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的教育目标与人的核心素养

梁君

摘 要：《论语》貌似杂乱，但孔子一再强调“吾道一以贯之”。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其实就是他对人的核心素养的重视。在孔子那里，人的核心素养主要显示为“智仁勇”三达德。三达德与“中庸”一起构成“三成四德”。而在“智仁勇”三达德之中，智与仁属文的教育，勇属武的教育，两者一起构成中国儒家教育学派独特的文武双全、文质彬彬的教育目标。

关键词：论语；孔子；核心素养；文质彬彬

中图分类号：G40-09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7）01-0072-05

《论语》篇章貌似驳杂随意，但孔子多次强调自己的思想“一以贯之”。第一次在《里仁》中，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第二次在《卫灵公》中。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究竟什么是孔子“一以贯之”的“一”？孔子自己并不明说。

从《论语》频繁出现的词语以及相关观念来看，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其实就在于“仁智勇”三者以及“中庸之道”。《论语》多次将“智”（知）、“仁”、“勇”并列。《雍也》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子罕》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能同时具备三达德者，就称得上有“中庸之道”。一般将《论语》中的智、仁、勇称为“三达德”。“三达德”的说法最早见于《中庸》：“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朱熹《中庸章句》第二十章）。“智、仁、勇”三者兼备，则有“中庸”之德。

《论语》所强调的智、仁、勇、中庸实际上就是先秦儒家所理解的人的核心素养。或者说，在《论语》那里，人的核心素养就是“三成四德”：智、仁、勇以及中庸。“智仁勇”与现代教育中的“德智体”大体对应。更重要的是，先秦儒家提出了“中庸”之德。“中庸”之德是传统教育的独特魅力，也是现代教育的缺憾。

一、仁

《论语》之“仁”，关键在于“他人” [1 ]。就此而言，西方文化的核心是“我”或“主体主义”，那么，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文化的核心是“他”（或“整体主义”）。也因此，西方传统文化强调“自我维权”的法律与法治，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和为贵”的礼仪与德治。

狭义的“仁”主要指“仁爱”，而狭义的“德”主要指“善良”。当仁与德相提并论时，皆指狭义之仁和狭义之德。比如，《老子》三十八章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在这里，道即天道，德即善良，仁即仁爱，义即义气，礼即礼貌。《论语·述而》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志于天道，据于善良，依于仁爱，游于学问。

广义的仁和广义的德几乎同义。广义的仁与广义的德皆包含“仁爱”、善和礼，三者兼而有之。《论语》中单独出现“德”的概念，几乎都是广义的德，等同于广义的“仁”。比如，《学而》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里仁》曰：“德不孤，必有邻。”《为政》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又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里仁》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论语·颜渊》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也就是说，在《论语》这里，虽然“仁”主要指善良，但广义的“仁”包括善良（仁厚）、仁爱（仁者爱人）与礼（“克己复礼为仁”）三种情感。

第一，作为仁厚之仁，主要包括善良与同情心。在《论语》中，仁厚有三种呈现方式。一是存而不论、论而不议，直接使用，不加解释。比如，《八佾》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又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或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阳货》曰：“巧言令色，鲜矣仁。”二是以类似“忠恕”的说法表达“同情心”、“同理心”的追求。比如，《里仁》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雍也》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颜渊》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又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三是以“温”、“良”作为仁厚（善良）的代称。《学而》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述而》曰：“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子张》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第二，作为“仁爱”（仁者爱人）之仁。墨子主张兼爱（博爱），人人平等，但儒家主张有“差等”的爱，“儒学本于五伦” [2 ]。后来发展为“三纲五常” [3 ]。 “五伦”的根基是孝爱，然后由孝爱推广为忠爱、友爱。《论语》对“孝”有详细的解说，《为政》提出孝爱的三个标准：“无违”、“恭敬”、“色难”。《里仁》也提出三个标准：“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不过，有人认为，这一条只是孔子的学生有子的提议而并非孔子本人的主张。孔子本人严格区分齐家与治国。家庭之孝仅限于“色难”，而治国之关键在于公而忘私。“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 [4 ]孝爱是忠爱的基础，儒家强调“移孝作忠”。比如，《论语·学而》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除了孝爱和忠爱，《论语》特别关注友爱（包括邻里之爱）。论语开篇就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里仁》则曰：“德不孤，必有邻。”又曰：“朋友数，斯疏矣。”《公冶长》则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第三，作为“克己复礼”之仁。“礼”不同于“理”。礼的根基是仁，尤其是仁爱之情。而理的根基是“智”，即所谓“理智”。理智可能显示为“法不容情”、“存天理灭人欲”，但礼恰恰关乎情感。礼强调情感，它是情感适时与适度的呈现，发乎情而止乎礼。礼的核心是恭敬、谦让、诚信。《礼记·礼运》提出“大同”和“小康”两种社会形态。“大同”虽是最高理想，但就当时的世道而言，孔子在现实中追求的是“小康”，“孔子平日所讲，皆小康之道” [2 ]。正因为针对“小康”社会，孔子特别重“克己复礼”之仁，而“所谓礼者，小康之世之所贵耳” [2 ]。孔子的初衷是“复礼”，“仁”只是“复礼”的手段。但是，孔子这么做的客观效果是：真正使得“礼”具有价值、具有生命力的是“礼”的背后所承载的“仁”的精神。“仁”才是“礼”的灵魂。有人認为：“孔子用‘仁解‘礼，本来是为了‘复礼，然而其结果却使手段高于目的，被孔子所发掘所强调的‘仁——人性心理原则，反而成了更本质的东西，外的血缘（‘礼）服从于内的心理（‘仁）。” [5 ]尽管孔子的教育被统称为“礼教”，但孔子之学其实是“仁学”。而且，在孔子那里，礼教的主要途径是诗教与乐教。《论语·泰伯》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因此，《论语》中有关“诗”与“乐”的谈论，往往属于“仁”的主题。

二、智

智主理性，仁主情感。智（理性）与仁（情感）相反相成。在《论语》中，“智”主要有三个含义。一是智慧，也可称之为聪明、机智，这是智的形式。二是理智，也可称为理性，这是智的内容。三是智育，也可称之为学习，这是智的途径。

第一，作为“智慧”之智，主要包括明智（聪明）、智谋、机智。《论语》所谓“智仁勇”或《孟子》所谓“仁义礼智”以及汉代以后出现的“仁义礼智信”，主要指“智慧”之智。《论语》之“智”，往往以“知”代之。比如，《雍也》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子罕》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阳货》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之“智”首先是明智（聪明）。据《颜渊》，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若不为谗言、诬告所动，则称得上明智。除了明智，“智”还包括政治智谋或机智。比如，《泰伯》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卫灵公》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小不忍，则乱大谋”。

第二，作为“理智”之智。理智之智主要显示为“以法治国”且“法不容情”。《论语》虽不谈“法律”、“法治”之“法”，但常以“刑”（或刑罚）、“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且无耻”）、“残”、“杀”（“胜残去杀”）作为德治（礼治）的对立取向。孔子提倡仁政而反对刑罚，本身就说明当时社会盛行“刑罚”。孔子只是以尧舜之“德主刑辅”为理想，但并不浪漫地主张在任何社會都可以取消刑罚。

第三，作为学习之智接近现代教育学之“智育”。孔子特别强调学习。在孔子看来，虽有“生而知之者”，但多数人属于“学而知之者”。《阳货》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又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礼记·学记》曰：“人不学，不知道。”《论语·述而》中孔子对自己的定位是：“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中有关“学”的讨论，皆属于“智”的主题。《论语》之学，主要显示为“游于艺”。《论语·述而》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游于艺”主要指“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艺”。孔子重视“仁”，将其视为最高的道德标准。但孔子同样重学，甚至比崇“仁”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二者其实并不矛盾，“仁”是目标，“学”是方法和途径。《论语》开篇第一章便是“学而”，足见“学”在孔子学说中的地位。自孔子后，凡儒家都重学，如《荀子》第一篇也是《劝学》。也因此不少人只承认有“孔学”而无“孔教”，因为“孔子一生，是把‘学看做终身事业，并不是把‘教看做终身事业” [6 ]。

三、勇

勇是对仁与智的重要补充。在王夫之看来：“知、仁是性之全体，勇是气之大用。以知仁行道者，功在存理。以勇行道者，功在遏欲。” [7 ]在《论语》中，广义的仁原本包括勇。孔子认为“刚毅”之勇几乎就是仁。《论语·子路》曰：“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宪问》则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但是，狭义的仁偏于仁厚、仁爱、礼仪等“厚德载物”之“坤德”，较少勇敢、刚毅、勇猛等“自强不息”之“乾德”。仁主要显示为包容、承认和示弱于他者的整体主义精神（非主体主义），这在和平的社会的确不失为美德。勇则显示为与他者对抗、抗争、不妥协、不投降、不苟且的主体主义精神。虽然孔子强调君子之仁德，但是，孔子并非主张对任何他人都保持无条件地容忍、投降和妥协的仁爱状态。否则，就无法理解孔子所推崇的“刚、毅、木、讷，近仁”。

表面看来，仁主情感，智主理性。仁智双彰，则合情合理，德才兼备，似乎两不亏欠，万事大吉。但是，无论仁还是智，无论德还是才，皆只是“文”（人文、文化、文明）。若无自然朴素之“勇”，则人文、人道、文化、文明、文人很容易退化为文弱、繁杂、猥琐、衰败甚至遭受灭顶之灾。为此，孔子在提倡“仁智”的同时，特别将“勇”作为君子必备之核心素养。

《论语》之“勇”，主要有三义：一是勇气或勇敢；二是勇毅，含刚毅、意志、激情、威严；三是勇猛，含野性、血气、血性。《中庸》第十章“子路问强”之“强”，含勇气、勇毅、勇猛，三者兼而有之。《论语》严格区分“威”与“猛”，且“威”高于“猛”。“威”（威严）属勇毅之勇，与刚毅、刚强相关；“猛”属勇猛之勇，与血气、血性相关。

第一，作为勇敢、勇气之“勇”。在《论语》中凡单独出现的“勇”字，几乎皆指“勇敢”、“勇气”。比如，《公冶长》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泰伯》曰：“勇而无礼则乱”，“好勇疾贫，乱也”。《子罕》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先进》曰：“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阳货》曰：“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作为“勇敢”之“勇”与“义”相表里，正如“仁”与“礼”相表里。如，《为政》曰：“见义不为，无勇也。”《阳货》曰：“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又曰：“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第二，作为刚毅、意志或激情之“勇”。《论语》中主要显示为“威”、“刚”、“毅”、“狂”、“狷”。比如，《学而》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述而》曰“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泰伯》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子路》曰：“刚、毅、木、讷，近仁。”《子罕》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公冶长》曰：“吾未见刚者。……枨也欲，焉得刚。”在孔子看来，无欲则刚。有人甚至认为：“刚之一义也可以统括孔子全部哲学。” [8 ]另外，孔子所谓“自强不息”，勇往直前，亦为刚毅之勇。《宪问》所谓“仁者必有勇”，也主要指因孝爱或忠爱而甘愿冒险去克服艰难甚至愿意献出生命。也因此，《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而《卫灵公》则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第三，作为勇猛、野性、血气之“勇”。《论语》中主要呈现为“猛”、“野”、“质”、“血气”、“战”、“戎”、“斗”，等等。比如，《述而》曰：“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子之所慎：齐，战，疾”。《先进》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子路》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季氏》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阳货》曰：“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中庸》第九章“白刃可蹈也”和第十章“衽金革，死而不厌”，亦与“勇”（勇猛）相关。

总之，勇是对仁智的补充。仁智为“文”，勇为“武”。即便“文”可以发展出高度发达的科学与艺术，此种科学与艺术也必导致人的堕落 [9 ]，并由此导致主奴关系或“三世”的轮回 [10 ]。只有文武双全，允文允武，才可能终止或阻止主奴关系或“三世”的轮回。智仁勇三者兼而有之，才达到孔子所追求的“中庸之道”或“文质彬彬”。《雍也》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文”包括智仁，“质”涵括勇气、刚毅、野性。“野”指朴实无文，如野人一般质朴。“史”之本义为史官，史官善文辞，且辞多浮夸，常文过饰非 [11 ]。古代史官记录天子、诸侯的言行，不能秉笔直书，必须加以修饰，加以美化。故“史”与“野”相反。质接近情感，文接近理性。质胜文近似动物，但有生命活力。文胜质如同机器，迂腐不堪。孔子提出“文质彬彬”，主要是为救时人之弊。时人之过，主要不是“质胜于文”，而是“文胜于质”。

四、中庸之道

孔子之学，绝非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之学，他所关怀的核心问题是政治。甚至可以说，孔学乃是“帝王之学”。孔子明确区分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而且，孔子大量地谈论精英教育而不是大众教育。樊迟问稼，孔子之所以不高兴，因为孔子认为稼穑乃大众的事务，而孔子看重的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之精英教育、帝王之学、政治哲学。就此而言，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也可能指自己的帝王之学一以贯之。但是，政治、从政只是一个目标，其关键方法（或途径）是“中庸”。中庸之道为政治之实践智慧。所谓“中庸之道”、“政治”或“实践智慧”，三者异名而实同。一旦从政，则必中庸、中行，反之则可狂狷。《论语·子路》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在孔子那里，中庸之道主要有三：一是适度；二是适时；三是经权关系。

第一，适度的智慧。适度是空间的、横向的中庸之道。在两者之间，行中道，保持均衡，兼而有之，整合资源，不顾此失彼，不制造不均不公，不偏袒，不执著于一端（执著于一端就成了“异端”）。在《论语》中，孔子直接谈论“中庸”，主要指“适度”。《雍也》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中有大量类似的说法。《尧曰》载，“天之歷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先进》则曰：“过犹不及”；“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与之相关，孔子以“中庸”作为标准考察所有“两难选择”的合理性。比如，在文明与野蛮之间，理想的君子是“文质彬彬”。不能过度偏于“文”，也不能过分偏于“质”。乐与哀的标准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礼”的标准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对待鬼神的标准是“敬鬼神而远之”。对待君子和小人的标准是：“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对待“小人”或“女子”的标准是不近不远，“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对待公平的标准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由于“中庸”原本与政治相关，孔子尤其看重“行藏”、“有为与无为”关系。虽然历来有“文死谏，武死战”的慷慨激昂之声，《论语·微子》亦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但是，孔子并不赞成“死谏”。尽管孔子也强调“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但是，就政治参与而言，孔子更重视儒道结合。《论语·述而》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泰伯》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先进》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颜渊》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泰伯》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宪问》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又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卫灵公》则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第二，适时的智慧。适时是时间的、纵向的中庸之道。适时是对适度的补充与扩展，当两者之间无法取舍而至于两难选择的矛盾困境时，则让时间来解决矛盾。适时的消极意义在于，适时就是拖延，让时间来解决矛盾。几乎任何人为的矛盾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拖延往往导致拖垮。适时的积极意义在于，适时就是时机，静观其变，把握时间。在孔子看来，沉默不言并非美德，关键在于“时”。《论语·宪问》曰：“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乡党》篇尤其强调“时”。“夫孔子之圣，时行则行，时止则止，动静语默，莫非时中，编者因又置之于篇末以拟之，盖明《乡党》一篇皆为时中也。” [12 ]有人甚至认为，孔子之学不是“仁学”而是“时学”。所谓“时学”，既指“时政”之学，政治学、帝王学，也指“时机”、“时变”之学。而所谓“时机”，也还是强调政治要重视时机。《论语》开篇就讲“学而时习之”，此“时”也，或有深意 [13 ]。孟子比较伯夷、伊尹、柳下惠与孔子的为官与为人之道，对孔子作出的赞誉是：“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

第三，经权的智慧。经权智慧是对适度、适时的补充说明。适度与适时追求平衡和妥协，但是，适时适度也并非完全没有原则没有标准的机会主义或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真正的适度、适时是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孔子主张“君子贞而不谅”，即坚守正义而不拘泥于小信。孔子既强调道德原则的学习和坚守，朝闻道夕死可也，甚至可以杀身成仁，同时，又主张在现实生活中要学会见机行事，权衡利弊。孔子甚至把权衡的实践智慧视为至高无上的艺术。《论语·子罕》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又曰：“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在孟子那里，中庸智慧即经权智慧。《孟子·尽心上》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于执一者，为其贼道也。”经即大道、中正、原则、规则、律法。权即“权变”，指权衡各种关系并保持灵活变通。《孟子·离娄下》甚至提出，信虽然重要，但在特殊情境中，可言行不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总之，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就是立足于“仁智勇”三达德的“中庸之道”。“中庸”主要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和形式，“中庸”的内容是“仁智勇”三者的适度、适时与权衡（经权关系）。

（刘良华教授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大量的修改建议，谨此致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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