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国新左派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争论

杜丹

论英国新左派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争论

杜丹

英国新左派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争论被大多数研究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忽略。汤普森的首发性阐释、汉森和泰勒的批驳以及麦金太尔的论证，强调对人的本质的再思考、本土传统的回归以及辩证地看待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现实性等。

英国新左派；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人的本质

英国新左派马克思主义思想推动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然而，新左派代表人物E·P·汤普森提出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以及围绕这一思想所展开的争论却较少被研究者所关注。

一、先导之声：汤普森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阐释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随后苏联出兵镇压匈牙利革命等一系列事件，引发了人们关于道德、人的主体性的反思。对于《新理性者》的创刊者汤普森和约翰·萨维尔等人来说，当务之急是对与斯大林主义相对立的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传统进行确证或者再确证。因此，在《新理性者》的创刊号上，汤普森发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致非利士人书》（Socialist Humanism：An Epistle to the Philistines）一文，提出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

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致非利士人书》一文中，汤普森指出，大多数托诺茨基主义者对于斯大林主义的一般看法是错误的，他们没有把斯大林主义视为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看法受到了斯大林主义一个最重要的理论谬误的影响，即试图采用一种源自经济因果性的简单方法分析所有的政治事实，从而忽略了人的思想和道德态度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1］6。汤普森认为，必须把斯大林主义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派态度与整体或部分的错误观念的集合。斯大林主义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已退化为政府官僚的革命精英的意识形态［1］6。

汤普森分析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斯大林主义的3个特点，认为“反智主义”是首要特征，“反智主义”在所有的工人阶级运动中都扎了根［1］9。“反智主义”不仅产生于对政党或组织的忠诚，而且产生于革命者对统治阶级思想以及为统治阶级炮制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敌意。在当时，“反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存在的一种倾向，而斯大林把这种“反智主义”教条地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汤普森指出，最极端、最不理智的“反智主义”没有出现在无产阶级中，而是出现在为斯大林主义进行辩护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他们对有限的、宗派性的资产阶级经验不再进行合法性的校正，表现出了极大的不自信。

汤普森认为，斯大林主义是一种机械决定论。斯大林主义将“‘反映’和‘上层建筑’概念转换成了半自动的机械运动模式”［1］10，扭曲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从历史效果来看，在阶级社会中，人对社会现实的意识是由当时社会的阶级结构决定的。人们在某个社会和文化环境中成长并且以阶级、民族、家庭成员身份生活，这些活动会不自觉地反映在个人的头脑中。人们既在属于其阶级的文化模式（传统、偏见等）中经历，又对这种经历进行思考［1］12。人并不是被动“反映”经历，而是思考经历。这种思考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汤普森强调，这里的“反映”是一个描述社会过程的术语，也是一种具有不幸内涵的术语。汤普森肯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全部历史分析中，始终秉持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之间的辩证互动。但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试图阐述这一思想时，将其表述为一种虚构的“模型”，亦即作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矗立其上并对其产生反作用的由各种思想、制度等组成的“上层建筑”［1］12-13。他认为，这种基础和上层建筑从未存在过，它只是帮助人们理解实际存在的事物（行动、经历、思考、再行动的人）的隐喻，是对社会中不断变化的人的反映。然而，斯大林却将其看成是一种人类主体之外、半自动地发挥作用的机械模型。在汤普森看来，马克思主义本身并非像斯大林所说的是“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述”，实际上如同恩格斯所说，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了解，不增加任何外来的成分，即在社会现实中，努力通过能够改变自己存在的人，不受外来阶级意识形态干扰地获得类似客观的自我意识。

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第2个特点即道德虚无主义。在汤普森看来，形成这种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道德虚无主义或者说不道德特征的现实土壤，是道德权威的中心从共同体或者共同意识转向了党的领导，最后忠于党和忠于共产主义成为了忠于特定的人。那些受到法西斯主义折磨的，被送入监狱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的非道德化选择，使他们自身发生了分裂，人的品质被导向了反面，“忠诚导致了叛国，自我牺牲导致了自我指控，为人民服务导致了抽象的行政暴力”［1］22。因此，这种僵化形式将道德权威的中心从个人意识转移到党的领导那里。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第2个特征可以被看作是“自我异化”的形式之一，人们在抽象概念中忘却了自身，把自己交付给了国家、党、公共财产的神圣性。当道德判断屈服于政治判断，人的道德存在成为了政治实用性的奴仆时，也就谈不上道德了。

针对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道德虚无主义特征，汤普森提出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道德。他首先分析了反斯大林主义抗争的2个特点。第一，这些抗争是对精英-官僚政治的意识形态反抗，目的是为了获得真实的自我意识。第二，这些抗争是对不人道的反抗，是对人的管理态度和官僚态度的反抗。反斯大林主义抗争代表了人的回归，即从抽象的、经院的公式化表达到现实的人；从欺骗和神话到诚实的历史［1］7。这种反抗的积极方面可以表述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说其是人道主义，是因为它将现实的男人和女人置于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心位置。说其是社会主义，是因为它重申了共产主义的革命前途和革命潜力的信念［1］7-8。那么，“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道德是如何产生的呢？汤普森那个时代的一些哲学家认为“是”无法推出“应该”，现实状况无法得出道德需要。但汤普森反问道，除了人的“是”以外，人们又能从哪里得出道德观呢？是什么样的人就会产生相应的行为，他们是环境与观念包括道德观念的产物，道德判断源于现实生活中人们各种繁杂式内在活动。共产主义的“目的”并不是“政治”的目的，而是人的目的，或者说是动物向人的转化、人的开始、对人的完整人性的坚持［1］27。他认为，共产主义的“目的”是一种道德目的。道德原则的自觉斗争必须进入每一个“政治”决策，道德目的只能通过道德手段达到［1］27。

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第3个特点是否认人类劳动的创造主体性，从而否认个体作为社会主体的价值。在汤普森看来，每个人都是智力、道德的存在，人类自己的需要并不等同于动物欲望，而是人的肉体、道德和智力需要。但是，斯大林主义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忘记了“经济基础”是一个虚拟的描述，忘记了其不仅是指人类肉体的经济活动，而且也指道德存在和智力存在。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特点可以被描述为反民主、固有的官僚制、对人民的家长式或暴君作风［1］34。人处于劳动的核心，所有生产工具、政治、制度都源于此。但是，斯大林主义把自己的注意力过多集中在“经济基础”上，以集权方式遮盖了对于劳动男女的轻视，忽视人类劳动的创造性价值，仅仅视其为生产工具的附加，是一种变相的异化。

面对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对于人类主体创造性的否定，汤普森更加强调历史主体。迈克尔·肯尼（Michael Kenny）在《第一代英国新左派》（The First New Left in Britain）一书中提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可以被更为准确地看作是一种具体的历史观念，并且能够促使英国知识阶层的一部分人摆脱斯大林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各种限制［2］99。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强调历史主体在社会发展中的创造性作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致非利士人书》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对于人的主体价值的强调。受历史主义思想的影响，汤普森认为，人类自己创造历史，他们既是行动者，又是受害者［1］23。人道主义正是源于对自我分裂、自我挫败的人类历史的极度苦闷，但不可分割的历史主体—人，是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所以，正如历史所揭示的那样，在人类塑造自己的本质过程中，有一种不断发展人类潜能，错误的意识和扭曲的阶级社会关系都拒绝相信它的完全实现［1］25-26。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也强调，工人阶级不仅是历史的局中人，更是历史的剧作者，他们生而自由并充满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同时也继承了伦理激进主义的传统。

二、反对之声：汉森和泰勒的批驳

正如马德琳·戴维斯在《英国新左派的马克思主义》（The Marxism of the British New Left）一文中所说，汤普森对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论证为他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但会受到一些年轻的新左派理论家的尖锐质疑［3］341。的确，汤普森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一经提出，随即引起了英国新左派内部的热烈讨论。其中，以文参与批判的代表则是哈里·汉森（Harry Hanson）的《致爱德华·汤普森的公开信》（An Open Letter to Edward Thompson）和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Marxism and Humanism）。

汉森公开信的核心观点是否认“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现实性。在汉森看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只是汤普森在自己的头脑中所建构的理想图画，这幅画不仅是关于作为制度的共产主义的，而且是关于向共产主义前进的模式的。但是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却困难重重，手段无法实现目的，这就与汤普森所提出的“道德目的只能通过道德手段达到”相悖。汉森认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本质是未来主义。在汉森看来，马克思主义既不是不道德的，也不是无道德的。在未来无产阶级社会中，“现实的人”的价值将得到完整的理解，而要实现这些价值则不能像道德改革家那样处处劝说人们对其表现出重视，而是要直面当时阶级社会现实，选择战斗，使其成为主要的道德原则，有利于革命的胜利并且加速无阶级社会的到来。汉森认为，只要人们还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内，那么斯大林主义必须受到审判。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标准运用于斯大林主义身上毫无意义，因为那些斯大林主义者始终认为斯大林做的孽是通往共产主义社会道路上不可避免的恶。他们的道德是马克思主义的，因而也是未来主义的。汉森的未来主义观把道德的实现寄托于未来的战争和社会发展，为斯大林主义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恶提供了合法性论证。汉森只是针对汤普森的手段—目的困境进行批判，正如他本人在文中所述：“我肯定没有对你的观点做整体的判断，因为我只关注其中的一部分，因而不可避免地洗去了你的内涵的华丽外表”［1］63。

泰勒不反对汤普森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立场，他同意汤普森把斯大林主义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但是，他认为在理论层面仅仅把这种意识形态描述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是不够的。泰勒指出，斯大林主义还包含对人类在历史判断方面的局限性的拒绝，即是一种历史唯我论。在那些斯大林主义者的眼中，思想不再被视为人类认识世界、推理、论证、辩论和选择的中介，创造力被设想存在于“工人阶级”整体之中。但“工人阶级”这个定义是可疑的，因为它既没有体现有血有肉的工人，又没有政党机构的形而上学的实体。从中可以看出斯大林主义对于思想和创造力的拒绝，并且对于历史的判断是有局限性的。

泰勒对于汤普森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提出了两点质疑。首先，泰勒认为马克思多次强调，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身，只有打破所有形式的剥削才能砸碎束缚自己的锁链，但是他没有明确告诉那些没有被解放的个人应当采取何种态度。而斯大林主义让这类问题变得更加难以理解，其实践不仅在机械的形式上，而且在新的道德生活的先决条件的真实的形式上，展现出阶级道德观念的局限性。其次是关于共产主义的概念问题。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看成是人向人的本身的回归，这种回归是对异化的人的本质的占有以及人的本质中潜藏的、由人类劳动形成的创造力和潜力的解放［1］70。对人的本身的回归还意味着人对其同类的回归，人类手足之情的实现。马克思认为这两种发展不可分割，可以同时呈现。但泰勒认为，马克思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历史问题，即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两者同时出现存在困难，有时甚至一者还会成为另一者的对立面。

三、维护之声：麦金太尔的论证

汤普森首创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价值观，虽然这一观念在英国新左派内部招致了一些反对之声，但是支持的声音还是占据了主流。其中，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lntyre）的《道德荒原笔记》（From the MoralWilderness）可以说就是力挺汤普森的。

麦金太尔首先对以汉森和泰勒为代表的道德批判家提出质疑：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重读能否指明解决道德问题的新路径？在这种质疑之下，麦金太尔分别论述了4个问题。首先，他认为斯大林主义现在是、过去也是一种继发性的马克思主义。它不仅主张特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本身就是一种关于这种类型的学说是什么的学说［1］81。麦金太尔论述到，在斯大林主义那里，“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基础是以物理学为科学范式，而进化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启发大于牛顿力学的影响。他在这里强调了2点：一是进化论在人们对其有所了解之前就已经作为一般真理而存在了；二是可以用进化的观点来看待过去的物种史，但不要用来看待未来的物种史，因为人们并不知道如何从过去推断出未来。其次，麦金太尔指出，以斯大林主义的方式来将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学说当成一般公式是毫无用处的。他认为，创造经济基础的过程就是在创造上层建筑，在这里没有两种活动，只有一种活动。在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特征是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革命性变革，而非经济基础的变革，要掌握这个决定的本质是至关重要的。再次，麦金太尔认为，人们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印象需要大幅修正，只有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一般看法相联系起来，马克思的经济学才是可以理解的。换句话说，马克思的人的本质观并非其经济分析的虚假附属物［1］83。最后，在麦金太尔看来，人的本质在任何特定的人类生活中很难得以实现，因为人类生活常常被限制在特定社会形式的特定方式中。这一点需要联系之前的道德批判而加以理解。麦金太尔旨在将道德与历史结合起来，通过历史化道德揭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提出，是对于斯大林主义进行批判后的一种有效构建，以唤起马克思主义中的道德内容。与汤普森一样受到历史主义的影响，麦金太尔一直强调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现代问题，用历史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去分析问题。所以，他提出了“只有关于某一特定的历史著述才会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东西”［4］142。

在发现自由主义对于道德信念的看法出现错误时，麦金太尔指出，这种信念认为自己的道德信念不需要任何基础，不需要提供需要或需求来证明。道德的“应是”与欲望的“是”是严重分离的［1］85。面对这一错误，麦金太尔指出，有必要将道德与欲望统一起来，道德表达更为长久、长期的人类欲望［1］86。如何实现二者的统一呢？麦金太尔提出用人的本质来对道德和欲望进行统一，以弥补道德和欲望之间的罅隙。在麦金太尔看来，人们通过重新发现共通的人性中的深层欲望，既不背离人性，也不背离自我。这里，道德规则不再与人的需求对立，道德规则能够更好地约束欲望，防止出现违背人性的行为。但是，在道德与欲望相统一的过程中，也要避免产生情感主义者所出现的问题。情感主义只承认个人意志，割断自己与他人、自己与历史的关系。在这里由于不存在道德规范，因此，道德的三重构架无法完整建立起来，无法实现目的的预设，无法发挥人的潜能以及将潜能转化为行动，从而实现人的本质。这一点是需要警惕的。

四、英国新左派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争论的启示

（一）人的本质的再思考

汤普森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致非利士人书》的文末指出：“今天，人与物这种相互对视。这一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都把人类归结为物、商品或机器的附属物。但现在，人必须关注其他的东西——根本不是物，而是人的理性和‘意识’。”［1］48全文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对于人的关注以及人在历史过程中所发挥出来的创造性价值。汤普森一直在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高呼：我们都是人！而麦金太尔在为汤普森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进行辩护时，从马克思那里借鉴关于人的本质概念，旨在通过重新审视人的本质，弥合道德与欲望之间的裂缝。他提出，人的本质概念是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共产主义道德联系起来的东西［1］94。麦金太尔认为存在着人类本质的一些普遍方面，并且人类本质也是历史的。如果把道德从历史中分离出来，或是把道德从历史所展现的人类共同本质的形成中的东西如欲望中分离出来，都会促使道德成为无源之流，无土之木。这种对于人的本质的重新审视不同于以往的对于人的本质的普遍看法。这种重新审视又回归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卢卡奇就曾试图在历史中沟通事实与价值，把存在与应该之间的对立消解在总体性的历史之中，认为历史是一部由不完满的“是”不断向理想的“应该”转化的历史［6］59。国内有学者也分析了人的价值本质和事实本质在马克思思想中的辩证整合过程，认为马克思早年所树立的人本的价值理想，已经成功地融贯到了唯物史观的逻辑架构之中。人的价值本质也从单纯合目的性的“应该”变成了由人的事实本质之为合规律性的“是”所担保的历史必然［7］12。对于人的价值本质和事实本质的区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麦金太尔对于汤普森“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辩护，也有助于进一步接近马克思的思想。

（二）本土传统的回归

汤普森一直强调历史地对待民族文化传统，重视对于传统激进思想的挖掘。汤普森在这方面受到了英国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家威廉·莫里斯的影响。莫里斯在青年时期就陷入了人类精神的动乱即浪漫主义的反抗这一漩涡之中。汤普森在《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到革命》一书中指出，浪漫主义孕育了莫里斯的骨头，并且形成了其早期的意识［8］1。汤普森从莫里斯那里找到了旧的浪漫主义传统，他一直讨论的也是浪漫主义传统的可行性和持续性，并且将浪漫主义视为一种民主精神和历史之爱，一种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现实反抗。汤普森将马克思与浪漫主义传统联系起来，认为马克思的早期反抗与浪漫主义传统密切相关。莫里斯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有着深厚的敬佩感，而且他还参与到共产主义的相关事宜中。这在其社会主义活动的每一个时期都能发现这一点［8］751。通过对莫里斯浪漫主义传统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研究，汤普森深刻地体会到了浪漫主义传统即英国这一本土传统的重要性。面对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解现象，汤普森格外强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传统，从而也就更加坚定了其对英国本土传统的坚持。

这一点是汉森和泰勒没有看到，而麦金太尔却看到的。麦金太尔对于汤普森“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辩护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找到了启示。他认为，亚里士多德将哲学作为人类抱负最终实现的观念，但是欲望常常就在这种观念之中［1］87。道德根植于人类的需要和欲望。麦金太尔找到的传统道德的回归点，即亚里士多德的美德概念。他在《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After Virtue：A Study in Moral Theory）一书中强调，当代的道德危机和道德理论危机主要体现为社会生活中对于道德判断的运用是纯主观的和情感性的，而这种情感主义出现的原因是启蒙筹划的失败。他通过挖掘不同于现代思想理论的传统，宣扬一种传统道德观的回归，呼吁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来重建现代社会的道德。麦金太尔在《道德荒原笔记》一文中对于自由主义道德观的批判也间接地批判了现代性，呼唤传统道德观的回归在麦金太尔的整个思想体系中是一脉相承的。

（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现实性问题

汤普森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合理性在于：第一，汤普森通过深入挖掘英国的社会主义传统，提出了人道主义和道德对于英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意义，使“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成为了新左派运动早期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促进了新左派运动的早期发展。第二，汤普森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主要的目的是想从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框架中挣脱出来，为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一种更高的道德标准，因此有着特殊的历史意蕴和年代价值。第三，汤普森对于历史主体在社会发展中的创造性作用的强调，巩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观念。在汤普森之前，尽管没有马克思主义者会在理论上否认这一点，但实践中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却往往被忽视了。汤普森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实际工作，又使得这一观念引起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视。

但是，对于汤普森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批判之声仍然不绝于耳。究竟汤普森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是否具有现实性？汉森虽然极力否认这种现实性，但他却没有提出一种可替代性方案。而凯特·索珀（K.Soper）和埃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ens Wood）对汤普森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持肯定态度。索珀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本来就具有明显的人文主义色彩，尽管这一理论内部及汤普森的理论中存在矛盾，然而汤普森顺利化解了自由主义者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其所产生的质疑，强调在危机环境中更应该广泛采纳这种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伍德也非常支持这一价值观。她认为汤普森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提出的道德和价值观，对社会主义观念的建构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提出了一种真正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方法［2］96-97。其实，汤普森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可以看作是一种具体的历史观念。它能够帮助英国知识阶层的一部分人摆脱斯大林主义的限制。汤普森对于道德和传统的强调，对于我国目前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等等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英国新左派围绕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所展开的争论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即要善于从不同角度进行批判，敢于从不同的视角来进行批判。以E·P·汤普森和麦金太尔为代表的英国第一代新左派，对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共同追求，及其对于道德和历史的思考，尤其是从历史性的角度来思考道德，弥补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赤字”问题，这也是留给后世的珍贵遗产。

[1]张亮，熊婴.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英国新左派早期思想读本[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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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苑岭）

B08

A

1673-1999（2017）01-0011-05

杜丹（1991—），女，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

2016-11-05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E·P·汤普森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研究”（SWU 1609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