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平文化视域下的芷江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

田均权，唐 雯

（湖南和平研究院； 芷江历史文化研究会，湖南芷江419100）

论和平文化视域下的芷江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

田均权，唐 雯

（湖南和平研究院； 芷江历史文化研究会，湖南芷江419100）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申报和认定有特定的条件和程序。芷江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具备了比较充分的条件，其中“芷江受降”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丰富的和平文化资源为芷江名城申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战资源； 历史事件； 抗战遗址； 名城申报； 芷江

芷江建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尤其是和平文化资源极其丰富。2005年，就被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2015年，省文物局领导来芷考察工作时指出，芷江完全符合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条件，同年芷江正式启动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工作。本文试图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申报条件来探讨芷江和平文化资源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的关联。

一、芷江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意义重大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一个地区耀眼的名片，它为人们回顾历史，延续城市文脉打开多彩的窗口，也为旅游文化产业崛起插上腾飞的翅膀，能给所在地区带来不可估量的社会与经济效益。成功申报国家历史名城，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近年来，芷江虽然先后被评为“全国文化先进县”、“中国最佳休闲旅游县”、一生要去的66个“中国文化旅游大县”和湖南省重点扶持的“20个国家级旅游强县”之一，等等，但都是部级方面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由国务院确定并公布，含金量高，影响大。

芷江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意义重大。通过申报，能够全方位保护好、利用好芷江两千多年的人类文明和文化积淀，有利于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可以进一步弘扬独具特色的抗战文化、和平文化，促进历史文化资源深度整合与发展；可以完善城市总体规划布局，提升城市品位。

二、芷江和平文化资源奠定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基础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行政许可条件为：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市，并符合以下三个标准：一是是否有较为丰富、完好的文物古迹和具有重大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二是城市现状和风貌保留着历史特色，具有一定的代表城市传统风貌的街区；三是文物古迹主要分布在城市市区或郊区，保护和合理使用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对该城市的性质、布局、建设方针有重要影响。

根据这些标准，芷江“名城”申报具有特别的优势，即以“芷江抗战胜利受降”重大历史事件为代表的和平文化资源独一无二。

（一）重大的历史事件

自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置无阳县以来，芷江在汉唐间曾多次为州治所在，明清时期曾几度为府治所在，为湘、黔、川、桂、滇五省之物资集散地。屈原、林则徐、熊希龄等政治、文化名人都为芷江留有诗文传世。明、清之际，芷江更因“守滇黔门户，扼全楚咽喉”的独特战略地位，以及秦皇汉祖、唐风宋韵的丰厚人文积淀，一跃成为湘黔边地千年重镇[1]。那么，它在近代所创造的最辉煌的历史，就非抗战时期莫属！两件大事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芷江保卫战”与“芷江受降”，作为中华民族抗战史上的光辉篇章被列入了史册。

1.芷江保卫战

芷江保卫战是中日军队在正面战场进行的最后一次较量。1945年1月2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召开紧急会议，策定以夺取芷江机场为作战目标的“芷江攻略战”。1945年3月，调集由坂西一郎率领的日军第二十军所属5个师团，3个混成旅团，另加伪和平军第二师和飞行师团的第44战斗队等部队共8万兵力，从新宁、邵阳、益阳三路进犯芷江。针对日军的进攻意图，中国军队决定以担任湘西全面防守的王耀武第四方面军为主力，在新化、武冈附近与日军决战。以汤恩伯第三方面军第94军进驻广西龙胜和湖南城步地区，协助第四方面军作战。另从昆明空运新六军至芷江，作为第四方面军总预备队。总计参战兵力为20万人，统一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指挥，前线指挥部设在芷江、安江。战役分为两个阶段，从4月9日开始到5月初，为日军大举进攻和我军节节阻击阶段。战斗打响后，日军从北起桃花山、南沿资江、迄于新宁全长400公里的战线，分三路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担任正面防御的中国军队，利用有利地形，采取逐点阻击，固守要地，灵活出击，分割围歼的战术，逐次消耗敌人，成功将日军阻滞于雪峰山东麓，使日军陷入补给困难、被动挨打境地，被迫转入防御。从5月初到6月7日，为中国军队全面反攻阶段。5月3日，中国军队在芷江机场空军的有力配合下，首先向雪峰山中段主峰下的青岩、铁山一带日军进行反击，击毙日军1 600余人，迫使日军撤退。从5月8日起，第四方面军主力向日军发动全面反击。先后取得复山门、洞口、马颈骨、芙蓉山等战斗的胜利。第三方面军继5月取得武阳大捷后，向武冈、洞口之敌展开追击，先后收复新宁、武冈县城和高沙镇，将日军追击至金秤市一带，到6月7日，中国军队收复了所有阵地，日军残部退回到战前据点[2]。

此次战役中，驻芷江机场空军发挥了重要作用，与陆军密切配合，对日军集结地、进攻防御阵地和后方补给线进行了猛烈的轰炸，有力支援了陆军地面作战。芷江保卫战历时50多天，共毙伤日军28 174人，俘敌247人，我军伤亡8 000多人[2]，彻底粉碎了日军攻占芷江机场的企图，侵华日军自此再也无力发动如此规模的战役。芷江保卫战获胜两个月后，日本政府即宣布无条件投降。

芷江保卫战挫败了日军企图占领中国芷江空军机场的阴谋，提高了国军“反攻之士气”，它是中国抗战正面战场从防御转入进攻的重大转折点。十四年抗战中，国民党军队败仗多，胜仗少。而芷江保卫战的胜利张扬了中国的国威，充分显示了中国官兵高尚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

2.芷江受降

“八年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落芷江”，芷江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历史见证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接受中、美、英《波茨坦公告》，通过东京电台无线电广播宣读了《终战诏书》，正式宣告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8月21日，侵华日军代表今井武夫一行8人，根据蒋介石的电令从南京乘飞机抵达芷江，在芷江机场东南面七里桥陆军总部会场，接受了重庆国民政府代表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等就日本投降的具体指令。其中包括：日方乞降代表交出了侵华日军兵力分布图，接受了中方令日本在华的陆海空军及补助部队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的备忘录，并在其受取证上低头签字[2]。

受降地点选定在芷江，是具有其深层意义和考虑的，具体有四个原因：

第一，芷江拥有当时远东第二大机场，空军实力雄厚，有数百架可随时起飞作战的飞机，可以对日军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争取受降会谈的主动权。

第二，在芷江保卫战中，日军丧师折兵，惨遭失败，是中国军队对日作战以来打的规模较大的一次硬仗，也是一次胜利的会战，芷江是胜利的象征。日本想占领芷江，最后让日本人到这里来投降，也就是让日本侵略者真正体会到日落芷江的滋味。

第三，芷江驻扎着中美新生力量，中国军队20多万人，美军6 000多人。当时日军在中国还有一定的实力，部分日军有拒降心理，受降地点选择在芷江，安全警卫可以得到保证。

第四，芷江处于昆明、重庆、南京三个城市的中间地带，无论是重庆、昆明派出的中美受降代表，还是南京日军总部派出的乞降代表，乘飞机来芷江都很方便。所以，历史的荣光就降临到了这座湘西小城。

芷江受降标志着中国人民十四年浴血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是中国人民自近代一百多年以来，抵御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的彻底胜利，全国人民为此普天同庆。芷江作为抗战中主要的军事基地，亲身经历了战争期间最艰苦卓绝的岁月，也领略了在抗战中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当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消息传来之时，全县上下一片欢腾；当听到芷江被确定为接受日本投降的地点时，芷江军民更是欢呼雀跃，城内大街小巷张灯结彩，鞭炮齐鸣。历史让芷江人民饱受了战争的苦难，也注定让芷江人民见证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光辉的时刻。

为纪念“芷江受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1946年2月，国民政府在受降旧址上修建了“受降纪念坊”，作为全国纪念抗战胜利的永久性建筑物[2]。

（二）丰厚的抗战遗址文物

抗战时期，芷江作为重要的军事要塞、指挥中心和受降之地，留下了众多的抗战遗址和大量文物。现有的抗战遗址和胜利受降文物是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它们见证了中国人民英勇抗击外敌的光辉历史，见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1.芷江受降旧址

芷江保留了日本向中国投降的唯一旧址，占地63亩，包括：受降会堂、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旧址、何应钦办公旧址以及受降纪念坊、芷江受降典礼使用的九屉桌、木靠椅、单人沙发、双人沙发均为国家一级文物。还保留了国内唯一的日本在芷江投降的20分钟原始视频资料，为芷江受降提供了确凿的直观影像资料，是记录抗战胜利受降的重要历史见证[2]。

1985年，芷江利用抗战文物遗存对受降旧址进行了全面维修，并对外开放，建立了国内唯一一家全面反映抗战胜利的专题性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该馆建筑面积3 000平方米，文物藏品3 000余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31件，二级文物36件，三级文物135件，现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AAAA旅游景点、国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中国侨联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国家二级博物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2]。

2.芷江机场遗址

芷江保留了包括机场跑道、起飞区、候飞区、高炮阵地、航空第九总站、空军四所、五所、空军第三导航台、万人坑、飞机修理厂、机窝、防空碉堡群、修建芷江机场的石碾子等机场遗址。这些遗址见证了芷江机场作为抗战期间重要的军事设施，为中、美、苏空军抗击日敌，立下赫赫战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再现了芷江军民共赴国难、不惜舍身毁家修筑机场的不朽历史。

3.美国飞虎队援华抗战遗址

美国飞虎队援华抗战遗址现今仍保留有美军航校旧址、美国十四航空队兵营旧址、“美国街”兵营旧址、中美空军指挥塔旧址、中美空军联队俱乐部以及配电房、发电房等设施。2005年，芷江县委、县政府在芷江机场遗址划地53亩，建成了国内第一家全面反映飞虎队援华抗战专题性纪念馆。该馆由中美空军指挥塔旧址、中美空军联队俱乐部旧址、配电机房、发电机房以及飞虎队纪念馆、飞虎队实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虎队群雕组成，建筑面积3 100平方米，馆藏文物2 000件[2]。

4.湖南抗日战争纪念馆

2015年，为迎接抗战胜利70周年，芷江新建湖南抗日战争纪念馆，整个展馆分为“三湘救亡怒潮”、“抗战中流砥柱”、“重要后方基地”、“六大浴血会战”、“湖湘抗战群英”、“历史告诉未来”六个部分，共展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文物375件，以实物、图片、影像、场景等陈展手法，再现了湖南抗战中的历史地位，展现了湘籍人物在全国抗战中的伟大贡献。

三、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抗战遗址的保护，为名城申报提供保障

芷江拥有受降旧址、机场遗址等丰富的抗战遗址文物资源，承载着深厚的近代历史。目前，芷江正致力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申报，这些抗战遗址资源将成为成功申报名城的重要“家底”。为保护这些文物资源，芷江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做出了很多努力，并取得了重要成就。

（一）上下形成共识

芷江抗战历史文化遗产是抗战历史的载体，承担着唤起民族记忆、弘扬民族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保护、研究和利用好抗战遗址，既是给后人留下丰富生动的历史文化遗产，同时也是宣传芷江的抗日战争、加强与国际开展此方面交流合作的需要。近年来，芷江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抗战遗址的保护，自觉担负起抗战文化遗产保护的责任，始终不忘自己的历史担当，将抗战文化转变提升为和平文化。带领全县人民全民参与，切实加强抗战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传承弘扬，初步形成以政策规划为保障、基础工作为支撑、抢救维修为重点、综合利用为关键的保护工作格局，为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留了丰富的抗战历史文化资源。

（二）科学规划强化保障

加强对抗战文化遗址的保护，规划是前提。县政府聘请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芷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其中抗战遗址保护规划是其重点。根据芷江抗战历史文化遗产现状，与时间、空间上的历史文化特征，建立“大遗产”保护与展示体系，科学划定历史保护范围与重点，构建历史城市、历史街区、文物古迹的三个层次的保护体系。在县委常委会上进行专题研究，制定了抗战遗址划定保护范围——东至飞虎队纪念馆，南至机场现有水泥公路，西至机场老马路，北至铸件厂。明确保护内容、对象、方法与措施，从而指导、引领全县的抗战文物保护工作，确保涉及抗战文物的建设活动能够做到有规可依，将点、线、面保护与整体保护相结合。同时，梳理文化脉络，通过文化统领、实物印证、突出特色，挖掘“芷江抗战历史文化”潜在精神内涵。结合我县片区改造，以抗战文化为线，以大遗址、古街、古村、古井、古道等古迹为点，构成多层次多角度的文化遗产保护序列，对文物加以保护修缮，设置标示牌，用一个个历史人物、历史故事讲述城市的沿革。为确保抗战文化遗址的规划保障，政府将抗战文化在内的历史建筑修缮和历史文化街区基础设施改造等文化遗产保护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为做好历史文化保护工作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

（三）夯实基础工作

抓好资源调查，先后结合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和第一次国有可移动文物调查，深入开展了全县抗战遗址和可移动抗战文物专项调查，为全面保护打下了坚实的工作基础。通过调研、摸底、挖掘以抗战机场跑道为中心的周边主要军事机构和军事设施，包括机场跑道，起飞区，候飞区，高炮阵地，航空第九总站，空军俱乐部，空军四所、五所，空军第三导航台，机窝，碉堡，万人坑，美军兵营，飞机修理厂等，绘制了《芷江县城抗战遗址总图》，划定了保护范围。对已发掘的抗战遗址——抗战受降旧址进行有效保护。完善工作体系，成立了芷江县抗战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协调小组，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政府全面负责、文物部门综合管理、相关部门积极配合、管理使用单位各负其责的工作格局。公布文保单位，建立起国家级、市级、县级抗战文物单位保护名录体系，在对重点抗战文物进行抢救的同时，对全县尚未定级的抗战遗址，也开始实施统一挂牌保护。

（四）加强了宣传和舆论引导

加大宣传力度和舆论引导，利用政府网站、电视台和报纸等新闻媒体，开辟了“话说沅州”、“申报专题”等专栏，经常性地开展包括抗战遗址保护在内的文物保护知识的普及活动；加强历史文化研究整理，发行出版了《历史芷江》、《文化芷江》、《人物芷江》等多部丛书。还通过讲座、展示等活动，增强市民对芷江历史文化的了解。与此同时，强化规划公示制度和社会监督制度，对《芷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芷江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芷江文物保护方案》等接受社会监督。

四、保护好以机场为核心的芷江空中抗战遗址，为名城申报创造条件

抗战遗址遗迹是抗日战争史的真实记录，承载着中国人民饱受欺凌的苦难、民族危亡的呼号、不畏艰险的反抗、团结抗战的荣光，既是苦难辉煌的见证，又是团结奋进、再造中国的精神支点。做好芷江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工作，必须抓住抗战历史文化这个“牛鼻子”。

（一）切实摸清抗战遗址的情况

在抗战遗址普查成果的基础上，对其中与抗战相关的遗址的坐标、面积、文保情况、教育基地授牌情况、保护现状等进行全面梳理，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如芷江机场，始建于1936年10月，后经多次扩建，最终占地1 955.8亩，加上机场工程附属设施共4 382亩。其南北向跑道两条：一跑道东侧长1 740米，宽57米；二跑道中间长1 290米，宽45米。西北、东南方向跑道1条，西侧长1 380米，宽26米。跑道结构均为基层约50厘米厚大鹅卵石，表层约20厘米厚碎沙[1]。抗日战争时期，芷江机场为盟军远东第二大机场。当年，从芷江机场起飞的中美空军飞机远飞敌占区轰炸日军部队、交通线、军事基地及其设施，特别是在芷江保卫战中，与陆军协同作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为赢得战役胜利做出巨大贡献，为加速抗战最后胜利奠定坚实基础。所以，当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时，芷江以芷江保卫战胜利后的强大军事力量对日军的巨大威慑力，以及芷江机场方便受降要员及降使进出，从而使受降地最终花落芷江。目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将其列为全国重点保护的18个旧机场之一。

（二）制定好抗战遗址保护规划

抗战时期，以芷江机场为核心的芷江空中抗战遗址是一个完整的防卫体系，它非常独特，意义非凡，是芷江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最具独特性的条件和资源。机场只是这一体系的重要部分，它包括机场跑道、指挥塔、美军俱乐部、驻军营房及机库等众多设施。体系还包括修理飞机的工厂、机场驻军的营房、通往机场的道路、保护机场的碉堡群、碾压机场的石磙、服务机场的设施及埋葬修建机场中牺牲人员的万人坑等。只有通过这一完整体系，才能全面反映以芷江机场为核心的芷江空中抗战的真实历史面貌和过程，才能使后人看到当年抗战的艰辛和辉煌成就，才能使人们充分认识到芷江空中抗战的独特所在。保护好以芷江机场为核心的芷江空中抗战遗址体系，要出台《芷江侗族自治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为保护好以芷江机场为核心的芷江空中抗战遗址体系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与此同时，尽快制订保护该体系的规划，从宏观上做好保护以芷江机场为核心的芷江空中抗战遗址体系的设计工作。据调查，一直以来芷江机场遗址的重要性未能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机场及其各种附属设施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目前，芷江机场的大部分已作为新机场继续使用，发挥其新的作用，但未被作为新机场使用的部分损毁严重，地上部分的设施绝大多数不复存在，机场内大面积作为苗圃栽种树木，作为倾倒场堆满建筑沙砾和垃圾，尤其是一些原始跑道遗址被浇成了水泥路面作为公路使用，除了作新机场使用部分外，遗存的机场很难看到它的旧貌。要发掘和保护好与机场配套的各种外围设施，恢复好当年抗战时机场外围的各条抗战公路，切实保护好机场及整个县城周围的碉堡群，发掘当年维护停放飞机的机库和埋葬修建机场中牺牲人员的万人坑等。建议恢复和保护好芷江机场遗址原状原貌，铲除机场内倾倒的各种沙砾和垃圾，尤其要铲除已被铺设公路的原始跑道遗址上水泥路面，公路按机场外围原址通行，按规划重新移栽各种草木。在此基础上，在未被作为新机场使用部分地面上，恢复机场的各个原始跑道，将飞虎队纪念馆内指挥塔、美军俱乐部、驻军营房设施等各个文物统筹到整个机场地面保护和展示范畴中来。

（三）研究抗战遗址遗迹保护的科学化

抗战遗址作为芷江纪念性遗产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承载着民族的血泪史和奋发史。目前，芷江抗战遗址遗迹众多，保护、利用程度不一。要配合好芷江空中抗战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旅游，在恢复机场及周围配套设施的基础上，在曾经的机场跑道、机库、修理飞机的工厂、机场驻军的营房、通往机场的道路、保护机场和县城的碉堡群、服务机场设施等场所竖立展示牌，介绍芷江空中抗战历史及这些设施的情况，开放埋葬修建机场中牺牲人员的万人坑供人们参观，将当年碾压机场的石碾放置原始跑道上供人们观看，制作石碾模型供人们体验，充分发挥以芷江机场为核心的芷江空中抗战遗址的现实作用。建立整体协调联动机制，建立抗战遗址保护、开发和利用联席办公会议制度，承担抗战遗址的规划、建设、环境整治、线路开发、人员培训、宣传报道、内容审核等任务。要加大宣传推介工作力度，提高抗战遗址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可以借此之际用报刊、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大力宣传抗战遗址的历史背景、历史地位、现实意义和价值，并重点选择几处抗战遗址，加大经费投入，对其进行整修，有条件的将其开辟为小型纪念馆或凭吊纪念场所，提升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级别[3]。

总之，芷江要坚持秉承“抗战文化遗址保护永远在路上”的理念，更好地将抗战文化遗址保护与历史文化名城申报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挖掘抗战历史遗存的深刻内涵，合理利用抗战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使之融入市民日常生活，产生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和完善保障机制和运行机制，更好地传承和延续芷江悠久的抗战历史文化。

[1]《芷江侗族自治县概况》编写组.芷江侗族自治县概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47-52.

[2]张艳.浅析受降名城芷江抗战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和传承性[J].理论界，2007（1）：183-185.

[3]陈萍.浅谈连州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条件与意义[J].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4）：43-45.

On the Declaration of the National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y of Zhijia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eace Culture

TIAN Jun-quan，TANGWen
（Hunan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Zhijiang History and Culture Research Group，Zhijiang，Hunan 419100）

Declar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national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y has specific conditions and procedures.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Zhijiang to declare national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y.Zhijiang also has sufficient conditions.Among them，major historical event—“Surrender in Zhijiang”and abundant cultural resources of peace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Zhijiang to declare national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y.

resources about the Anti-JapaneseWar；historical events；sites of the Anti-JapaneseWar；declaration of national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y；Zhijiang

G127

A

1671－9743（2017）08－0021－05

2017-06-27

湖南省和平文化研究基地“芷江抗战文化资源的整合研究”（HPJD2016-01）。

田均权，1961年生，男，湖南芷江人，湖南省和平文化研究基地方向带头人、湖南和平研究院院长，研究方

向：历史文化与和平文化；

唐 雯，1991年生，女，湖南芷江人，芷江侗族自治县洞下场乡文化站站长，研究方向：芷江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