被男权世界遮蔽的女性世界，我们才更真实地窥见女性主体的精神焦虑。

三、生存困境焦虑——“娜拉”的歧路彷徨

苏怀青和符小眉因为离异妇女的身份，使她们的求职经历一波三折，社会对离婚女性的歧视加剧了她们的焦虑感。窦太太对小眉离婚感到不可思议，认为是妻子无能才规劝不了丈夫，最终酿成自己的悲剧。因为认识层次的巨大差距，女性与女性之间存在着鸿沟，这也流露出苏青对女性群体困境的自省意识：女性主体地位的丧失，不仅仅是夫权/父权的压制，作为“第二性”的女性自身也得负责。女人的相互嫉妒、仇视使得处于男性社会压迫下的自己更加孤苦无依，因而妇女解放之路任重道远。

经济独立是妇女人格独立的基础，而女主人公们的知识分子身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求职无门的困境。然而处在男性话语世界的女性仍然遭受男性的欺凌，苏怀青担任电影厂编剧不久就失业在家，小眉作为家庭教师看尽主人脸色，这时，女性因为物质、社会认同而焦虑。

而爱成为化解女性焦虑的书写策略。在求生的渺茫中，苏怀青的母性意识给予了她绝境逢生的一丝光亮。她正打算跳江时，突然想到自己年幼无知的孩子们，孩子对于母爱的呼唤使她必须存活下来，对他们负责。女权主义理论家贝蒂·弗里丹在《第二阶段》中，总结了前期西方女权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一改追求“同样的平等”为追求“差异中的平等”，在尊重两性差异的前提下，正视女性对生活的敏感和母性的呼唤。母性意识是女性主体意识的重要内容，苏怀青的母性意识驱动着她的主体意识的复苏。

她最终被迫成为一名女作家，在乱世生存背景下，品尝女性独有的荒凉况味。在民族存亡的历史时刻，救国意识呼唤着大丈夫毁家纾难，“小家”让位于“大家”。向来以家庭为重的小女子“浮出历史地表”，走向历史政治的舞台，或如木兰从军，服务社会；或被迫空守闺阁，自怨自艾；或选择作一名记录者，忠实于现实与内心。正是在风云变幻之际，传统家庭伦理受到冲击，男权社会秩序被削弱，掩藏在历史中的女性才有书写自身的可能。苏怀青书写自己的经历，而她又作为作者苏青的书写对象，讲述与被讲述之间呈现了现代性的精神焦虑。

无论是母爱还是男女之爱，都作为苏青蕴藉寂寞人生，追求独立自由的书写手段。当战火硝烟席卷昔日的繁华绮梦，个体的生命就变得卑微又珍重。在时代环境的强行介入下，人的选择，尤其是女性的命运就变得飘忽不定。女性悲怆性的生命体验和孤独焦虑迫使她们尽快融入一个有异性参与的集体。苏怀青成为女作家后，她选择租住一间自己满意的小屋，甘愿再次退回 “房间”，这也象征了女性个体返回内心世界的焦虑。朋友往来的热闹冲淡了她小屋的孤寂，朋友的关爱和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她的孤独焦虑，使她走向自我认同。可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自尊自爱内容又悬置了她对爱情的渴望，她深切地明白男欢女爱不过是逢场作戏。所以，在随后的几段情感中，她表面上云淡风轻，背后却独吞情欲的苦果。每股焦虑情绪的产生，都不可避免地来源于一段创伤性的经历。于苏怀青而言，堕胎的痛苦体验带来了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焦虑，她看清了男性世界的虚伪残忍面目，认为女人只有摆脱“妻性”伦理的奴役，才不会再次沦为男性的家中玩物。

《歧路佳人》中，史亚伦玩弄小眉的感情并引诱她获得赌资，在爱情中女性从来就是弱者，受男性的牵制。即使怀青和小眉最终主动退出，也抹不去内心的失落迷惘。“我们都像一株野草似的不知怎样的出芽,渐渐成长,又不知怎样地被人连根拔起来,扔在一边,以后就只有行人的偶一顾或践踏了。”[3]379道出了女性生存的无奈困境。

女性焦虑迫使女性用身体、欲望、女性主体意识来反抗宗法社会的压抑机制，而苏青小说在挖掘女性主体意识，重塑女性身份的同时也看出过程之难。所以她常常在小说女主人公走投无路时，设置一个无私相助的男性角色，来拯救她们的物质困境。金总理赠与怀青的十万元让她有了私人住所，窦先生给小眉一百亿的支票，让她摆脱了赌徒史亚伦的纠缠。女主人公与资助者之间并没有交换关系，却换来了男性角色的义气解围，可以看出苏青对焦虑女性的人文关怀和实现女性主体价值的期待；另一方面，从实质上看，女性仍要受制于男性社会，男性对女性命运的主宰仍将继续。走出家门后独立谋生的苏青，深刻地体味了炎凉世间的生命之殇，所以并未对女性解放之路抱以不切实际的幻想。

传统和现代的因素在苏青身上交互缠绕，影响着她的女性意识属性。她小说中的女性主体意识拥有蓬勃向上的力量，只待找到缺口就会喷薄而出。焦虑矛盾心理或许是女性主体意识表达的动力因素，但是在传统保守思想的浸染下，苏青的女性意识表现出面向传统的撤退姿态。在《续结婚十年》的末尾，叙述者苏怀青和作者苏青声音重叠，说道：“虽然我自己从来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情过，但是我相信我的儿女们一定会有的。也肯给与人，不像我一般自私自利。我要为他们祝福着！我宽恕一切对不起我的人，也希望我所对不起的人们能够宽恕我；人生是如此……如此有意味呀!”[5]在对下一代的希冀中，苏青真实倾吐了自己身为女性的悲哀，又传达了她超越性别属性的人文关怀。

[1] 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9.

[2] 林幸谦.女性主体的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Ⅱ[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40.

[3] 苏青.苏青经典作品[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151.

[4] 乐黛云.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J].文学自由谈，1991(3)：45-49.

[5] 苏青.苏青文集·小说卷：中[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245.

Female Subjectivity in Anxiety Writing： An Interpretation of Su Qing's Novels

TANG Chao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Based on her own life experience, Su Qing's autobiographical novel truly performs the life experience and anxiety of women intellectuals in the 1940s. Anxieties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such as individual inner world, physiological instinct, social and cultural aspects and so on are intertwined in the survival environment, showing persistent internal conflicts and paradox. While women are in the depression of anxiety and seeking freedom, their subject consciousness is gradually emerging, which conveys the humanistic concern in Su Qing's novels.

Su Qing's novels; anxiety; female subject consciousness

2017-03-03

唐 超(1992-)，女，安徽芜湖人，硕士生。

I06

A

1008-3634(2017)05-0086-04

(责任编辑 蒋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