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瑞安地方士绅与社会事业
——以张棡《杜隐园日记》为中心的探讨

李 萌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071002)

清末民初瑞安地方士绅与社会事业
——以张棡《杜隐园日记》为中心的探讨

李 萌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071002)

清末民初，在瑞安士绅的努力之下，瑞安地方社会事业不断完善。在教育事业方面，新式学堂和阅报公所的建设，使瑞安初步完成了教育转型，提高了百姓的文化水平，改革了落后的民俗风情；在公共事业方面，海塘、庙宇等方面的建设，让瑞安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地方士绅在瑞安地方社会事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主角的作用，士绅阶层也不断发展壮大。

社会事业；新式教育；公共事业；地方士绅

“士绅阶层”的概念是由美国学者费正清最早提出的，据他研究，在宋代以来，中上层家族主导中国人生活之甚，使之产生了“绅士阶层国家”之说[1]。关于“士绅阶层”的特点，李世众将其归结为三点：其一，这个阶层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士绅们通过科举、书院等方式聚集起来，掌握了中国社会文化和知识权威；其二，这个阶层与基层社会有密切联系，士绅在城市和乡村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三，士绅是民众和国家之间的中介性精英，扮演着沟通桥梁的角色[2]。那么，何为社会事业？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当前，社会事业被广泛用于涉及民生问题的诸多方面。潘允康在《中国民生问题中的结构性矛盾研究》一书中总结社会事业具有三种社会功能：其一是生存保障功能；其二是社会协调功能；其三是提升社会生活功能[3]。尽管清末民初尚无社会事业这一概念，但社会事业所包含的概念和功能均可在清末民初的传统社会中找到相应的原型。

瑞安地处浙江东南沿海地区，东临东海，南接平阳县，西界文成县，西北与青田县搭界，北靠温州市瓯海区，东北隔海与洞头县相望。便利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为瑞安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尤其是近代以来，瑞安依靠其特殊的地理优势和优质的社会环境，在政治、经济亦或文化的发展等方面均取得很大成就。近年来，关于瑞安清末民初发展状况的研究成果颇多，所涉及的范围大致包括清末民初教育与学堂转型、戏曲和方言研究、知识分子与地方士绅的活动、灾害研究等方面。但是，学者们对晚清以来瑞安当地士绅与社会事业之间的关系研究相对薄弱。本文拟以地方士绅张棡所著日记为视角，对清末民初瑞安社会事业进行研究，从中窥探地方士绅在当地社会事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起作用。

一、清末民初瑞安士绅与张棡日记

清末民初，瑞安当地士绅可谓人才辈出。就上层士绅来说，瑞安的孙氏和黄氏家族声名显赫。孙锵鸣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奏请罢斥权相穆彰阿，步入仕途，官至仕读学士、武会试总裁等。其兄孙怡言，于同治八年署江宁布政使，十一年补江南盐法道，并于光绪元年(1875年)授湖北布政使。孙衣言次子孙诒让，在同治六年中举，后任福建清史司行走，逐渐成长为晚清著名的教育家和国学大师[4]。黄氏家族也是人才辈出，黄体芳、黄体正、黄体立三兄弟均在中央或地方就任高官，声名显赫，体芳之子绍箕和体立之子绍第为其门后继之人。就下层士绅而言，当以张棡和林骏等为代表。他们科举之途不顺，通过捐纳而获得一定功名，主要在乡从事教育或者担任幕僚，因其生活与当地百姓和民生息息相关，对地方事务有极大参与度，因此，他们更加了解社会事业的发展状况。

本文以张棡《杜隐园日记》为中心展开论述。张棡(1860—1942)，字震轩，号真叟，出生于温州府瑞安县汀川里(现汀田)，因其晚年读书之地称为杜隐园，故晚号杜隐主人。张棡出身书香门第，光绪六年(1880年)，21岁的张棡入邑庠。张棡科举之路屡经挫折，多次参加乡试均未成功，近30年的科举奋斗之路，仅以廪贡生的功名结束了他的科举生涯，因此，其仅能以下层士绅的身份存在。而后他以教书为主业，对转型时期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著贡献，张棡还以士绅身份积极参与当地社会事业的筹划与建设。主要著作包括《史读考异》、《杜隐诗存》15卷、《张震轩诗文稿》两册、《杜隐园日记》等。其中《杜隐园日记》共约270万字，记录了自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到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长达半个世纪的日常生活[5]。其日记时间跨度之大，内容之丰富，记载之详尽，实属罕见，集中展现了近半个世纪瑞安当地的风俗人情和社会风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民俗、文艺等诸多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地方史料价值。

二、从张棡日记清末民初瑞安的教育事业

从古至今，教育在社会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无论是旧时科举制度的进仕之道，还是清末民初教育改革推行的新式教育，都在一定时期起到稳定社会秩序、保障社会人员合理有序流动的重要作用。士绅阶层作为清末民初教育改革过程中重要的阶层之一，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对中国教育改革发展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本节主要透过张棡日记，对瑞安士绅创办的阅报公所以及学堂转型进行分析，以窥探清末民初瑞安地方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阅报公所

甲午战后，全国掀起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各地报刊业为加强新思想的宣传而迅速发展，阅报公所也受报刊业发展的推动应运而生，进而普及全国。在全国范围内，阅报公所的兴盛经历了两个高潮：其一是在维新之风的推动下，长江中下游地区纷纷兴办阅报公所，但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各地报刊业深受打击，阅报公所建设也受到很大影响；其二是在1901年清末“新政”影响下，报刊业再次出现复苏迹象，1904年，全国范围内的阅报公所有突破发展[6]。

瑞安阅报公所在清末“新政”影响下逐渐兴起。1901年，瑞安学计馆创办，张棡在日记中写到：“城中现议在学计馆中设阅报公所，赴馆阅报，须先付报资五角，收条为凭。馆中计买十余报，任人分阅。”[5]72学计馆阅报公所是开风气、启民智之举，与官方欲加强地方文化建设不谋而合，“又有公款拨出，拟建藏书楼一座，广购经史子集及近时西学诸书，有志者均可赴阅”[5]72。至此，阅读之风在瑞安渐成风气，民众阅读热情有所提高。

光绪二十七年，瑞安地方欲将聚星书院改建为河乡学堂，提出先购买书报以开风气，但南北乡士绅因意见不同而议论纷纷：“有谓学堂未设，遂提款买书，多则无钱，少不够用；有谓瑞城学计馆有书，尔南乡离城十余里，尚嫌远不去，北乡一二都离聚星三十里，焉能远来看书。”[5] 89对于南北乡的购书纠纷，黄仲弢特意撰文进行劝解：“前闻诸君有购置书报之议，业蒙县尊示谕允行，法良意美，欣佩无量！比闻北乡诸君颇有异议，甚为骇愕！……前闻震兄言，办法章程须南北乡会商评定最为公允。鄙意院中收发书报，出入银钱等事，南北乡宜各公举一二人或合管或轮管，……总之，早一日开办，则早一日被其益，多一处考求，则多一处蒙其利。”[7]由此可以看出，地方上层士绅在面对地方书报事务之时亦煞费苦心，尽全力来促进地方事业发展，尽可能避免纠纷。在多方努力之下，南北乡诸士绅意见达成一致：“诸君既嫌南太南、北太北，不如仍遵诸君之议，三处分办何如？诸君均同声称善，议遂定。”[5] 97至此，瑞安阅报公所建设开始进入创办阶段，这拓宽了学子和百姓的阅读渠道，读报逐渐成为社会风气，对地方教育发展和社会改革起到推动作用。

(二)新式学堂

清末民初正值全国教育转型的关键时期，1905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停止科举，推广新式学堂。在全国教育改革之风的吹拂之下，瑞安士绅逐渐转变身份，从私塾教师转为新式教育者，并积极参与新式教育建设。

瑞安新式教育开端于1896年瑞安学计馆的创办。在甲午战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际，孙诒让以“致用济世，振兴中华”为目标，于光绪十一年(1895年)冬与黄绍箕、黄绍第、申甫等9人发起成立瑞安学计馆的前身瑞安算学书院，此为当时瑞安专门教授数学的新式学校[8]。张棡在日记中记载道：“盖此馆系孙君仲容、黄君仲弢及申甫等倡议，以近日洋务需才首重格致，故特开此馆。”[5] 32孙诒让认为学计馆“皆以甄综艺术，培养人才，导厥涂彻，以应时需，意甚盛也然。……储材兴学以待国家之用，而出其续余以泽乡里”[9]。由此可知，学计馆为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而加强向西方学习，其大而言之是为国家储备人才，小处而言是为地方培育精英。在教学内容上，孙诒让认为：“学计馆之开，专治算学，以为致用之本。盖古者小学六艺之一端，而造乎其微，则步天、测地、治兵，厥用不穷。今西人所以挟其长以雄视五洲者，盖不外乎是。”[10]《学规》规定：“学徒除习算外，如中外交涉事务，本国及外国时事记载及近时西人所著格致诸书，每日择简明切要者，讲示一二条，以广见闻而俾实用。”[11]可见，其把算学作为主要科目，同时也重视中外交涉事宜以及西著的研读，以汲取外国文化的营养成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张棡在家乡开办普及小学堂，于二月六日开馆，日记中记载到：“是日小宗祠内普及小学堂开堂，学生到者计三十余名。因先授以《时务三字经》及《蒙学读本》首编。”[5]105此为地方蒙养学堂的典型代表。张棡于二月十二日游历翁梓材所办罗峰学堂，感叹到：“然蒙以养正，高以下基，果使各乡村塾皆改学堂，严定教科，不出数年，下等社会大开知识，未始非文明进化之起点，正不必鄙为简陋而不屑为也。”[5]107士绅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建设蒙养学堂，夯实学子基础，以此作为教育转型之开端。此时，女学教育开始初步发展，张棡赴卫房宫看吴之翰所办女学堂时认为：“女学发达定推此为起点。”[5]109同年九月初五，他又赴郡城访问金持廉先生在周祠开设的女学。此学堂开办之日，“城中男女来观者不下数千人”，说明女学在当时仍为新鲜事物，但学科建设逐渐完善，包括国文、历史、算学、音乐、体育等在内诸多学科已经形成。张棡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受聘于瑞安中学堂任中文教习，“教习国文、历史，计修金大洋二百元，节敬、旅行费在内，膳费则由堂供给”[5]119。此时，师范学堂建设也在计划之中。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张棡与瑞安士绅商议将聚星书院改办师范传习所事宜。

经过士绅和官方的努力，瑞安新式教育逐渐成型，形成学计馆、蒙学堂、中学堂、女学堂、师范学堂等一系列相对完整的教育体系。但是，学堂多由士绅独自或士绅合伙创办，办学资金得不到保障，此时的官府财政入不敷出，极少投入地方学堂建设。因此，大多学堂都出现资金短缺的问题，张棡曾与孙仲容谈论经费问题，说：“现今学界困难之势，总以筹费为第一问题，而筹费一经官府便生出无数波折，非借口成例之难援，即责以舆情之不协，于是地方公有之利，遂坐视猾吏豪民中饱霸持，不能取分毫而供公益，此真可为长太息者也。”[5]120可知，地方教育事业的建设，官府的投入远不如地方士绅，士绅们期望通过新式教育发展为国家、为地方培养有用人才。

三、从张棡日记清末民初瑞安的公共事业

(一)修筑海塘

瑞安的地理环境特殊，水旱灾害时常发生。在建国前，因瑞安防灾减灾措施不到位，水旱灾害给当地农业生产和人畜安全造成巨大威胁。关于瑞安的自然环境和水涝灾害，瑞安市志中记载：“全市陆地境界长度为267.69公里。全境总面积4461.26平方公里，其中陆域面积1407.26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31.41%；海域面积约306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68.59%。”广阔的海域面积，加上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给瑞安带来热带风暴、台风和暴雨，加上天文大潮，常引发山洪暴发，下游风潮顶托，江河水涨，酿成风灾、水灾”[12]。

据张棡日记对瑞安水旱灾害以及引发次生灾害的记载，可知从光绪二十年(1894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瑞安共发生灾害7次以上，近乎年年受灾。有鉴于此，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瑞安士绅开始商议修筑海塘，以抵御自然灾害的侵扰。七月十三日，林德振等与张棡谈筑海塘事宜，张棡极为赞成：“余谓此事久已有心，惜甲午年议而扔罢，为可惜耳，今子既仗义倡始，是绝大功德事，余虽不敏，当赞成之。”[5]82随即士绅进行海塘考察，拟定修筑办法，并于七月二十日提出具体修筑计划，“今拟建筑海塘自东山至梅冈，每地每村分工自筑，每园一亩捐一二工，塘基约筑有六弓阔，坡地而上，高约二丈有余，节节筑成，村村连续”[5]83。同时，筑塘工程得到上层士绅黄仲弢等人以及官府邑令的重视，均对修筑情况进行询问和督促，黄仲弢称：“此事甚善，予前日已同道宪谈及，伊称来月赴瑞阅兵之便，当过海塘一带察看是否完筑情况也。”[5]90黄仲弢作为地方与官府之间的桥梁，切身关注海塘建设，通过与官府的沟通，为地方建设谋取一定支持。

自从修建海塘后，张棡日记对水旱灾害的记载大为减少。士绅积极参与修筑海塘，其核心目的是关注百姓生存大计，保障农业生产稳定，维护民众的公共利益，也希望由此在当地获取一定声望。

(二)修建寺庙

中国传统社会，寺庙和祠堂中的祭拜活动在社会生活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其中既包含着对祖先的思念和敬仰，也含有对偶像和神灵庇佑的祈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寺庙和祠堂成为重要的公共建设工程之一，修建工作一直贯穿于社会发展之中，其支撑者主要为宗族、士绅以及官府。

从光绪十四年到民国七年，张棡日记所记载的寺庙、祠堂修建共有6处。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十三日，他到头陀寺游玩时，“见大殿新筑极其宏敞，寺中大殿新建，约五丈一尺六寸高，四围均用石柱，宏壮非常，比仙岩寺尤大一倍，温郡中当以此寺为首”[5]23。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二月初八，他再赴头陀寺，此时“头陀寺大殿及左右客堂、戒堂、祖堂、方丈均已落成，真有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之景”[5]36。经过几年修葺才逐渐完工的头陀寺，不仅成为祭祀的重要场所，而且也是百姓休闲之地，往来游客络绎不绝。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一月初七，张棡去西岘山文庙游玩观戏时，“见文庙丹楹焕彩，匾额辉煌，后殿一带房间均修造精致，可为邑人诵读之所，闻刘君捐资约一千三百金”[5]64。可知，士绅在寺庙修建过程中捐资颇多。除此之外，张棡日记还记载了梁储庙和东瓯王庙的重修情况。关于新建祠堂，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十九至二十日，在北门承天宫旁新建节孝祠，“新祠建在北门头承天宫旁，规模宏敞，垩饰焕然一新”。四月二十日，张棡等士绅皆衣冠严肃，送其先人入主新祠，“在城绅士奉主入祠者四五百人，马吹马导，头牌执事，热闹之至。……两旁观者人山人海，无不啧啧叹羡云”[5]29。此过程，既可以显示士绅的身份和地位，也可以看出祭祀活动的重要性。

士绅阶层所修建寺庙祠堂，一方面是祭拜神灵或祖先，祈求全家平安，以得到心灵上的慰藉；另一方面是为地方祭祀祈福，以期当地风调雨顺，和谐发展。

诸如此类的公共事业本来应由官府承担主体责任，但无奈清末民初我国特殊处境，官府往往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而作为百姓与官府之间的士绅阶层就承担起公共事业建设的主要任务，那么，他们究竟在社会事业中扮演何种角色？

四、士绅在社会事业中的角色分析

清末民初，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在内忧外患的国情和社会转型变革的影响之下，中央和地方权利发生了一定变化。此时，地方上的官府丧失权威、不作为的情况愈加突出，这为作为官府和民众之间的士绅阶层提供了上升空间，使其逐渐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地方事务的领导者和地方社会事业建设的主体，并在社会事业建设过程中增强实力，提高了社会地位。

(一)地方士绅在社会事业中的主角作用

清末民初，科举制度的废除使进仕之途被阻塞，更多的士绅选择留在家乡从事教育等活动。他们在国家和地方政策转型、资金不足和权威下降的情况下，逐渐成为社会事业建设的主体；利用自身对教育资源的掌控，成为新式教育转型时期的领导者；通过集资和联合等形式主持兴办新式学堂和阅报公所等教育机构。据《温州瑞安县城内教育区所表》统计，1903年，瑞城已有“普通学堂”一所，“小学校”一所，“女学校”一所，“实用补习学校”一所。在“癸卯学制”全国普遍推行之际，瑞安学堂建设已初具规模[13]，并初步完成了地方教育事业的转型，奠定了教育改革的基础。

在地方公共建设方面，地方政府财政不敷，不能及时有地效采取措施保障民众生活。而作为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士绅阶层，则承担起此项任务。地方士绅积极参与瑞安海塘修筑的工程，以便利当地农民生活，保障农业生产合理有序。另外，士绅们通过修建寺庙祠堂，以保障人民祭祀活动顺利进行，使百姓心灵得到安宁，从心理层面稳定社会秩序。

平心而论，瑞安地方士绅对教育事业和公共事业的建设，是在关注百姓日常生活的前提下推行的，这不仅在社会改革时期为百姓提供了相对安宁的生活环境，而且对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也有促进作用。因此，地方士绅无疑在社会事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主角作用。

(二)社会事业发展为士绅提供发展空间

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的瑞安，其社会事业的建设也不同于以往。清末社会改革的推进，使得社会事业建设日益重要，废除科举为新式教育提供了广阔空间，作为教育承担者的士绅阶层登上时代发展的中心舞台。他们通过教育改革，促进其自身地位的提升和自身价值的实现，并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士绅们在修筑海塘和修建寺庙祠堂的过程中，不断团结积聚自身力量，巩固士绅阶层地位，以期在社会转型时期获得发展空间。

社会时代转型促进了社会事业的发展，士绅阶层利用其资金和地位优势，不断发展自身的力量，以谋求其在地方上发展、生存的优势地位，维护其特权地位在当地的巩固与发展。

五、结语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的明天。本文以《杜隐园日记》相关史料为主要线索，对光绪二十一年到民国七年时期内瑞安的主体社会事业进行了简要叙述，并对士绅阶层在社会事业建设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承担的角色进行了分析。尽管在茫茫历史中算不上是辉煌成就，但其建设经验仍有值得借鉴之处。

瑞安士绅面对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事业建设，敢于在社会变革之中前行，对新生事物果敢尝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央和地方官府没有能力和精力去完善社会事业，以保障人民生活，而士绅阶层作为百姓和官府的中间阶层，承担起了社会建设的任务。士绅阶层在没有国家资金充足支持的情况下，对社会事业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新的时代条件之下，对于社会事业如何才能合理快速地适应社会形势，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清末民初士绅创办社会事业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事业的概念更具时代内涵，但其根本目的仍是保障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发展。当代社会事业之建设应在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活力和创造力，实现国家与地方、官方与民间的通力合作，以更好地推动地方社会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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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urn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saw the constant development of social causes in Rui′an thanks to the efforts of the scholar-gentry class. Modern schools and public newspaper reading-rooms were established to transform the local education, improve the education levels of local people, and reform the outdated folk customs. As for public service, seawalls and temples were built to guarantee basic livelihoods for Rui′an people and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The scholar-gentries played a major role in developing the local social causes in Rui′an as the scholar-gentry class was expanding.

Keywords: social causes; modern education; public service; local scholar-gentry

(责任编校：彭巍颐)

Rui′anScholar-gentryClassandLocalSocialCauses:AStudyonZhangGang′sDuYinyuan′sDiary

LIMeng

(School of Histor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K251

A

1673-0712(2017)04-0029-05

2017-05-18

李萌(1994—)，男，河南洛阳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