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取向：语文课程的文化选择

毛启芳

摘 要：语文课程本质上不是一种“价值中立”或“文化无涉”的纯粹知识活动，它在特定的文化处境中会做出相应的文化选择。在各种文化冲突和矛盾的挑战下，语文课程以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认同感作为教育目的取向，以交往的实践作为教育过程取向，以文化自省和文化自觉作为教育品质取向，消除语文课程中的文化霸权和控制。这在以“科学理性”为主导的文化环境下，认清了语文课程的文化本质。

关键词：语文课程 价值取向 文化处境

一、文化目的：以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认同感为取向

在全球化背景下，强势文化通过各种文化输出对我国民族生活经验和文化价值观带来侵扰，因此，学校教育负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使命。在所有的学科中，语文教育对传统的继承性最强，受传统的影响也最大。语文教育承载着厚重的民族哲学，独特的民族思维方式，民族精神气质，璀璨的传统文化等瑰宝。在培养青少年的民族文化认同和健康积极的价值观上，语文教育承载的悠久历史，使其比其他学科负有更多的责任，也需要传递更多的文化信息、文化观念。

语文教育作为我国的母语教育为何而教，这个问题既平凡又深刻。“语言记录着一个民族的历史，是民族文化的形成物。教育情境下学生语音的积累、语文的学习即是教育发挥传递、选择和创新文化功能的過程，同时也是学生民族情感涵化、民族意识觉醒、民族思维拓展以及民族精神建构的过程。语言和文化的统一，情感和智慧的和谐。才是语文的全部内涵，语文的本质就是母语及其所负载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精神。”[1]基于这一观点，我们认为语文教育的文化目的取向是培养学生对自己的民族精神以及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钱理群认为，“语言并不简单地是一个交流与思维的工具，他是人的生存空间、生存条件和生存方式，人的存在要通过言说来表现”[2]这与海德格尔主张的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语言成为存在的家的观点不谋而合。“语言文字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交际符号和思维工具，而是一种独特的民族（个体）精神架构和文化历史（个体）的存在与表达方式，是引领我们通过有限的在场者抵达存在整体的路标”。3]语言文字是精神世界的表层结构，而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则是精神世界的深层结构。语言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积淀的形态。我们透过语言来认识世界，透视自身，从而更加清晰地了解母语所在的处境，将母语的精神和文化力量内化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与言行之中。引领学生认识语言的民族性、历史性、文化性和独立性，从而认识自己作为个体，自己所在族群，自己所处的人类世界的生存空间、生存条件和生存方式，发现自己的存在，发现存在的家。这才是语文教学内容的本质，而不是单纯对学生进行横、竖、撇、捺的机械操练。

所以，语文教育必须注意把握母语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内在沟通与联系，体现出语文教育所承载的厚重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具体到教学中，就要从汉字本身的意义与结构来说文解字，从字词之中捕捉细腻的情思，以悲悯的眼光从人情与世情的常态来阐释文本，用华夏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底蕴来关照生命，让文化的濡染过程渗透在字里行间的点点滴滴。

二、文化过程：以交往的实践为取向

目前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的中小学课堂教学中，仍然无法摆脱传统课堂教学的束缚。教师是课堂的中心，是知识的权威，学生在课堂上要遵守各种“规定”。学生们“枯坐听讲”，等着被老师提问，学生与学生之间缺乏交流与互动。这样教条化、静态化、孤立化的课堂教育对学生来说确实是一种“刑罚”，“奇怪的是大家一直没有察觉，仿佛这期间一点问题没有似的，教育就是这样，这样才是教育”。 [4]

直到20世纪末的语文教育大讨论，人们开始关注学生的课堂生存状况，才赫然发现学生在语文教育中丢失了自己。语文教育在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矛盾张力中寻找教育理念的突围。语文教育者们已经认识到，语文不是推行文化霸权和话语霸权的工具，语文教育竖起人文旗帜，急切呼唤语文教育要以人为本，注重对话和课堂生成性。这是语文教育观念在哲学层面的重要转变，教育工作者们力图超越原来的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寻求语言的解放，精神的自由，走向交往的实践。

以交往的实践为取向的对话，是对独白、霸权、控制的超越，课程中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师生与文本之间是平等和民主、交往和理解的关系，而不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这样才能消解教学中的文化权威和文化霸权，使语文课堂从独白走向对话，从孤立走向共生，从接受走向建构。

三、文化品质：以文化内省和文化自觉为取向

多年以来，语文教学采用的就是单一固定的“教学八股”，有一套基本不变的教学程序：介绍作家作品背景，纠正字音、字词，诵读朗读，归纳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特点，练习巩固。学生们擅长于记录那些老师归纳出来的官方语言，却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写下对课文的理解和感受，因为在这种无“对话”的语言解读中，学生们陷入了集体无意识。语文教育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它希望培养出能够创造性地使用语言，真实、自由地表达内心的情感、思想的学生。但同时它又使语言成为一种符号暴力，凌驾于人的精神自由之上，使语言工具化，使学生成为语言的奴隶。我们的学生会说话，却说不出真心话，我们的学生会写作，却写不出自己的真情感，这是语文教育的一种异化。这种异化正是缺乏文化内省与文化自觉的表现。

在语文课程中，提倡以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认同感作为教育目的取向，以交往的实践作为过程取向，以文化自省和文化自觉作为教育品质取向。在语文课程文化价值取向的应然与实然分析中，能明显看出“科学理性”是无法以至高无上的姿态凌驾于“为人的价值”之上的。文化霸权、文化控制、文化压迫都是“泛科学理性”的表现，“文化在本质上是‘人为的程序和为人的取向的统一，因此，语文课程就应在人之所以为人的方式中内含着人的价值追求，既传承与巩固已有的文化，又能进行文化的创新与建构，并最终达到以‘文‘化人的目的。”[5]

【参考文献】

[1] 曹明海，陈秀春著.语文课程文化学[M].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95.

[2] 钱理群著.语文教育门外谈[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8.

[3] 潘庆玉著.语文教育哲学导论：语言哲学视域中的语文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101.

[4] 张圣华主编.叶圣陶教育名篇[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111.

[5] 沈巧明.后现代视域下语文新课程的文化品质建构[J].教育探索，2007（第4期）：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