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家巷的王遵五

石彦伟

钮家巷，在苏州城实在是一条小街。巷子两端的临顿路和平江路，都有满目的灯火人流，偏偏夹在中间这小巷，俨然安寂许多。稍稍深入姑苏城的人文地理，才知道了钮家巷是不大平凡的。这条旧称銮驾巷的巷陌，曾住过担任《四库全书》总裁的状元宰相、大学士潘世恩，也藏有凤池园遗址、董氏义庄、真觉庵、文育山房旧书店等诸多古迹，当是一处有文气的所在了。

暮色初降之时，我潜入钮家巷。不是为着寻幽访古，而是为了看望住在这里的一位老人。

时候不算久远。2015年国庆长假，我在运河线上寻踪，到了苏州，满心想着找本地回族老人聊聊苏州的老事儿。在上海工作的回达强兄长微信里指点说，苏州有一位王遵五老先生，参与过《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可去拜望；并转来二百元乜帖，说倘能去成，就代他买些水果送去。

天色渐暗下去，满心焦灼，怕老人在家等急了。等我拎好了水果往小巷深处踱去，寻看门牌之际，昏暗的老墙一角，一抹影影绰绰的洁白吸引了我的眼睛。那戴了白帽的老人矮小而瘦弱，一动不动地依墙守候着，像是遵着一个坚如磐石的千年契约。

老人的脊背已严重侧弯，一副驼峰般的后背高高隆起，像倒扣着一口大锅，颈脖和头部呈九十度角向前探着，下颌几乎已经抵到了胸口。走近些，风箱般呼呼的哮喘声已经刮了过来，苍白的胡须在晚风中隐忍地抖着。

忙冲上前去问了安，攥住一双冰手。直到这时才知道我要访的这位王遵五老人已是九十四岁耄龄！早知如此，我是决不会约在六点半这样一个不够礼貌的钟点登门的。

推开西大园一号一扇斑驳木门，是几家邻居合住的一方小院。王老住在最深处一个偏西的青砖阁楼里，清末民初的砖木结构，外墙黑白的纹理间，显得有些破败。阁楼底下幽暗的门洞里，横亘着一架长长的木楼梯，数了数，足有十八个高台阶，踩一脚，晃晃悠悠的。难道蹒跚走在前面的王遵五老人要爬上这样的楼梯才能回家？他就是爬得上去，方才又是如何爬下来的？想想这，我紧张得不敢呼吸。

然而王遵五老人，他淡定自若地迈开了第一步！他登上一阶就要站定，缓上几口气，胡须猛烈抖着，胸口拉风箱的声音愈发响亮起来。就这么爬到了一半，一多半，步子越来越沉，喘息声越来越高，可那个弓形的背影却越来越坚定了。终于知道是因为有客盈门，时候晚了，老人不想麻烦邻居去开院门，便自己爬下楼，早早在门口守着。

塞北的风雪

阁楼上的小家太小了，王老和同样年届九旬的老伴在临窗的竹椅上坐下，我也面对面地坐好，好像这小屋子就已经占满了。因为没有来得及作些称职的准备，只好请老先生随性地讲一讲。

老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哈尔滨的。他哎哟了一声，细小的眼睛放出光彩，说：“我就在哈尔滨铁路局工作啊。”又问我在哪个学校读的书，我说在东北师大。他又哎哟了一声：“我也在东北师大读过书啊。”

孰能料想，温言软语的苏州旧城里，居然寻访到了半个老乡，甚至又是校友，这让一老一少都倍觉兴奋，顷刻间已无生疏可言。一段风雪人生路向我信任地打开了。

王遵五，本名王社省，1921年出生于苏州，青少年时代曾求学上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受姨夫引荐，年近而立的他在繁华的香港四海五金行担任财务会计。身受回族家庭传统教育的王遵五目睹国际都会灯红酒绿的烟火毫无享受之感，而是坐卧不安。尽管在港继续任职下去，意味着收入丰厚，甚至可能继承家族产业，可是王遵五还是日夜牵念故土，归乡之心日切。

适值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亟待海外侨胞、才人志士回到祖国怀抱参加建设。特别是，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一再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赢得了工商界的信任和拥护。很多跑到香港的民族资本家纷纷回到上海，一时成为潮流。三十一岁的王遵五只是一介职员，但祖国的召唤他听得真切，终于在1952年3月的一天回到上海，以尽报国之志。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呼声。那时最大的爱国，就是“到边疆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回上海才半年，恰逢东北人民政府来沪招聘知识分子到边疆参加建设，王遵五以同等学历考取了中等教师训练班，便在锣鼓声中披红戴花，泪别父母妻儿，开赴东北。由此，他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和东北教育学院进修学习，因结业成绩优良而被分配到哈尔滨铁路局教育处。当时有两种分配方案可以选择，一是留在省会哈尔滨任教，二是去往该局所辖的内蒙古草原城市海拉尔任教。王遵五选择了后者。

1953年8月始，在海拉尔铁路中学，王遵五教起了挚爱的语文。任教不足一月，这个斯斯文文的江南小个子竟做出一个让全校上下瞪大眼睛的举动：把妻室和子女的户口全从上海迁到了海拉尔，如此便可孤注一掷了。四年后，中苏边境的满洲里创办了第一座铁中，问谁愿去支援拓荒，王遵五第一个报了名。

就是这样一个决意把生命献给边疆教育的理想主义者，却在那特殊年代遭遇了接踵而来的磨难。1958年，苦于挖不出右派的单位，为了完成“指标”，把目光对准了善良老实的王遵五，质问他香港也不待，上海也不待，跑到边疆来干什么，肯定是“负有特殊任务”，就这么戴上了“右派”帽子。从此王遵五给全校烧起了锅炉，塞北隆冬，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每天都要挑煤上到三楼，别人休假时他不能休假，别人入睡时他仍要劳作。由于降职降薪，无力养活家室，妻儿不得已返回苏州。

听到这些，我终于知道老人家那高高隆起的后背和拉风箱般的喘气声，是从何而来了。

1961年，烧了三年锅炉的王遵五“摘帽”了，教师资格恢复了，但被调往更为远僻的伊图里河铁中。

伊图里河，隶属呼伦贝尔的牙克石市，位于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腹地。这个地名在蒙古语中意为“河水清明如镜”，可现实中的伊图里河没有这般诗意，高寒冻土地带，最低气温竟达零下五十三摄氏度，位列全国最冷地区之首。铁道钢轨都会被冻裂，一年有九个月要穿棉衣，常有人手冻脚僵，成病致残。

王遵五要去报到的铁中坐落在山头上，需要横跨十几股轨道，沿着坑洼不平的沙石路走到山脚，再沿着羊肠小道攀爬上山。一座孤零零的二層小红楼既是教室、办公室，也是师生宿舍。学校周围则是长满了松树、白桦的森林。当时全地区没有街道，只有低矮的板夹泥小房。唯一一家小综合商店，就是人们的购物中心了。

景况如斯，只要能重登讲台，王遵五便了无幽怨，把语文教研组长和试点班主任做得嘉奖连连，也兼任其他科目。事后我查找资料，发现当年一个叫李淑琴的学生回忆说，她刚入学时，王老师就教过她地理课。她至今记得，讲到台湾省时，王老师一遍遍地反复讲解，并让学生仔细画出地图形状，还选出画得好的，贴在走廊里。也有当年的学生在网上发帖，打听王老师的住址，说王老师是他的恩师，只想给他道一声迟到的感谢。还有一位当年同在铁中支教的南方教师，撰文追忆初到学校报到之情况，讲到接站者中，唯一印象深刻的就是王老师，“因为他特别热情，跟我讲这讲那的”，“他是那么关心年轻教师，又那么认真教学……”

王遵五在课堂上对学生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不想这句话却招来又一劫难。文革刚一开始，他就成为全校第一个被揪出的“牛鬼蛇神”。他被自己的学生绑着押着，戴着纸糊的高帽，穿着整齐的黑制服，在街上游行，有的学生向他身上扔起了土块。

“我几次想过自杀。”王老说着，面庞一派温润平静。

千里之外的妻子王丽君丢下白发苍苍的老娘、嗷嗷待哺的子女，三天四夜饥寒惶恐，多次昏厥，终于在冰封雪飘中见到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丈夫，泪水冲决而出。她跑到北京，在上访处门口守了两天两夜。一名军人实在于心不忍，接待了她，真给这家可怜人开出了证明。于是王遵五得以在放牛扫地中喘一口气，否则真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了。

眼前的王丽君奶奶一头鹤发，眉眼慈祥，不住地劝我喝水。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当年一个江南弱女子是怎样发下一桩狠愿，闯到京城去告状救夫的！细一问，原来奶奶还家出名门，她的外婆是清代回族探花伍长华的女儿，父亲则是一位画家。王丽君自幼随父学艺，后在吴门画院作画。她画的牡丹，很多人都有收藏。如今奶奶虽拿不动画笔了，却把一身的优雅与美丽留下了。

1976年秋，一切好了起来。为给知青儿子让路，王遵五只好提前退休。临别时，校长、师生莫不挥泪送站，依恋不舍。一个本可在上海大有造就的知识人，把生命中最宝贵的二十余年留在了风雪寒霜中，却带着满身病痛离开。可是王老讲起这一切，始终谈笑如初，好像那三起三落的苦难只是电影中一些虚构的片段，从没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隐修的贵族

我有些压抑，想顾自走一走。站起身，地板就嘎嘎唱起歌来，巴掌大的小客厅只有一只小方桌，四条靠椅，两只老沙发，五斗橱上坐着一只几十岁的老台钟，到了整点便当当响起来。唯一的现代化家电，就是一部老电话。雨湿季节，墙壁阴湿得仿佛要生出蘑菇，漏风不挡雨，满屋有一股沉沉的湿气。但墙上挂的几幅“安家之宝”却穿越昏暗的灯光，尤其醒目。一幅是长方形彩色“克尔白”壁毯，一幅是竖体阿文绢裱立轴，语出圣训，意为“没有比知识更裨益的财富，没有比坚忍更高尚的美德”；还有几块泛着金光的挂匾，其中一块是2005年老先生朝觐归来有人赠贺的，那落款看得真切，是“青海来苏州拉面馆全体穆斯林”。

一位普通的回族老人，缘何会赢得这么多外地拉面人的尊敬，这里一定又有故事。当晚我在朋友圈贴出拜访图文，几位朋友很快留言，说他们都认出这位老人，长年捐资助学，很是了不起。有的说：“明天还去吗？请给老人带一个赛俩目。”

回到北京，我才真正查考出王遵五老人的公益壮举。原来，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王老就利用铁路系统免费乘车的便利，壮游于天南海北。不过，他的行走可不是观光旅游，而是专挑贫困的地方去，所到之处，细考当地教育情况，从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到清真寺，凡遇贫困户、贫困生，必随手捐出，或是回家后寄钱过去，并且也向社会各界劝募。至二十世纪末，十几年坚持下来，他走遍了全国二十九个省区，行程十万公里，先后捐募十余万元，帮助贫困地区学校近百所！

1999年，年近八旬的王遵五仍壮心不已。他不顾亲友劝阻，竟历时一个半月，踽踽一人穿越苏、皖、豫，过陕西，涉甘肃，途经十二个城市，最后抵达临夏。此时铁路免票政策已取消，为节约开支，老人不坐特快，不坐空调，也不坐卧铺。途中饿了吃方便面、啃干馒头，渴了饮白开水、自来水。有些地方没有公路，不通汽车，他就徒步翻过一座座山，蹚过一条条河。

王遵五给自己定下了两个信条。一是“四出”，即“有钱出点钱，有力出份力，有嘴出张嘴，有腿出条腿”；二是“四必”，即“有找必到，有事必办，有义必张，有困必上”。在王老家中，光是汇款单存根就是厚厚的一叠，那是老人心中的至宝。一年元旦，从宁夏西吉县马莲乡某小学和甘肃陇南礼县某女校寄来信件，老人开心地说：“这是最好的新年礼物！”

其实，王遵五的退休工资起初仅有三百多元，后来也不过七百多元。他所能捐出的所有钱，都是从牙缝中挤出来的。王奶奶悄悄告诉我，老头子水舍不得多用，电灯也舍不得开，半个馒头一顿饭，恨不得不吃不喝才好；家里十四英寸的电视除了新闻报道和重要节目外，基本处于“休眠”状态，后来坏得不能看了，儿子给钱买新的他却不让买。倘若出门，乘公交舍不得，更不必说坐出租车了。老人最出名的一句话就是：“打車是犯罪！”后来我去寻访其他苏州回民，他们记得一个画面，就是王遵五老人骑着一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买的金狮牌自行车，叮叮咣咣穿行在大街小巷，去义务分发《穆斯林通讯》《上海穆斯林》等民间报刊。见到的路人都为这老爷子捏把汗。

奇怪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守财奴”，却心甘情愿替楼下两位上岁数的邻居交电费、买煤球。汶川地震之际，社区动员捐款，老人眼睛都没眨，直接掏出了一千元。他曾被三轮摩托撞成骨折，人家赔了他三百元医药费，他随手就给捐了。他过八十大寿时，儿女们拿出一千多元钱表示庆祝，可他只在家里吃了一顿面，又把这些钱全都捐了出去……王遵五的钱，好像永远不应该属于他自己，只属于那些遥远之地与己无干的穷人。

有这样的故事：前些年，有位老人病故了，家属对于回民丧俗不懂，辗转打听到了王遵五，希望他来帮丧。正是严冬，其时八十岁的王遵五真的在又冷又滑的路面上骑了一小时的自行车，颤颤抖抖地赶到丧家安排指点。家属拿出二百元答谢，他不收；家属硬要给，他便将这钱转捐给了贫困地区，并告诉丧家，这是对亡人最好的回赐。后来收据寄回，他又专程送给丧家，以示透明。从此丧家懂得了回民惯于施舍的主张，出散已为常态。

还有一年，王遵五得知甘肃某地的穷苦人家寒冬没有棉衣，就坐卧不安了，把自己的绒衣棉服翻出来，洗刷干净后，让外孙帮他包好，用自行车推到邮局去投寄。外孙说邮费要好几十元，不寄算了，他说再贵也要寄，人家等着穿呢。为了长远打算，他同上海沪西清真寺取得联系，把捐助的衣物集中于此，交给从西北运货来沪的卡车，返程时捎回去。渐渐地，不仅是苏州，就连镇江、丹阳、常州、无锡的亲友都知道王遵五在收衣服，纷纷送来衣物。王遵五坐火车，挤电车，一包包地往上海背，几年之间累计背去了一二十包。什么高血压、颈椎病、白内障，通身疾患早就忘个精光。

依照回民传统，最好的施舍是“左手不知道右手的施舍”，王老所有的汇款单上，从来没有使用过身份证上那个王社省的名字，填的都是“王遵五”，以至接受恩惠的人们只知道苏州有个爱汇款的老回民，真人却经常对不上号。不过，王老帮教扶困的旷世善举还是被社区知道了。《苏州日报》等媒体都进行了报道，苏州有关部门还给王老授予了“道德形象大使”、“老年道德建设明星”等荣誉称号。

只是令我惊讶的是，我在写作此文时，重新回放了一遍当时采录下的影像。整整一个半小时的口述中，以上所写的在我看来属于王老最有光芒的事迹，王老竟未提及半字！

生命的长河静静流过，一个人，一颗心，如何面对他的流年？曾经吞咽的那么多苦难，又要经历怎样的消化，可以全部吐成了爱？

精神的密码

王遵五墨守困境依然毕生济贫的情怀，固然使人觉得敬佩，但如若追溯一个人的文化道统和家学渊源，又似乎显得顺理成章。

王遵五的家族是一个著名的经学世家。高祖父王云章于清同治初年由南京迁来苏州，曾创办铁局弄清真寺并为首任教长，而曾祖父、祖父，直到父亲一代，均任过该寺阿訇。王遵五的父亲王长厚，曾投学于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由于人品忠厚、勤学上进，尤以阿语功底扎实，深得校长达浦生、教务长哈德成、庶务主任宗棣棠等诸师赏识，达浦生阿訇就曾让他在上海福佑路礼拜寺代为领拜、讲卧尔兹，陪同外宾并作翻译。值得称道的是，达浦生曾给他最喜爱的四位弟子赠字明志：金志晏为子常，刘兆才为子英，马坚为子实，而王长厚则为子敦，意赞其乃是一个敦厚君子。从此，“王子敦”的名号流传开来。

求学期间，王子敦的热心便颇著名。有一次同窗马坚生病，王子敦端汤送水，照顾得无微不至，令马坚很感动，亲热地呼之为“王大哥”。后任阿訇期间，王子敦更多克己助人、赈济灾民之事迹，深得拥戴。晚年病重，一日来医院看望者竟达百余人次，使医护人员深感惊异。出殡之日，许多群众不顾严寒，自发地在通往回民公墓的路上设置了好几处香案，沿途送祭。

最令我为之动容的一个细节是，王子敦阿訇弥留之际的1963年，长子王遵五正在伊图里河教书。老父亲留下口唤，让家人不要叫爱子回苏奔丧，理由竟是：若他回来，学生们的课业就要耽误了……

去年的一个春日，我找到了齐门外回民公墓，站在了王子敦阿訇的墓碑前，渴望接近一个家族的精神密码。碑文业已斑驳，然而满园的春草正在蓬勃生长。思子敦阿訇，念遵五老人，姑苏王氏一门，可敬可叹！

意外得知，就在同一座墓园里，还安睡着许多苏州城的回族名流：著名电影演员张平、苏绣大师金静芬等人的墓冢，我都一一驻足看望。还有一座，若不是当地人指点，我是不会知道哈德成阿訇的夫人苏彤仪老人，也安葬于此。都知道哈德成先生归真于云南沙甸，哈夫人归真于上海，为何留墓于苏州？原来，由于哈夫人归真时，上海尚未落实民族政策，无处土葬。老人病笃之际，王遵五曾去沪看望，哈夫人希望能入土于苏州回民公墓。知情重义的王遵五尽管人微言轻，仍排除万难，帮哈夫人圆了这个口唤，使一代大阿訇的遗孀得以有尊严地离去。

论辈分，哈德成阿訇是王子敦的老师，也就是王遵五的师爷辈，但由于王子敦入学上海伊师时年龄最长，与哈德成先生其实仅差六岁，故而青少年时代的王遵五也有机缘，得到哈德成先生的言传身教，并视其为启蒙恩师。每当休息日或空闲时，王遵五都尽可能地去上海浙江路清真寺，向时任该寺教长的哈老求学问道。当时该寺正在不定期地编印《回教初步浅说》一书，其内容都是由哈老讲解、阐述的伊斯兰教理常识，因适于群众启蒙阅读，广为流传。哈德成先生对二十多岁善文能写的王遵五颇为喜欢和信赖，让其担任了此书的校对任务。哈先生的学问与人品由此滋育了王遵五的一生。

王遵五还记得，哈德成阿訇曾把伊斯兰精神概括为八个字：敬主、爱人、化己、达真。爱人，就是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看成兄弟姐妹，爱他人如爱家人；化己，就是把小我化为大我，以天下为公，不存利己之念。倘能做到如此，才可通达真境，成为一个清廉、高尚的人。

人生的词典

王遵五或许不会想到，青年时代曾为哈德成阿訇校对著述所打下的文字基础，会在数十年后得以用武。1976年伊铁中退休后，王遵五回到苏州，一个光荣的使命正在等待着他——参编《汉语大词典》！

问及这一经历，老人家再不像谈公益时那般遮掩，而是弓着腰背翻箱倒柜，把那本珍藏多年的大词典搬了出来。他在幽暗的灯光下轻轻拂去封面的灰尘，慎重地打开，找到了工作人员中王社省的名字，又翻出一张国家新闻出版總署颁发的荣誉证书。那种兴奋与骄傲的表情，像是一个孩子展览着他的满分试卷。

关于《汉语大词典》，读书人或许都不陌生。其地位与英国的《牛津英语大词典》、日本的《大汉和词典》可有一比。1971年，周恩来总理在联合国的图书馆里看到了各种语言的大词典，而书架上唯一的汉语词典，是台湾地区编写的《中文大词典》。周总理由此许愿。粉碎“四人帮”后，《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工作正式开展。由于当时语言学家甚少，编写人员紧缺，除高校之外，便招考了许多中学语文教师和报刊编辑，累计千余位。文字功底深厚的王遵五有幸加入这一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成为苏州六十位编者队伍中的一员。

全书从万余部汉语典籍中广泛收词，积累资料卡片近一千万张，依二百个部首编排。王遵五自1977年至1984年，用尽七年之精力参与了七个部首的编写工作。他和同人一道，一进图书馆，少则十天半月，多则连续数月，研读大量古今书籍，先划词，后抄录，制成新卡，还要在每张卡片上标明作者、版本、页码、词目及部首等，容不得毫厘之差。1994年，一部“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汉语大词典》终告付梓。全书十三卷，共计五千万字，收录词目三十七点五万条，为汉语辞书之冠。杨振宁评价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件大事。

因为一朵浪花的加入，历史的滔滔巨流中也有了来自回族人的波光。而王遵五先生也在烈士暮年，用一根根飘落的白发编出了属于自己的人生大词典。

王遵五的求知路，在两次退休（他视1984年编罢《汉语大词典》为第二次退休）后，伸向了更广阔的天地。耄耋老翁熬更守夜地執笔撰文，通信劝善，帮助马恩信、蒋敬等学者校阅了二百多万字的译著。我随王老到里屋一看，一张老式木床正是云南学者马恩信先生来苏州时曾经借宿过的。当时王奶奶恰不在苏州，两位老先生秉烛夜谈，曾不知东方既白。

在我的央求下，王老终于摊开了一张张泛黄的手稿。打开相机，一张张地拍下去，每拍一张都好像有一种负重的情感压在心头。我注意到，其中有几篇是关乎苏州回族历史，以及王氏阿訇家族史的论文。在我看来，这简直是“活化石”般的写作。

我急切地说：“如果能结个集子就好了。”

“苏州伊协在帮着编呢。”王老宽慰地说，这是他有生之年最后的一个念想。

尽管满含不舍，也只好在暮霭沉沉中退下那陡斜的楼梯，与老两口挥手告别。王老心疼我背着大包到处跑太辛苦，不住地叮嘱：“到了北京，来个电话啊。”我点头应着，可是一回北京，钻进嘈杂的地铁，就把这茬给忘了。许多时日过去，一个苏州的座机号打来，正是王遵五老人！那孱弱的声音竟在心疼地问着：“孩子啊，是不是平安到北京了。”我没有流泪，但我的骨头早已经湿润了。

最后的告别

转过年来的2016年春天，纪录片《回望运河》开拍，由我担任导演和撰稿。我决定把王遵五老人的故事拍出来，让天下人都记住这个富于回民气质的名字。

一个好消息传来，王老的文集业已印成，拟召开一次座谈会，说作者也可能去。我敏感地意识到，如果这次不去拍，恐怕日后很难拍到老先生出门的镜头，单是爬下那条狭长逼仄的楼梯，就有多少困难啊！当机立断，调整计划，摄制组驱车直奔苏州。

又一次登上钮家巷那座老阁楼，王遵五老人富足地坐在花格漏窗下，衣装整洁，满目清澈。除去儿子陪同他去看病，老先生真的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门，也很久很久没有去过清真寺了。这一天像是他的一个最为盛大的节日，又像是一场庄严无比的考试。他能否顺利地抵达会场，全美地参加完那次专门为他而设的座谈，又能否体面地做好一次面向公众的讲话？他无法确定，但他虔诚地准备好了一切！

摄像师跟拍着王老和他的儿子上了出租车。看来这一天，不得不“犯罪”一次了。在车上，王老一直绷着脸儿，闷闷不乐的，间或用苏州话跟儿子吼几声。我们都很不安，不是应该开心才对吗？问了儿子才知道，居然是因为我们登门时买了些水果，他不要，说上一次就买了那么多；背后硬塞给儿子，算是收下了。老人见到，就生起儿子的气来了。

太平坊清真寺，来了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人。后来询问，都是苏州本地的回民，多为七八十岁，最长者也没有过九十的。与王老同时代的老人，早已经走净了。才知道王老起初并不同意举办这个会，书出来就行了，没必要再说道；但转念一想，很多老友久已未见，依目前的身体状况也不可能一一去找，借一次会正好见全了，这倒是老先生更在意的一个举念。伊协的朋友靠在耳边告诉我，王遵五老人说了，他就算把这当成和老伙伴们的最后一次告别了。

会时已近，王遵五老人克制着哮喘，蹒跚着入场了！

他谦和地与每一位朋友拿手问安，阳光优雅地照在苍老的面庞上，皱纹里盛开着春天的气息。终于轮到他讲话，他费力地站起身，用了一分钟的时间整理衣装，使劲地挺了挺塌陷下去的胸膛，清了清喉咙，然后才郑重地吐出第一个字。他是那么地用力，那么地声高气足，像是站在广场上、大殿上当众演讲。我们都熟悉了他在老宅里温软低微的细语，这一刻都有些惊讶于他的异常，都在怀疑那么嘹亮的声音是怎样从那颗衰老的喉结中冲出来的！那种大气磅礴的语态、端庄神圣的举止，让人联想起一位老教师的最后一节公开课。

我的搭档拜勇说，苏州这一集，我们快些做吧，让老人能看一看，高兴高兴啊。我应承着，可是心里却深知那后期制作的曲折与漫长，隐隐有着不祥的预感。

2017年2月10日，春节刚过，片子尚在赶制。微信中传来消息：王遵五老人在苏州复命归真，享年九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