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之以“礼”
——论方苞的礼治思想

江爱华

（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学生处，安徽安庆246052）

约之以“礼”
——论方苞的礼治思想

江爱华

（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学生处，安徽安庆246052）

“礼”是社会规范，社会各个阶层都要受到其制约。方苞认为，为民者、为官者、为君者都要奉礼守法，共同遵守秩序，勤于自励，社会才能达到大治，天下才会达到大同、和谐。

方苞；礼；礼治；思想

宋以降，儒学渐呈式微之势，虽明朝大儒王阳明在儒学基础上自创心学新体系，但仍然力有不逮，难挽儒学之颓势，方苞以“学行继程朱之后”为自己的立身祈向，一方面表明自己的品学宗自程朱，另一个方面也表现出方氏振兴儒学、匡复礼教的信心。先秦儒家人文观的核心是“仁”，降至宋，宋儒对先秦儒家“仁”说有所改造和超越，程颢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1]15，从而把这种仁爱之心遍及鸟兽、草木、瓦石乃至天下万物。朱子谓“盖仁也者，心之道，而人所以尽性命之枢要也”[2]1303，朱子的仁爱观则较为内敛，已转到个人的内心修养方面。方苞虽以“学行继程朱之后”为自己的立身祈向，但方苞对宋儒的仁爱观有所继承也有所改变，方氏并不空谈程朱的心性，而是更注重“礼”。方苞终其一生，对《仪礼》和《春官》研究甚深，可谓深得个中三昧。方氏极为推崇礼的“扶道教，裨风化”的教化和规范作用，礼的实质在方苞看来就是社会秩序，其人文观的核心也就是讲秩序、讲规范，并试图以这种发自礼的秩序和规范来对统治者、官吏和下层百姓加以约束和教化，从而使社会达到远古三王、二帝时期的大治和高度秩序化。

1 下层社会的秩序和道德

方苞历经康、雍、乾三代，正是清朝鼎盛时期，尽管清朝统治者仍沿袭明朝旧制，视程朱理学为正统，但当时的社会依然是世风日下，淳浇朴散，方苞对此痛心疾首，予以痛批。《清史稿》载“苞为学宗程朱，尤究心《春秋》《三礼》，笃于伦纪”，“务以扶道教、裨风化为任”[3]10727。因此，崇礼的用心首先就表现在励风化俗方面，并试图藉礼对世风加以矫正，对普通下层百姓加以警励。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藉礼来起到励风化俗的积极作用必须是自上而下的，对此，方苞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在其名篇《读经解》中：“所以养君德，施政教，正俗化，莫急于礼，而礼非天子不能行。礼之兴，然后君德可成，而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和仁信义得其质，宗庙朝廷得其秩，室家乡里得其情。礼之废，则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恩薄道苦，秩失行恶，其乱百出，而不可禁御”[4]33。在方苞看来，上自天子，下至黎庶，中及官吏，自上而下，各个阶层都守礼奉法，遵守这种秩序和规范，社会也就由上至下，达到了大治和和谐，也就达到了远古三代时期的大治和高度的秩序化，即国不异政，家无殊俗，《诗》《书》《礼》《乐》，布在庠序，以为四术，反之，如果失去“礼”的秩序和规范，必然导致如君臣、父子等人际关系的恶化，从而导致社会混乱，天下失序。

对于下层社会的风气恶化，普通百姓的道德缺失，方苞是深有体会，并给予强烈的抨击，从而也更坚定了方苞匡复礼教的信心和决心。《逆旅小子》中方苞记载了一位形容枯槁、羸弱、衫褴褛的孤儿，因叔父试图独吞遗产欲至孤儿于死地，孤儿受到非人的虐待和奴役，最终冻饿、受虐而死。方苞当时就此事致书京兆尹，京兆尹置之不理，干涉未果，孤儿死亡，方苞对如此世风以饱含同情而又无奈的笔调发出慨叹。《西邻悯烈女》篇中，方苞记载了其西邻某家一位无名姓的婢女，因对其主母的不检行为加以切谏而遭到报复，遇害惨死，而“邻里皆知之而无以诘也”，官府因受贿也置之不问，从而致使贞良者枉死于无告，淫匿者安利而无殃。苞对邻里之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态度，对官吏贪贿而不作为的渎职行为，深表痛慨，对弱小无告者表现出同情和关怀。

而方苞本人凡事依礼而行，克己恪礼，其守礼之严，近乎迂腐，多为时人及后人诟病。《方苞年谱》载方氏事父至孝，而“事母尤孝，年四十余，宛转膝下如婴儿”。方苞中礼闱，因母疾未及殿试而归，被时人讥为“无君臣”，因守礼多外寝被讥为“无夫妇”，因课子甚严，至于扑击被讥为“父子之伦，亦缺其半”[4]68。对于视礼为行为准则的方苞而言，被讥为“人之伦五，君独二而又半焉”，这种讥讽过于严厉和苛刻，但从反面也证明了其恪礼之严而导致过犹不及。

2 为官者的责任

有清一代，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积累和发展，至乾隆朝，承平日久，海内安宁，经济繁荣，国力和社会财富都达到巅峰状态，出现了史家所称道的“康乾盛世”。这盛世也隐藏着各种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方苞早已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潜伏的危机，并提前预见到这些社会矛盾和危机如得不到有效、及时地解决，必然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他在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提到“但土不加广，而生齿日繁，游民甚众，侈俗相沿，生计日艰，积成匮乏，欲其衣食滋殖，家给人足，非洞悉其根源，矫革敝俗，建设长利，而摩以岁月之深，未易致此”[4]529。方苞向乾隆皇帝分析了危机的成因，并提出积极的解决方案：那就是以礼来整顿吏治，加强廉政建设，强调为官为吏者的责任。

清官场贪脏枉法、舞弊成风，晚清人的小说对此作了入木三分的揭露，如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方苞对此也做了尖刻的暴露。其散文名篇《狱中杂记》对暗无天日的刑部狱及其恶劣的环境作了具体的记叙，对狱吏的嗜血成性、贪婪残暴给予真切的揭露。天子脚下的刑部狱中，狱吏、书吏、禁卒、狡民等上下勾结，贪婪枉法，多累无辜，致使“轻者，无罪者，罹其毒，积忧愤，寝食违节，及病又无医药，故往往致死”。颇值探讨的是方苞在写《狱中杂记》时似乎并非身在狱中，而是以一种超然物外的语调，俨然是一位访查刑部的上级官吏。作为文字狱的受害者，作为一代海内知名儒者，方氏有其不得已的隐衷，其一是为了隐讳，维护声名，保持儒者的尊严；其二，方氏如果如实叙说自己身陷缧绁所遭之凌辱，会被当政者视为其心怀怨愤，不甘认罪伏法，从而遭到更为严厉的制裁。《狱中杂记》一方面为弱小无辜者呼吁，表现作者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也表明作者虽身系缧绁，命在须臾，但仍不忘一介儒者的职责，亲录狱中的实况，以期引起有司的注意，而为后世之鉴。

对吏治腐败的揭露，目的是对廉正吏风的呼吁。方苞在写给子侄的家书中常提起晚明社会，虽奸逆当道，政治腐败，但吏治却非常清廉，官员及閭阎之间以居官致富为耻。在其家训篇《己亥四月示道希兄弟》方苞记其祖太仆公分田之事，其祖太仆公为分田而特立手谕告诫儿孙，曰：“吾增置田三百五十亩，橐中白金千有七百。此非吾官中物也，乃朋友餽遗、汝母勤俭而致之。”方苞对此而发感慨曰“公仕宦四十年。当明神宗朝，巡按者三；掌河南道时，兼摄七道御史事，所积仅如此。呜呼！父有田宅以遗其子，乃汲汲然自明，惟恐子之意得于官而心鄙视之也。上之教，下之俗，所以相摩而致此者，岂一朝一夕之故哉！”方苞以太祖居官清廉为荣，也有自警之意，立志要当清官，但清官场的潜规则是“淘汰清官”，方苞对此显然缺少必要的认识，其以廉洁奉公，刚正不阿，恪己复礼而得到雍正、乾隆皇帝的赏识，苞不仅自己清廉，并试图匡复礼教，藉礼为规范，对整个官吏阶层加以约束和警励，从而要达到整个清朝官吏阶层的清廉。因此，方苞与同僚关系颇为紧张，尤其是雍正十一年，六十六岁的方氏被擢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自是益不谐于众矣”。乾隆二年，方苞年届七十，因秉公越职言事得罪河督，而导致整个官僚集团的排挤，“自是凡先生所奏疏，下六部九卿议，皆合梗之”[4]884。方苞自知孤立，称病要求告退。至此，也宣告方氏企图以“礼”来整顿吏治的愿望终以失败而告终。

方氏兄弟少忍饥寒，勤学苦读，对下层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方苞强调为官者要以“已民之疾”为职责，关心民间疾苦，关心百姓衣食，要求为官者“达则兼济天下”。方氏在对清官僚集团呼吁责任感的同时，也以一介儒者的责任心对下层民众,也就表现出更多的人文的关怀。其《请备荒兼修地治剳子》《论禁烧酒事宜剳子》《请禁烧酒种烟第三剳子》《请定常平仓粜籴之法剳子》《请除官给米商印照剳子》以及《论山西灾荒剳子》等等，关心的都是粮食问题，百姓的吃饭和温饱问题，向皇帝提出有效的建议和解决方法。在《请禁烧酒种烟第三剳子》中方苞向上层统治者提出开源节流，减轻剥削，藏富于民的主张，这是需要勇气的，而这种“减轻剥削，藏富于民”的理念在当今仍然具有现实的人文意义。

3 最高统治者的权限

清一代，异族入主中原，皇权在清代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清统治当局为了巩固统治，文网之密，文字狱之酷，前所未闻。因此，大多数士人的心态也较为内敛，力求自保，参政的热情不高，清人龚自珍的《咏史》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粮谋”。康熙五十年（1711年），方苞因戴名世一案获罪入狱，论死。次年侥幸赦免，以罪臣身份入值康熙的南书房担任皇帝的文学侍从官。此后，方氏常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惊悸。其文集中常出现“余遘难”“余难后”“《南山集》祸作”“康熙辛卯，余被逮”等等字眼。对于皇权的威严，方苞可谓感受至深，其杂文《圣训恭纪》中，方苞记载雍正初继大统时在养心殿接见自己，其时年近六旬的方苞如惊弓之鸟，“跪御座旁”，“喘喙”而“气不能任其声”，“有怀哽咽”而“不能置一辞”。因《南山集》一案，尽管圣恩眷顾，在朝为官的方苞依然是战战兢兢，终日如临深履薄。

因此，再看《方苞集》中屡屡出现的“二帝、三王之治”、“自黄帝、尧、舜至周中叶”等诸多字眼，以及其诸篇有关《仪礼》《周官》的文章，方苞的隐衷已昭然若揭，方苞实则借“礼”来对最高当局加以讽谏和约束，对皇权加以限制。因为有了《南山集》案的血的教训，晚年方苞不再像年轻时那样锋芒毕露，慷慨激昂。其借“礼”对当局进行劝谏时可谓委婉而不动声色。方苞藉“礼”对统治者提出最为重要的两点讽谏，其一，为君者自己要对天下百姓高度负责，要克己奉礼，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不能“用天下为恣睢”；其二，为君者要任人唯贤，尊重人才。

《方苞集》中有诸多评论以往帝王之功过得失的文章，其中许多评论堪称独到精辟。《汉高帝论》中，方苞认为“二帝、三王之治”甄灭即“礼”甄灭，其首恶虽归罪于秦，但“亦汉高帝之过也”，“方是时，古法虽废而易兴也，俗变犹近而易返也，文献随微而未尽亡也，天下若熬若焦，同心以苦秦法，则教易行、政易革也，而高帝乃一任秦故，汉氏之子孙，循而习之，垂四百年，不独君狎其政，民亦安其俗矣，而后此复可望哉！”不用礼来对自身加以约束，在“用天下为恣睢”方面，方苞认为汉高帝与秦皇帝相差无几，可谓切中肯綮。秦皇帝对天下百姓不负责任，恣意妄为，其破国亡家结局也是必然的。若论君德，方苞认为汉文帝最接近古之圣王，“文帝则幽隐之中，常若不足以当此，而懼于不终，此即大禹‘一夫胜予’、成汤‘慄慄危懼’之心也”。其“奉身之俭，接下之恭，临民之简”堪称后世表率[4]774。可方苞对这样一位仁德之君没有匡复仪礼，治国不用儒术，仍不能原谅，认为其过失“乃杂于黄、老之病矣夫”！对于多为后人诟病的蜀汉后主，方苞认为其“有合于圣人之道一焉，则‘任贤勿贰’是也”，比之伊尹之于成汤，周公之于周武王，诸葛亮之于后主，可谓正逢其主，在任人唯贤方面，方苞甚至认为后主超过了刘备，“抑观先主之败于吴也，孔明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是孔明之志有不能行于先主也，而于后主，则无不可”。而孔明死后，后主奉其遗言任蒋琬、董允、姜维，后主的亡国实是天命，而非后主本身。此外，方苞在《书孙文正传后》《书潘允慎传后》《跋石斋黄公逸事》诸篇中，对明末皇帝之不明，群小之妒贤嫉能，有才者、贤良者不得其用，终止国家覆亡之事实，感慨叹息，且议论激昂，为方苞文中最带感情的篇章。

以史为鉴，可证兴亡得失，方苞评古帝王之得失，有其独到之处，并希望统治当局引以为戒，从而起到一种借古讽今的警励作用，这对有《南山集》案前科的方苞来说，确实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

总之，方苞尊崇礼教，信奉程朱，而又不囿于空谈程朱的心性，而是本着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积极用世精神，对社会、对国家尽到了一介儒者的责任。方苞儒家人文观的核心是“礼”，而“礼”又是建立在人事的基础之上，“礼”就是一种社会秩序。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都在礼的约束范围内，为民者要安贫乐道，奉礼守法；为官者要“已民之疾”，要廉政和有所作为；为君者治理天下要有敬畏之心，要加强自律，而不是“用天下为恣睢”。整个社会各阶层都能做到奉礼守法，天下也就各安其分，天下也就达到大治、大同和和谐了。方苞的礼治思想，就当今社会来说，仍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1]程颢，程颐.二程集·遗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朱熹.朱熹集[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6．

[3]赵而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7．

[4]方苞.方苞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钱果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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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1102(2017)01-0093-03

10.13420/j.cnki.jczu.2017.01.0023

2016-08-28

江爱华（1974—），女，安徽怀宁人，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讲师，国家二级编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戏曲剧本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