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浩
高等教育中证据法学教材的编写现状、问题与对策*
冯浩
随着法学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我国已公开出版了七十余本证据法学教材。这些教材普遍存在着体系、形式单一,过分强调理论深度、忽视司法实践与方法培养,与教学需求相脱节等问题。因此急需调整当前证据法学教材的编写模式,在保持“多元化”的基础上,顺应“实践教学”和“应试教育”的要求,找寻内容与方法上的突破。
证据法学教材;问题分析;实践教学;法律思维能力
曾经有学者在谈及高等教育中法学教材的编写问题时,悲观地指出,当前我国没有一部法学教材既充分消化了该学科的学术史,又立足于当下的实践,因而是真正值得推荐的。[1]这是一种对现实法学教育中缺少高水平、高质量教材不满的简单回应,笔者并不赞同这样的观点,因为教材作为法学高等教育的基础性工具,其重要性毋庸置疑,正如美国学者多伦教授所说,“国家若没有教科书是难以想象的,其实是不可能的;从第一本识字课本到最边缘科学体系的教科书,从盖有透明胶片的儿童识字课本到图解指南,教科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直处于中心支配地位”。[2]当然,教材本身的质量至关重要,毕竟通过教材“这种一般化的、非实践的、甚至是‘书本的’方式学习法律是深化那些将来准备成为法律家的年轻人知识的一种有效方式”。[3]
通过搜索查阅国家图书馆网站,笔者发现,截至2015年10月,我国已公开出版发行证据法学教材77本,其中超过30本为近3年来所编写,足见当下其蓬勃发展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