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的移情：领袖与替罪羊

俞媛媛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四川成都 610091）

贝克尔的《拒斥死亡》中告诉我们：我们身处的世界，是令人恐惧的。而我们人类行为的基本需要就是控制基本焦虑的需要，是拒斥死亡的需要。我们若要去坦然地面对死亡，就必须得坦然地面对内心深处如影如形的恐惧、害怕、焦虑……于是，人们试图把自己塑造成英雄。如果不能成为英雄，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领袖。

1 领袖和群众的共生性

在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各种类型的“领袖”。贝克尔指出，在我们人类的全部历史里，大量的民众总地跟随着“领袖”。虽然当“领袖”的魔咒消失的时候，我们会震惊于我们竟然曾经臣服于他的魔力之下。可是，我们毕竟曾经受过符咒的蛊惑。

用贝克尔的话说，这是一种“迷惑力”，在领袖的身上，往往都拥有这种象征权力的迷惑力：“这样的人身上似乎有某种东西放射出来，把我们融进他的灵光之中。”奥登称此为“自恋人格”的迷惑效果，荣格则倾向于称其为“MANA”（魔力）人格。

然而，我们将这种具有魔力的灵光剥除了之后，所谓的“迷惑力”“魔力”，究竟它的本原是什么呢？

根据雷德尔的说法，“群体利用领袖来获得各种开脱，缓和冲突，获取爱情，甚至把领袖作为对立面——即各种攻击和憎恨的目标”。拜昂认为，“领袖是群体的被造物，恰如群体是领袖的被造物。”我们可以用卡内蒂的理论来解释这一种“利用”：人们把自己想象成领袖的暂时的牺牲品。他们越是屈服于领袖的魔力，他们就越是感到那些过失并不属于他们所有。这样，民众就把领袖当成了他们的“替罪羊”。

如果要追溯替罪羊的历史渊源，弗雷泽的人类学巨著《金枝》是再好不过的了。《金枝》的命名，来自一个十分古老而神秘的传说。在古罗马附近的狄安娜神庙里，有一位祭司长年地守护。有趣的是，这位祭司向来是由逃亡的奴隶所担任的。他的罪行可以一笔勾销，还能拥有“森林之王”的称号。可是，这个称号，并不是什么值得羡慕的事。他永远地拿着武器，徘徊在月光下的狄安娜圣林里，像野兽一样警觉地留意着身边最细微的每一丝动静。因为，任何一个能够杀死他的人，就是下一任祭司。

贝克尔也注意到了《金枝》。替罪羊原型在长久的历史中，不断地进行移位，根据世界各地和各个民族的风俗，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变体。

要知道，神也是会死亡的。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去塑造了神，人的肉体会消亡，而神也会死亡。例如埃及的大神奥西里斯，他就被他的兄弟害死了，埃及人发明了制作木乃伊的技术，希望能够在另一个世界获得重生。原始部落的人，认为当他们的神（某种程度上等同于他们的部落首领）衰弱死亡，就会给他们的部落带来灾祸，所以必须在人（或者神）的能力露出衰退的迹象的时候，将他杀死。与此类似的还有所谓的“替身神王”，他们会在担任替身王结束的时候被处死。这样的做法，用弗雷泽的话说，是为了“使神灵的精力永远保持年轻活力，使它不受年老身体衰弱的影响。”

2 从弗洛伊德的集体心理学到荣格的集体无意识

从遥远的古代和异国归来，回到心理学的国度，面对的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巨人：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在《自我本我与集体心理学》里面，着重评论了勒邦的观点。勒邦认为，领袖人物具有一种神秘莫测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大约等同于荣格的MANA），而他把这种力量称之为“威望”。他把威望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人为的威望，这种威望能够依靠财富、名誉、声望而获得，所以也称为“获得的”威望。但还有另一种更高等级的威望，那就是人格的威望。具有这种“人格的威望”，才可能成为“领袖人物”。“这种威望能使所有的人对他俯首贴耳，使他们仿佛受了某种有吸引力的魔力的影响似的。”他还提出，“无论哪种威望都有赖于成功，如果遭到失败，这些威望就会丧失”。

我们可以解释《金枝》开头的传说了。当祭司被另一个人杀死的时候，他作为祭司的社会作用就消失了，或者，当一个部落的首领变得衰弱的时候，他的威望也就丧失了。祭司会被杀死，部落首领会被取代，而领袖，则会失去他的灵光，他的追随者也将会从符咒的魔力中清醒。

弗洛伊德认为，人是被部落首领领导的一种游牧动物。群体并未创造什么新的东西，只不过群体满足了人们深植心底的爱欲情感。这就像一种精神的粘合剂，把人们封闭在了一种几乎没有理智的相互依赖的状态之中。在弗洛伊德看来，勒邦所提到的无意识，“特别包括隐藏得最深的种族心灵的特征”，是“自我的核心”，弗洛伊德还从中区别出了“被压抑的无意识”，这种无意识便是从这种“祖先遗产”的一部分中产生出来的。

走到这里，不得不再次重复一遍荣格 “集体无意识”的基本概念：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基本上是由“原型”构成。原型概念是集体无意识概念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关联物，它表示似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种种确定形式在精神中的存在。

让我们再次回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因为衰弱而被杀死的神王，作为一种原型，不断进行移位，在对社会习俗的各种调整和适应中，终于走到了现代社会。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仅以求得丰饶为第一目的，对神祗的献祭就是古代人应付天灾人祸的方式。

可是，随着社会发展，人类对世界和宇宙的了解越来越多，原型也开始进行移位，领袖也将成为与当前社会相适应的更新型的“领袖”。

3 曼森家族——恶性自恋人格

贝克尔说：领袖的力量依赖于他能为群众做些什么，而不是他自身所拥有的魔力。人们把自己的难题投射给领袖，从而确定了他的角色和地位。有一点必须指出：不仅是领袖塑造群体，也是群体在塑造领袖。也许在生产关系较单一的原始社会，这一点也显得单一而不突出，但在现代社会，这一点从未如此多样化和复杂。

看一看臭名昭著的曼森家族。过早的流浪街头，造成了曼森的人格扭曲。他成立了他的“曼森家族”，“家族”里都是他的追随者。他以音乐和药物控制这些追随者，还制定了一个“终极计划”——发动末日种族和阶级战争。他声称自己是耶稣转世，将带领他的信徒进入一个“无底洞”中躲过一场大劫。在他的“计划”中，受害者们以极端血腥的方式被害。

曼森不仅是一个偏执型的精神分裂患者，而且有相当突出的“恶性自恋”人格障碍。自恋，原本是弗洛伊德的伟大贡献，神话中的那喀索斯迷恋自己水中的美丽倒影而伸手拥抱。弗罗姆也指出：自恋令人过高估计自身生命的重要性，贬低他人生命的价值。恶性自恋者与普通自恋者的差别在于，这类患者常常会表现出反社会的人格，偏执，缺乏道德伦理的判断力，甚至可能具有强烈的施虐狂式的攻击性。

曼森完全具有以上这些特征。在他的追随者眼里，他是一个类似弗洛伊德口中“原父”般的存在。曼森的狂想就有如英雄使命，而他的追随者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有资格来参与这个使命，哪怕是谋杀，也是“光荣的英雄”。

从弗雷泽《金枝》里面，我们已经了解到，所谓的“替罪羊”就是对于神祇、命运、自然的祭品。曼森的追随者，用被他们杀害的人的生命换取了他们“更丰富的生活”，在他们眼里，被害者是以“最高级的方式优先对世界作出了贡献”。所以曼森的追随者们并不感到罪恶感，一切都已经由他们的领袖所承担了。

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中，领袖的追随者的罪恶感，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抹煞的。贝克尔特别提到，“犯罪集团和匪徒也总是利用同样的心理学，即通过犯罪活动彼此本身更紧地绑在一起”。极端如纳粹的血盟，平常如身边犯罪案子里面的“从犯”，常常是受主犯要胁而犯罪的，大家都犯了罪让他们更紧密而不可分。

于是，最终，我们的英雄主义失败了。“作为某个希特勒或某个曼森之英雄使命而发端的东西，却由欺侮和威胁——外加恐惧和罪过感——来加以支持”。

贝克尔如是说。

所以曼森家族逃往沙漠等待世界末日，纳粹战斗到柏林毁灭的那一天。因为作为追随者，他们已经无从选择，英雄主义已经幻灭，他们不得不继续按领袖的意志与群体共同生存下去——不得不如此做，因为这已经是他们唯一的生存方式。

4 结语

遥望彼岸——非破坏性英雄主义我们总是需要一个移情的对象的。那个被我们移情的偶像越强大，我们就越轻松。我们会觉得我们也是不朽的，因为我们也参与了创造不朽。根据贝克尔的说法，移情更恰当的一个称谓是“移情英雄诗”，是安全的英雄主义，降格的英雄主义。很显然，曼森家族式的移情，是绝不可取的，因为它充满了破坏性和毁灭性。

于是，贝克尔天才地勾画了非破坏性英雄主义。

第一，我们不再需要“替罪羊”这种形式来释放我们的恨意，我们可以把恨的对象转移到诸如“贫穷、疾病、压迫或自然灾害上面”，把破坏性能量导向创造性的用途。

第二，让我们“练习”死亡。或者说，让我们正视死亡，并正确地面对死亡。人们不能把自己局限于黑暗的、血腥的、宗族的、陕隘的乌托邦之中，而应该让这些有勇气有道德的人们建立一个新的惺惺相惜的社群。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个体”所聚集的群体，他们所谓“怀着死亡的自觉意识而活在世上，有能力选择绝望”的真正的人。

贝克尔的构想是天才的，但也是遥远的、缥渺的。所以，我们只能留在我们的此岸，远望并渴求着他的——彼岸。

[1]（美）厄内斯特·贝克尔.拒斥死亡[M].林和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2]（英）詹姆斯·乔治·弗雷泽.金枝[M].徐育新，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

[3]（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自我本我与集体心理学[M].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

[4]（瑞士）荣格.原型与集体无意识[M].徐德林，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

[5]（美）巴特尔.犯罪心理学[M].杨波，李林，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