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政策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机理

张丽丽++李鸿磊

摘要：产业升级成为中国经济结构优化的必经之路，也是制造业面对成本优势渐失的必然选择。税收负担的轻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家的产业导向，也深刻的影响着产业升级的路径。文章通过分析行业税收负担和产业升级之间的作用机制，随后以1995年至2012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5个行业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行业税收负担对于产业升级存在负面的影响，随着产业升级水平的上升影响力在增大。结合实证结果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对于我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和税收政策的优化有些许的启示。

关键词：税收负担;产业升级;高技术产业

一、 问题的提出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经济增速出现明显的下降，中国制造业原来所依靠的低成本优势逐渐减弱。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新形势下亟需优化现有的产业结构，从而实现转型升级。税收政策对于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引导着资金、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与分布情况，国家通过税收政策的变化来调控各产业的发展方向。税收负担的轻重不仅反映国家财政收入的多少，更与相关的产业政策相配合影响着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和方向。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已经逐渐减弱，产业升级已经迫在眉睫。通过相关税收政策的有效引导，加快产业升级速度对于制造业以及整个工业的发展具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

目前，对于税收负担如何影响产业升级较少有学者展开研究，因此对于这一问题还没有一致的结论，有些学者的研究认为税收优惠和减免政策能够通过提高企业的积极性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实现产业升级;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较低的税收负担让企业停留在低附加值、依靠劳动和资源的大量投入的产业链的底端，应该提高税收负担从而实现优胜劣汰，最终达到产业的升级。正是针对这一理论的空缺，文章对于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与税收负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再通过实证模型来进行验证，从而丰富相关的理论研究。

二、 税收负担与产业升级之间的理论机制

税收政策作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方式，对于一个产业、行业或者微观企业主体的發展方向产生指导作用，体现出国家对于相关产业发展的政策导向，引导着社会资源的流向和聚集。一个国家税收政策直观、定量的体现就是各经济主体所承受税收负担的轻重，合理的税收负担不但会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使其更好的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税收政策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当其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时，税收政策也要做出及时和相应的调整，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向产业链条高附加值区域移动，从而实现产业升级，最终助推整个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

产业升级最终可以归结为各生产要素在不同的产业或行业之间动态配置过程，那么税收政策对于相关生产要素的引导作用就成为影响产业升级关键，产业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到相关税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从而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产生影响。我国从1949年建国以来就对税收政策进行着不断的完善，对于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在日渐改善。从供给的角度而言，税收政策对于产业升级从要素供给侧来发挥作用。从需求的角度而言，税收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政府支出的以其收入为基础，当政府的收入充足时，其可以进行的投资范围就有扩大的空间。而政府的投资和税收负担的过高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占私人的投资空间，从而引起微观主体投资需求的降低，进而改变产业的结构。

基于上面关于产业升级与税收负担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论分析，可以知道，税收负担的轻重对于一个国家产业升级水平和速度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运用相关的数据和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则从另一个角度来验证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税收政策的改进和加快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 高技术产业税收负担与产业升级的测度

建国以来，中国的税收政策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变革，第一次是在全国范围内将原来分散的税收制度进行了统一。接下来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这次改革理顺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再就是2012年率先在上海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改革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这些税收政策的变化无疑会对制造业税收负担产生影响，最终反映在制造业的发展趋势上。将高技术行业的税收负担界定为小口径的税收负担，即税收总额与各行业工业总产值的比值。对与产业升级水平的界定则沿用大多学者的测算方法，即高技术产业的各行业总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根据《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3）》中对于高技术产业（制造业）的界定，另外考虑到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只对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和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收集和分析。表1具体列示了1995年和2011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税收负担情况和在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从表中的数据可以发现高技术产业的比重呈现上升的趋势，而税收负担却存在一定程度的下降。

四、 实证分析

1. 样本选择和数据说明。本文以1995年～2012年高技术产业的5个行业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高技术产业的总产值、税收总额和研发经费内部支出的数据均来自2002年～2012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年鉴》，鉴于2012年各行业总产值数据存在缺失，使用主营业务收入作为替代。一个行业的产业升级水平与研发经费内部支出、所在行业的竞争程度有很大的相关性，因此将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和非市场化程度作为控制变量，从而能够更加准确的对行业税收负担和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其中非市场化程度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总产值占高技术产业的比重进行测度。表2对总体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进行了列示。

为了检验行业税收负担对于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水平的影响，文章在用面板数据经常用到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借鉴了杨广青等（2014）在研究宏观税负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时采用了分位数回归模型。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Upgradingit=α0+α1tax-burdenit+α2unmarkit+α3rdit+εit（1）

Upgradingit（τ|tax-burden，et al）=βi+βτ1tax-burdenit+βτ2unmartit+βτ3rdit （2）

其中，Upgradingit代表产业升级水平，由各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tax-burden代表行业税收负担，以相对额来表示;unmark代表行业竞争程度，反映了市场力量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力;rd代表了行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的部分，反映了行业对于研发的重视程度;εit为干扰项;Upgrading（τ|tax-burden，et al）代表因變量的条件τ分位数。i代表不同的行业;t代表不同的年份。

2. 实证结果与分析。在对于回归模型选择时，Hausman检验的结果支持固定效应模型，从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均反映了行业税收负担与产业升级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再就是所在行业的非市场化程度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是正向的，也就是说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总产值所占的份额越大越能推动制造业的产业升级，这与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战略定位以及国有企业在投融资方面的优势等存在很大的关系，进而延伸到政府和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应该扮演着何种角色的问题。最后，行业的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不显著，在随机效应模型中也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与我们通常认为的有所差异，当涉及到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时，大多会提及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或者知识密集型产业转移，而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一般具有较高的研发费用的支出，出现这种回归结果是由于样本选择行业均是高技术产业，因此它们在研发费用的投入方面已经经过了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研发费用的支出对于这些行业的产业升级不存在明显的推动作用。

通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我们检验了行业税收负担与产业升级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面板分位数回归则进一步的对于产业升级水平的不同分位点进行了检验，这对于分析现阶段我国工业发展中的不同行业处于不同的产业升级水平下何种因素起到主要作用具有重要价值。对于0.2分位点处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产业升级水平较低时，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和研发费用的支出对于产业升级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行业税收负担与产业升级的仍然存在负相关关系但不明显;再看当位于0.6分位点处时，行业税收负担与产业升级的负相关关系开始在10%的水平上显著，随着分位点的增加，税收负担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在不断增大;研发费用的支出对于产业升级的正面影响则恰好相反，随着分位点的增加，其对于产业升级的正面影响在不断降低。这同上面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中，研发费用支出与产业升级之间存在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的结果是一致的，两者相互之间得到了印证。国有企业在行业中所占比重对于产业升级存在着重要的正面影响，这在不同的分位点上均有所体现，这也反映出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也反映出政府在整个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指导性的作用。

通过对于三个模型回归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行业税收负担对于产业升级存在负面的影响，随着产业升级水平的上升影响力在增大;国有企业在其所在行业中所占的比重对于产业升级有着显著的正效应;最后研发费用支出对于产业升级存在推动作用，其随着产业升级水平的上升而降低。

五、 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以1995年～2012年的高技术产业相关行业的数据为样本，对于行业的产业升级水平和税收负担进行了测算，并建立了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以及分位数回归模型对产业升级和税收负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验证。因此结合实证研究的结果和现阶段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状况，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应该继续推行增值税改革。我国从2009年开始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变，将原有的增值税进项抵扣的范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扩大，起到了降低企业增值税负担的作用，但是距离完全意义上的消费型增值税仍然有一定的距离。2012年开始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进一步扩大了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主要是针对服务业进行的减税政策。从整个产业链条上而言，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税收负担的降低，也有利于制造业税收负担的降低，只是存在着间接性和局限性。当前我国制造业正处于转型和升级的关键阶段，应当针对不同行业处于不同的产业升级水平，实行不同的增值税征收政策。目前我国税制结构呈现出以间接税为主，特别是增值税所占比重较大的税收结构，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将有利于税收结构的优化，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从而推动中国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或者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创造”。

（2）对于高技术产业试行准备金制度。对于高技术产业而言，其研发活动存在着高风险性，投资的收益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对于这一类型的行业或者特定项目可以尝试设置准备金并可以在税前扣除，这一准备金制度在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早就开始实行。这一举措既可以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又可以有效的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特别是在创业期或者新产品开发阶段，从而引导社会资金流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优化现行的产业结构，实现制造业产业升级。

（3）针对各行业产业升级水平的差异采取不同的调控政策。鉴于面板数据的分位数回归结果，不同的行业处于不同的产业升级水平上，会有不同的因素对于产业升级的速度产生影响。因此政府或者行业协会等在采取政策措施时要将各种刺激措施综合运用，针对处于产业升级水平相对较低的行业加大研发费用的投入;而对于产业升级水平较高的行业则从税收优惠方面进行有效的刺激，从而对不同的产业升级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形成相互辅助，相互结合的政策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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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丽丽（1985-），女，汉族，山东省临沂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公司理财与企业税负;李鸿磊（1982-），男，汉族，山东省潍坊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公司控制与企业并购。

收稿日期：2017-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