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位牛“哥哥”

文/傅建海

我有一位牛“哥哥”

文/傅建海

我的这位“哥哥”和我都生于1949年，不同的是他生在5月份，是解放前，我生在11月，属解放后。我的这位“哥哥”不是人，是头牛，是我们家的大犍牛。

我家在1926年前曾有过一头牛。那时北洋军阀刘镇华的部队有一个班在我们家住了半年，临撤退时，他们不但没给房租钱，连我们家的牛也给拉走了。对一个农家来说，一头牛就是半个家当，人们要靠它拉犁耕地，拉碌碡碾场，拉磨子磨面，所以我们对刘镇华部队的痛恨是很深的。没牛的日子父亲过了20多年，快解放的时候，他下决心要买一头牛。大牛买不起，听说七八里外的村子有一家的老牛刚下了个牛娃，就跑去买，人家说刚下了两天，买回去也养不活。父亲说：“放心吧，过两年你来看，一定是一头大犍牛”。

牛犊到家后，全家人像抱养了个男娃一样高兴。我奶每天烧一锅小米粥，把牛抱在怀里，一勺子一勺子地喂，我父亲则陪牛睡了好几个月。半年过去，牛娃长大了，我也出生了。那一年农历是牛年，我属牛，它是牛，全家人都说一年添了两头牛，我小应该把牛叫哥。

在全家人的精心呵护下，小牛两年后就和成年大牛没有什么区别。按当时的习惯，牛两岁时人就开始教它干活，但爱牛如子的父亲却说：“牛和人一样，太小了干活挣着了就长不大了，我都二十几年没使过牲口了，也不在乎这一年半载”。所以到3岁时父亲才教牛上套。那时我也3岁了，经常和牛一起玩。牛很听话，真像我的大哥哥，懂得大让小，攥耳朵拉尾巴打屁股，怎么惹它它也不恼，还经常舔我的头和胳膊。我常拉着它转圈子，转累了就骑在它的背上无休无止地和它说着话。我奶说：“这俩真是亲兄弟”。

那时我的牛“哥哥”是我们村数一数二的大犍牛，一对拳头般的大眼睛透着灵气，两个高高翘起的半尺长的犄角向世界宣示着它的存在和威严，深红色的毛发整整齐齐，在太阳下熠熠生辉。它的屁股就像个大磨盘，脊背平得可以当床睡。和别的牛一起耕地，它跑的快，耕的深，并且第一个到达地头。拉磨磨面，同样多的粮食，别的牛两小时磨完，它一个小时就行了。村里没牛的人家总爱借我这位“哥哥”干活，送回来时都夸它力气大，听使唤。我父亲特别惜牛，耕地时总是自己扛犁，牵着牛走到地里才上套。我四五岁后，凡是到地里干活，都是我牵牛。牛耕地时，我就在地头拔草，一个来回回来，我就手捧着新鲜的野草给牛吃。收工时，父亲扛着犁唱着咣咣乱弹走在前面，我牵着牛也学着父亲的样唱着自己也不知啥意思的戏走在后面。有时父亲还让我坐在牛背上，夕阳匀匀地洒在人和牛的身上，真是一首绝妙的田园诗。

后来，农业合作化开始了，不但土地要入社，牲口也要入社，我父亲是副社长，自然要带头。我们都舍不得牛走，特别是我奶奶，真像谁把她亲孙子抢走一样，嚎啕大哭，弄得我父亲没办法，答应先拉去做个样子，然后再拉回来住一个礼拜。给别人解释说家里草料没吃完，吃完了就过来。一个礼拜后真要走的时候，全家人都流泪了，我奶哭得不敢出屋子。牛也知道这一走再也回不来了，一步三回头，哞哞地叫着到了农业社的饲养室。

牛虽然归了公，但我们始终认为它还是我们家里的一个重要成员，过几天便要去看看膘掉了没有、毛乱了没有。我奶是小脚，过一段时间还要我们扶着她颤颤巍巍地去看牛。牛见了我奶哞的一声长叫，惊得正在专心吃草的其它牛抬起头都往这边瞧。我奶抓一把麸皮放在牛的嘴边，牛迟迟不动，一眼不眨地看着我奶，用嘴舔着我奶的手，那个亲密样谁看了都要流眼泪。奶奶给饲养员大伯说：“娃呀，你要把大犍牛喂好啊，这牛乖，不要叫别的牛欺负啊！”饲养员连声答应：“姨，你放心，我一定把你的心肝宝贝喂好”。

人想牛，牛也想人。我们队的地就在我家门前，牛要干活必须从我家经过，它拉着犁走到我家门口时总要叫几声，好像给我们打招呼：“我干活去了”。收工回来时，只要我们家门开着，牛都拉着犁往里跑，人是拽不住的，只能跟着到我家。我们不管谁在家，都会给牛和上一盆麸子水，没有麸子了，有啥和啥，甚至麦面都给和过。牛喝过麸子水后，还不忘和我们亲热一番，拱得我们全身都是麸皮。虽然弄脏了衣服，但我们宁愿洗衣服也没扫过它的兴。有一次，牛很长时间没见我家的人，拉套回来又见门关着，就长时间站着不动，眼睛直直地盯着我家的门，好像在思考着什么，打都打不走，还流下了眼泪。好几个扶犁的社员很感动，只好等牛自己愿意走时才跟着回到饲养室。我们听说此事后心里都很难受，分别到饲养室把牛看了一回。

到了1959年的上半年，“三年自然灾害”的兆头已经出现：粮食不够吃了，食堂也解散了，牲口料也少了，牛开始掉膘了；到了下半年一些老弱病残的牲口开始死亡。1960年一开春，青壮年牛就连续死了好几头。我奶不放心大犍牛，叫我去看了几回，还好，牛虽然掉了膘，气势还在，到底还是身体素质好。我们都默默地为它祈福，希望它和我们一起渡过难关。然而，到了下半年，40多头牲口只剩下了20多头，能干活的也就七八头了。牛越少，活越重，又吃不上料，大犍牛终于支持不住了，瘦得皮包骨头，走路摇摇晃晃，就这还坚持出工。我奶叫给队长说一下，别给牛派活了。可谁去说呢？说了顶事吗？

有一天放学，我看见一群人在剥牛皮，到跟前一看是大犍牛，赶快跑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早已知道了，她让我小声点，别让我奶听见。我放下书包就去看杀牛，等着分肉。大家都知道我们全家人对大犍牛的感情，一致同意给我们家多分一斤肉，并把牛头和四个蹄子送给我们作纪念。有人还说，老婆（指我奶）见了非哭不可。果然，一见牛头我奶就大声哭了起来，引得我们都掉了眼泪。按理说我们不能吃大犍牛的肉，我们也真的不忍心吃，但在那个年代，吃了上顿没下顿，不吃怎么办？头和蹄子上还有肉，我们不忍心再剥，埋到了后院的椿树根下。我先堆了个坟墓样，父亲叫铲平了，说看了难受。我当兵后每年探亲回来，都要在椿树底下待一会。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忘怀那位英年早逝的牛“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