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逆袭”、新民粹主义泛滥与大国的战略定力

黄建忠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上海，201620)

全球化“逆袭”、新民粹主义泛滥与大国的战略定力

黄建忠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上海，201620)

美国大选结果引发了普遍的对全球化前景的担忧。本文对全球化遭受逆袭带来的主要挑战和下一步走向的关键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揭示了诸多“黑天鹅事件”背后新民粹主义泛滥的根源及其后果，提出我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应对全球化变局应有的理论和实践战略定力。

全球化逆袭；新民粹主义；大国；战略定力

从6月23日英国脱欧公投到美国大选揭晓，2016年是一个“黑天鹅事件”不断的多事之年。面对全球范围内上演的一连串逆全球化而动的剧幕，政经媒体和学界惊呼“反全球化”时代来临了。在这些事件背后，90年代以来的新民粹主义泛滥无疑已经成为滋生全球化遭受逆袭现象的温床或沃土，本文拟就全球化遇到逆袭的关键问题、新民粹主义泛滥的基本特征进行简要的分析，以期对新时期、新形势下我国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改革开放的若干重点领域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就教于方家与提供实践参考。

一、全球化面临的最大考验与主要挑战

母庸置疑，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不仅使西方国家摆脱了长期的经济“滞涨”，而且借助科技与互联网革命提升了全球市场的一体化水平，实现了更加广泛的资源优化配置与规模经济，促进了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增及包括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各国经济增长。可以说，各国都是经济全球化在不同程度上的获益者，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尤其如此。但是，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迄今为止经济复苏形势的复杂演化，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失衡、经济复苏进程中的利益分化和全球治理现有机制的乏力无奈在国际、国内引发了多层次、多元化主体的矛盾冲突，全球化面临着遭受挫折和倒退的风险。

(一)美国新政府的“反全球化”政策倾向是全球化中短期内面临的最大挑战，“特朗普经济学”的粗暴逻辑将造成全球化的短期停滞甚至倒退长期而言，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随着特朗普主导的美国新政府的上台，从其一贯做派、竞选主张、内阁组成来看，对传统政治精英主导的全球化持批判、拒绝乃至逆转的基本政策取向是清晰可见的。美国新政府的“反全球化”政策倾向是全球化中短期内面临的最大挑战。

特朗普竞选、执政主张的要点被媒体概括为“特朗普经济学”，其九大方面主张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在外交方面，他主张废弃TPP、重新谈判NAFTA，反对新移民和“修筑长城”，主张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和征收“惩罚性关税”，声言减少国外驻军与增加同盟国的军费负担；在内政领域，特朗普力主“让美国更伟大”(Make America Greater),主张通过降税增加制造业回流与国内投资(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创造就业，废除奥巴马政府的“医改”方案和削减部分高福利以遏制联邦政府的债务膨胀。基于“商人的哲学”，特朗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精英信仰和追捧的价值观，倾向于短期逐利和不择手段，即所谓“不按规则出牌”。从已有的追踪分析来看，特朗普甚至将着手对美国政府的贸易、财政等部门、人事和权力架构进行较大力度的改造重组，摆出了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和准备开打“贸易战”“货币战”的姿态。

从特朗普秉持的“商人哲学”“特朗普经济学”的粗暴逻辑和初现端倪的执政风格来看，尽管美国固有的法律和政治体制对总统权力有所限制，但新总统的部分竞选主张和新政府的政策倾向仍将在较短的时间内陆续成为美国对外关系的基调。美国新政府的政策基调必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引发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外经济关系的一轮连带性或应对性调整变化。贸易保护主义若得不到有效遏制，全球化进程短期、甚或中长期内都会受到狙击，国际政治热点区域与经济核心地带的新老问题、矛盾势必进一步被激发并复杂化，导致全球化出现明显的倒退。如此,主要国家包括美国自身的经济复苏步伐也会受到迟滞和干扰。

(二)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五国”经济状况的稳定向好或持续走低，全球化合作立场的一致或分化，是经济全球化面临的最大考验

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这一轮全球化浪潮中经济实力实现普遍的跃升，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明显增加，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中坚力量。但是，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各经济体的增速下滑，并出现明显的分化。如表1所示，除印度、中国在持续走低中仍然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外，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增长率呈负数。

表 1 主要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IMF

新兴经济体对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有着显著的影响。近年来，新兴经济体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对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增长至关重要，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上下，尤其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持续走高，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力量之一。中国与一些新兴经济体开展的国际经贸合作对伙伴国经济稳定十分重要，金砖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力量。但是相对而言，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基础还比较薄弱，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大于发达经济体，当总体上经济状况较好和外部环境宽松时，相互间较易于形成一致的利益立场；而当此经济持续下行且情势分化明显之际，彼此之间的立场也容易出现差异甚至分裂。新兴经济体国际合作难以协调，必然分化和削弱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量。因此，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五国”经济状况的稳定向好或持续走低，全球化合作立场的一致或分化，是经济全球化面临的最大考验。

新兴经济体经济稳定和实力的加强有助于现存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有利于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的重构，因而有利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健康发展；反之，新兴经济体经济持续下行和力量分化，则会产生不利的效果。

(三)欧洲“乱象”长期化与阿拉伯世界动荡是对经济全球化的重大干扰

长期以来，欧美居于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领导地位，因而没有美国、欧盟参与推动的全球化是不可想象的。90年代欧盟东扩增加中东欧成员国的进程气势如虹。然而反观现实，发端于英国的“脱欧”运动逐步在意大利、法国等“老欧洲”和其他一些“新欧洲”国家滥觞，“脱欧”意识或政治主张在部分国家朝野甚嚣尘上。尤其是法国、意大利等欧洲老牌大国，长期处于欧洲一体化的“领头羊”地位，并且其经济、货币与财政、政治和法律等深度融合于经济一体化之中，围绕着“脱欧”展开的论争和实际行动具有长期复杂化的趋势。各种力量的角力必然形成对欧洲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阻碍及困扰[1]。

因欧美和某些国际外部力量介入干预而导致的阿拉伯世界动荡不安，产生了日益增多的国际政治热点、宗教纷争、局部战争和“难民潮”，这些问题反过来又引发了包括欧美在内的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复杂矛盾，加剧蔓延之势，此类纷争也对全球化造成前所未有的干扰。

二、新民粹主义泛滥及其肇因、后果的剖析

民粹主义(populism)是初见于19世纪下半叶俄国、北美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哲学思潮、意识形态和实践运动，后又经历了20世纪60-70年代和90年代至今两轮高潮，演化为多元复杂的政治主张。从民粹主义的基本“教义”来看，主要强调以民众为依靠，迎合民意，“人民优先”，因而也被称为“平民主义”。民粹主义从根本上反对“精英主义”，认为平民的公平、正义要求往往遭受自私自利的社会精英所压抑，国家应当解救平民实现全民的福利改善和社会进步。传统上，民粹主义的民意依据一般偏于宽泛，政治主张模糊不清，极易于被不同利益集团或政客挟持，甚至被“精英主义”所利用。本文所涉析的“新民粹主义”(New populism)特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泛滥并在金融危机后的全球范围内广泛蔓延的，以选择性民意为基础形成鲜明政治主张的民粹主义思想意识与利益集团。

(一)“新民粹主义”具有不同于以往形形色色民粹主义的新特征

第一，高度国际化或全球化。追本溯源，民粹主义本源于各国自身的文明传统，例如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又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ax Weber，1920)中倡导的自由主义思想。封建经济晚期与小商品经济资本主义时代，或近现代中小企业发达状态下的自由资本主义都是民粹主义的温床与沃土。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民粹主义主要散见和作用于某些国家或局部地区，随着此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新民粹主义”借势于跨国寡头垄断资本、金融巨头对超额利润的疯狂攫取及各国少数利益集团垄断经济，全球治理与国内政治、社会改革停滞不前引发的尖锐矛盾，也得益于信息经济与互联网革命之便利，形成国内外同气连枝、遥相呼应的高度国际化或全球化的状态。

第二，政经背景强大而深厚。传统上，民粹主义较易于在一国知识阶层和商人、小企业主、自由职业者等弱势群体中滋生，其经济实力弱小分散、民意群体小众脆弱，政治主张畸异难以形成系统的思想意识，遑论拥有统一的意志和社会力量动员能力。“新民粹主义”则不然，它们不但植根于传统的弱势群体而且泛滥于极为强势的知识资本、金领阶层、媒体精英以及经过一度强盛发展的中产阶级和经济实力雄厚的非政府组织(NGO)之中，其中不乏在这些群体中成长起来、渗透于政经各界并已经掌握部分实际权力的精英，因而政经背景强大、社会影响力极强，资源动员的范围和力度广泛而深厚。

第三，民意基础日益广泛。于当今国际社会，在经过战后繁荣经济时代成长、信息化社会与互联网革命洗礼，而后又惨遭金融危机浩劫的发达国家，和在经历了政治上民族解放与经济上独立觉醒、又见证了帝国主义肆意掠夺与垄断资本巧取豪夺，深受经济危机之苦的发展中国家，“新民粹主义”的民意基础日益广泛而不断深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剧烈的全球化虽然造就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经过这轮战后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国际国内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除少数暴富和垄断利益集团外，社会各阶级、阶层普遍产生了痛楚挫折、失落焦虑和对现状的强烈不满，遂使“新民粹主义”取得了空前广泛的民意基础。

第四，积淀绵厚，具有集中爆发力和很强的破坏性。长期累积、持续增强的“新民粹主义”犹如一座座外表冷峻、内中炽烈的“活火山”，几乎在所有国家和区域的行业、职业、人群中都形成了激烈的利益对立关系，在某些外部突发事件甚至不对称信息的冲击下，极易于造成瞬间爆发的“民主暴力”、社会暴乱与群体对抗，有时造成巨大的秩序破坏和混乱。

(二)“新民粹主义”泛滥的肇因

“新民粹主义”泛滥与全球化遭受逆袭具有很强的内在因果关系，而剧烈的全球化产生的大量经济和政策矛盾、社会与文化冲突则又是“新民粹主义”得以泛滥的原因。究其根本，金融危机及其经济复苏困难是外因，急剧的全球化所招致的世界经济传统格局松动、主要大国之间经济失衡和各国国内收入分配中严重的贫富不均则是“罪魁祸首”。

1.世界经济传统格局的松动。新兴经济体与西方大国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在冲击传统国际经济格局的同时，一方面提高了新兴经济体国家利用外资和工业化水平，促进了经济实力与社会财富的增长，扩大了中产阶级、产业工人的规模，进而激发了更加广泛的民粹主义意识；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贸易摩擦，冲击了发达国家产业基础，削弱其国内投资能力和减少其就业机会。随着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壮大与产业结构升级，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群体在感受这种“伤害”的过程中，对未来的“恐惧”、不安定感随之增强，社会意识倾向于保守。

2.主要大国之间经济失衡加剧大国政治、外交冲突，并造成社会认知的迷失。典型的事例如中美、中欧之间贸易失衡，贸易摩擦与投资收购事件不断增加，以及中国国际地位和参与国际事务能力上升，其话语权迅速扩大，在跨文化沟通不足、欧美各国权势政客和恶意媒体的煽动下，引发了欧美国家社会普通民众对中国经济成长认知上的偏差误会，产生了对新兴大国贸易、投资中“倾销”“汇率操纵”“投资威胁”、环保不力等误解。

3.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国家经济结构变化带来许多新的社会结构问题，尤其是收入分配结构的严重失衡。全球化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地区)国际化程度差异较大的区域、行业之间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不均，特别是在老龄化、少子化和城乡差距、种族歧视本就较为严重的国家,这种分配不均、贫富分化的状况极为突出。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矛盾，1997年到2014年间美国中产阶级的规模由70%的人口占比下降为48%；期间香港人均GDP增长1.5倍，而李氏家族的净资产增长5.7倍；在新兴经济体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贫富分化的程度更加严重。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服务化趋势大大加强。发达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进一步上升，英美等国这一比例甚至高达70%以上。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增加值的GDP占比平均水平也达到50%以上。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制造业是一个规律性现象，经济服务化是隐藏在金融危机背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结构性原因。随着增长放缓与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发达国家制造业衰退和外移使产业工人的队伍相对萎缩，发展中国家为了招商引资制造业工资水平长期上升缓慢，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房地产、通讯、科技开发等高端生产者服务业资本回报和高级人才的工资或财产性收入则屡创新高。这种经济不景气条件下的经济结构转换客观上也拉大了各国国内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

4.不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与各国政治、社会改革停滞成为“新民粹主义”泛滥的直接导因。过去20多年经济全球化获得飞速发展，相比之下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则乏善可陈，相关国家的国内政治、社会改革停滞不前或相对迟缓。在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治理结构改革呼声加大，相关国家贪腐、专制、暴富与民生凋敝、文化禁锢、贫困之间矛盾加剧的情势下，“新民粹主义”得以抬头蔓延。

(三)“新民粹主义”泛滥的后果

诚如上述，“新民粹主义”具有较为广泛、复杂的民意基础。与此同时，“新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向和政治、社会改革主张宽泛而模糊，极易于被各种政治力量所利用或左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新民粹主义”是一种不安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元素。戈尔巴乔夫在前苏联瓦解25年之际回忆反省指出，“当国家处于重要的历史关键时刻，任何缺乏责任感、民粹主义与巧言惑众都是要不得的”。

“新民粹主义”可以大致分为左翼民粹与右翼民粹两类。左翼民粹包涵诸多社会公平、公正和改革、改良的意识及主张，其中不乏“社会主义”和市场化、保障中小企业发展等的积极元素，但也表现出激烈的无政府主义取向；而右翼民粹则暴露出极端的民族主义、强烈的保守主义政治倾向，在经济政策上突出主张反对移民、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国内就业、鼓励产业和资本“回流”等。在金融危机与经济不振的大背景下，“新民粹主义”的右翼化迅速增强。

“新民粹主义”泛滥的现实已经成为美国大选中特朗普获胜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并继续在美国新一届政府入阁人事及政策取向中得到体现。从下一步的发展看，“新民粹主义”有进一步在欧洲主要国家和若干局部热点区域发酵的趋势。这种状况对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对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与内部经济稳定、产业结构调整及发展模式转变，都将发生巨大的影响。

三、全球化“逆袭”中大国的战略定力

面对全球化遭受的逆转现象，中国作为崛起的发展中大国所处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倍受国际国内关注，面对机遇和挑战、“窗口期”或诱惑“陷阱”的冰火双重局面，我国究竟应当采取何种态度？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这难保不是一个“风口浪尖”中的战略困惑。

综合各种因素考量，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和社会应当要拥有、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

(一)理论定力

1.坚持以发展为取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指出，一切社会经济现象的本质都可以归结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对立统一。全球化在欧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逆动，关键在于各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金融危机以来“新民粹主义”在欧美国家、局部热点地区极度泛滥的事实及后果说明，贫富分化已经成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激烈矛盾的集中表现，进而成为社会经济失序与政治混乱的基本导因。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两大部类平衡关系”的原理拓展运用，也完全能够解释金融危机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平衡关系遭受破坏和后危机时代经济复苏乏力的现实。于今日中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就能够深入分析国内外经济现实问题及其根源，深刻理解坚持改革开放中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和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内涵，把握好“两个百年计划”、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四个全面”的目标关键[2]。

2.批判、改造、吸取和借鉴运用以价值为取向的西方经济学。尽管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对经济金融危机束手无策甚至难辞其咎，对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也显得有些无能为力，但是仍然不可否认，西方经济学从简单商品经济到发达市场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归纳总结形成的，对市场微观主体产权边界、产业组织和市场运行机理、宏观政策干预经济效应等方面的理论解释或描述仍然有可取之处，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导致的当代经济问题与实践教训方面，我们应当采取批判、改造、吸取与借鉴运用的科学态度。

3.以创新、和谐、发展的全球治理为目标，重构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化所处变局的根源，在于全球化不同经济体力量之间发生的失衡与“再平衡”角力，在于全球化经济发展与全球治理体制改革滞后之间的矛盾，在于全球化中各种国际、国内利益集团社会分配的不合理，在于少数“自私自利的精英集团”对经济利益的垄断和社会大众长期累积的不满。我们应当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以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为目标，以建立创新、和谐、发展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目标，反对“以邻为壑”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倾向，来重新架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二)政治定力

加强政治定力的关键在于加快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建设。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政府主要依靠“简政放权”这一模式来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和扩大开放。在短缺经济和市场经济起步初期，这种政府“放手”“收手”的改革模式受到市场与企业的热烈响应，并以“野蛮生长”的形态催生出高速增长的经济。然而，在加快构建开放经济新体制和面对国内产能过剩、国外需求不足，企业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发展新阶段上，当市场需要政府“出手”“上手”加强公平监管与供需调节时，我们发现政府的宏观调控体系尚需完善、财税与货币政策工具手段不足，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在现阶段国际金融危机余波未消、经济复苏困难，全球化遭遇逆袭，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结构调整阻力重重的复杂局势下，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不足的“短板”尤其明显。为此，我国政府要加强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的顶层设计，加快政府管理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不断丰富宏观调控的工具和手段，重塑政府积极、有为的形象。

加强政治定力的重要抓手是坚持政治维稳与反腐倡廉，防止“新民粹主义”泛滥。其一，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维护社会公正和民主权利，反对极端保守主义与无政府状态；其二，要加快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促进民生改善和普惠社会大众，反对利益垄断与两极分化；其三，要坚决打击贪腐犯罪，加强法纪监督和促进国企改革。

(三)经济实力

战略定力需要经济实力为基础。因此，重温与遵循“发展是硬道理”的经典论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实现“全面小康”，直至实现“两个百年计划”和伟大“中国梦”，既刻画了大国战略定力的指向和内涵，也构成了实现大国战略定力的路径、基础和保障[3]。

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现阶段发展经济的主要任务。在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和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工作任务过程中，有必要处理好若干重要的关系。一是改革的集中性顶层设计与具体实施的市场化运作的关系。具体而言，在改革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在国企混改与市场竞争之间，在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之间，都要形成良性的互动联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攻坚战”，切忌沦为又一次“治理整顿”和留下某些计划经济的后遗症。二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大多数人的就业、收入稳定增长的关系。既要加快经济增长与发展模式的转变，又要顾及企业关、停、并、转可能带来的社会失业和贫困人群问题。三是国内改革与国际协调的关系，要处理好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程度已经较高、总体规模高居世界第二的今天，推进国内改革与加强国际协调对我国稳定发展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四是政策出台与稳定、合理的市场预期的关系。要避免政策多变和“朝令夕改”[4]。

(四)道路定力

坚持全球化的战略取向和道路选择对于我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事实与经验表明，全球化给参与各国带来了普遍的净经济福利。虽然各国受益大小不一，但中国作为最大的获益者之一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当此全球化遭遇逆境、“新民粹主义”甚嚣尘上之际，积极推进全球化健康发展既是我国现实需要，也是一份大国责任。

1.坚持“和平与发展”战略判断与合作基调，加快研究提出系统集成的全球化合作“中国主张”。中华文明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既勇于自我创新也善于兼容并蓄。在坚守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不挑事、不怕事”“不对抗”“合作共赢”是战略定力的最好体现。在当前全球化遭受“逆袭”，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之间，“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好最坏的准备”也可谓源自战略定力的从容和淡定。在国际经贸合作中，要积极发挥好“G20杭州峰会”和即将召开的“金砖国家首脑(厦门)峰会”的平台作用，加强研究并提出系统集成的(而非碎片化的)“中国版”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倡议和主张。

2.加快推进“一带一路”与自由贸易区(FTA)战略，凝聚全球化的中间力量和积极因素。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我国有必要通过“一带一路”、自贸区及其相关的战略，积极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亚投行”“金砖国家首脑峰会”等政经机制作用，团结广大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倡导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开展务实有效的经贸合作，防止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立场、力量的分化，形成继续推进全球化的基础力量。

3.积极推动WTO与诸边贸易投资协议谈判，坚定维护全球化已有成果。尽管WTO的谈判进展缓慢，多边贸易体系发展步履蹒跚，近期以来一些重要领域取得的进展仍然是十分有益的。以WTO为蓝本，全球范围内诸边、小诸边贸易投资的谈判对于相关国家减少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落实“21世纪发展议程”和促进发展中国家权益、开展关税削减、农产品补贴问题等国际重点领域的合作还是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因此，全球化取得的初步谈判成果是国际社会认同的不容倒退的“底线”，我国应当积极推动并坚定地加以维护。

4.积极开展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经贸合作战略对话，维护全球化的良好秩序环境和稳定发展态势。没有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参与的全球化进程是无法想象和不可期待的，中欧、中美可以合作的领域十分广泛：在国际政治的热点如“朝核”“难民”问题，反恐、打击“海盗”、防止跨国犯罪等问题上加强磋商和协调立场；在全球治理和经贸合作现有机制改革、环境和气候问题、贸易摩擦、汇率等传统领域加紧谈判与推进合作；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新一代规则的谈判中，多方协调好国家采购、国有企业与竞争中立、知识产权保护、投资保护等关键领域的渐进路径等。我们应当通过开展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经贸合作战略对话，维护全球化的良好秩序环境和稳定发展态势。

[1]J.施蒂格利茨.英国脱欧的经济学教训[N].参考消息，2016-07-13(02).

[2]中国江苏网.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一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EB/OL].(2012-11-15)[2017-02-11]. http://tour2.jschina.com.cn/system/2013/07/29/018076990. shtml.

[3]张占斌.保持增强战略定力，持续释放改革红利[N].光明日报，2015-09-14(01).

[4]中国新闻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2016-12-14)[2017-02-11]. http://www.chinanews.com/gn/z/jingjigongzuohuiyi/index.shtml.

(责任编辑：杨成平)

Globalization Counterattack, Spread of New Populism and Strategic Strength of Great Power

HUANG Jian-zhong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1620, China )

Results for United States presidential election have raised global concerns.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major challenges brought by globalization counterattack and the prospect, reveals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proliferation of new populism concerning the “black swan incident”, and proposes that China, as a great power should have theory and strategic strength to deal with globalization.

globalization counterattack; new populism; great power; strategic strength

2017-02-11

黄建忠(1962- )，男，福建闽清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世界经济。

F113

A

2096-3300(2017)01-00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