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毛泽东政治遗产的基本内涵、研究意义和重要启示

陶林，蒋静君

略论毛泽东政治遗产的基本内涵、研究意义和重要启示

陶林，蒋静君

毛泽东政治遗产包括物质、制度和精神3个层面，三者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财富。深入研究毛泽东政治遗产是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视野的需要，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回应当前极“左”思潮的需要，也是与国际学界进行对话，掌握话语主动权的需要。毛泽东政治遗产对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毛泽东政治遗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启示意义

一、毛泽东政治遗产概念及基本内涵

（一）毛泽东政治遗产概念界定

毛泽东政治遗产主要包括物质、制度和精神3个层面。毛泽东政治遗产是指一代伟人毛泽东去世后留给中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称。物质层面主要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统称“新中国”）建立初期（1949年10月至1976年9月）毛泽东领导探索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所取得的成就；制度层面主要是指新中国建立的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框架；精神层面主要指毛泽东思想。这三者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财富。

毛泽东政治遗产概念主要强调：第一，毛泽东政治遗产是一个比毛泽东思想更广泛的概念。毛泽东思想属于毛泽东政治遗产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但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政治遗产的全部。第二，本文所说的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遗产，是指从政治角度对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和构建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框架的宏观考察，不涉及具体的工业发展和经济建设。第三，强调毛泽东政治遗产不是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也不是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而是强调更系统、更科学、更全面地研究毛泽东思想。第四，物质、制度和精神3个层面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不可分割，应该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二）毛泽东政治遗产的基本内涵

第一，物质层面。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成功探索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探索开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奠基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形成并曲折发展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提出并确立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道路。这一时期虽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10年挫折，但是，与新中国建立时相比还是取得了显著的工业化成果，为新时期进行改革开放和推动经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对此，西方研究毛泽东和中共党史的学者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的成就，和毛泽东留下的工业化成果是分不开的。如马克·布莱彻指出：“中国大力推进工业化，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1952年占43%，1978年增至72%。 ”［1］在毛泽东领导下，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基本的国民经济体系，成功解决了10多亿人的吃饭问题，基本解决了住房、医疗和教育问题，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68岁，在国际上树立了大国形象。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国”［2］。

第二，制度层面。毛泽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了基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框架。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通过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不断侵略中国，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民族危亡的不断加深，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但是，这些尝试先后都失败了，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毛泽东指出：“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3］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斗争，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53年12月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6年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实现了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人民制定了“五四”宪法，确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此外还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建立起来了。这些都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宝贵的制度财富。

第三，精神层面。在毛泽东政治遗产中，精神遗产主要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由毛泽东倡导并在20世纪中国革命中大范围实践的一种政治、军事、发展理论，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4］毛泽东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虽然后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历了曲折，但对于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战略目标的追求，毛泽东始终是坚定不移的。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进行了初步的系统论述。在经济建设上，毛泽东提出了统筹兼顾的方针。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系统探讨了处理农、轻、重等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处理的关系。在民主政治建设上，毛泽东奠定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在文化建设上，毛泽东提出了“双百”方针。这些都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此外，由于受主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加上对国际和国内形势的误判，10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重大挫折，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二、当前研究毛泽东政治遗产的重要意义

当前研究毛泽东政治遗产，主要强调进一步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同时注意吸取有关的经验教训，从而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第一，深入研究毛泽东政治遗产是深化毛泽东思想研究，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视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全党始终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虽然理论界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对毛泽东晚年失误的研究不够，应该作为历史遗产进行深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这不仅是从理论上拓展对毛泽东思想研究视野的需要，而且是正视历史，实事求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的需要。邓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有一功即为我们提供了反面教训，不改革不行，不进行制度建设不行。因此，我们要通过全面、深入研究毛泽东政治遗产，总结和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向前发展。

第二，是回应当前极“左”思潮，坚持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需要。当前，社会上流行着各种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带来了挑战。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左派、新儒学等，其中与毛泽东政治遗产直接相对的是极“左”思潮。这种思潮在当前有一定的市场，特别是网络上讨论还很热烈。邓小平曾说，中国要防止“左”，也要反“右”。 “左”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右”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而且，当前有的极“左”思潮披着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面纱，更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如果在思想上不重视极“左”思潮的危害，那么，就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和全面深化改革带来消极影响。因此，新时期必须高度重视和全面系统地研究毛泽东政治遗产，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极“左”思潮。

第三，是与国际学术界对话，掌握话语主动权的需要。多年来，国内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成果丰硕，但是，对“文化大革命”及有关经验教训的研究不够。而国外对这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较多。因此，要深入进行党史研究，与国外学者开展对话交流，掌握话语主动权，客观上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毛泽东政治遗产。对此，应该从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法律法规、领导体制、社会心理和国际环境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只有正确地面对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

三、毛泽东政治遗产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启示

第一，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区域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国家，坚持党的领导符合国情，符合历史，具有历史必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在党，在于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三大作风”“两个务必”重要思想，以及让人民监督政府的重要论述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新时期，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我们一方面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也要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发展，不断完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

第二，从基本国情出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解决民生问题。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我们制定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根本依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从“四个现代化”到“两个文明”一起抓，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科学发展观、“四个全面”的提出，实践表明：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发展，要在发展中解决前进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发展经济来解决民生问题，从而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第三，坚持发展民主和推进法治两手抓。“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实行大民主，搞群众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大鸣大放大字报，践踏民主、法制和人权，搞个人崇拜。反思“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不是否定毛泽东，而是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邓小平指出：“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5］当前，一方面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拓展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另一方面也要大力推进法治建设，建设法治政府，尊重和保护人权，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第四，坚持以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社会意识形态，旗帜鲜明地反对极“左”思潮。新时期，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意识形态领域，既防止“左”又防止“右”。习近平在建党95周年大会上强调，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他重申当年毛泽东进京赶考的论述，充分表明党中央进一步强调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者，他对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改造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都进行了探索，其经验和教训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正如邓小平指出：“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6］

[1]马克·布莱彻.中国开辟了一条新的社会主义道路[J].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1（3）.

[2]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M].杜蒲，李玉玲，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537.

[3]毛泽东选集：第3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57.

[4]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EB/OL].[2017-04-01]http：//news.cntv.cn/china/20121119/100665.shtm l.

[5]邓小平文选：第3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72.

[6]邓小平文选：第2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44.

（编辑：王苑岭）

A841

A

1673-1999（2017）07-0001-02

陶林（1979—），男，博士，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政治学；蒋静君（1991—），女，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学。

2017-04-15

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当代中俄政治发展道路比较研究”（15BKS074）阶段性成果；河海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研究”（2016B0241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