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澳门的危机与澳葡政府的自救

李超

（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广东广州 510055）

鸦片战争后澳门的危机与澳葡政府的自救

李超

（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广东广州 510055）

鸦片战争后，由于贸易特权地位丧失、地理劣势显现以及香港开埠的冲击，澳门陷入到空前的困境中。为摆脱困局，澳葡政府采取了实行“自由港”政策、改善交通环境、扩张管制空间等诸多措施，但收效甚微。于是，澳葡政府愈加放任、纵容、支持由来已久的苦力贸易、鸦片贸易等特种行业，以维持其经济生命。特种行业畸形繁荣，迅速成为新的经济支柱，并对澳门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鸦片战争；澳门；殖民主义；特种经济

15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后，中国政府容许葡人在此地居留、贸易，使其成为中国国内的特殊区域，在中西贸易中享受诸多优惠，澳门也因此迅速成为著名的国际商埠。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转折，同时也是澳门历史的节点，战后，澳门陷入到空前的危机中，到了“它真正衰落的日子。”[1]

一、鸦片战争后澳门的危机

鸦片战争后，促使澳门走向衰落的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就是，澳门在中外贸易中特权地位的丧失，以及澳门港口条件消极因素的凸显和香港开埠对澳门的冲击。

（一）鸦片战争后澳门遭遇危机的根源

新航路开辟后，世界史上的海洋时代悄然到来，但明清政府没有顺应这一历史潮流，长期厉行海禁政策，并在乾隆时期形成了广州“一口通商”的贸易体制。但在1842年，由于在鸦片战争中战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规定“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2]31，“一口通商”的贸易体制被迫改变。此后数十年间又在《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烟台条约》中开放了几十个通商口岸。随着一系列通商口岸的开放，广州失去了“一口通商”的优势，外贸开始出现急剧的衰退，经济大幅度滑坡。广州外贸的衰落，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澳门。因为澳门过去可以长期依附于广东经济圈，外国商人必须在澳门泊船、过冬、雇佣买办和办理贸易交涉等，这一系列好处，都使得澳门在中外贸易中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3]50-51但五口开放通商及“条约口岸”体系的形成，使得澳门不再是中外贸易的唯一孔道，反而因其偏处一隅而显得无足轻重了。[4]106

鸦片战争后，澳门地理环境上的劣势也日益暴露出来。澳门地处珠江口，西江泥沙不断冲积，致使泥沙淤积，航道窄浅。这在开埠初的“大帆船”时代，危害并不明显。但18世纪后，汽船开始取代帆船，汽船载重量大，吃水较深，这样的浅水港显然不能适应大吨位船舶停泊的需要。鸦片战争后，澳门航道淤积更为迅速，1865年澳门的锚地在落潮时水深还有近3米，1881年仅剩1.68米，这加速了澳门航运和经济的萧条。清人李受彤观察到了澳门港口的不利条件，并将它与此地经济的衰退联系起来，敏锐地指出“澳门海有横沙，巨舶往来非潮不便，凡外夷通商之船遂弃澳门聚香港，澳门因而厘市萧条”[5]。

香港开埠也是造成澳门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香港和澳门地缘相近，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关系。香港是天然良港，加之英国人在香港实行“自由港”政策，积极应用当时的先进技术，大规模地投资建设基础设施，交通运输业、维修船舶业、仓储业迅速发展起来，很快就成为中国贸易的一大中心，取代了澳门的对外贸易地位，加速了澳门的衰落。香港开埠对澳门的冲击十分明显，面对香港的崛起与澳门的衰弱，葡萄牙人也慨叹道：“1841年，英国依仗其雄厚的资金和卓越的经营活动，在把香港这块不毛之地开辟成自由港后，竟使海上贸易中心转移地点！这块英国殖民地诞生之时也正是葡属澳门寿终正寝之时。”[6]

（二）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危机的表现

鸦片战争前，各项正当产业在澳门经济比重中，所占份额最大的是转口贸易，其次是房屋租赁业。但鸦片战争后，这两个产业都开始走向衰落。

鸦片战争结束后，澳门的转口贸易开始彻底衰落。原来澳门有商船25只，到1843年已毁坏了6只，剩下的19只却因为资金问题未能修复。到了19世纪60年代中期，澳门平均每年只有150艘进出口船只，7 600多吨位。70年代下降为平均每年56艘，吨位不到3 000吨。[7]56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前规定，外国人来华经商时不能携带家眷，且贸易一旦结束，就必须离开广州，这样外商通常只能在澳门居住，并将家眷安置于此。巨大的需求，为澳门的房屋租赁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鸦片战争后，澳门已不再是外国人来华旅居的唯一选择。据统计，1850年在华居留的英、美、法、西等国的成年男子共有1 000余人，其中居澳的只有20人，[8]由此可见澳门作为外国人集中居住地的历史已经过去，原供租赁的房屋也因此出现了大规模空置的现象。

1854年，美国人佩里来到澳门看到的景象是：“昔日的澳门商业茂盛，一本万利，遐迩闻名。如今却已荡然无存。眼下澳门似乎仅依赖小额沿海贸易、小股驻军的军费以及来澳门避暑肆意挥霍的英美富商的消费来维持。”[9]

澳门普通居民的生活在鸦片战争后也陷入困境。由于澳门是弹丸之地，日常生活用品大多都要依靠外地输入，而这些进口货“必须是一种便宜货，因为澳门的葡萄牙人大多数不仅不是奢侈的，而且在许多方面，境遇都很困穷”[10]765。由此可见，此时的澳门经济已到了将近山穷水尽的程度。

二、殖民主义下的自救：再振澳门的失败

为摆脱鸦片战争后的困境，澳葡政府采取了实行“自由港”政策、改善交通环境、扩张管制空间等诸多再振澳门的措施。但在自救过程中，澳葡当局没有坚持开埠以来与中国政府的合作政策，反而走上了殖民扩张的“不归路”，不断伤害中国的主权和民族感情，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坚决抵制，自救最后也以失败告终。

（一）“自由港”政策的实行

鸦片战争后，葡萄牙人也想在澳门实行香港那样的“自由港”政策。因此多次试图劝服清政府同意在澳门实行自由贸易，但由于这些请求事关中国主权，所以每次都被清政府严词拒绝。

葡方并不满意这种交涉结果，1845年11月，葡萄牙海事暨海外部部长向议会提交报告，建议在澳门单方面实行“自由港”政策。不久，葡萄牙议会和葡萄牙女王相继批准澳门港为“自由港”，取消在澳门的葡萄牙海关，允许各国商船到澳门进行自由贸易并豁免关税。澳葡当局随之发布文告，宣布澳门正式施行“自由港”政策。

尽管葡萄牙海关停止在澳门征收关税，但中国驻澳门海关行台依然运作。为消除这个“障碍”，1849年3月澳葡当局强行封闭了中国设在澳门的粤海关澳门关部行台（包括已在澳门运作了171年的大小税馆）[11]90。然而，葡萄牙人在澳门强制推行的“自由港”政策，其结果却事与愿违，他们尝到的并不是“自由港”政策的甜头，反而是强力推行这种政策而导致的苦果。

面对澳葡当局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中国政府命令华商迁离澳门，此后街道荒凉，港口空空。葡萄牙无可奈何地看到：中国海关被捣毁后，大批华商“不得不离开澳门，迁埠黄埔”，“从此华船不再光临澳门，我们的船不再有人租用，以前几乎是（华商）各行包租的。许多房屋和仓库空着待租。再加上其他原因，财富日益减少，贫困日益加剧，以致到了今天这种骇人听闻的地步……”[12]122

（二）改善交通环境的举措

为重振澳门，改善交通环境也成为澳葡政府各种措施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澳葡政府为改善交通，所做的最主要努力即是疏浚附近海道，但澳葡政府疏浚海道却是在缺乏对这些海域拥有主权的前提下，踢开清政府采取的单方面行动，因此遭到了清政府的坚决抵制，这就成为疏浚活动不能顺利进行的重要原因。

1909年，澳葡政府准备租用浚河机船清理河道，该计划甫一施行，即遭到清政府的一再反对，澳葡方面只得作罢，双方并为此议定了“澳门浚河需由两国政府会商”的协定。1911年，中国处于革命前夜，时局动荡，澳葡当局认为有机可乘，便于3月派出军舰2艘、快艇10只，载100多名工役挖掘田基、测量地段、树立标木，再次准备疏浚航道。两广总督张鸣岐对澳葡当局擅自浚河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态度，他一面委派部下赴澳门进行交涉。另一方面，他将1 000多名新军士兵以及4艘军舰调往澳门附近地区，施以军事震慑。张鸣岐的措施很见成效，澳葡政府最后只好被迫表示“愿化干戈为玉帛”[13]，停止了疏浚海道工程。

（三）扩张管制空间与谋取“永居管理”权

葡人入居澳门以来，其居住范围一直被中国政府加以限制。鸦片战争前，其合法的居住范围大致在澳门半岛中部的三巴门与水坑尾以南，以澳门旧城墙为界的地区。即使在葡人的传统居留地，中国政府仍掌有对这一地区的主权。

鸦片战争后，澳葡政府抓紧活动，在澳门疯狂进行殖民扩张，为土地狭小的居留地抢夺发展空间，并谋求将扩张的成果合法化。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葡萄牙改任狂热的殖民主义者亚马留为澳门总督。亚马留上任后，开始强硬地扩展澳葡所控制的地界。1847年2月，澳葡政府开始修筑一条从澳门界墙起向北直达关闸的道路。尽管清政府强烈反对澳葡单方面修路，但第二年这条马路还是顺利完工。澳葡政府通过修路拓展了其管制范围，缓解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限制，因此亚马留不无得意地说：“路修完后，毫无疑问，关闸门以内的土地就属于我们了。我将逐渐摆脱套在葡萄牙政府头上的、令人羞辱的桎梏。”[12]95为进一步确立对这些在殖民主义者眼中“对中国不算什么，而对葡萄牙却收获甚大”[14]的土地之管辖权，亚马留在1848年4月下令将关闸以内土地全部收归当局。到了19世纪80年代，澳葡政府通过不断蚕食基本实现了“近占七村，远夺三岛”的目标。①“七村”是指澳门半岛上的新桥、塔石、沙岗、沙梨头、龙环、龙田、望厦等村。“三岛”指的是青洲、氹仔、路环三岛。

尽管澳葡政府一步步的展拓了管制空间，掌控了澳门的管制权，但这些行动并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因此澳葡政府非常希望能与中国政府签订条约，以获得澳门的主权，将扩张的成果合法化，但一直未能遂愿。

但在1886年，“机会”终于到来了。当时，清政府想与港英政府合作对鸦片进行厘税并征以扩大财政收入，但港英方面担心香港单独缉私会引起鸦片商转移到澳门，故提出港澳一体办税，香港的厘税并征必须以澳门同样进行为先决条件，葡萄牙于是大施外交讹诈，再次提出澳门的主权问题。双方经过激烈的交锋，1887年12月，清政府为早日实现鸦片厘税并征，只好在《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上签字。条约对澳门的主权和地位进行了规定，同意葡萄牙人“永居管理澳门”。[2]524-530条约的签订使澳门的政治形态发生了根本改变，清政府从此丧失了对澳门的治权，葡萄牙人也终于可以合法地管治澳门了，但该条约对澳葡的意义也未必都是积极的。首先，就条约内容而言，描述澳门治权转移的词汇是“永居管理”而并非“割让”，这就表明葡萄牙并未完全取得澳门主权。其次，就条约的影响而言，澳门由于地位的变化，再不能享受被中国政府视为“国内港”等好处，这对澳门的发展制约很大，“澳门已失却其原有意义，已不可能发挥其传统的功能和作用。300年的经验表明，如果葡萄牙人居澳不获中国政府认可，不以中国作为后盾和依存之本源，如果澳门不能同时为中葡两国的政治经济服务，其存在价值便大大减少，其发展潜力也受到严重局限”[15]105。

三、向罪恶之城沉沦：特种经济的畸形繁荣

面对鸦片战争后遭遇的深刻危机，澳葡政府进行了以上再振澳门的尝试，但收效甚微。于是，澳葡当局转向藉经营由来已久的特种行业以维持其经济生命，在其放任、纵容、支持下，苦力贸易、鸦片贸易、赌博业、娼妓业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澳门经济新的支柱。

（一）苦力贸易

葡萄牙人在中国进行掠卖人口的活动，从他们一出现在中国沿海就开始了。对于葡人贩卖人口的劣行，明清政府曾多次立约严禁。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澳门的控制力日趋微弱，面对澳葡政府纵容苦力贩运现象无能为力，澳门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苦力出口港。据估计，1850-1875年的25年间，“澳门大约贩运50万华人出洋，获得巨大的暴利”[16]，这个数字对于一个当时人口仅有数万人的小城来讲是十分惊人的。苦力贸易为澳门增加了流动人口，刺激了航运业、餐饮业、地产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为澳葡政府提供了可观的收入。澳葡政府对每名出口的苦力征费2元，据说澳葡政府此项收入每年可达20万元[17]，这相当于1845年葡萄牙海关一年税收总数的5倍[7]56，而其它相关产业由此获利亦应远高于此。澳门本地居民也从苦力贸易中获取了好处，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1872年，葡萄牙政府在一道敕令中承认：“澳门地方，一无正经生意，专靠招华工一样坏事做生意，现在将招工之事禁止，这三四万人又靠何事活命渡日”。[18]

苦力贸易为澳门经济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埋下了隐患。葡萄牙人1874年的一份《报告》中认为：尽管苦力贸易提供了“表面的或虚幻的繁荣”，但因大多数苦力贸易的直接经营者并非葡萄牙人，外国公司和代理人因此大发横财，葡萄牙却要承担苦力贸易助长了的腐败，并应付大规模遣返苦力的难题。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这桩邪恶的贸易损害了葡萄牙的名声，使葡中关系变得紧张。报告总结道，已经没有令人信服的经济和政治理由维持这一制度，在道德上，它也是站不住脚的。[19]

（二）鸦片贸易

最早在中国从事鸦片贸易的外国商人，很可能就是葡萄牙人。[20]1729年，葡萄牙人运销到澳门的鸦片已经达到200箱。到1776年，也就是半个世纪左右后的时间，其数量更是增加到1 000箱。[3]198可见，其数量在不断增长之中。面对鸦片带来的社会危害，中国政府至迟在1729年便开始禁烟，[11]25此后多次下令严禁，但却收效不大。葡萄牙人通过行贿等手段，依然将大量鸦片运往澳门进行走私。

鸦片战争结束后，鸦片走私在澳门愈演愈烈。究其原因，首先在于清政府对澳门影响力的减弱，不能有力干预该处的走私活动。其次是澳门转口贸易衰退带来的经济“转型”要求。澳门鸦片走私贸易的繁荣，可以通过其所占输入中国走私鸦片总量的份额一看究竟。据统计，在1883至1885年这3年间，输入中国的鸦片总数约为9万担，其中非法走私的约有2万担。而经澳门合法输入中国的鸦片约为3万担，由澳门走私进入中国内地的鸦片约为1.6万担。[21]难怪英国人在一份商务报告中评论说：“澳门的贸易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走私的贸易。”[10]764

鸦片走私贸易给澳门带来的收入很难计算，但按照1885年《烟台条约》续增专条中的规定，凡鸦片运抵中国任何口岸时，“每担完纳进口税三十两和厘金八十两”，即使按澳门每年走私鸦片最保守的1万担计算，其每年逃税就达110万两海关银，因此“这笔逃税巨款无疑全部落入澳门当局的手中，并为澳门一向拮据的财政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金支持”[4]141。

（三）赌博业

赌博业最早出现在澳门的时间已经很难考证，但在18世纪中期一名曾在澳门生活过的修道士笔下，澳门已经是一个充满“纵欲、抢劫、背叛、赌博、酗酒、吵架、欺骗、谋杀，及其它罪恶”的地方。[22]

鸦片战争后，澳门急剧衰落，急需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于是澳葡当局开始大力扶持历史悠久的赌博业，以扩大财政收入。19世纪40年代在澳门赌博业发展史上非常关键，这一时期葡萄牙政府在澳门公开招商设赌，从中抽税，事实上宣布了赌博在澳门的合法化。

周边地区的禁赌也间接刺激了澳门赌博业的发展，1875年广东巡抚张兆栋下令严禁“闱姓”赌博，1911年两广总督张鸣岐出告示禁赌，港英当局从1872年开始对赌博实行严禁，都使得大批穗港赌馆和赌徒转移到澳门。此外，当时猖獗的苦力贸易也有利于赌博业的发展。人口贩子常用的手段之一就是诱赌，“拐子们有时借钱给乡民，哄他们进入赌场，等乡民们输光了，便逼迫他们出卖自己的身体还债”[23]。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澳门赌博业发展迅速，19世纪六七十年代，澳门的“番摊”赌馆就已经发展到了200多家。[24]

赌业繁盛为澳门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875年至1910年，“此期间来自赌博（番摊及中式博彩）及鸦片的税收占澳门财政颇大比重，占公库税收多于60%及80%，藉此可量度其对澳门社会及经济活动之重要性”[25]。因此，鸦片战争后，依靠赌博业使经济出现畸形繁荣的澳门便被世人称为东方的“蒙特卡洛”。

（四）娼妓业

娼妓业在澳门出现的年代很早，“澳门开埠早期已有这个古老行业”。[26]鸦片战争后，由于经济“渐至穷蹙”，澳葡政府对于能刺激经济且能带来一定税收的娼妓业的政策日趋宽松，试图通过规范和引导，使娼妓业既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又能尽量降低其负面影响。

1851年，澳门政府颁布了有关娼妓业的第一号规章。1887年，澳门政府又颁布了《新订澳门娼寮章程》，其中主要规定：娼寨必须向政府登记，娼寨分三等向政府缴纳不同的银钞，寨主违反政府规定将受到处罚。该章程的颁布使性交易进一步合法化。自《新订澳门娼寮章程》颁布后，澳门的娼妓业开始迅速发展。如福隆新街这样以娼妓业著名的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后，街上则车水马龙热闹非凡。这条福隆新街上的交通就像所有海港那样繁忙”。[27]直到20世纪30年代，澳门的娼妓业依然繁盛，据调查资料显示，1938-1940年间，人口不过20余万的澳门竟有娼寨120余间，妓女达1 500多人。[28]

“嫖赌饮吹，诸业齐全”的澳门，各种畸形产业也是互相促进的，清人陈微文曾做诗文：“舞榭歌楼遍绮罗，年来大贾少经过。珠娘且慢伤零落，博塞场中客尚多。”极好地说明了这些罪恶产业之间联系紧密、“互利共生”的关系。

综上，通过对鸦片战争后澳门的危机与自救的史实进行探究，不难发现澳葡政府的自救有以下特点。

第一，澳葡政府的自救措施与侵犯中国主权相始终。澳葡政府的自救措施，无论是为改善澳门交通而采取的行动，还是推行的“自由港”政策，再或是拓展管辖土地和谋求对澳门的治权，都是在一直对该地区拥有主权的中国政府的反对下，单方面推行的，并对中国的主权产生了严重的破坏，带有极强的殖民主义色彩。

第二，澳葡政府的自救效果因践踏中国主权而收效甚微。澳葡政府在自救过程中不断从事伤害中国利益和感情的活动，使得中葡关系一直非常紧张，这就影响到了双方一些本可开展的正常合作，反而对澳门产生严重危害。因此，尽管葡萄牙人最终取得了“永居管理澳门”之权，但也从此“失去了中华帝国的祝福、失去了中国的广大腹地而一蹶不振，彻底走向衰落”[15]2。

第三，鸦片战争后，日渐穷蹙的澳葡政府对特种行业的政策转向影响深远。面对鸦片战争后的危机，澳葡政府最终通过放任、纵容、支持苦力贸易、鸦片贸易、赌博业、娼妓业等特种行业以维持其经济生命。特种行业畸形繁荣，成为澳门经济新的支柱，澳门的经济结构也自此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其中对博彩业的扶持政策被长期延续下来，这一产业至今对澳门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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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risisofM acao and the Self-salvation ofM acao PortugueseGovernment after theOpium W ar

LI Chao

（The Memorial Museum of ComradeMao Zedong Sponsoring The Peasant Movement Institute,Guangzhou,Guangdong,510055）

After the opium War,due to the loss of trading privilege,the appearance of the geographical disadvantage and the impactof the opening of Hong Kong port,Macao plunged into an unprecedented predica⁃ment.In order to solve thisproblem,TheMacao Portuguesegovernmentadopted differentpolicies including im⁃plementing“freeport”policy,improving the environment of transportation,expanding control space et al.but with little success.Therefore,the Macao Portuguese government increasingly allowed,encouraged and support⁃ed the coolie trade,opium trade and other special industries,in order tomaintain its economy.Consequently, special industries were of abnormal prosperity,and quickly became the new economic pillar,exerting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ofMacao’shistory.

the Opium War；Macao；colonialism；specialbusiness

K 253.9

A

1007-6883（2017）02-0078-06

责任编辑 黄部兵 石恩宇

2016-10-21

李超（1986-），男，辽宁铁岭人，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工作人员，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