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京师同文馆的翻译教学

张美平

(浙江树人大学 外国语学院，杭州 310015)

再论京师同文馆的翻译教学

张美平

(浙江树人大学 外国语学院，杭州 310015)

作为近代中国创办的第一所以培养外语外交人才为旨归的新式外国语学堂，京师同文馆在其存续的四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很重视翻译教学。其极具特色的翻译教学，培养了一批在外交、教育、文化等领域为国服务的专门人才。同文馆重视实践的取向，不仅为其他新式学堂提供了有益的遵循，而且也为当下的外语教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京师同文馆；翻译教学；特色；借鉴

同治八年(1869)，丁韪良接受总理衙门聘任担任京师同文馆(简称同文馆)总教习，全面执掌同文馆教务。此举标志着同文馆正式从一个被额伯连称为“衙门学校”[1]的翻译学校转变为一所有较大自主性的近代综合性学校，其翻译教学走向规范化和系统化，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总理衙门“要求同文馆在外交口译和笔译工作方面提供帮助，”[2]331以培养合格的对外交涉人才。为提高翻译教学质量，同文馆极其重视过程学习，将外语学习融合在平时的语言实践中，实现外语知识与技能的同步发展。关于同文馆的翻译教学，笔者曾做过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更多史料的发掘，觉得有必要对此再作梳理。因此，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在同文馆开展西学翻译、外交翻译实践、设立翻译官员和翻译机构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组织西学翻译

同文馆最具特色的教学活动是丁韪良组织学校师生开展的西学翻译。同文馆将西学翻译的学习纳入其“八年课程计划”中，年限长达四年。以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为肇端，同文馆组织英、俄、法等馆师生翻译了三十余部各语种的西学书籍。同文馆所译的西学书籍中，英文西书的汉译占绝大部分。学界对英文馆的译书已有较多讨论，兹不赘述。现对俄文馆的俄文书籍总目的翻译略作一介绍。

道光二十五年(1845)十一月，俄罗斯曾将三百余种俄文书籍赠送清政府。由于当时找不到通晓俄文、胜任翻译的译员，这批书籍在进行编目后只好被存放在理藩院。何秋涛在《朔方备乘》中说：“越数月，其国王因肄业换班学生进京，乃尽缮俄罗斯国所有书籍来献，凡三百五十七号，每号为一帙，装饰甚华。有书有图，惟通体皆俄罗斯字，人不尽识，当事者议发还之。或曰：斯乃所以为报也，却之，转拂远人之情，则奏请收存于理藩院，以俟暇日将翻译焉。”[3]653这批存放于理藩院的十箱俄罗斯书籍此后一直无人问津。其命运一直到同治元年(1862)同文馆成立后才有所改变，也就是说，其总目由同文馆俄文教习班铎(E. G. R. Pander)“率诸生分类译出”。[4]44这两次总目的翻译自有其历史意义。首先体现在语言学史和翻译史等方面，因为总目的翻译“构成近代译名与现代译名的中间环节，提供了一批值得注意的过渡性译名。如地名‘高加索’，初译作‘喀法喀斯’，二译作‘高家索’；又如人名‘拿破仑’，初译作‘那普哩勇’，二译作‘那波仑’；此外如学科名‘微积分’，初译作‘贴斐叶楞其数书’，二译作‘微集分’，都更接近今译。”[4]45这对研究近代翻译史译名定型化的问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其次，图集总目的翻译为同文馆学生提供了从课本的理论层面到实践层面转化的机会，是课堂教学的延续和重要补充。再次，此举也是外交史和中俄文化交流史上值得重视的一件事。

将学生译书引入同文馆的课堂教学，可能开外语院校在校学生译书的先河。从笔者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同文馆创办以前的外国语文学堂如元代回回国子学、明代四夷馆以及清代的四译馆、会同四译馆、俄罗斯文馆等似乎都没有学生参与译书的记载，仅有部分学馆让学生从事翻译实务的记载。例如，明代四夷馆让译字生或译字官(按：均为学生)参与翻译实践。《明史》记载：“各国使人往来，有诰敕则验诰敕，有勘籍则验勘籍，毋令阑入。土官朝贡，亦验勘籍。……凡审言语，译文字，送迎馆伴，考稽四夷馆译字生、通事之能否，而禁饬其交通漏泄。凡朝廷赐赍之典，各省土物之贡，咸掌之。”[5]1749以同文馆为先导，此后的各类洋务学堂，很多都有学生独立或参与翻译西书的传统。如上海广方言馆学生严良勋、钟天纬、瞿昂来等在西教习傅兰雅、林乐知等指导下，翻译了《四裔年表》《英国水师考》《法国水师考》等多部西学书籍。[6]光绪二十九年(1903)入京师译学馆攻读英文的甲级在读学生钱文选，以其数年心得于三十三年(1907)编译《中英公牍辑要》一书，“经教习英人巴克斯、何福爱及欧阳教习、李教习先后阅定”。[7]24该书经清廷学部审定批准作为高等学校参考用书，当时印有两千部，行销一空，“通英文之人读之，固足以徵其造就。即不通英文之人读之，亦可知近十年政界之大凡。留心时局者，不可不人置一编，作政治书读之也，可作教科书读之也。”[7]37

二、开展外交翻译实践活动

同文馆学生除语言学习和参与翻译西书以外，还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语言服务，如充任值班译员、翻译和审校外交文书、随使出洋充任见习译员等。

(一)充任值班译员

除了参加笔译(西学翻译)实践，同文馆学生还要直接参与总理衙门对外交涉时的现场口译，以提高对外交涉人才必须掌握的口译这种最基本的技能。作为总理衙门对外交涉人才的培训基地，同文馆必须为学生提供能够身历其境的历练机会，以便能切实地提高其现场跨语转换的能力。同文馆经常安排学生参加总理衙门的一些外事活动，其做法是让英、法、俄、德等各外文学馆的学生组成口译班子，或采取随叫随到，或采取安排值班的方法，让相关语种的学生跟随交涉大臣出现在交涉现场，或直接出任翻译，或作翻译见习。如下史料见证了同文馆在提高学生的语际转换能力方面所作的努力：“嗣后各国会晤，应派熟悉该国语言之同文馆翻译官及学生等一二人，在旁静听，以免洋员翻译参差。英文着派张德彝、沈铎、斌衡、长德、陈贻范，法文着派世增、恩禧、伊哩布、世敏，俄文着派塔克什讷、瑞安、萨荫图、刘崇惠、邵恒浚，德文着派程遵尧、治格、黄允中。遇有会晤时，即随同上堂听话，按班当差。”[8]565

同文馆学生充任值班译员，参加现场口译，既为总理衙门解决了译员紧缺的难题，也为学生提供了将课堂知识运用于实践的机会。而且，由于学生“在旁静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外国译员“翻译参差”，即错译或“胡来”的情形。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外国译员“胡来”，使中国利权丧失的情形。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江宁条约》(按：即《南京条约》)签订时，担任翻译的英方译员马儒翰(John R. Morrison)等人利用中方谈判代表不懂英文的便利，擅自添加了英文本中没有的“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9]102的表述。又如，咸丰十年(1860)签订的中法《北京条约》也被该条约的主要译者德拉马神甫(Abbé Delamarre)私自加入了法文本中没有的“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样，这为后来的教案频发，中外关系紧张埋下了祸根。正如马士所说：“这一规定以巨大的权利武装了天主教传教士，便于他们扩大宣传到内地去，并注定引起未来的很多摩擦。”[10]616

对于同文馆学生参与现场翻译的情形，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在日记中也有记载：“巴兰德欲总署诸公拜各国参赞、翻译官，因此龃龉，竟未带翻译来，于是令国文馆(按：同文馆)学生同坐通语言。”[11]2173

同文馆学生不仅在京师充任值班译员，承担一定的口译任务，而且还要赶赴外地为总理衙门解决实际困难。例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发生德国占领山东青岛的胶州湾事件，沙俄乘机“暂借”胶州口。同文馆学生德坤、萨荫图、刘崇惠等人前往交涉：“现因俄国兵轮暂借胶州口门守冻，俄水师提督请派通晓俄、法文语之员赴彼照料，自应由总教习就该馆学生拣选。兹据总教习呈称：法文馆副教习德坤、俄文记名副教习萨荫图、学生刘崇惠三人，品行端方，洋文通达，堪以差委。……学生德坤、萨荫图、刘崇惠著即束装前往胶州地方俄船停泊处所，妥为照料，并准于明年二月差竣回馆补行大考。”[12]113

(二)翻译和审校外交文书

由于早期洋务官员和驻外使节几乎都不懂外文，因而培养能够翻译各类外交文书或各国洋文书报的译员尤为迫切。所以，作为以培养外语外交人才为鹄的近代新式学堂，同文馆必须以培养学生的外交文书翻译能力为己任。因此，同文馆的笔译教学内容除了西学翻译以外，还包括日常外交事务文本的翻译。同文馆学生肩负一切外交文件、外文报刊及交往的翻译，为总理衙门的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如同当年林则徐初到广东组织翻译班子广泛收集和翻译外语文献资料的情形一样。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的“堂谕”规定：“所有同文馆向来翻译各国洋文新报，现自五月初一日起，隔七日进呈一次，着各翻译官择其有关风俗政令者，逐日详译，与总教习订正录送总办章京，汇总酌缮进呈”。[12]123丁韪良在《花甲忆记》中提及，就在他被任命为总教习之后，总理衙门大臣董恂让学生翻译丁韪良在清军击败英法联军后写给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的一封信。[13]347

译缮电报也是同文馆外语学生必做的一门功课。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的两份“堂谕”对此都有记载：“现在电报事繁，所有前经派画电报学生史元燧、庆奎、陈清壁、张魁第、文瑞、宝兴、额勒和泰、王莼等八名，着分隶两班随同电报处章京学习译缮电报。……该学生等每日四人轮流值班住宿，偶有告假等事，亦须托同事人代值，毋得旷课，该学生等逐日赴提调处画到，提调呈堂以备考核。”[12]123如果学生阳奉阴违，或疏懒推诿，同文馆也有相应的措施跟进，即给予“立即革除”的处罚。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二月的“堂谕”指出：“所有本署接收各项洋文等件，向由翻译官等译成汉文呈阅。惟各路洋文电报来无定时，往往有紧急要务，必当立即译出，方免贻误。惟该翻译等或遇有事他出，自应由馆中择其洋文素熟者，代为一译，亦属分所当为。乃闻各馆学生遇有此等情事，率行推却，已非一次，实属滑懒性成，强分畛域，……嗣后如遇应译文件，一经提调教习分派，务须赶紧办理，倘再有饰词推诿者，立即革除，绝不宽贷，忽谓言之不预也。”[8]568

该“堂谕”既说明同文馆重视管理，重视建章立制，也说明了当时翻译人才紧缺的现实。同文馆学生除了翻译西书、译缮电报、翻译“各国洋文新报”以外，还曾做过一项特殊的很少被人注意的“功课”，即进行外交文件的审校，协助总理衙门核对条约文本以及其他文件等。同治七年(1868)起，清政府准备与法国重新修订中法《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具体由负责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组织对这两个条约底本进行核查，以备修约。“上届换约时，中国无熟识洋文之人，恐有洋、汉不符之处。此次修约，应先将条约汉、洋文核对符合，然后办理。”[14]此次查核由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领衔，总理衙门各章京以及同文馆法文馆学生共同实施的。法文馆学生负责外文审核，“此次定约时，须令同文馆法(文)馆学生与该国翻译官当面细加校对……务求尽力相符，免致狡赖。”查核的重点是“历年办理各件，虽经准行而与约相背应行改正者，有未经准行须于修约时议明者，有与约内微有参差应斟酌修改者，有情形不同从前所立之约今无所用者，有应行仍旧而字句间尚须酌改者”。[14]

同文馆法文馆学生在“阅看从先互换法文条约原本”[14]中发现了不少问题并予以纠正，维护了国家权利。例如，查核的通常流程是，先参照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译文，然后传法文馆学生阅看。结果他们发现条约中的不少地方有多处矛盾之处。例如，核查出了法文本没有而汉文本却有的“任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天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发现了“以法国文义为正”之说的不妥之处。又如，光绪元年(1875)，在处理马嘉理事件时，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威妥玛(Thomas F. Wade)在天津多次会商，威妥玛将会谈情况用英文写成会谈纪要。李鸿章先让曾在美国纽约汉密尔顿学院肄业的英文翻译曾恒忠译出呈览，在向朝廷汇报时，他特别强调“惟洋文译出汉文，间有歧误，兹并将威使画押盖印原文十二纸附呈”。然后“请饬同文馆精于英文者再行照译以便查考，庶较梅辉立口传之话，更为的确”。[15]93可见，李鸿章等洋务大臣此时更加信任地使用同文馆学生来参加对外文件的译审工作。根据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的记载，光绪二十二年(1896)六月廿八日，中法越南边界通商专条附章及会巡章程互换。事前翁同龢令法文馆学生校对，“余与张、吴两君款之，先阅凭单……次互递约本。余令法文学生校之，德堃、翟青松、宝兴。余曰界有线图，按线行事。又约内法文曰南边各省往来贸易，汉文则广东、广西、云南云云，余指示之。”[11]2921-2922中法文本虽未出现大的问题，但这些学生还是查出其中的细微差异。

根据文献史料，外语教学服务国家的政治和外交，并不是同文馆的首创。例如，明代四夷馆让学习翻译的译字生翻译政府与其他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往来文书。王宗载的《四夷馆考·回回馆》记载：“其附近诸国，如吐鲁番、天方、撒马尔罕旧隶本馆译审。此外，如占城、日本、真腊、爪哇、满剌加诸国皆习回回教，遇有进贡，番文亦属本馆代译，今俱列于后。”“哈密地近高昌，本属高昌馆译审，但其中多回回人，入贡时，亦有用回回字者，故又属回回馆”。[16]11可见，让学生从事翻译实务，不仅是外语教学的应有之义，于自身外文水平的提高有利，而且还能为国家作出贡献。这对当下的外语教学极具借鉴和启示意义。

京师同文馆由于地处京师，与地处开放前沿的上海与广东两地的同文馆相比，仍然更具地缘优势，因而使得学生有更多的参与外交翻译实践的机会，从而改进和提高自身的外语语言知识与技能。同文馆学生参与的所有这些活动，本质上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狭义的课堂教学所不同的是，这些活动将外语实践由课内延伸至课外，其目的在于提高和检验学生的中外两种语言的输入与输出能力。这是一种多元化的外语教学模式，不仅进一步提高学生驾驭外语的实际应用能力，还能推动同文馆的课程建设。

(三)随使出洋

为提高学生的外语应用能力，总理衙门多次让同文馆学生赴海外参与翻译实践。如前所述，仅同治年间(1862—1874)，同文馆学生德明、凤仪、彦慧、庆常等多人随使节出使外洋。值得一提的是，同文馆的体制很特别。早期同文馆学生的学习年限仅三年，他们在三年学习期满后，很多人不是立即离馆(当时没有毕业一说)，而是继续留馆学习，因为当时社会的开放程度不够，吸纳外语人才的机会有限。自19世纪80年代起，国家的开放程度和社会风气才发生较大变化，社会对外语的认同感逐步增加。所以，八十年代以前的同文馆，学生留馆继续学习的情况很普遍，德明等人都是留馆学习者。学生留馆的时间长短不一，有的长达二十年，如俄文馆的奎印，分别参加了光绪五年(1879)与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大考。据此计算，他在同文馆学习的时间不少于二十年。留馆学生除学习以外，还参加总理衙门的外事活动或在外事机构服务，其中的优异者升任副教习，有些还随使出洋或在中国驻外使馆工作。时任驻德公使许景澄在呈递清廷的奏折中提及德文馆学生“赓、荫两生”(按：指赓音泰、荫昌)曾在柏林的中国驻德公使馆工作。以下史料记述了同文馆法、英文馆学生联芳、德明等人担任驻外使馆随员或随使参加口译等一些外事活动：

九月初一 末正，携参赞官黎庶昌、翻译官联芳，兼办法文翻译官法兰亭，公服同诣勒立色官。法国伯理玺天德(按：即总统)格勒斐，立迎于殿门。纪泽入门鞠躬，格勒斐握手为礼，参赞擎国书立于后。纪泽顾取国书，捧而呈递，因陈词曰：“中国大皇帝闻上堂、下堂公举伯理玺天德登御宝位，圣心嘉悦，命使臣曾纪泽恭递此函，谒见称贺。愿两国从此益敦睦谊，永庆升平。”联芳以法语译述。伯理玺天德受书，复握手为礼而答曰：“蒙大皇帝寄书敬贺，不胜感谢之至。余亦愿彼此邦交日笃一日。”[17]259-260

光绪四年(1878)，清政府派崇厚为全权大臣赴俄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举国哗然。清廷被迫于六年(1880)派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兼充使俄大臣，将崇厚所订约章再行商议。曾纪泽据理力争，坚忍不拔，终于为国家争回了一部分领土主权。曾氏的《出使英法俄国日记》里便有霭堂(即法文翻译官庆常)、穆庵(即俄文翻译官塔克什纳)、冬青(即法文翻译官桂荣)等同文馆译员在谈判过程中的译事活动：

未正，偕康侯、霭堂、穆庵、冬青至外部，见尚书吉尔斯(俄国外交大臣)、驻华公使布策福、外部总办梅尼廓福，翻译官孟第同坐。吉尔斯面冷词横，始言约不可改。

未正三刻，偕小村、霭堂、穆庵至外部，与热梅尼、布策久谈。

饭后，偕霭堂、穆庵、冬青至外部，与热梅尼、布策谈甚久。[17]357、388、389

曾纪泽有一定的英文基础，能进行一般的跨语沟通，但他跟法、俄等国打交道时，仍依靠专职译员及同文馆学生的襄助。从光绪二年(1876)开始，清政府相继派出驻外使节。郭嵩焘和徐建寅作为出使大臣驻节伦敦、陈兰彬和容闳出使美国、西班牙和秘鲁时，“同文馆陆续派出了能独当一面的外交翻译和秘书。”[2]331光绪二十四年(1896)，同文馆学生分两批，每批各16名随出使大臣前往英、法、俄、德四个使馆见习。洋务运动期间，“共有86名京师同文馆学生出国担任了外交或驻外使馆的翻译”。[18]164

三、设立纂修官和翻译处

设立纂修官是因为“不特西学条理亟待研求，抑且记载纷繁，尤资编撰，”[19]66总理衙门于是酌照方略馆之例，于光绪十二年(1886)添设纂修官二员，纂修官从完成学业留馆的学生中选聘，以席淦、汪凤藻充任。后来，汪凤藻奉调出洋，由算学副教习贵荣兼署。其职责主要是对馆译西书进行删校润色。

光绪十四年(1888)，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奕劻在《遴选学生充当翻译官片》中提出在同文馆内增设正副翻译官的职位，以便正式肩负起外交翻译的工作：“臣衙门同文馆奏定章程，遴选学生内通晓洋文者作为七、八、九品翻译官，原以资谙习各国语言文字储为舌人之选。……至臣衙门办理交涉事务甚繁，翻译尤为紧要，必须于外洋情形阅历较深者方资得力。臣等共同商酌，拟添英、法、俄、布文翻译官正副各一员，于曾经出洋充当参赞、翻译差满回京者拣选派充，如人数不敷拣选，任缺无滥。此项翻译官遇有各国使臣到署会晤时，即令随同传宣问答之词，兼充翻订华洋文字之职。”[12]75此折包含四层意思，一是对外交涉事务日增，亟需精熟外洋情形的翻译官；二是翻译官从有海外历练经历的参赞、翻译中选拔，各选一人充任各语种的副翻译官；三是翻译官不仅要承担口译，还要从事笔译事务；四是翻译官不是委任的，要通过严格选拔，宁缺毋滥。翻译官的职责除调往边界，或奏带出洋，协助封疆大吏、出使大臣的工作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在总理衙门内负责外交文件译校以及在外国使臣到访时作跨语传译。因此，同文馆于是时添设翻译处。翻译处以张德彝、恩光、塔克什讷、联涌、唐家祯等13人为英、德、俄、法、日文翻译官。另据光绪十五年(1889)十二月的“堂谕”，考选翻译官需要特别的资历，“只许曾经在洋充当参赞翻译人员之回馆者与考”。[8]565当然，只要有总教习丁韪良的推荐，“馆中高足诸生暨此次随同游历官出洋之翻译诸生，如其情愿应考，亦准就题同试”。[12]105可见，同文馆很重视到国外实习和应用外语的经验。

四、建立以检验外语和翻译能力为目的的考核机制

教学目的之达成，需要有合理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来支撑。考试指挥棒对于课堂教学的引领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同文馆不仅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考核及赏罚制度，而且还形成了以检验外语和翻译能力为宗旨的考核评价体系。《同文馆章程六条》规定的月课、季考、岁试和大考四种考试模式都将外汉翻译和汉外翻译纳入了考核范围，通过考核机制来引领同文馆的课堂教学，达到养成通晓外语及翻译的对外交涉人才的目的。学界已有较详尽的讨论，兹不赘述。

综上所述，同文馆开展的翻译教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能够通过实践检验课堂教学效果，从而实现课堂教学与实践技能提升的良性促动。其次，同文馆师生翻译了三十多种西方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书籍，在同文馆印刷所出版。这些书籍既解了教材缺乏的燃眉之急，也为清政府以及同文馆自身提供了一批极具价值的各类书籍，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以译书作为传媒，为启动对中国部分士大夫及普通民众开展西学启蒙创造了条件。再次，这种重视实践取向的翻译教学，不仅为其他新式学堂提供了有益的遵循，也为当下的外语教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注释：

参见拙著：《略论京师同文馆翻译教学及其影响》，《翻译论坛》，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期。

[1]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Jan. 25, 1870.

[2]Stanley F. Wright.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M]. Belfast: Wm. Mullan﹠Son (Publishers) Ltd. Northern Ireland, 1950.

[3]续修四库全书编辑委员会.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4]蔡鸿生. 俄罗斯馆纪事(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清]张廷玉. 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张美平. 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江南制造局的翻译及其影响[J].中国翻译，2010,(6).

[7]钱士青. 诵芬堂文稿续编[M].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九年.

[8]黎难秋，李亚舒. 中国科学翻译史料[M].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

[9]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M].北京：三联书店，1957.

[10]Hosea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Volume I)[M].Kent: Global Oriental Ltd., UK, 2008.

[11][清]翁同龢著，陈义杰整理. 翁同龢日记(第3/5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2]高时良. 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13]W. A. P. 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or China, South and North 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s[M].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New York, 1900.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同治年间总署查核中法条约底本[M].历史档案，1988,(4).

[15]季压西、陈伟民. 语言障碍与晚清近代化进程(三)——从“同文三馆”起步[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16]王宗载. 四夷馆考[M].东方学会印本，甲子夏六月.

[17]曾纪泽著，王杰成标点. 出使英法俄国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5.

[18]顾卫星. 晚清英语教学研究[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

[19]中国史学会.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陈君丹

The Second Discussion on Translation Teaching of the School of Combined Learning

ZHANG Mei-ping

(Foreign Language College, Zhejiang Shuren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5, China)

The school of combined learning, establised in the Qing government in 19th century, is China’s first new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aiming to train talents engaged in foreign affairs. Owing to its much attention paid to translation teaching, the school of combined learning trained quite a large number of professionals in diplomacy, education, culture and so on in its 40 years’ duration. Its orientation towards language practices not only provides useful principles we should go by, but also provides useful experiences we draw on.

the Peking T’ung Wen Kuan; translation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experiences

2017-02-10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5NDJC234YB)

张美平(1964-)，浙江遂昌人，教授，研究方向为外语教育史、英语教学。

H315.9

A

1674-344X(2017)3-01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