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论屈原与《楚辞》及其他

单晓娜， 涂耀威

(武汉纺织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00)

钱基博论屈原与《楚辞》及其他

单晓娜， 涂耀威

(武汉纺织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00)

近代学者钱基博博通四部，尤以集部成就引人注目，他虽然没有专研屈原和楚辞学，但在学术研究中，仍对屈原和楚辞成就给予了极大关注和高度评价。钱基博就《离骚》谈《离骚》，关注的是文体阅读和文章结构，注重辨章学术，考辨源流，与时人不同，值得关注。

钱基博； 屈原； 《离骚》； 《楚辞》

屈原(约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8年)与楚辞研究，历来是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关注的重要对象。自西汉刘安肇始，历经魏晋、唐、宋、元、明、清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注家与解读者十分多，成果也比较丰富。有学者认为，楚辞学研究概括起来，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一是以汉代文字训诂为中心的经学时期，即以王逸的《楚辞章句》为代表的汉学;二是以阐发义理为中心的理学时期，即以朱熹的《楚辞集注》为代表的宋学;三是以现代学术方法和视角研究的民国楚辞学时期，即以游国恩的《楚辞概论》为代表;四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楚辞研究的新时期[1]。以此划分而论，钱基博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以现代学术方法和视角研究的民国楚辞学时期”的民国时期。

钱基博先生(1887-1957)，字子泉，号潜庐，江苏无锡人，为近代著名的古文家、文学史家、教育家，著名学者钱钟书的父亲。他一生治学勤奋，博涉古今中西，其自述云：“基博论学，务为浩博无涯涘，诂经谭史，旁涉百家，抉摘利病，发其阃奥。”[2]钱基博于集部之学用力甚笃，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而其成就仍以集部之学最为突出，如《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韩愈志》等著述在民国学术史影响较大，皆成为后来中国文学史研究经典。

晚清至民国阶段，是传统楚辞研究由古代学术向现代学术发展的转型期。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影响下，尤其是西方文化的输入，助推了中国现代学术的萌芽和发展，这一时期屈原及楚辞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王国维1906年发表的《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以“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解释屈原作品的伟大成就。梁启超1922年的讲演稿《屈原研究》及1923年在清华学校的讲义《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之《楚辞》，用西方学术方法来考察屈原，阐明了楚辞产生的背景、屈原的思想、屈原的政治斗争、屈原对社会和人民的热爱、屈原的生死观、屈原的艺术特点等问题。同一时期，谢无量、游国恩都有楚辞研究专著，均继承了梁启超的研究方法和价值判断，大多是受新文学观的影响，关注楚辞文本之外的问题较多。这些研究拓宽了《楚辞》研究领域，达到前人未曾窥探过的高度，大大推进了《楚辞》学的研究。自此而后，一直到1949年，现代屈原及楚辞研究者，大体都是遵循着这条路前进的，其中影响重大的学者包括郭沫若、闻一多等[3]。

在钱基博丰富的著述中，关于屈原所论不多，主要见于《<离骚>讲话》、《楚辞离骚经》、《九歌》和《中国文学史》等著述中。然而，兼具文史学养又注重文献学的钱基博对屈原的认识，与同时代学者对屈原与《离骚》等作品的研究有所不同，更加注重文本本身的研究，别具特点，意见值得重视。了解钱基博的看法，对促进屈原研究有一定意义。

一、《离骚》讲话：就《骚》言骚，观其会通

1925年，上海发生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的事件，史称“五卅”惨案。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学生集会声援，校长美国人卜舫济却横加指责，激起学校华籍师生极大愤慨。钱基博时任教于圣约翰大学，他慷慨陈词，痛斥校方可耻行径。为了抗议卜舫济对中国的侮辱，圣约翰大学华籍师生纷纷自动离校，另行创办光华大学。钱基博是首批离校的教师，也是光华大学的创建人之一。此后，钱基博长期任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及文学院院长，直到抗战爆发才离开上海。

钱基博在光华大学任教期间，为学生讲授中国文学，曾有《<离骚>讲话》，发表在《光华大学半月刊》1934年第1期、第2期上。在《<离骚>讲话》中，钱基博就《离骚》文本谈文本，讲解关注的是文本阅读和文章结构，他在谈自己讲解《离骚》的原则时说道：

近为诸生说《离骚》，我行我法，不为选学之琐碎，不涉文人之吊诡。而就《骚》言《骚》，观其会通，述《<离骚>讲话》。[4]

其基本观点是“在《骚》言《骚》”，以《离骚》为本谈论《离骚》，不同于同时代大多数学人离开《离骚》谈《离骚》。《离骚》的主旨和屈原的生平，钱基博认为文本中均有答案，不用外求。

谈到《离骚》的主旨时，钱基博引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曰，“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他从文本本身分析“何以怨生”：

则乱之所谓“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醒出“怨生”之意，为一篇结穴。[4]

“结穴”意为言辞的归结要点，也就是主旨的意思，钱基博认为“怨生”为《离骚》主旨，认为“莫我知”是屈原从自身考虑的一己言之，“莫足与为美政兮”，是屈原为天下国家言之。“莫我知”不过一己之放废，“莫足与为美政”，则死丧无日，大乱随之，望绝心死，所以屈原说，“吾将从彭咸之所居”。钱基博从文本本身分析认为屈原“怨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天下国家，与后世叹士不遇者是完全不同的。

谈到屈原的生平，钱基博引述《离骚》本身的论述说道：

屈平自占身分，分三层意见，曰“重之以修能”，曰“年岁不吾与”，曰“不改乎此度”，而皆于首段一气赶出。[4]

对《离骚》整篇文章结构，钱基博从文章学的角度，认为是文义贯通，自成体系：

至于感叹身世，分两层意思：曰“知謇謇之为患”，曰“哀众芳之芜秽。”……“不抚壮而弃秽兮”句，“抚壮”承上“恐美人之迟暮”；“弃秽”照下“哀众芳之芜秽。”……中篇“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两句，开出下半篇文章；言既不容于朝廷，将游目以观四荒，为上下半篇一大关捩也。……去国之思，自开首第二段“余既不难离别”，已有决然舍去之意。“将往观乎四荒”，自己主意打定。……末段：“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而一则曰：“夕余至乎西极”；再则曰：“诏西皇使陟予”；三则曰：“指西海以为期”[4]。

钱基博认为，《离骚》的精妙处，就在其文义上前后照应，文本上自成体系。他还说：

《离骚》骤看无头绪，而实前后相衔。外文绮交，内义脉注。乱以“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句结。而中段“謇吾法夫前修兮，非时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原依彭咸之遗则。”“前修”句既照定上文“彭咸”句，又直注乱结。又如乱称“又何怀乎故都”，远照“余既不难离别兮”，“尔何怀乎故宇”诸句，一意相生；近承“陟陞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四句，翻腾作势[4]。

二、《楚辞离骚经》：拾国风之遗采，为总集之继祢

1925年，钱基博先生讲学清华大学，任普通部国文系教授，十分注重撰写国学经典要籍解题著述，并与同为清华教员在国学院任职的梁启超交流过相关意见：

余论学清华，籀绎文史，讲坛宣说，必先解题；开设户牖，此为枢机。其间文章殊制，观其会通；体气相仍，明其流别。或纷论古义，或导扬新诂[5]。

钱基博先生在清华任教时撰有《清华园解题记》，有对国学经典著述书名的解题与学术源流的阐述，有对作者的介绍和探讨，有对著作版本的讨论，有对读法的说明，这其中就有《楚辞离骚经》。

钱基博考辨了屈原《离骚》等篇同《诗经》的关系，认为《楚辞》其源头也在《诗经》。他说：

《诗》十五《国风》无楚，而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共为《楚辞》十六篇，斯足以拾《国风》之遗采，为总集之继祢。虽取调激楚，或殊诗教之温柔，而拟象譬喻，有同风人之比兴。[5]

钱基博认为屈原的作品是《国风》的补充和继承，虽然不像《诗经》的温柔敦厚，但“引类譬喻，依诗取兴”。钱基博也指出了《楚辞》与《诗经》的不同，他认为主要体现在文辞方面：“《诗》三百，四言为多，节短而势不险；而《离骚》则六言、七言错出，辞繁而调益促。此其不同也。”[5]

在今天，我们普遍认为《诗经》中的《国风》和《楚辞》中的《离骚》，它们分别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历来文人都从中汲取营养，钱基博观点让我们更加关注两者关联性。

《楚辞离骚经》中，钱基博特别指出，《楚辞》不等于《离骚》：

然《楚辞》或概以《骚》，故刘勰品论《楚辞》，即以《辨骚》标目。考史迁称：“屈放逐，乃著《离骚》。”盖举其最著一篇，而《九歌》以下均袭《骚》名，则非事实矣。[5]

这是引用清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的说法。这种观点在今天楚辞学研究而言是基本认知，然而仍有不少学者常有误读，钱基博对楚辞的关注点，正体现了他在文学史研究中所一以贯之的文献学视角。正如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所言：“《楚辞》之名，所起甚晚，至西汉末年使有之。……离骚二字，本相连成辞，不可割裂。论其文体，则赋也。”[6]

三、《九歌》：分之则各自为篇，合之亦脉络贯通

钱基博对《九歌》的关注体现了其学术研究一贯特点，注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重文本本身的分析。他考辨《九歌》的主旨和成文时间，引清人何焯(1661-1722)和清末民初马其昶(1855-1930)的论述：

马其昶谓屈原受怀王命作《九歌》以祀鬼神，邀福却秦是也。而推其时当在《离骚》前，非也。[7]

钱基博认为马其昶所言，《九歌》成篇时间在《离骚》前有误，他考证认为：

《史记》屈原本传载：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云云……则是《离骚》之作，明在怀王十六年绝齐和秦之前。此既云作《九歌》为攻秦大败祀神邀福，安得在作《离骚》之前乎！[7]

对于《九歌》，钱基博仍然是基于文本文章结构进行解读。

清人王夫之认为，《九歌》十一篇，前十篇都有专祀之神，至《礼魂》则送神之曲，为前十篇所通用。钱基博却认为，前十篇，分开看是各自为篇，合起来也是脉络贯通。他说：

第一篇《东皇太一》，著眼“乐”字。以“穆将愉兮上皇”起，以“君欣欣兮乐康”结，写神来之乐。……第二篇《云中君》，写神来又去，乐极生悲。……第三篇《湘君》，“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似承第二篇《云中君》末“思夫君兮太息”两句，一气贯注。……第三篇《湘君》，第四篇《湘夫人》，自成结构，若相唱酬。……《大司命》、《小司命》两篇，自为开合，又别成一机杼。……《东君》、《河伯》两篇，一往不返，极意形容遨游娱戏，而出之望断秋波之闺人，正言若反也。……《山鬼》者，所欢不至，山鬼来诱，拒山鬼以幽贞，怨公子之忘归也。全篇分两截，止截“折芳馨兮遗所思”以上，写山鬼之来诱；下截“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以下，写余之拒山鬼也。[7]

四、《中国文学史》论屈原：于烦乱瞀扰之中，具悃款悱恻之旨

抗日战争发生后，钱基博先生任教浙江大学，后入湖南蓝田任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钱先生在蓝田任教多年，当时钱钟书也到此侍奉父亲，并任西文系主任。钱先生在此讲授《中国文学史》，曾自编教材。《中国文学史》主要是按照传统文学概念，即以诗文为主，包括赋、词的文学史。钱基博继承以往自己在相关著述的观点，在《中国文学史》“先秦”部分中，将屈原与宋玉放在一起讨论。认为屈原作品“托陈引喻”和“体物写志”的特点比较突出。他说：

然托陈引喻，点染幽芬，于烦乱瞀扰之中，具悃款悱恻之旨，得《三百篇》之遗音，为辞赋之鼻祖。惟扩展诗体，特出以激楚。……又体物写志，语多比兴，读者睹其丽辞，罕会英旨。又假主客之辞，……意出尘外，怪生笔端，文境之缥渺讠叔诡。[8]

钱其博认为《离骚》文气与《庄子》相似：

就《离骚》而论，屈原略与庄生相似，惟原以激楚之韵文，而庄以隽逸之散文耳。

钱基博在《中国文学史》中对以屈原为主要代表的楚辞，评价非常高：

楚辞者，上承三百篇之诗，下开汉人之赋，体纵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纵横之别子，而诗教之支流也。气往轹古，辞来切今；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铺张扬万，媲于纵横，体物写志，原本诗教，奇文郁起，莫与争能矣。[8]

五、钱基博的《楚辞》研究特点及意义

有学者认为，钱基博兼具“文学修养”和“学问功底”，讨论其“文体”选择与中国学术传统关系，会发现其文字表述、思维方式、文史修养、治学思路形成了独特的有关文学史叙述的“自家文体”史家眼光与文学感觉[9]。的确，钱基博非常关注文章结构，特别讲求“组织”，强调条理的重要性，这也是钱基博解说屈原及《离骚》等作品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文章结构可分为形式结构与内容结构，形式结构受制于内容结构。形式结构，即文章的外形结构。钱基博认为，文章乃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而成，字、句、章、篇各自有法，属于文章形式结构的层级单位。文章更重要的是内容结构，即文章意脉结构。篇章的形成有赖于意脉的统领。钱基博先生认为，欲明文章之结构，需特别注意四点，即一篇主旨所在通篇前后呼应处、文字纤徐曲折处;甲乙两段紧相衔接处。应该说了解文章的结构，是有助于通过阅读以体会文章的气脉意旨[10]。

钱基博文学史观点放在诗、词、散文和骈文上，不“执古”和“骛外”，就文本而论文本，就文章而论文章，有其独特之处。而他重视考证，讲求对比分析，追溯根源，又体现他的学术追求。《文史通义·答客问上》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下，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钱基博正是“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做到了“独断于一心”。

考察钱基博的相关研究不难发现，在对钱基博进行讲述，往往把它归属于“国学”的范畴内，并往往把他看作后来所称的“(国学)大师”，并且停留简单的论述层面，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这样持续下去难免会导致误解和歪曲。在学术史背景下研究钱基博在集部之学各方面的具体成就，无疑对推动学术人物研究是有益的。研究某人，不宜只看某人材料，更不宜单纯以其眼界看周围人事，以致以其是非为是非，结果反而无是非可言，必须将前后左右上下内外各事各说相互比较参证，才能置于历史本来的脉络联系的适当位置上加以理解把握[11]。对钱基博特别是集部之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还要放在更宽广的视域进行评价，不可自说自话。由于屈原与楚辞是一门非常专深的学问，笔者不是专门之家，还待楚辞学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本文只略作梳理，以期抛砖引玉。

[1] 李金善，赵 然．晚清、民国时期楚辞研究的现代转型——以王闿运、梁启超、游国恩为例[J]．河北学刊，2016(2)：114．

[2] 钱基博．钱基博自传[M]//钱基博集：第4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17．

[3] 方 铭．近三十年屈原及楚辞研究综述[J]．中国文化研究，2011年冬之卷：194．

[4] 钱基博．《离骚》讲话[M]//钱基博集：第4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78-81．

[5] 钱基博．清华园解题记[M]//钱基博集：第4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81．

[6] 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M]//张舜徽集：第3辑(下册)．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083．

[7] 钱基博．《楚辞》之《九歌》[M]//钱基博集：第4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15．

[8]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3：37，41．

[9] 韩知延．钱基博文学史叙述的文体意识[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1)：149．

[10] 张 响．论钱基博的文章学观及其意义[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3(3)：26．

[11] 桑 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223．

[责任编辑：刘自兵]

2017-01-15

单晓娜，女，武汉纺织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历史学博士。涂耀威，男，武汉纺织大学教师，历史学博士。

10.13393/j.cnki.1672-6219.2017.0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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