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学中的达尔文主义

陈新雅，赵斌

论经济学中的达尔文主义

陈新雅，赵斌

介绍了经济学中的达尔文主义的渊源、基本思想，对达尔文主义在经济学中的价值进行了探讨。

经济学理论；达尔文主义；进化

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指出，在自由竞争状态下无需政府干预，市场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动调节引导资源流动，从而使整个经济体系达到一般均衡。在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观点。与此同时，生物学的观点及方法开始出现在经济学理论中。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认为他的进化理论可以被应用于生物学之外。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首次尝试基于生物学概念构建社会领域的进化理论，他沿用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概念，认为社会领域中个体是选择的单位，提出了社会领域“适者生存”的概念［1］73-74。随后，对于生物学进化理论能否适用于经济学解释的讨论变得流行起来。

一、经济学中的达尔文主义思想渊源

1896年，康维·洛伊德·摩根（Conwy Lloyd Morgan）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作了题为“习惯和风俗：一项遗传研究”的报告，提出社会经济进化不能仅仅用个体生物特征来解释的涌现论观点。凡勃仑（Thorstein B Veblen）承认社会经济体系与达尔文主义理论相契合，而在“涌现”（Emergence）特征方面，提出了一种基于进化、互相作用的解释模式［1］135。他从反对生物还原论的角度拒绝经济进化可以或者必须充分还原到生物学当中去，否认文化和制度能够单独从生物学的意义上解释或被简化还原成单独的生物学因素，拒绝孤立地从个体或社会的角度解释社会现象。他认为“环境”应当包含制度元素［2］。在《有闲阶级论》中，他采纳了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借用“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概念详细论述了“制度的达尔文式选择”，并将制度作为社会领域的“涌现”特性，暗示了制度是选择的单元。凡勃仑逝世后，他想在经济学中引入达尔文主义的复杂计划被遗弃，不过他提出的“制度的自然选择”及人类文化不可还原为生物学的观点得到了继承［2］。

和凡勃仑一样，康芒斯也未明确地使用“涌现”这一术语，但他接受“一个社会中元素的关联性意味着总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涌现论观点。他承认达尔文式的选择能够被类比应用于社会领域，忽略了存在涌现的可能性，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生物还原论（Biological Reductionism）倾向。在《美洲的人种和移民》中，康芒斯用生物学术语来类比社会制度的特点，［1］299认为制度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进化的，“演化”思想对于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他所说的“变化”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变化”［3］，强调人出于自身目的的选择和控制。在康芒斯看来，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的主观性，人类意识的目的性引起制度的变迁，促使社会经济演化发展。不同于凡勃仑的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康芒斯认为制度更多的是人为选择而非自然选择的结果。

凡勃仑等人广泛使用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尝试转变经济科学的基础，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使用进化观点和生物学类比的方式在西方学术界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反对进化观点的势力日益强大，经济学中的达尔文主义逐渐被边缘化。

二、纳尔逊-温特最优化模型

20世纪中后期，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RNelson）和西德尼·温特（Sidney GWinter）借用生物学的3个重要原则分析了经济过程的演化，提出了关于经济过程演化的“优化”模型。

（一）遗传机制：“惯例>”的作用

凡勃仑认为，制度和“惯例”随着时间推移能够传递一些重要特征信息，因此，它们是社会有机体的基因组织。纳尔逊等人的进化理论同样强调“惯例”，但不同于凡勃仑的观点，他们主张“惯例”是“所有规则和可预测的企业行为模式”［4］14。 “惯例”犹如企业的信息库，涉及企业内部的一般特征，能够长期记忆、储存和传递企业的知识和技术。从遗传角度来说，之后的“惯例”是从先前的“惯例”中产生，新的“惯例”可能是旧“惯例”的重组，它们能使信息长久保存并随时间而传递，是企业一贯的特征，并决定企业可能的行为，扮演着生物进化论中的基因角色。从选择的角度来说，具有某种“惯例”的组织可能在竞争中有更好的表现，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惯例”被更多地选择，在行业中也变得更加重要。因此，“惯例”是决定企业适合度和在竞争中存活的关键因素。

（二）选择机制：企业如何存活

关于公司的竞争，除了“惯例”，纳尔逊等人继续使用“选择”概念。盈利的公司将会增长，无利可图的公司将会收缩。盈利公司因经营特色将在行业活动中占据更大的份额［4］17。 “选择”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首先，企业基于现有利润率而增加或减少股金总额，从而影响企业的规模甚至企业在行业内的去留；其次，企业为了在市场竞争中战胜低效率的对手以提高市场份额，会自发地创新或模仿成功企业的特征，尽可能地适应竞争激烈的业内环境。成功企业的优势特征在行业内得以传播和流行，同时也引起企业以及该行业特征的变化。采用优势特征的企业在竞争中胜出，相反，则被淘汰。

（三）搜寻机制：新颖性的出现

凡勃仑认为，新颖性或变异是“天生的好奇心”（Instinctive Curiosity）的结果［5］，而纳尔逊等人将“惯例”的导向、变化过程定义为“搜寻”（Searches）［4］180。他们认为，按照某种既定的决策准则而做出的选择，就是遵循惯例的导向。当企业面临某些未预料到的问题或机会等特殊情况时，虽然缺乏完整的计划，但经过审慎思考做出选择，就会产生新颖性。逆境时，企业“惯例”导向的对更高效实践的搜寻促使企业“惯例”发生变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纳尔逊等人虽然承认自然界和社会经济的进化有重要区别，但也意识到社会经济中存在一些突变的东西和使得变异持续的潜在因素。

他们吸收了熊彼特的“惯例”也会改变的观点，详细论述了“搜寻”机制需要类比生物学变异以改变行为模式在竞争中被摧毁的现状，认为他们搜寻的东西明显相似于生物进化论中的突变，“搜寻”导致的“惯例”变化即创新，类似于生物进化中的“基因突变”。因此，他们描述的创新是在模型中模拟突变和“搜寻”行为带来的创新。

三、达尔文主义式的进化机制与单元

纳尔逊等模型的创新之处在于发展了3种类似于达尔文主义的变异、遗传及选择的核心原则机制，在生物学层面上建立了对象（基因）和过程（突变）的类比。在他们的进化模型中出现了达尔文式选择的对应物，随后对经济学进化单元以及适合度进行了讨论，这也带来了对经济学应用达尔文主义是否合理的思考。

（一）进化的单元

目前，进化经济学中关于进化选择的单元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是企业，另一种则认为是制度。纳尔逊等人认为，“基因型的比较适合度（惯例的盈利能力）决定哪一种基因型（惯例）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趋于占优势地位。然而，适合度（盈利能力）明显依赖于环境特征（市场价格）对个体的处理（具有相似“惯例”的企业集合）。依据所谓生态学分支（市场理论）的讨论，环境（价格向量）反过来取决于现有时间里所有个体组织（企业）的基因型（惯例）”［4］160。罗森伯格（Alexander Rosenberg）在经济学中发现生物进化论中核心概念的影子，以及两大不同领域间的一种关联，从而确定企业个体作为进化的单元在竞争中被选择和保留［6］191。他认为，企业的存活有赖于市场环境，而市场环境反过来又取决于企业的惯例，企业类似于生物学中的群体，在遗传机制中起交互作用。区别于罗森伯格的看法，霍奇逊认为制度填补了社会和经济理论间的一个重要概念缺口，制度构成人类行为的同时，也由人类行为构成，因而，制度才是合适的进化单元［7］。

（二）作为选择单元差异化标尺的适合度

企业相对于行业环境的适合度决定其能否在竞争中存活，而适合度在经济学中要用利润来衡量。市场环境会自动选择竞争中盈利较高的企业，淘汰利润较少甚至亏损的企业，这种优胜劣汰的选择机制与达尔文式自然选择的运行是一致的，可以理解为选择机制，即对惯例（或优势特征）的选择。纳尔逊等人写到：“通过搜寻（对于惯例）和选择的联合行动，企业随着时间进化”［6］172-194。 他们用“搜寻”来解释企业惯例中所呈现的新颖性，认为依据市场竞争要求，新的惯例取代旧的惯例，导致了企业随着时间进化。率先采用新的适合市场环境的惯例的企业在竞争中占有优势，在行业中获得较高利润而使其规模扩大被保留；相反，未及时采纳新惯例的企业则在市场竞争中表现得被动，利润的减少导致其在行业中所占份额缩小，甚至被迫退出竞争。

（三）关于经济学中应用达尔文主义的合理性

纳尔逊等人将遗传机制确定为一种行为惯例，将企业确定为进化的单元，用利润来衡量生存适合度，用对惯例的搜寻来解释企业的进化。对此，罗森伯格评论指出，进化论的变异和选择机制无时无处不在宇宙中运行，纳尔逊等这样描述的目的不仅仅是在进化的旗帜下包装经济理论，而是要表明经济发展过程如何成为达尔文主义自然选择的实例［6］191。霍奇逊也看到了生物学的核心概念与进化经济学的特性相关联，他将制度作为进化选择的单元，而生物学中却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概念。因此，他断定进化经济学更像是利用了达尔文主义进化论中3个核心概念的完整包装，但达尔文主义没有提供对于社会经济现象的完整解释，连达尔文自己都说“我相信不存在什么固定的进化法则”［8］。

从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视角分析经济现象的做法由来已久，但其是否合理却一直存在争议。纳尔逊等通过在经济学中引入动态分析的方法来构建最优化模型，标志着在经济学研究中应用达尔文主义达到高峰。而此举既不意味着将经济学还原为生物学，或者忽略两大领域中进化过程的重要区别，也不意味着人类变得“自动化”，失去了思考或自我反省。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一种隐喻，但我们若将隐喻扩展至社会实践，会使一些科学问题变得模糊。因此，我们在经济学中引入达尔文主义还需结合当前现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能割裂经济学与生物学之间的联系，更不应该成为一个抹杀 “涌现”特性的单层级分析的生物还原论者。

四、结论

在经济学中应用达尔文主义进化概念的动态分析使得经济学理论更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需要，为我们做出正确的经济决策提供了更多思路。但从达尔文生物进化的角度分析经济学现象时，还需结合经济社会现实，寻找一种符合现实需求、达到更好的经济决策的切入点。

[1]霍奇逊.制度经济学的演化：美国制度主义中的能动性、结构和达尔文主义[M].杨虎涛，王爱君，马芳，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HODGSON G M.Darwinism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J].Journal of economicissues， 2003， 37（1）.

[3]康芒斯.制度[M].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95.

[4]WINTER S G，NELSON R R.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M].Cambridge： Belknap press， 1982.

[5]VEBLEN T B.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and the state of the industrial arts[M].New York：Macmillan，1914：36.

[6]ROSENBERG A.Darwinism in philosophy，social science and policy[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7]HODGSON GM.How can evolutionary economics evolve?[C].Evolutionary controversies in economics，2001.

[8]HODGSON G M.Darwinism in economics：from analogy to ontology[J].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02（12）.

（编辑：王苑岭）

F091.3

A

1673-1999（2017）07-0003-03

陈新雅（1989—），女，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学哲学、生物学哲学；赵斌(1981—)，男，博士，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生物学哲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生物学哲学。

2017-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