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抑郁症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晶达

一切好像是从那件事开始的。

那天一共要选五个主持人，一男四女，给了我们一人一张纸，念上面一个短文。我不记得是什么文章，本身我也不是爱看文章的人，做主持人没人要求你非得有文化，我就像看一个一个凸起的键盘键似的看那些字，我能把字念好就行了，不是吗？到最后我也不知道那篇文章写的到底是啥。

我一点没紧张，我也很纳闷。一共选五个人，候选人才七个，所以我有啥好紧张的呢？高我们一年级的学长们总不会选刚才那个身高只有一米五的，L和N都分不清的重庆人，也不会选那个虽然长得很漂亮，但民族口音很重的维吾尔族姑娘，她俩都比我长得好看，但这不是选美。我念的很好，后来大家都这么说。

但是我没选上。

这可是我上了大学之后参加的第一个社团，它教给我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公正。我胸口揣着一团火沉默地走出教室，我都佩服自己能压住这股火，它险些让我双脚离地蹿出去。我也差不多是蹿出去的，好像为了灭火似的来到位于校园中央的湖边，湖上有蜿蜒绵长的桥，也有十字路口，桥的四条手臂通向湖的四面八方，像残疾的蜘蛛。我站在蜘蛛肚上对着湖里的鱼大骂起来。

这里的鱼很贱，你丢面包屑它们吃，你吐口痰，它们也吃。

和我一起走到桥上的那个男孩开始不安起来。他原本也有些义愤填膺，他还把社团发的一张表格塞进了垃圾桶，以示立场，他说，没想到他们没有选你，太荒唐了，我退团。他真的不该让我张嘴，我一张嘴，胸口里的火就变成绵延不断的脏话喷了出来，像是外界有强大的压力挤压着我的身体，火就没办法停下来。

湖里的鱼都被我的吐沫星子引了过来，他呆立在一旁，好像想说点安慰我的话，但是一句也插不上。路过的人向我投来异样的眼光，他更局促了，我感受到他想走开了。我用嘴里最后一点湿润跟他说，你走吧。然后我嘴里所有的口水都干了，我一句話也说不出来了。

后来我没再见过他，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退团了，反正我再也没有参加这个社团的任何活动。

我又参加了话剧社。面试的时候我拼尽全力，尽管我从没有谈过恋爱，我还是对着空气里想象的恋人说煽情的话，我哭了出来，所有面试的人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当场哭了出来，话剧社的老大是一个大三的美学姐，她说我演得非常棒。我坐回自己座位的时候，同班一个总戴着金项链的高个男生说了句“真恶心”，我回头瞪了他一眼，没跟他计较，我知道他选不上，除非这次的话剧里有智障的角色。

听说要排曹禺的《雷雨》时，我就开始准备四凤的角色，学长和学姐们说，这个角色会优先考虑新人。和我竞争的还是那个身高一米五的重庆人，说实话，我们走得挺近的，她就住在我隔壁寝室，我们经常一起吃饭，固然参加社团也经常一起了。她面试的时候演技就很一般，因为排的是最后一场戏，除了四凤就是鲁妈，蘩漪只有一个关窗户的友情演出，我认为我是四凤，重庆女孩是鲁妈，非常完美。

但是由于演周萍那个学长身高只有一米六二，为了让学长显得高大威猛帅气，他们摒弃了我这个身高一米六八的学妹，重庆女孩再次荣得女主角席位。鲁妈的角色给了一个学姐，只剩下蘩漪了，我知道没我戏，话剧社的老大总得给自己留个角色，像那些大牌明星在电影里友情演出一样。

我又一次跑到湖中央对着鱼猛吐口水，它们高兴极了。我成了一个送盒饭的。

他们彩排非常辛苦，我经常打饭给重庆女孩送去，没过多久，她也不再因为我的到来欣喜了，因为她和学长假戏真做，学长经常等着彩排完请她吃顿好的，我又成了电灯泡，还是那种高高的落地灯。

这时候我想起了王博胜。国庆节放假，他曾经邀请我一起跟他去丽江旅游，我没钱，我也不可能告诉他我没钱，他就一个人去了，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了一件衣服，我穿了几次，后来看到他有一件一样的，这让我非常反感。我跟重庆女孩说这件事的时候，她说他肯定是喜欢我，他买的是情侣装。

我又穿上这件衣服给他打电话，约他吃饭。他说，正好你陪我去买点东西吧。那个时候已经是初冬，我把他给我买的衣服穿在里面，外面套着一件灰色的呢大衣，我想到了饭店暖和起来了就把大衣脱掉，好给他一个惊喜。他带着我坐了很久的车到了市里，因为我们的学校在郊区。他说，我要买一个itouch，你帮我挑挑。

王博胜家是深圳的，是做生意的，他比较有钱，我一开始不喜欢他是因为我不想一到大学就儿女情长，我有更远大的抱负。大学对我来说，是摆脱高中点灯熬油生活的钥匙，大学生活应该是翩翩起舞的生活，我再也不用起早贪黑地读书，我的远大抱负不是念完本科念研究生，念完研究生念博士，我的远大抱负是在任何一个可能的舞台展示自己18年来不曾展示的东西。

可是我的舞台都塌了，我的舞台成了校园中央湖上的那座桥，我的观众就是那些吃口水的鱼。王博胜从丽江回来把衣服给我的时候也是在那座桥上。

“听说你参加话剧社了，怎么样？”他问我，我们在一家卖电子产品的店里并排游走。

“不怎么样，小雪选上演四凤。”

“你好像参加了好几个社团呢，看你一天到晚地忙着参加会。”

“都退了。”

他没说话，他走到一个柜台前，让服务员给他拿出一个itouch。

“你不是用iphone吗？买这个干吗？”我问。

“送人啊。你看看哪个颜色好呢？”

真有钱，我心想。我有些激动，一股热流往脸上涌。

“随便啊，大一的学生送这个会不会太昂贵了。”

“还好吧。”

“不年不节的。”

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pos机上豪气地一刷。他带我去了一家叫三只耳的鱼火锅，不知道为什么我老是想叫猫耳朵、猪耳朵什么的，鱼哪有耳朵呢？它的耳朵最多是一个小孔。鱼火锅不便宜，饭店里有空调，我窃喜，我可以一会儿就脱掉呢大衣了。

他问我，你说她会喜欢这个吗？

会。我眯着眼笑答。

他说，我不知道，我感觉她不像喜欢这些东西的人，我也不知道她喜欢什么，但是又不知道送什么。

“不年不节的，干吗送礼物。”

他说，她快要过生日啦。

“谁？”我的生日明明是夏天。

“胡晶晶啊，我上次在你们寝室楼下摆蜡烛，你不知道吗？”

“什么摆蜡烛？”我呢大衣里的小衫像穿反了的软猬甲。

“啊？”他很吃惊。

“你现在喜欢胡晶晶了。”

“你不是跟你们社团的高个男生挺好的么，我还看到有次晚上你们在湖中间的桥上，你好像很生气……”

“对你们来说，那个湖是谈恋爱用的？”

火锅端上来，他点的是全鱼头。我看见被红红的辣油浸泡着的支离破碎的鱼头，想起了我那些忠心耿耿的观众们。我开始反胃，我说，我不吃了，你自己吃吧。

回去之后，我把軟猬甲拿到阳台烧掉了。突然想起有个同学在QQ签名上分享的一个诗句：从前的日子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王博胜，他妈的一个学期都没有就变心了。

睡觉。我开始喜欢睡觉。上午的课不去，上午应该用来睡觉；下午的课不去，下午应该用来看韩剧。谁要去教室看到王博胜和胡晶晶卿卿我我，谁要去教室看到重庆女孩每到下课就跑到门口跟演周萍的学长谈笑风生。

我开始想写点什么。我发现我写不了日志那么长的东西，我只能像崩屁似的在QQ签名上一句一句地崩。

赵又廷真帅。

昨天做噩梦，醒来发现现实更可怕。

邓紫棋的《泡沫》单曲循环中。

看韩剧还是看美剧？

……

辅导员每个上午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没有上课，我把寝室的电话线拔了；他每个上午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没有上课，我把手机关掉；他让同寝室的女孩每个下午问我为什么没有上课，我说，楠楠，你别理他。楠楠说辅导员是不是喜欢上我了。我说，这个你别管，你就想着给我带饭就好了。

我的QQ签名很少有人回复。谁愿意闻你放的屁。有时候又觉得自己说的话连屁都不如，如果我在公交车上放了个屁，得有多少人捂住鼻子呀？有时候屁比香水还容易惹人注意呢！

你就是一个傻B！

我在QQ签名写道。这是一个实验性的签名，果然有人回复，问我说谁呢，遇到什么事啦，不要跟傻B一般见识。我终于知道湖里的那些傻鱼为什么喜欢当我的观众了，我每次表演的不都是愤怒与谩骂吗？原来人和鱼和苍蝇一样，逐腥追臭。

这回我真的是崩屁了。我一句一句地发一些没有指向性的脏话，每次收到回复提醒就像要对彩票号一样惊心动魄，当然了，我永远也不会尝到彩票中奖的狂喜。

大概是十几条之后，没人再回复我了。我痛恨这种冷清。你肯定会问我，你为什么不跟寝室的另外三个女孩玩呢？我要告诉你，在我忙着参加社团的时候，人家三个已经组成了三明治，我现在对她们来说是一块没熟的猪火腿，猪火腿。

有天她们下课回来说起学校发生的一件引起轰动的事———文学院有一个男生跳楼了。他摔在寝室楼前面的水泥地上，血摊成好大一块，水泥地上有很多凹凸不平的小槽，血凝固在里面，像是一块暗红的胎记，寝室楼的大妈端了好多盆水都清不干净。

他被人议论了好久好久好久。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一种众星捧月的出众感啊？我不由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出路。

但我不确定的是，他死了之后是否知道大家对他的瞩目呢？有人说看到他在阳台被女鬼拉下去，有人说他喝醉了失足掉下去，有人说是因为他家里贫穷，没有申请到助学金。不管人们说什么，人们总是带着一种怜悯在瞩目他的。有的死人比活人受欢迎多了。也是，电视里演的人死去之后头上不都有一个光圈吗，像镀金了似的，原来“死”就是镀金啊，那些首饰镀金之后，我们也同样看不到它们原本的样子，因为它被一层金子盖住了，那这个人，死去的这个人，我们也不能再看到他，因为他被“死”盖住了。盖住的东西也是存在的，镀金的戒指还可以套在手上，他还可以被我们议论，可能过几十年还有人会说起这件事呢。

后来有一个艺术学院的女孩，因为男朋友变心要跳湖，要跳到我那些忠实观众的怀里去。她也引来了好多人的关注，不过她没死，没跳成，她成了一个小丑，一个参照物，每次大家说起她的时候，还是会提到那个文学院神秘死去的男孩。所以在“死”这件事上，不成功便成笑柄，死是不能轻易去接近的东西，如果你拉着死神的手，然后又放开了，你既背叛了生命也背叛了死神，你就是一个夹在生与死之间的弃儿，不论谈及生，还是说到死，你都是反面教材。

要活，就活得出众；要死，就死得彻底。不能当二刈子。

这是我从这两位前辈寻死经验里总结出来的。

期末考试我挂了六科，成绩单快递到老家，我爸是在他单位当着同事的面打开的。他把成绩单交到我手上的时候，是团过之后又捋平的一张纸，他没骂我，我倒希望他骂骂我，但他只是阴戳戳地在成绩单后面写了一句：不争气！

来年我得参加补考，第一次补考是免费的，如果再不过，就得交钱再参加补考。

冤家路窄，我在补考考场遇到了我们班戴金项链那个男生，就是在参加话剧社面试的时候骂我“恶心”的那个男生。他叫李渊。我不知道他父母怎么想的，是想让他创造一个朝代还是根本不知道唐高祖也叫这个名字，他渊不渊我就不了解了，骂人倒是很厉害，他每次在路上碰到我都会骂骂咧咧的。如果不是他长得特别高，特别壮，戴着金项链，头发也是金黄的，像一个地痞流氓的话，我早就扇他了。

我没填试卷，我没复习，我把学号和名字写好，就在那干坐着。

我考虑了一个假期关于“死”的事，我感觉我好像活得并不出众，以后能不能出众我也不抱什么希望，就看看我那张成绩单吧！看看我那几百条QQ签名冷清的样子吧！我想干的事没我的事，我还得为我不想干的事花费时间和精力，真无聊，有的研究生博士生不也跳楼吗？有的教授不也跳楼吗？这好像是一件挺时尚的事。我也想跳，顺便去问问那个文学院的男生，他到底为什么跳楼，没准儿还能遇到我妈呢，不过她不是跳楼死的，她是病死的，所以她没在我们镇上引起什么轰动。

李渊坐在我左前方，看着他那个黄不啦叽的圆脑袋，我就想当球踢几脚，我决定死之前跟这位我在世上唯一的仇人清算一下。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李渊拿起卷子站起身走到监考老师的讲台前把卷子随意丢在桌上，我紧随其后。走到门口的时候老师好像喊了句什么，我没听清，也不在乎。

“李渊。”我喊走在前面的他。他回过球一样的头。

“一起走走。”我说。他默认了，带着惊讶的表情。

我什么也没跟他说，我把他带到了湖边。这里的水浅，那些鱼都没有游过来找我。他跟我一起站定，皱着眉头问我，什么事？

“你为什么每次看到我都骂我啊？”我不是质问的口气，是好奇。

“没有啊。”他心虚的样子真可笑。

我往后退了两步，然后像一只袋鼠那样上身前倾，用尽全身的力气撞在他的后背上，真像撞了一堵墙，我几乎被弹开，但是我的目的达到了，他失了重心，掙扎了几下就双脚踩进水里。

“哈哈哈哈哈哈哈。”我大笑着跑开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都没有出屋，后面的几科我也没有参加补考。寝室的楠楠好几次告诉我李渊在楼下找我，我会下去吗？当然，不过不是现在，也不是蹦蹦跶跶地从楼梯走下去。

我很迷信七这个数字。在屋里闷了七天，我像是一个已经修炼圆满出关的人似的去浴池洗了个澡，准备换上我最喜欢的那套衣服从阳台跳下去。洗澡回来的时候，我在楼梯间遇到了同班的杨小乐，她期末考试的时候在班里考了第一，她抱着书好像又要去教室复习，我看到她的时候她又给了我如她平时那样的甜美笑容。

嫉妒她吗？当然不，我也不嫉妒重庆女孩小雪。我一切的不幸都得向内找自己的麻烦，就像一坨屎，怎么能去怪那些嫌它臭的人呢？我的头发湿漉漉的，我换上了最喜欢的衣服。楠楠问我，你要出去吗？

是的。我说。我想我要等头发干透，免得头发上的水跟血混在一起，让死显得不那么纯粹完美。我总得干好一件事吧！

楼下突然传来了刺破黄昏的尖叫。

楼下和楼里的人都骚动起来，像一群苍蝇，我有不祥的预感，有人已经破坏了我的仪式。果然，几秒后，小雪冲到我们寝室门口草率地说了一句，杨小乐跳楼了。我正在梳渐渐变干头发的手还没来得及停，所有人都像扇动起苍蝇翅膀似的发出嗡嗡的声音往楼下冲。

等我走下去的时候，她的四周已经围满了人，我站在人群之外踮起脚尖和所有人一起看着她。她还没有死，她落在灌木丛上，没有人敢跟她说话，没有人敢走近她。她也不是清醒的，她扭曲的姿势在这个时候应该让她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周围的人已经开始低声议论，我知道这个议论会持续好久好久好久。

第三种可能性出现了。

她实施了接近死的行为，但是死神没有接纳她。这个时候的议论变得较为复杂，不再是一边倒的立场，有人觉得她一定有难言的苦衷，好可怜；有人觉得她成绩那么好还跳楼，简直有病；还有一些别的，人们的想象力总是比现实丰富。

救护车来得很及时，辅导员们也赶了过来，医护们把杨小乐弄到了担架上，辅导员跟着一起上了救护车。人群渐渐散去，可是我就像被人抢了指标一样一点跳楼的心情都没有了。或者说，我不准备采用跳楼这个自杀办法了，好像不太保险。

我告诉辅导员，如果我没洗澡的话，或者我洗完澡用了吹风机的话，那天你要救的可能就不是杨小乐了，不过如果是我的话，估计你也救不活。辅导员给我家里打了电话，热情洋溢地为我办理休学。

我爸在镇上医院找人花钱弄了一张抑郁症诊断书快递给学校，是一张没有精神科的医院出示的抑郁症诊断书。其实辅导员跟我爸一样认为我只不过是一个想引起关注的任性孩子，辅导员不愿意冒险，他们最怕学生死在学校里了。

我爸很不愿意让我在镇上抛头露面，每次遇到他的同事朋友，问我怎么回家啦，好好的学怎么不上啦？我都告诉他们我有抑郁症，我现在正想着法地琢磨怎么死呢。他们都说，这孩子，胡说八道呢。我舅舅和姑姑们也不相信我有抑郁症，我突然发现好像除了死，我没办法向他们证明我的内心并不像我看上去那么正常。

我研究各种死法，好像都有不保险因素，吃安眠药没死成容易变成傻子；喝农药没死成容易导致生活不能自理；溺水的话，脑子进水之后再被救上来也容易变成傻子；在大街上等着被车撞，搞不好落个下肢瘫痪。后来我发现只有放血比较实在，但是让我对自己的脖子或者大腿来一刀，我担心我武功不够高强，又把自己弄得半死不活的。

我猜我是最理智的一个精神病了。

休学期间，我每次在家里砸东西，我爸就会说一句话，你太任性了。我不时地砸一砸，因为休学的日子还不如在学校的日子，如果不是那些破碎的声音跟我说话，我爸不在家的时候，我像一个真空人。他在家的时候也没好到哪去，我能跟他聊什么呢？

我用初中时候留在抽屉里的圆规在我的小臂上扎小眼，每次有东西被破碎，被撕烂，或者我感受到疼痛的时候，我想死的情绪会得到缓解，我的存在感就会增加，但是我爸用“任性”总结了我想死的愿望，在他的观念里，抑郁，有必要吗？人怎么会抑郁呢，都是装的，是青春期的任性。

过了一年，我降了一级重新回到学校，杨小乐也是。我们过去班上的同学依旧过得滋润潇洒开心快乐，这个班少了两个活人对他们来说无所谓，新班级也一样，多了两个活人也没影响到他们什么。

杨小乐被分到另一个班，不知道是不是辅导员怕我们两个企图自杀和实施过自杀的人组成一个什么组合，所以把我们分开。我不是总能看到她。看到她的时候，她都是一瘸一拐的，我知道我看不到她的时候她也是一瘸一拐的。遇到楠楠的时候，她告诉我，杨小乐跳楼之后瘫痪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谁去医院看她都会引起她发狂，但是至今也没人知道她为什么会跳楼。她还问我为什么休学啊，我说我病了。她干吗问我？好像她在乎似的。

我偶尔见到杨小乐就对她笑笑，谁也不提以前的事。

李渊得知我回到学校，用那种好看的信纸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总骂我其实是喜欢我，他的字好难看，我总算相信了他高考时候替考的传闻，我把他的信丢进厕所冲下去，导致那个蹲坑堵了好几天。

我还在琢磨到底要选一个什么方式去死，这是我的秘密，我看上去跟其他同学没什么区别，吃饭上课睡觉玩电脑，不知道杨小乐踏过一次鬼门关没进去是不是还想来个二闯关，这是她的秘密，她现在看上去也挺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