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伟大人物历史作用的省察
——基于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批判性分析

王虎丹， 何海涛

(1.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 珠宝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0；2. 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中南民族大学分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3)

对伟大人物历史作用的省察
——基于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批判性分析

王虎丹1， 何海涛2

(1.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 珠宝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0；2. 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中南民族大学分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3)

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揭示了历史的发展不是单一要素推动的，而是社会各方面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特别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因素。而在社会诸因素中，人的因素无疑是核心的、关键的。人有普通与伟大、个体与群体之别，每个个体的历史作用不同，个体的历史作用与群体相比也迥然不同。普通个人的历史作用是微小的，但千千万万的普通个人汇聚起来的力量却是强大的；伟大人物凭借历史机遇和个人品质能够在历史上发挥巨大作用，但须臾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否则，伟大也会落于平凡。伟大人物的历史作用也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如果随心所欲，伟大也会蒙尘。从历史合力论的视角考察伟大人物的历史作用，有助于我们理性地、批判地对待历史人物，这对于保持社会的良性运行是极其重要的。

伟大人物； 历史作用； 历史合力论； 经济发展； 上层建筑； 人民群众

在1886年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初步表述了历史合力论这一思想。“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1]254恩格斯这一思想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得到了进一步阐述[1]604。恩格斯的这些思想对于今天我们理性看待伟大人物的历史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一、伟大人物的历史作用受当时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

恩格斯对于现实的历史过程的阐述，就是从经济状况出发的，他特别强调了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出发，必然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必须“把经济条件看做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1]649。换言之，社会历史的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因素推动的，经济因素具有根源性和最终性。可以说，伟大人物的历史作用也是受当时经济发展状况制约的。

1.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伟大人物能够发挥历史作用的原动力

人的活动都具有一定的目的性。换言之，与人相关的一切存在都是为了满足一定的需要，这也是判定该物是否具有价值的关键所在。理论是如此，“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12。人们的活动亦然，不仅要首先满足“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2]531的需要，还要满足自我发展和精神富足的需要。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历史是不自觉地，但必然是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1]253。在此意义上来说，伟大人物能够在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也是为了满足一定的“需要”。不过，此处的“需要”不是唯心主义者所言的“天命”、“神意”和“绝对观念”的需要。如若不然，我们便会停留于诸多社会历史现象面前而止步不前，不可能发现藏匿于这些现象背后的物质动因，不可能探寻到蕴含于现象之中的必然性和规律性。马克思恩格斯的“新世界观”——唯物史观——不仅完成了对旧哲学历史观的扬弃，还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伟大人物历史作用原动力的科学方法。一方面，恩格斯驳斥了旧哲学在社会历史观上的缺陷。唯心主义不在“历史本身”中找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反而从“外面”——“哲学的意识形态”[1]255中去探寻一切社会历史问题的动力；旧唯物主义也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1]255的问题。另一方面，唯物史观指导我们正确分析伟大人物的历史作用。深究伟大人物行事的真正动机，是探明“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1]255的关键所在。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因素也就成了行事的原动力所在。伟大人物的活动，无不是为了一定的物质(经济)利益而展开的。人类历史上一切伟大人物及其领导的革命和改革，无不是为某一群体谋得更好的报酬、更高的社会地位等而展开的。总之，在诸多的动力之中，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伟大人物发挥历史作用的原动力。

2.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是伟大人物发挥历史作用的客观条件

伟大人物的活动带有社会历史性。伟大人物并非独居于世的原子般的“单个人”，而是处于一定社会联系中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个人。离开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的社会共同体，任何形式的历史活动都将无法顺利展开。因此，马克思曾感慨道：“人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就像许多个人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3]684。可以说，伟大人物的活动也是历史地发展着的，它必然受制于特定历史时代。更确切地说，伟大人物发挥历史作用要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不同的伟大人物在历史上具有不同的作用。由于不同的生产力发展状况，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主导下的社会形态中有着各自不同的伟大人物，而且这些伟大人物在各自的历史时代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也正因此，我们在分析问题时，需要把握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这一根本性的制约因素，惟此方可全面而准确地认识到伟大人物的历史作用。

3.灵活运用经济与政治的辩证法是伟大人物发挥历史作用的主观条件

“在许多场合，马克思都把‘辩证方法’当作了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主要方法。”[4]可以说，辩证分析法则是马克思恩格斯留于我们的宝贵财富。妥善运用辩证分析法，继而克服孤立、片面的分析方式，最终完成对一切社会历史现象的清晰透视。具体而言，在分析伟大人物的历史作用时，要厘清经济与政治的辩证法，绝不能将经济与政治混为一谈，更不可以恒定不变的思路来处理政治与经济的相关问题。当经济条件比较落后而政治文化条件比较成熟的时候，如果一味强调经济的决定因素，必然导致错失革命与发展的良机；当政治上取得胜利，急需发展经济的时候，仍然坚持政治的统帅作用，必然延误经济发展，致使社会发展严重失衡，造成普遍的贫穷等诸多的社会问题。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都是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以政治上的突破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政治取得胜利后一段时期内，仍以政治为主导，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社会主义建设走了不少弯路。历史和现实再次告诫我们，应该妥善处理经济与政治的辩证法，这才是伟大人物发挥应有历史作用的主观条件。

二、伟大人物的历史作用受当时上层建筑发展状况的制约

恩格斯强调了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但他从来没有直接表明经济因素就是唯一决定性因素。恩格斯认为，“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的除了经济这一基础性的决定因素之外，“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就是说，社会历史的发展还受到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的影响。

1.伟大人物发挥历史作用受到政治发展程度的影响

在“物质生产-经济结构-上层建筑”的社会三级架构中，物质生产起着决定性作用；在上层建筑之中，政治的上层建筑则居于主导，国家和政党是其核心。因此，分析伟大人物的历史作用还应从国家和政党的视角对其进行综合考量。自政党政治诞生以来，社会历史的发展与变迁便为政党所主导，不同的政党中的伟大人物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亦不相同。具体而言，建立政党的条件是否成熟、政党发展的程度如何、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国内阶级斗争的状况如何、国际社会发展状况如何等等都决定着与之相关的伟大人物的作用大小问题。正因此，在优秀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5]。在中国社会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革命为民、立党为民、立国为民、立法为民、执政为民……最终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导力量，推动着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迈进了社会主义，开启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纪元，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等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涌现了一批伟大人物，这些伟大人物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遵循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最终在历史上发挥着重大作用。

2.伟大人物发挥历史作用受到理论发展程度的影响

人们掌握世界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实践的方式，二是理论的方式。前者指人们按照自身的要求与意愿来改造客观外部世界，继而使其能“为我所用”；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诞生的一种人掌握世界的精神方式，也是人在自身的头脑中完成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反映和再现的活动。正是在这两个过程中，人们逐渐掌握了关于外部世界的现象与本质、必然和偶然等等的清晰认知，并形成了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反过来说，也正是这些理论体系，才能够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完成对外部客观世界的占有和改造。诚如列宁所言，“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6]。具体来说，理论影响伟大人物发挥历史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是否科学。在伟大人物发挥历史作用的过程中，理论也会起到能动的反作用。不合时宜、落后的理论会阻碍伟大人物历史作用的发挥，王明、张国焘等人的例子即是明证。科学合理的理论会指导伟大人物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光与热，毛泽东、邓小平等人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而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二是理论能否为政党所接纳。国家政权是上层建筑的核心，政党是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因此，在选择指导实践活动的理论时，要充分考虑到该理论与国家政权是否冲突，该理论是否能为执政党所接纳。在我国，马克思主义与国家和政党的利益、立场有着一致性，就决定了它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伟大人物也只有坚持这一理论方能青史留名。任何与之相悖的理论(如新自由主义、虚无主义等)都不能引导伟大人物发挥正能量。三是理论是否为群众所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理论只有被群众所认可，为群众所掌握，方能付诸实践。“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11。伟大人物必须促成“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理论和群众的完美结合，惟此才能产生最大的社会效应。

3.伟大人物发挥历史作用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

在人们的认识和实践过程中，传统文化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历史作为“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可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2]540。其中，“遗留下来的材料”就包含有传统文化。在积极扬弃传统的过程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继而彰显传统文化的当代效力。当然，在伟大人物发挥历史作用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心思变还是安于现状，激进还是保守都将制约着伟大人物的历史实践，也就必然会制约伟大人物历史作用的发挥。一般而言，我们有着丰厚的文化基壤，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着我们，培育出众多的伟大人物。由此，伟大人物要真正为后世所赞扬，就必须要辩证地对待传统文化——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将“天人合一的理论主张”和“内圣外王的人生追求”的“中国传统智慧”和红安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南泥湾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勋”精神、抗洪精神、抗震精神、奥运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等“中国精神”运用于“改变世界”的过程中，伟大人物必会成为楷模和榜样。这样，他们的历史作用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三、伟大人物的历史作用受当时人民群众参与历史状况的制约

历史是人民自己创造的，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历史本身是人们进行活动的结果[7]。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是由单个意志决定和推动的，而是由以人为主体、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导的合力而决定和推动的。普通单个人的历史作用虽微弱，却可积少成多凝聚成强大的力量。因而，伟大人物无论拥有何种卓越的才能，都必须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得到群众的拥护，才能发挥出其真正历史作用。

1.伟大人物历史作用的发挥受到人民群众利益追求的影响

利益是与需求密切相关的一个范畴，“需要是形成利益的自然前提”、“社会关系是构成利益的社会基础”、“社会实践活动及其成果是构成利益的物质手段和客观基础”[9]458-459。可见，利益实则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中介，以社会实践为手段，继而满足需要的过程。以此来看社会历史现象时，可清晰地看到每一既定的社会经济关系都必会牵扯到一定的利益。就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而言，伟大人物发挥历史作用时需摆正二者之间的关系。“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10]。个人利益是集体利益的基础，集体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有机结合。因此，作为个体的伟大人物，必须站在集体的立场，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方能做出利己利人的选择。伟大人物的言行也只有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方能宣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也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此意义上说，伟大人物历史作用的发挥与人民利益得到满足之间有着一致性。

2.伟大人物历史作用的发挥受到人民群众素质的影响

伟大人物所领导和参与的活动，需要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和广泛参与。然而，在实践过程中，每一位民众都会由于自身的社会实践经验、知识积累、风俗习惯、心理素质等等的差异而显得参差不齐。正因为这一差异性(或特殊性)，使得人民群众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热情和觉悟不一、人民群众对于伟大人物言行的理解也会有出入。由此，便会对伟大人物在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的作用产生或直接或间接、或明或暗的影响。当广大人民拥有强烈的政治意识、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实践，并拥有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和较准确的理解能力，伟大人物改造社会的设计与理想就容易得到贯彻和落实。相反，人们对一切活动都淡漠，无法理解伟大人物的思想与实践，就会陷入“虽令不行”或盲目崇拜的尴尬境地。所以，伟大人物历史作用的发挥有赖于高素质的人民群众的参与。在“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伟大人物既要“讲清楚”，人民群众又要“听明白”。惟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伟大人物的历史作用。

四、小结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之中，都是历史活动的参与者，都在历史上起一定的作用。但这决不意味着每一个人的作用都是一样的，更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对历史发展起积极的作用。事实上，不同的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有大小之分，有积极与消极之别。”[9]528-529或言之，人有普通与伟大、个体与群体之别，每个个体的历史作用不同，个体的历史作用与群体相比也迥然不同。因此，我们在遇到问题时，应坚持辩证的分析法则——广大普通民众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虽小却不容忽视，伟大人物虽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明显的印痕却不宜过分抬高；在对人物进行评价时，既不能肯定一切，又不能否定一切，而应实事求是。同时，我们还须从必然与偶然的辩证统一中理解伟大人物的历史作用。伟大人物是历史事件的发起者、当事人、领导者和组织者，他们的出现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有一定的偶然。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十分赞同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11]。多年后，恩格斯仍坚持马克思的观点，“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1]649-650。总之，从历史合力论的视角考察伟大人物的历史作用，有助于我们理性地、批判地对待历史人物，这对于保持社会的良性运行是极其重要的。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 乔恩·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M]．何怀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1．

[5]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6-7．

[6] 列 宁．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82．

[7] 姜金林．恩格斯合力论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理论月刊，2009(8)：23-26．

[9] 黄枏森，等．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当代构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75-276．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02．

[责任编辑：赵秀丽]

2017-05-05

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中南民族大学研究基地重点课题“《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的批判理论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启示”(2016)。

何海涛，男，中南民族大学教授。王虎丹，女，武汉工程科技学院教师。

10.13393/j.cnki.1672-6219.2017.0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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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6219(2017)04-002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