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档案编纂研究

曹宇 李冰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沈阳 110036）

曾国藩档案编纂研究

曹宇 李冰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沈阳 110036）

曾国藩档案编纂成果自其逝世后两年便已出版，曾氏档案编纂工作历经百余年，出现了一些高质量的汇编成果，包括全集类、专题类、选编类和增补类。编纂过程中主要遵循按类编排的编纂体例，保证收录文献资料的广泛性，规范编纂格式，并配以内容翔实的辅文。编纂特点上表现在编纂主体的地域集中性，编纂过程的阶段性和整体的编纂成果水平不一三方面。

曾国藩 档案编纂 人物档案

曾国藩（1811—1872）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是中国近代非常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在晚清整个社会处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之下，曾国藩在处理国际与国内事务中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组建湘军，严肃军纪；洋务运动期间，曾国藩是推行洋务运动的先锋人物，强化清王朝的军事力量。此外，曾国藩非常重视对书籍及文献的收集、整理和收藏，“充分利用所藏典籍和档案文献，潜心汇编和著述，撰写了《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求阙斋读书录》、《鸣原堂论文》等多本著作”[1]27-30，这些著作手稿流传于后世，成为研究晚清历史的珍贵档案。曾国藩身怀报国理想，但当时的历史环境也使其成为了晚清时期极其重要却又非常复杂的人物。

目前，已有很多研究人员对曾国藩档案进行了整理和汇编，曾氏档案及其汇编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真实展现曾国藩的一生，以及认清其所经历的清王朝的社会动荡的非常重要的依据。本文旨在通过对已有的曾国藩档案汇编成果进行统计和整理，归纳曾国藩档案编纂成果的主要类型，分析其编纂体例和方法，对曾氏档案编纂的特点进行总结，为历史档案的整理和编纂提供借鉴和启发。

一、曾国藩档案的构成及其保管现状

曾国藩档案是在其政治、军事、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形成的具有珍贵价值的文献材料，了解曾国藩档案的构成及其保管现状是档案研究人员进行档案编纂的基础，是保证档案汇编成果质量的基本要求。

1.曾国藩档案的构成。曾国藩一生非常重视档案文献的收集与管理，并且其收藏的内容广泛，例如曾国藩将奏折、谕旨等关乎清王朝统治及政事方面的重要文献收集起来并统一保管。此外，他还将家书、日记、读书录这类具有私人性质的文献也都一一抄录备份。还有其领导湘军时的军事战略部署材料、太平天国情报文件等都是曾国藩极为重视的档案文献材料。后人将这些材料重新整理，编纂出《曾国藩全集》（即曾文正公全集），包括奏稿、批牍、家书、日记、书牍、诗文、书信等，这些留存于后世的珍贵档案为我们了解并研究当时的历史环境具有重大的价值。

2.曾国藩档案的保存现状。“富厚堂”被称为“近代私人藏书第一楼”，是曾国藩逝世后其子孙后代修建的专门用来集中保存曾国藩手稿和其他图书档案的地方，现存的曾国藩档案文献主要来自于此，除了部分曾国藩以及曾纪泽等人的墨迹，主要包括日记、家书、家训等手稿，由曾氏后代迁入了台湾，其余大批奏章、朝廷谕旨及批牍的抄件及副本等富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档案资料则都保存在湖南省图书馆。后岳麓书社根据湖南省图书馆保存的这部分档案编纂了《曾国藩全集》。

除了湖南省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保存有曾国藩的奏稿；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有曾国藩奏议、书札、日记等；湖南省档案馆、湖南省博物馆等也保存部分曾国藩档案文献。

二、曾国藩档案编纂成果的主要类型

曾国藩一生政绩突出，在中央以及地方都有非常活跃的政治作为，因此，其档案资料内容十分丰富，且数量庞大。后人对于曾国藩档案的编纂非常重视，各类编纂成果不断出现，使曾国藩及晚清历史等方面研究更加深入。

1.全集类。自曾国藩1872年逝世至今，各类《曾国藩全集》的版本多达二十余种，建国以前，《全集》的版本约有十种，其中由李翰章编纂出版的《曾文正公全集》是最早的、较为全面系统地收录了曾国藩档案的一部汇编成果。建国后《全集》的版本有近二十种，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由岳麓书社出版的《曾国藩全集》，分为原版和修订版。除此之外，台湾地区也出版了两版《全集》。

（1）《曾文正公全集》。传忠书局版《全集》编纂于清光绪二年（1876），由光绪帝亲自下旨编修，李翰章编撰，并由传忠书局出版发行，该书共计167卷。虽然传忠书局版《全集》是早期曾氏档案编纂成果中最好的一个版本，但在许多方面还存在不足。其一，分类不甚合理，其资料虽是以类别进行收录汇总，但其中一些内容有交叉和重复，不应单独成卷。其二，受当时的思想制约，其选编的内容较为局限。如在《奏稿》中大量关于清政府对奏折重要的批示和指示内容都未收录。其三，对部分文字进行了人为的删减和修改。档案编纂过程中未能保持原貌，也影响了其价值。如《奏稿》“卷一中《致陈岱云》,第一行就被删去8个字,第四行起被删去978个字”[2]183-194。

吉林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重印出版了《曾文正公全集》足本，共八册；中国书店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了简体版《曾文正公全集》。

（2）《曾国藩全集》（1994年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将《曾国藩全集》列为重点项目，由湘潭大学历史系主持编纂，岳麓书社负责出版发行。自1985年出版《曾国藩全集·家书》起至1994年间,陆续整理出版了30卷本、约1500万字的《曾国藩全集》。此版《全集》的出版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此《全集》的编纂过程中，将湖南省图书馆中的曾氏档案全数复印，进行研究整理，并且以光绪二年传忠书局版为底本，1965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湘乡曾氏文献》为参照，并结合了其他曾氏档案资料。在编纂过程中，遵循“只要是曾氏所写的，全与不全，都一概收进而不遗漏”[3]10-12的原则，编纂水平和文献数量都达到了一定高度。岳麓书社出版的《全集》较传忠书局版有如下几方面的优势：其一，增收了大量曾国藩档案文献。以《奏稿》为例，新增收了2281件奏稿，其中奏折片有1032件，谕旨和咨文等有1156件。新增收的文字极大程度地丰富了曾国藩活跃的政治生涯面貌，史料价值颇高。其二，编纂体例更加规范。这部全集整理了有关文献，按类进行重新编排分册，并删除了一些非曾氏的档案文献，将《全集》分为七个部分，包括家书（2册）、诗文（1册）、奏稿（12册）、书信（10册）、读书录（1册）、批牍（1册）、日记（3册），共30册。

（3）《先正曾国藩文献汇编》。曾氏后人曾约农、曾宝荪于1951年迁入台湾台北市，其随之携带的部分曾国藩以及曾纪泽等人的墨迹如日记、家书、家训等手稿也一并迁入台湾。1993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根据这部分珍贵的曾氏手稿编纂了这部全集汇编成果。由庄吉发主编，全书共分为8册。台湾版曾国藩全集的出版更加丰富了曾氏档案的编纂研究，为两岸有关曾国藩的学术交流奠定了基础。

（4）《曾国藩全集》（2011年版）。岳麓书社在1985年—1994年间整理出版了《曾国藩全集》，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自此，全国多个研究机构及出版机构都先后整理并出版了多种多样的《曾国藩全集》及曾国藩相关研究成果，同时，又有了一些新的曾氏档案被发现。因此，岳麓书社于2011年再版了《曾国藩全集》。新版《全集》分为七部分，共有31册，其中《曾国藩全集·日记》由原来的3册增至4册。此次修订主要为增收逸文，其中奏稿新增240余件，诗文增收80件，批牍新增2件，书信增收40余件等，共计新增字数有50万字。书中对于新增收的档案文件来源都进行了标注，修改原版中部分差错，并在诗文等部分进行了调整，进行了依时排序。

2.专题类。自曾国藩逝世后，不断有研究人员投入到对曾国藩档案的研究编纂中，形成了许多汇编成果，除了全集类，还有对曾国藩档案的专题类编纂成果，能够更有针对性地满足不同的研究需求。

（1）奏稿类。清同治十三年（1874）由薛福成编辑的《曾文正公奏议》是相对较早的一部曾氏档案专题类汇编成果,在曾国藩逝世两年后出版发行。该书共计14册，收录的内容包括奏稿10卷和补卷5卷，由薛福成根据任曾府幕僚时接触到的曾国藩档案抄本及其他资料整理编纂而成。

（2）年谱类。年谱按照编年体来记录曾国藩的生平事迹，能够完整地展现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传忠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收录的年谱是最早的一部，记录了嘉庆十六年（1811）至同治十一年（1872）的曾国藩生平，共计12册，由黎庶昌编撰。在编纂过程中引用了大量奏稿，充分反映了曾国藩在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时期的重要活动，史料翔实，内容完整。

王定安编撰的《曾文正公大事记》附于1876年传忠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刊行,计4卷。此书将曾国藩一生主要活动用大事记方式按时间顺序排列，保留了较多清廷有关上谕和曾国藩奏稿，详于镇压太平军、捻军战事,并涉及与曾国藩有关联的许多人和事[4]291-308。

（3）家书、家训类。曾国藩有非常独到的治家方略，其家训严格，家书中又能了解到其修身、治家、交友、从政的理念，从另一角度重新认识曾国藩。

岳麓书社将《曾国藩家书》作为全集的第一本于1985年出版，由邓云生编校标点，足有100万字,是光绪二年刻本的两倍多。每篇书信配有提要，书末并附有人名索引与内容主题索引。王灃华主编了《曾国藩家训》一书，由岳麓书社于1999年出版发行，总结了曾国藩教育子女的经验，为读者提供借鉴。

3.选编类。曾国藩留存下来的档案文献种类丰富，世人根据需要将档案内容按一定主题进行筛选并重新编辑成册。《曾胡治兵语录》是由蔡锷于清宣统三年（1911）编撰的，全书分为13篇，共计五万多字。该书是蔡锷根据曾国藩等治军、用兵方面的言论进行分类编辑而成，条理清晰，并附以按语，是了解曾国藩治军用兵之道的重要资料。此《语录》又在后世经过多次翻印及重版。

4.增补类。汪世荣于1959年根据薛福成抄录的信稿中未刊印部分，选取了416篇编纂成一部《曾国藩未刊信稿》，信稿的时间为1861年至1871年,包含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以及盐务、粮饷、钱币、科举等内容。该书至今仍是研究人员重要的参考书籍，其史料价值颇高,岳麓书社于1986年出版了《曾国藩未刊往来信稿》。该书共计收录的159件发函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保存的曾国藩的函稿底簿或原函，该信稿的内容涉及曾国藩的主要政治活动以及当时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社会问题。

曾国藩档案编纂成果数量较多，内容丰富，除上述汇编成果外，还有对曾国藩珍贵手稿的编纂成品，如岳麓书社于2004年出版发行的《曾国藩联语辑注》则主要收录了曾国藩手迹，从而欣赏其书法艺术成果。

三、曾国藩档案的编纂体例和方法

人们对于这些档案的编纂研究不断深入，无论是全集类还是专辑类，都形成了丰富的编纂成果，同时，曾氏档案编纂过程中也逐步走向规范化。

1.按类编排的编纂体例。与其他人物档案的编纂方法一样，曾国藩档案的编纂也采用以类为纲的编纂体例，这是各版《曾国藩全集》的基本划分标准，类目下再按照时间及其他专题进行分类。至今出版的近30种《全集》逐步将类目进行整合，使其更为合理，如岳麓书社版较传忠书局版其类目减少，将一些内容较少或本属同类的内容进行了整合。这样清晰明确的类目划分更有利于人们对曾氏档案的研究。

2.广泛的文献资料范围。曾国藩一生重视档案文献的收集，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研究宝藏，且曾国藩档案不仅数量繁多，而且绝大多数原保存在富厚堂的档案文献基本完好，大都收录到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中，其中1994年版《全集》中，收录家书1459封，奏稿一万两千余件，每件有300到600字不等，日记1944页。

除《全集》外，各类专题档案汇编也尽全力收集到尽可能多的曾氏档案资料，如钟叔河在编纂《全本曾国藩家书》时亲赴台湾，仔细比较曾氏档案手稿及现世家书版本，最终在《全本曾国藩家书》中收录曾国藩从年轻至去世前的两千余封家书，是较为全面完整的家书汇编版本。

3.规范严谨的编纂格式。档案是历史活动的真实记录，规范严谨的编纂过程有利于保存这种真实性，使编纂成果更为可信，并方便读者对编纂成果的利用。曾国藩档案汇编的编纂过程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格式的沿袭及优化。传忠书局版《全集》由于编纂时间较早，在体例上沿袭了曾氏档案原件及副本原有的格式，形成了无段落、标点，竖版排列，保留抬头和侧书等编纂特点；而岳麓书社版及其他版本则根据当代的阅读习惯采用了横版排列，以及分段落、点注标点的编纂方式。

其二，慎改和标注原则。在订误过程中，明确为底本错误后才予以订正，并且其订正的文字要用方括号表示，经过初校和复校等过程，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档案编纂内容的准确性与真实性。

其三，明确标注出处。岳麓书社两版《全集》的编纂与修订中对于增补的内容都悉数标注其出处，使其有据可查。例如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八月初四日《授翰林院侍讲及四川正考官呈请代奏谢恩状》（载新版《曾国藩全集·奏稿》一）,附脚注说明：“据传忠书局同治刻本《曾文正公杂著》卷一补。”[5]43-47

4.内容翔实的辅文附注。辅文是对正文部分进行辅助与补充的材料。辅文能够使读者更好地了解档案编纂成果的收录范围，了解整体的编纂结构，是方便利用者更准确地把握其内容的重要部件。高质量的辅文可以使利用者尽快把握曾国藩档案文献的保存现状、曾国藩的生平功过，有助于利用者更加深入的研究。

岳麓书社版全集设有编校说明，记录了档案收录范围、勘校与编排原则等内容并且在书末附有篇目索引，非常便于读者的检索与研读，全面展现了全集各册编纂的基本情况。

四、曾国藩档案编纂特点

曾国藩档案整理编纂工作历经了百余年的时间，其编纂成果种类与数量逐渐丰富，编纂内容与体例不断优化，编纂主体具有地域集中性，编纂成果具有阶段性，但编纂成果水平不一。

1.编纂主体的地域集中性。曾国藩档案的编纂成果大多集中于湖南，由于曾国藩祖籍为湖南湘乡县，其生平主要的档案文献悉数保存于其故居富厚堂内，其逝世后，由历代后人典藏。建国后将曾氏后人弃置于富厚堂内的曾氏档案全部移到湖南省图书馆进行保管，因此，湖南地区的研究人员对于曾国藩档案的编纂具有地理便利条件。曾国藩档案汇编成果的主要出版单位为岳麓书社，坐落于湖南长沙。该社以整理研究湖南地方古籍而闻名，在全国的档案文献汇编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具有突出的社会影响力。

由于曾氏后人将部分曾国藩及其后人的真迹带到台湾，因此，台湾地区也相继出版了多部极具重要价值的曾国藩档案编纂成果，是大陆地区曾氏档案收集编纂过程中缺失部分的重要补充。

2.编纂成果的阶段性。百余年的时间里，由于时代的变迁，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下，研究人员对于曾氏档案的整理和编纂活动也随之变化，使曾氏档案编纂成果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

第一个阶段是建国前，无论是在清末传忠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的刊印发行，还是在民国时期《曾胡言行录》、《曾国藩治盗要略》等研究成果的面世，都表明当时关于曾国藩档案的整理与编纂初步形成了一个高潮时期。

第二个阶段则是建国后至20世纪70年代，由于档案受整个社会所处的历史背景的影响，大陆地区关于曾国藩档案的编纂研究基本处于停滞期，仅在1959年由中华书局印发出版了汪世荣编纂的《曾国藩未刊信稿》。同时期，台湾地区则分别在1965、1974年相继由台湾学生书局影印出版了《湘乡曾氏文献》及《湘乡曾氏文献补》，首次将曾国藩家藏手稿进行汇编，具有极其珍贵的研究价值。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自岳麓书社相继整理出版了《曾国藩全集》各册以来，人们对于曾国藩档案的编纂研究又逐渐兴起，并形成了又一个繁荣的时期。国家重视古籍的研究和开发，因此，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曾氏档案汇编成果。据统计全集类的档案汇编就有近二十种版本，且其中一部分编纂体例规范，具有极高的编纂质量。

3.编纂成果水平不一。近年来的曾国藩档案编纂研究热潮虽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曾氏档案编纂的发展，但是同时也有很多不具有专业研究水平或者没有严谨地进行档案文献收录的人员出版了多种汇编书籍，如对曾氏档案的重新点校翻译，并对内容进行点评，这类汇编成果的研究人员应具备足够的编纂能力，否则其出版的书籍会对读者造成不良影响，甚至会误导读者。现有的编纂成果虽数量较多，但个别编纂水平不高的现象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

五、未尽问题

现有的曾氏档案编纂成果虽然能够满足社会对曾国藩进行人物研究与人物评价的需要，但还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1.台湾地区保存的曾氏档案。由于建国前后曾氏后代将部分档案手迹迁往台湾，使大陆地区对这部分资料的了解有限，仅从1993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印发的《先正曾国藩文献汇编》及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两部文献汇编了解其内容，岳麓书社2011年修订的《曾国藩全集》也主要根据《先正曾国藩文献汇编》补录了原版缺失的内容。应努力加强两岸关于曾国藩珍贵档案的交流并共同研究探讨，从而更加完整地展现曾国藩的一生。

2.编纂的错讹之处。现有的曾氏档案编纂成果种类繁多，其中有不少版本其内容编纂的正确性与规范性有待提升。例如张明林主编的《曾国藩全集》，2002年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排版错误严重，如“迁徙”误为“迁徒”，“讣告”误为“卜告”，“服阕”误为“服痊”，“废弛”误为“废驰”，“拈阄”误为“拈阙”，“门斗”误为“门科”，等等[6]03，并且由于对古文的翻译水平有限，其中翻译有误的地方频频出现，会对读者产生严重误导。

综上，曾国藩档案的编纂成果丰富，倾注了一个多世纪中国研究人员的心血，推动了曾氏档案及曾国藩人物研究工作的繁荣发展。对曾国藩档案的编纂为人们揭示了晚清历史的面貌，使人们对当时的历史事件及其重要人物有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

[1]肖文建,杨倩.论曾国藩档案意识的形成及其变化[J].档案学通讯, 2014（2）.

[2]成晓军.新版《曾国藩全集·奏稿》的整理经过及其史料价值[J].近代史研究,1997（6）.

[3]唐浩明.从编辑《曾国藩全集》到研究曾国藩[J].中国编辑,2008（3）.

[4]成晓军.120年来曾国藩研究著作和资料出版述评[J].近代史研究,1995（2）.

[5]成晓军.120年来曾国藩研究资料出版述评[J].贵州文史丛刊, 1995（2）.

[6]北京,陈泓,王润安.粗制滥造曾国藩著作误世误人[N].中国新闻出版报,2005-4-15.

★作者曹宇为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档案编纂学、档案法规学；李冰为辽宁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档案编纂学、档案学研究方法。

Study on the Complication of Zeng Guofan's Archives

Cao Yu,Li Bing
(History School of 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036,China)

The compiled Zeng Guofan's archives have been published two years since his death.Over the past century,Zeng's archival compilation has produced a number of high-quality compilation results,including the complete collection,the special category,the selection and the supplement.Its compilation process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ain types of compilation,to ensure the extensiveness of literature and standard compiling format,accompanied by informative text.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ilation are shown in the regional concentration of the compiling subject,the stages of compilation process and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overall compilation results.

Zeng Guofan;archival complication;figure archives

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存中国古代历史档案编纂研究”（项目编号15BTQ076）阶段性研究成果。

G270.9

A

2016-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