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戏《琵琶记》的深度英译及其对中国戏曲“走出去”的启示

张秋林

(温州商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南戏《琵琶记》的深度英译及其对中国戏曲“走出去”的启示

张秋林

(温州商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美国学者让·莫里根《琵琶记》英译本整体上受到西方学者的高度肯定，被认为是“翻译中国戏剧作品的典范”。本文从深度翻译和副文本理论视角探讨莫译《琵琶记》是如何通过译文前、译文中、译文后的大量副文本以及异化翻译策略向目的语读者有效地传达原文本中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南戏独特的艺术形式，并讨论其对中国戏曲“走出去”的启示。

南戏；《琵琶记》；深度翻译；副文本；文化传递；启示

《琵琶记》为元末南戏，浙江温州人高明（号则诚）的代表作。它讲述了汉代书生蔡伯喈因被强试、强官、强婚，与妻子赵五娘悲欢离合的故事。《琵琶记》被誉为“南曲之祖”“第七才子书”，后与《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等剧并列为我国的“四大奇剧”，在我国戏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80年，美国学者让·莫里根（Jean Mulligan）在哥伦比亚大学“东方典籍译著”项目资助下翻译出版了《琵琶记》，这是《琵琶记》迄今为止唯一的英文全译本。整体上，西方学者对莫译《琵琶记》持高度肯定态度。卡斯（Cass）指出莫译本“出色、实用，有助于改善当前西方翻译中国戏曲作品速度缓慢的不利现状”[1]。卡瓦诺（Cavanaugh）认为“总的来说，该书翻译严谨、精准。除去一些吹毛求疵的小问题，这个译本可以当作翻译中国戏剧的典范”[2]。国内目前有关莫译《琵琶记》的研究成果较少，已有的研究也仅限于讨论文本中某些词句的翻译技巧，没有从宏观上把握莫译本的翻译策略和翻译宗旨。本文欲从深度翻译和副文本理论视角探讨莫译本是如何通过大量副文本和异化翻译策略向目的语读者有效地传达原文本中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南戏独特的艺术形式，并讨论其对中国戏曲“走出去”的启示。

一、《琵琶记》之深度翻译

“深度翻译”是文化人类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理论。1973年，为反对人类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结构主义的简单化和图式主义，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将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的“深描说”概念应用于文化人类学研究中，主张人类学家须致力于深描或从事民族志研究，强调“对差异谨慎细微的区分，而不是笼统抽象的概括”[3]。受“深描说”理论影响，美国文化理论家、非洲研究专家K. A. 阿皮亚（Kwane Anthony Appiah）将自己和母亲在非洲谚语译成英语时采用的密集型加注方法称为“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因为在翻译活动中，源语言中有很多所指或社会行为在译入语中没有对应物，这种情况下只能采用“深度翻译”，即“在翻译文本中通过加注、提供术语解释等方法，使译文处于丰富的文化、语言背景中”[4]817。阿皮亚认为非洲文本的深度翻译活动有助于消除非洲学生普遍存在的非洲文化自卑感，直接挑战西方的文化优越感[4]818。“深度翻译”的“深”在于用大量的补充信息彰显原文化的异质性，为目的语读者提供厚语境，使其能更好地理解、欣赏、宽容或尊重他者文化。

作为第一部由文人作者参与创作的南戏，《琵琶记》全文旁征博引，经、传、子、史、以及诗赋古文，无不涉猎。此外，《琵琶记》大量使用成语典故，文化负载词、意象比比皆是，在故事情节外展示了一幅有关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宫廷礼仪、日常礼仪、婚俗、丧礼、佛礼、伦理等文化画卷。明代文、史学家王世贞称赞《琵琶记》“中间抑扬映带，句白问答，包含万古之才，太史公全身现出。以当词曲中第一品，无愧也。”[5]这部包含了“万古之才”的戏曲作品在语际翻译中需要一种浑厚的翻译策略，以帮助普通目的语读者构建欣赏文本必需的知识框架，让中国戏曲作品在译介的载体中延续生命、实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之目的。

（一）副文本的运用

莫译《琵琶记》通过译文前、译文中、译文后的大量“副文本”将目的语读者置于欣赏中国语言、文化的厚语境中。“副文本”（paratext）的概念由法国叙事学家杰拉德·热内特（Gerald Genette）提出。热内特认为“副文本是文本的伴生物，有多种出现形态和范围”[6]1。根据副文本在文本的空间位置可细分为“文内副文本”“文外副文本”两类。封面、正副标题、序、跋、注释、后记、出版信息、插图、题词等嵌入文本内部的元素属于文内副文本，而作品以外的访谈、书评、手稿、书信等则属于文外副文本。副文本仿佛是一道连接文本内外的门槛，围绕着、延伸着、呈现着文本，让读者在最大限度上按照作者和出版商的意图理解文本。

1．译文前的副文本

莫译《琵琶记》①莫里根翻译《琵琶记》时参照的中文本是由钱南扬校注的《元本琵琶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年版。本文下文所引《琵琶记》原文均来自钱南扬校注本。的封面设计考虑细致。译者选择了西方乐器中外形最像中国琵琶的鲁特琴（THE LUTE）一词翻译书名，鲁特琴（lute）是家庭独奏乐器，起源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风靡于欧洲，用容易鲁特琴为译名拉，容易拉近与西方读者的距离，但鲁特琴不能与中国琵琶划等号，所以又添加了副标题：Kao Ming’s P’i-p’a chi，突出作者高明的地位，强调THE LUTE不属于西方叙事文学。为了帮助读者对中国琵琶有具象认识，封面左边还配有一把中国琵琶图。图像可以超越语言、文化的障碍，为西方读者还原真实的中国琵琶，毕竟琵琶是女主人公赵五娘进京寻夫的行头。封面底端写有“由让·莫里根译”字句。封面设计用语言或图片彰显了原文化和译入语文化最细微的差异，显示了译者和出版商对原作和原文化的尊重。

莫译《琵琶记》的导言部分内容丰富、切题。西方文化学派著名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指出：“一部译作若要吸引非专业读者的注意，译文之前要有详细的导言，介绍原作在源语言文化中的方方面面，而不是仅仅告诉读者译作在译入语文化中的样子或者大致模样”[7]。译者在长达28页的导言中不仅说明了自己翻译《琵琶记》的动机：让“英语读者有机会欣赏《琵琶记》全文：一种重要戏曲体裁的原型和一部世界戏剧史杰作”[8]1，而且还为目标读者提供了理解文本所需的知识框架如《琵琶记》的故事情节、体裁、作者生平、故事来源等。莫里根把《琵琶记》归为传奇作品，阐述了传奇与南戏的关系，传奇与元杂剧在题材、唱腔、曲调格律、音乐效果、演唱方式、宾白语言等方面的不同。导言还从《琵琶记》的艺术性、主题思想、高明的杰出贡献三方面阐释、评价《琵琶记》的文学价值，帮助目标读者从文本的基础阅读上升到赏析外国文学作品的高层次阅读。

导言最后依次解释了译者对文本中唱词、宾白、介三要素的翻译方法和变通处理。词牌名和曲牌名采用罗马拼音（Romanization）音译，如词牌“鹧鸪天”（Che-ku t’ine），曲牌“江儿水”（Chiang-erh shui），译者重点介绍了传奇中生、旦、净、末、丑、贴、外等角色的划分和文中的角色分配，如“生（Sheng）：指年轻的男主角（蔡伯喈）”。原文中人物每次都以角色名出场，如“丑扮里正上唱”“丑白”，但在译文中，为了避免复杂的角色身份干扰目的语读者阅读，译者在人物第一次亮相时介绍角色名，其余地方用人物姓氏或身份亮相。而且译者在人物第一次出场时会把词牌或曲牌整合在一起介绍，如“蔡母（上台唱【吴小四】曲）”[MOTHER TS’AI (enters and sings to the tune Wu Hsiao-ssu)]，形成了一种“读者友好型”的译本。

热内特认为一部作品的序言要“能回答读者为何读这部作品以及如何读作品的两个问题”[6]197。莫译本的导言出色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莫译《琵琶记》翻译质量高，译本有助于普通读者批判性地解读《琵琶记》，了解传奇/南戏戏曲文学知识。换言之，莫译本让读者把《琵琶记》当作中国古典戏曲作品，而不是西方戏剧、小说的变体或“泛化体”来欣赏。

2．译文中的副文本

译文中的副文本是指以脚注形式出现的注释，共有268条，大致涵盖以下五大内容：（1）校正原文，如指出第7出中“又道是远睹分明”表述有误，译者认为根据语境和作者年代的惯用法，改为“近觑分明”更合适。（2）解释不可译或翻译的不确定性问题，如第9出中列举了新进士宴杏园所乘马匹有17种颜色，译者加注说明自己只译了9种颜色，而“布汗”“论圣”“虎刺”“合里”“乌赭”等 8种颜色即使用意译也无法达意，故省去不译。（3）补充中国戏曲文学知识，介绍“题目”“报告戏情”在传奇文本中的作用；退场诗（closing poem）和下场诗（exit poem）的区别；“丑”角的角色功能等。（4）对文本理解的补充解释。（5）文化现象的解释，包括对人物简介、文化负载词或意象解释、典故解释三大类。有关文化负载词和典故的注释最多，可见，莫译《琵琶记》非常注重传达原作中的文化现象，这些注释可以帮助目的语读者“按注索骥”，挖掘更深处的中国文化底蕴。

3．译文后的副文本

译文后的副文本包括附录（剧情概述和词牌表、曲牌表）、术语表、参考文献、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已出版的相关丛书录。剧情概述部分为读者提供了每一出戏更详细具体的故事情节，情节都有标注故事发生的具体地点如“陈留、京城、在路上”，译者用这种最直观的方式让英语读者体会《琵琶记》故事“双线交叉”发展的叙事手法。附录中词牌名、曲牌名、术语表全采用威妥玛式拼音和中文繁体对照形式，如词牌“P’u-sa man菩薩蛮”、曲牌“Feng ju sung风入松”、术语“chieh介”等。而参考文献中涉及的中文著作书名则采用了威妥玛拼音直译和英语意译的双译法，译文后的副文本为还想进一步了解《琵琶记》或中国戏曲文化的读者提供了研究参考指南，从阅读一部译作跨越到了解中国古典戏曲全景，实现了最高层次的文化传播功能。

（二）翻译策略

“深度翻译”以彰显“他者”文化的差异性为宗旨，是一种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实现文化平等对话的翻译策略。所以，《琵琶记》中文化信息的翻译以少量归化翻译为辅，异化翻译为主，如原文中的称谓、头衔、货币单位等采用归化法，直接用英语文化体系的词汇意译，如“公卿”（minister, duke）、“议郎”（counselor）、“几文”（a few cents）、“娘子”（lady）,“秀才”（sir），减少目的语读者阅读障碍。异化翻译主要包括直译、直译+注释、音译+注释三种具体的翻译方法。

1．直 译

文中的四字成语、比喻、谚语等多采用直译法以保留原文文化意象或语言结构，如“花如锦绮”（flowers are like brocade），“剑舌枪唇”（tongue like a sword, lips like a spear），“名缰利锁”（the bridle of fame, the locks of profit）,“水宿风餐”（sleeping by streams and eating only wind），“一言既出，驷马难追。”（Once a word has been spoken, even a team of horses can’t overtake it.）这些原汁原味，充满中国文化气息的表达进入译入语读者的视野，能让读者领略汉语丰富的语言表达，开启一种全新的语言学习和文化体验过程。

2．直译+注释

文中的文化负载词或典故多采用直译+注释的方法。注释内容让译入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不再停留在语言表层，而是深入民族文化底蕴，更准确地理解、欣赏中国文化。“折桂”“蟾宫”在文中多次出现，如“折得蟾宫第一枝”“蟾宫桂枝须早扳”“知君是个折桂手”“折桂步蟾宫”“你图他折桂看花早”“丹桂留折”“定知仙桂近姮娥”等。“折桂”首次出现时直译为“Pluck the highest branch in the cassia tree”，脚注中补充解释自唐朝实施科举考试制度以来，短语“折桂”表示考试成功。又因为传说月宫中有桂树，短语“歩蟾宫”也是表示考试成功。第三次出现时译者再次加注解释“蟾宫”指代月亮，“折桂”表示考试成功，其它地方不再加注。简要的注释以及文本本身的互文性使得“折桂”这一文化负载词深入读者内心，想必读者在第四次或第五次读到“pluck the cassia branch”这个短语时，定会心领神会“折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示金榜题名的内涵。

3．音译+注释

音译是指“在英译过程中以汉语某一具体事物名称的拼音音位为单位，保留汉语的发音，简洁扼要地凸显原文特色的译法，用于表达英语缺失词汇或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事物或概念”[9]。《琵琶记》文本中国学深厚，“音译+注释”的译法运用广泛。如第21出，男主人公蔡伯喈在荷花池边弹琴倾诉对双亲和妻子的思念。伯喈唱道：“【懒画眉】强对南熏奏虞弦，只见指下余音不似前，那些个流水共高山呀，怎的只见满眼风波恶，似离别当年怀水仙。”“古琴”向来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修身雅器，文化内涵十分深厚。译者采用威妥玛拼音译“古琴”为（ch’in），提醒读者“ch’in”是英语世界缺失的文化词汇，体现了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传递的责任感。这段唱词的脚注提供了有关“古琴”长达二百多字的补充解释，介绍了“古琴”的发明者、伯牙与钟子期的友谊和《水仙操》琴曲的来历，而且，脚注还进一步说明作者援用与“古琴”相关的文化典故是为了描述蔡伯喈与亲人分离承受着与伯牙丧失挚友相似的孤独与痛楚。

二、莫译《琵琶记》对中国戏曲“走出去”的启示

中国古典戏曲与古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剧。中国戏曲是中华民族，也是世界戏剧文化遗产的瑰宝，需要历史传承与海外传播。莫里根《琵琶记》译本被西方学者当作“翻译中国戏剧作品的典范”，对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下的戏曲文本外译有以下五点重要启示。

（一）选择权威出版社和有戏曲学科背景的译者

莫译《琵琶记》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该社于 1961年启动了《东方典籍译著》系列丛书，莫译《琵琶记》（1980年）隶属丛书的第33本，丛书近20年的系列出版物的传播史和接受史为《琵琶记》莫译本的传播与接受奠定了坚实的品牌口碑。因为“图书馆馆藏被认为是衡量图书的文化影响、思想价值，检验出版机构知识生产能力、知名度等要素最好的标尺”[10]。笔者通过杭州图书馆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数据库检索，截止2016年10月，全球拥有莫译《琵琶记》英译本馆藏的图书馆达414所，其中美国336所，遍布美国47个州。官方语言为英语的如加拿大、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有相当数量的图书馆收藏此书，而非英语国家拥有该书馆藏的有中国、香港、台湾、新加坡，还有日本、德国、法国、丹麦、瑞士、瑞典、以色列、斯洛文尼亚、沙特阿拉伯、南非、埃及等国家。莫译《琵琶记》英译本的全球图书馆收藏数据说明该译本在域外具有较好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不光“走出去”且“走得远”。相比之下，国内著名学者翻译的《牡丹亭》英译本在世界上只有 68所图书馆馆藏。另外，让有戏曲学科背景的优秀本族语译者（或者汉学家）翻译古典戏曲作品能保障译本的专业性和可读性，也是中国戏曲作品海外成功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让·莫里根在翻译《琵琶记》之前已完成出版博士论文《琵琶记及其在传奇戏曲发展中的作用》（P’i-P’a Chi and its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uan-Ch’I Genre）[11]，莫里根在博士论文撰写过程中建立了翻译《琵琶记》必备的中国文化与古典戏曲理论知识体系、具有了文本深度解读能力和语言转换的驾驭能力，这就使得《琵琶记》译本“有资格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东方典籍译著》的优秀作品之一”[12]。莫译《琵琶记》自问世就成为经典，自然会历久弥新，承载着传播中国戏曲文化的使命。

（二）发挥学术书评和意见领袖的传播作用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认为信息的传播模式是按照从“媒介—意见领袖—受众”的方式进行的，意见领袖是大众传播效果形成过程中的中介或过滤的环节，由他们将信息扩散给受众，形成信息传递的两级传播[13]。莫译《琵琶记》出版后一两年间，《哈佛亚洲研究》（HJAS）、《中国文学》（CLEAR）、《英国皇家亚洲协会杂志》（JRASGBI）、《今日世界文学》(WLT)、《亚洲文学期刊》（TJAS）、《明代研究》（TMS）等西方重要专业学术期刊纷纷刊登书评积极推荐此书，而书评的撰稿人往往都是对中国文学研究有一定建树的学者，如理查德·施特劳斯贝格（Richard E. Strassberg）当时对昆曲的演出技巧和昆曲的音乐符号做过专门研究，维多利亚·卡斯（Victoria B. Cass）专注于《西游记》和中国明代女性的研究，彭镜禧（Ching-hsi Perng）已出版了研究中国元代杂剧的专著，这些专业学者的书评论文在莫译《琵琶记》英译本的传播过程中充当了“意见领袖”的角色，他们的意见对译本的解释、导读和扩散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注重文本中的文化传递，深度翻译要“适度”

莫译《琵琶记》注重文化传递，用深度翻译策略建构了中西文化平等对话的平台，深度翻译策略在中国戏曲译介中具有推广应用价值。但是，深厚翻译不是一味追求“异”，使译本晦涩难懂，只能面向少量专业读者，因为“翻译之根本目的，就是在保存这些‘异’的同时，让这些‘异’之间不隔绝，而是形成一种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以达到进一步的发展和丰富”[14]，过度深度翻译的译文会造成普通读者阅读上的停顿和阻碍，容易使普通读者失去阅读兴趣。莫里根虽以钱南扬《元本琵琶记校注》为翻译原本，但她并没有僵硬照搬校注本的注释，而是根据满足译入语读者核心阅读需要选择性注释。为尽可能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全部以脚注形式出现在当页，注释语言精练、简单明了，注重传达要旨，避免“越解释越糊涂”的情况出现。如第 11出“休在鲁班面前掉快口”一句的译文是“Don’t wax an axe in front of Lu Pan!”，注释只有简单两句话，第一句话介绍鲁班是孟子提及过的传说中的巧匠，第二句话说明这句熟语意指劝人们不要在专家面前夸海口。对于剧中只是起套用语功能的下场诗，莫里根译其大意，基本不提供注释，即使极少数提供注释的诗句，也只是简单说明，不介绍诗句来源文献，减少读者阅读负担。

（四）区分剧本中的文本要素和语言层次特征

南戏文本包含唱词、宾白和介绍三要素，具有迥异于西方戏剧的独特艺术手法。然而《琵琶记》原文中的诗、词、骈文等文体形式一般未作明显标识，普通读者难以辩明。译者翻译时独具匠心，通过在译文中增加解释性语言、图像、改变字体大小和文字排版等辅助手段尽可能保留原剧本中文本形式和语言层次特征。唱词部分的段首添加文字“… sings to the tune +曲牌名”，退场诗前加文字“Closing poem”，宾白部分还进一步区分口语、本色和文采等不同语言层次特征。宾白若是口语化语言，不增加解释语言；宾白若是以“词”的形式出现，会在段首添加文字“…recites in the +词牌名+form”，宾白若是骈文，则在段首添加文字“… continues in parallel prose”，而且，还在骈文体的宾白边插入一把中国琵琶图标识。译者为保留剧本语言形式所做的周全考虑，成功地充当了翻译过程中两种文体“不可译”的补偿手段，不仅能够帮助译入语读者体会作者高深的文学造诣，提醒读者注意到中国戏曲语言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并大胆想象中国戏曲作品呈现的舞台节奏感。这些保留原文语言形式特征的辅助手段最大化地彰显了中国戏曲的“他者性”和“陌生化”，是中国戏曲因其独特性“走出去”且被西方戏剧界认知、认可的必要条件之一。

（五）区分对待中国戏曲剧本中的诗歌翻译

诗集中的诗多是诗人对人景物事的直抒胸臆，主“抒情”功能，英译时讲究“传神达意”，营造意境美，但戏曲中诗句的主要功能是“叙事”，用来表现曲折的故事情节，且中国古典戏曲源于市井，读者或观众多为下层百姓，文化水平不高，故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推崇戏曲词采“贵显浅”[15]。《琵琶记》中有大量雅致韵文，但为防止出现《琵琶记》德译本因“追求文学效用，勉强凑韵，损害了原文意思准确表达”[8]313的问题，莫里根采用不押韵的自由体翻译剧中大部分诗句。如第28出中张太公“长安古道休回首，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译文是“Don’t look back as you travel the ancient road to the capital, when you go west from Yang-kuan, there will be no more old friends.”虽是无韵散体，却更符合张太公的角色身份，采用音译法翻译地名“阳关”，更强调诗句的叙事作用。可见，中国古典戏曲中的诗译不应过分追求诗句的形美、音美或意美，译作语言仍然要符合人物角色需要，体现中国戏曲语言“本色当行”的整体特征，因为高密集的含蓄抽象的诗歌语言会让普通读者对译本望而却步，失去欣赏整部作品的机会，不利于中国古典戏曲文化在普通读者群的传播与普及。

三、结语

中国戏曲早在 18世纪以元杂剧《赵氏孤儿》为代表开启了“西传”之路。今天，中国戏曲能否打开与世界“文化对话的通道”[16]，跨越文化障碍的翻译中介或许起了决定作用。莫里根《琵琶记》英译本采用适度的深度翻译策略，通过各种副文本和异化翻译策略将目的语读者置于丰厚的原语言文化语境中，有效地传递了文本中蕴含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戏曲独特的艺术形式，获得了西方学者的高度肯定，是一次成功的文本传播，可供中国戏曲作品外译借鉴。中国古典戏曲是一种综合了文学、音乐、舞蹈、表演、武术、杂技等多种艺术的独特艺术，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它的“走出去”应该不单限于案头文学传播，还应该在舞台演出中“鲜活”地传播。积极探索中国戏曲文本传播和舞台传播相辅相成的传播路径仍是我国学人需要不断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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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ck Translation of Nanxi (Southern Drama) Pipa Ji and Its Enlightenment for the “Going out”of Classical Chinese Dramas

ZHANG Qiulin
(Wenzhou Business College, Wenzhou, China 325035)

The English version of Nanxi (Southern Drama南戏) Pipa Ji with the title of The Lute: Kao Ming’s P’i-p’a chi had translated by Jean Mulligan, an American scholar. The work has been hailed as “a model for future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dramas” in Western academia.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Mulligan’s English version of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ick translation and the paratext theory.Mr. Mulligan effectively conveys the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the unique artistic forms of the classical dramas in south China by means of many paratexts and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strategy to the target language readers. The enlightenment on the “Going out” of classical Chinese dramas is also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Nanxi (Southern Drama 南戏); The Lute: Kao Ming’s P’i-p’a chi; Thick Translation; Paratext;Cultural Transmission; Enlightenment

I207.37；H509

：A

：1674-3555(2017)04-0023-07

10.3875/j.issn.1674-3555.2017.04.004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刘慧青)

2016-10-20

浙江省社科规划优势学科重大项目(14YSK06ZD)；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Y201737301)

张秋林(1977- )，女，湖北黄石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国古典戏曲海外传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