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特称描述语研究的学派之争：观点、分歧与趋势

李 娟　陈新仁

(南京大学，南京210023/南京理工大学，南京 210094；南京大学，南京 210023)

1　引言

西方哲学经历从古代哲学的本体论到近代哲学的认识论，再到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过程(陈嘉映 2012:13)。以Frege，Russell为代表的语言哲学界正统派试图通过解决语言问题来解决哲学问题。特称描述语理论是西方哲学“语言转向”中的一座里程牌，该理论的相关分析触发语言哲学正统派和日常语言学派旷日持久的争论，身处不同流派的哲学家纷纷撰写论著，讨论指称尤其是特称描述语问题(Russell 1905， Strawson 1950，Donnellan 1966，Kripke 1977)，以至于特称描述语一直是国外语言哲学争论中“讨论热烈”、“丰富高产”的话题(Neale 2005:811)。作为常见的指称表达，特称描述语是交际成功的关键，在话语研究中处于核心位置(陈平 2015:1-7)；作为研究对象，特称描述语一直是语言哲学理论的试金石(Recanati 1989, 2004; Elbourne 2013; 张家骅 2010; 陈晓平 2012; 周璇 2014)。尽管研究视角多元，但最核心的争议还是其语义及相应的理解机制问题。各流派主要聚焦于3个问题：语义在特称描述语理解中的作用、语境在特称描述语理解中的作用以及特称描述语的理解机制。本文将围绕特称描述语属性/指称用法之争以及相应的语义—语用界面之争，梳理相关的语言哲学及语言学研究，阐明争论的焦点以及各流派的主要观点。本研究希望从历时的角度看待其相关研究，以此来评估现今研究状况并预测该领域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旨在从不同角度揭示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探讨语词意义问题，并深化语义—语用界面研究。

2　特称描述语研究的哲学渊源

在特称描述语哲学研究的百年论战中，Russell，Strawson和Donnellan的贡献尤为突出。1905年Russell发表的《论指谓》(“On Denoting”)一文对其《数学的原理》中阐述的指称理论进行修补，指出产生“存在悖论”等种种困惑是由于错误地认为包含指称概念的指谓短语(denoting phrase)，即特称描述语，具有“指称”这一功能。通过逻辑分析，Russell指出，与专名不同，指谓短语只不过是量词(如all, some)和命题函式(如x is a number)的集合，本身是一个不完整符号，不能作为独立的成分存在于命题函式中，因而特称描述语不是指称词(referring term)。Russell所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进一步明确指称(referring)和指谓(denoting)的区别，指出指称是表达(如她，这个)和所指代对象之间的一种规约化关系，而指谓是特定表达(如特称描述语)与任何满足语义表达成分条件的事物之间的关系。Russell进一步指出，特称描述语涉及的是指谓关系，该用法独立于指称物存在。

英国哲学家Strawson的“On referring”否定描述语理论的逻辑分析，认为Russell的分析存在一个缺陷，即没有把语词或语句本身与语词或语句的使用区别开来。他指出，“意义是语句和语词的一种功能，而提及和指称、真和假则是语句使用或语词使用的功能” (Strawson 1950:320-344)。同样地，语句不论述特定的对象，因此本身没有真假，只有在特定语境中用来指称某一事态时，才有所谓真假之分。Strawson提出特称描述语具有指称功能，而“表达本身无法指称，是使用该表达的人在指称”，因此指称是说话人、使用表达、听话人及指示物之间的4元关系。而Russell认为, 表达与满足表达语义成分条件的事物之间是一种二元对应关系，如此分析特称描述语颇有问题。支持在语境中解决特称描述语的意义和指称问题的Strawson还指出，“Aristotle和Russell的规则并不能准确展示日常语言表达的逻辑，因为日常语言没有精确的逻辑可言”(同上)。

美国哲学家Donnellan试图吸纳Strawson和Russell两者的合理之处，提出一种更全面、完善的观点。Donnellan认为，特称描述语有两种用法：一种是属性用法(attributive use)，即Russell理论的中心；另一种是指称用法(referential use)，即Strawson理论的中心。当说话人对特称描述语作属性用法时，他把某种特性或事情归属于某个符合该特称描述语的人或物；当说话人对特称描述语作指称用法时，他用这个特称描述语使听话人识别出某个人或物(Donnellan 1966:281-304)。虽然Donnellan的二分法具有创新性和兼容性，但没有明确指出属性/指称的区分是语义问题，还是语用问题。

3　关于特称描述语的门派及分歧

鉴于分析特称描述语哲学视角的不同，其研究分野出3大门派，即Russell派、新Strawson派和Donnellan派。Russell派强调研究中属性语义，新Strawson派强调语用，而Donnellan派强调语义和语用结合。这3派在特称描述语的语义、语境和理解机制研究方面，从自身视角给出相应的分析。

3.1 特称描述语的语义研究

在特称描述语的语义研究上，大多语言哲学家认可特称描述语的属性/指称两种用法，但对于该用法是否与语义相关，身处不同阵营的研究者看法大相径庭。学者们主要关注4点：其一，属性/指称之分是否在语义层面，即属性/指称之分是否影响话语的真值条件；其二，特称描述语是否具有语义歧义；其三，特称描述语的编码意义是什么(Powell 2001:103)；其四，特称描述语的语义是什么。

Russell派认为，属性意义是特称描述语的语义，因而不存在语义歧义，其指称意义是其在语用层面产生的意义(Grice 1969； Kripke 1977； Searle 1979:137-161；Bach 2004, 2007； Neale 1990, 2005； Cappelen, Lepore 2005:201； Salmon 2004:231)。为说明特称描述语没有语义歧义，Russell派利用“奥康姆剃刀”原则指出，既然语用可以解释指称用法，就无需给特称描述语增加指称语义。特称描述语the F的编码意义是“有且仅有一个F”，属性语义脱离语境和物体独立存在。

Strawson派认为，特称描述语具有指称功能，因而又被称为指称派(referentialist)(Barwise, Perry 1981； Wettstein 1981, 1986)，而新Strawson派(Ramachandran 2008， Elbourne 2013，Nichlos 2014)强调指称语义的唯一性，认为属性/指称用法之分不在语义层面，因为特称描述语只有指称语义，因而也没有语义歧义。Wettstein将the F中的the视为指示词that，the F等同于that F，具有纯指称语义(Wettstein 1981, 1986)。Ramachandran认为，特称描述语主要有指涉用法(referring use)和述谓用法(predicative use)，不存在属性/指称用法之分，因为所谓属性用法也是一种指涉(即类指)(Ra-machandran 2008)。Elbourne也认为，特称描述语基本上是指称性的，同时引入预设，指出特称描述语是可以预设满足名词性描述内容的唯一实体(Elbourne 2013:2)。Nichlos也对特称描述语做统一的纯指称解释，特称描述语的语义内容是指称，包括指称个体和类别，属性用法这种窄辖域用法(narrow-scope use)其实是在指称类别(Nichlos 2014:3-4)。可见，新Strawson派对特称描述语的语义有以下共识：第一，不存在属性/指称用法之分；第二，特称描述语只具有指称义，不存在语义歧义；第三，特称描述语的语义是指称对象，包括指称个体和类型。

Donnellan派(Reimer 1998； Devitt 2007； Rouchota 1992； Recanati 1989, 2004； Bezuidenhout 1997；Powell 2001； Puglisi 2014)认为，属性/指称用法之分就是特称描述语的属性/指称语义之分，这一区分是在语义层面上。作指称用法时，说话人传达关于头脑中一个特定物体的语义内容；作属性用法时，说话人传达任何一个能唯一满足该描述的语义内容。因此特称描述语既有量化属性意义(quantificational attributive meaning)，又有指称意义。但是，在特称描述语是否有语义歧义上，Donnellan派看法不一。有学者认为，既然存在属性/指称语义之分，那么特称描述语必然存在语义歧义(Devitt 2007)。而语境论者认为，特称描述语没有语义歧义，只要对话语的逻辑形式表征进行语用充实就能获取话语内容，因而在所言层面特称描述语语义确定(univocal)(Powell 2001:118)。值得指出的是，对于特称描述语的编码意义，关联论者认为，the只有程序意义(procedural meaning)，该程序意义引导听者触发个体概念(individual concept)，而该个体概念有从物(dere)和描述之分，进而有指称和属性之分(Rouchota 1992，Bezuidenhout 1997， Powell 2001，Puglisi 2014)。而默认语义学的支持者强调层次极简原则，没有详述特称描述语的编码意义。

综上所述，3派学者在属性语义是否为其唯一语义上存在分歧：Russell派认为，属性语义是其唯一语义；Strawson派认为，特称描述语的属性语义并不等同于其全部语义，指称语义也应包括在内，而新Strawson派则认为指称意义是其唯一语义；Donnellan派(尤其是其中的语境派)认为，属性意义和指称意义均为特称描述语的语义，但没有语义歧义一说。相应地，在特称描述语语义内容(编码意义)的作用和地位上，Russell派视属性语义为唯一语义，因而在理解特称描述语时，必须完全依赖其语义内容。指称派认为，属性意义的重要性有限，理解特称描述语可以不依赖其语义内容。语境派认为，需要部分依赖语义内容来理解特称描述语。

3.2 特称描述语的语境作用研究

在谈论语境在特称描述语的理解中所扮演的角色时，学者们观点也南辕北辙。Russell派认为，语境的作用不在特称描述语语义层面，只在语用层面，因而依赖语境的语用分析和语义划分根本没有关系，属性语义脱离语境独立存在。指称用法可以用格赖斯和新格赖斯原则来解释，因为这是语境中产生的含意(Neale 1990:62-102，Salmon 2004:260，Gisbourne 2014:141)。Neale指出，虽然属性/指称之分必须有语境参与解释，但在特称描述语属性语义层面上无需语境介入。提出极端语义最简论(Radical Semantic Minimalism)的Bach(1997:39)区分宽语境和窄语境，窄语境只涉及用语言信息来决定语义内容；宽语境是听话者为识别说话者交际意图而考虑的任何信息，包括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身份、言语的时间地点等。既然语义学只研究窄语境中的语法形式，与命题、真值条件都无关，那么特称描述语的语义只能由属性语义决定。

新Strawson派和Donnellan派都认为，在真实语言交际中，语境对确定特称描述语的语义起关键作用。他们挑战Russell派的观点，认为指称不是表达和指示对象之间简单的二元语义关系。Strawson派，尤其是语境论者(Recanati 1989, 2004； Jaszczolt 2005)认为，指称是一种依赖语境的四元关系，包含说话人、表达、听话人和指示对象，即一个说话人使用一种表达向听话人提及某一指示对象。在语言表达中，脱离语境的语义内容并不能决定属性/指称之分，其决定因素应该是语境中说话人的交际意图。因此语境在特称描述语的理解中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语境论派甚至认为，特称描述语在语义上不确定，必须对话语的逻辑形式表征进行语用充实，才能获取完整、确定的语义内容。

3.3 特称描述语的理解机制

围绕特称描述语的理解机制问题，语言哲学正统派和日常语言学派也有不同的看法。Russell派主要诉诸于格赖斯理论、言语行为理论和隐藏指示语理论来解释其理解机制。Russell派认为，特称描述语并不直接指称指示对象或名称持有者(bearer of a name)，而是通过名称持有者满足与名称相关的描述来间接指称(丁言仁 2009: 39)。属性/指称之分可用Grice的所言与所含之分来解释，格赖斯和新格赖斯的理论均可解释指称用法。换言之，“有且仅有一个F”是其所言，在不完整描述或错误描述等现象中，指称意义这一会话含意可以通过违反量准则、质准则及关系准则等推导而来(Neale 1990:72-83)。此外，言语行为理论也可提供解释。Searle提出主要行事行为(primary illocutionary act)和次要行事行为(secondary illocutionary act)，后者由字面义表达，前者通过后者实施(Searle 1979:137-161)。指称用法这种非字面意义解读是说话人的主要行事行为，而属性用法这种字面意义解读是说话人的次要行事行为。针对不完整描述语和错误描述等情况，他提出簇描述语理论(Theory of Cluster Descriptions)，特称描述语面临的描述语选择标准问题可用一簇描述语来解决。尽管特称描述语用以指称的对象不完全符合描述，但是会在某部分符合其描述。Searle试图通过这些理论弥补Russell派观点的不足。支持极端语义最简论的Bach(2004, 2007)用言语行为广义论(General Theory of Speech Act)解释两者之分，该理论结合Grice的自身意图(reflexive intention)和Searle的言语行为，认为特称描述语的指称用法是间接行事行为，属性用法是指事行为。语义最简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Cappelen和Lepore(2005)利用自足语义学来解释特称描述语，认为其具有属性语义这一最简语义，指称语义等可用言语行为多元论来解释。

除会话含意及言语行为外，Russell派还用描述语的隐藏指示语理论(The Hidden Indexical Theory of Descriptions)解释不完整描述语(Neale 1990:93-102)。根据该理论，the table可以扩充为the table under the window in this room，说话人暗含语境信息来补充其清楚表达但形式不完整的描述语，既然描述语可以补充完整，那么描述语理论仍然成立。

新Strawson派用Strawsonian的前提条件理论(Ramachandran 2008)、情境语义学(Elbourne 2013)和指称语义学(Nichlos 2014)解释其理解机制。Ramachandran提出前提条件理论，认为特称描述语作指涉用法时并不存在预设，而是为了使该话语能表达命题，必须满足该物体在相关语境中存在这一前提条件(precondition)(Ramachandran 2008:243)。Elbourne引入情境代词(situation pronouns)，认为形式语义学理论框架完全可以解释特称描述语(然而在复杂的形式化逻辑推导中，其对于情境到底如何放大和缩小却语焉不详。)(Elbourne 2013:104-119)。Nichlos认为，属性用法是指称类别，而选择表达用于指称受3个因素制约：交际中指示物的身份、话语交际的出发点和其他如礼貌、反讽等交际目的(Nichlos 2014:1-24)。

Donnellan派多采用语境论的视角，在探讨特称描述语的理解机制时，又诉诸于不同的理论框架。其中，不少学者采纳关联论的分析框架，认为无论是明说还是暗含都必须有语用充实才能确定特称描述语的意义，从而获知命题内容推导话语含意，用关联论解释特称描述语的理解机制是一大主流。Rouchota率先使用关联论解释特称描述语的两种意义，指出属性/指称解读都是明说的一部分，由部分的语言输入碎片发展而来，相关语义不确定(Rouchota 1992)。这一观点与之前沿用Grice会话含意解释区分的做法大相径庭。随后更多关联论者加入讨论，并细化其理解机制：属性/指称解读在明说这一层次完成，定冠词the只包含程序意义，程序意义指向指示物或描述内容，听话人遵照最佳关联选择语境中意义(Bezuidenhout 1997，Powell 2001， Puglisi 2014)。其中Puglisi对关联论做出细则补充，试图解释特称描述语的所有用法，包括类指用法和述谓用法(Puglisi 2014:155-200)。

此外，语境论者提出自己的理论框架。其中，Recanati(1989, 2004)划分意义的3个层次，即语言意义(linguistic meaning)、所言和所含。他认为Russell只提到第一层意义，但忽视所言。实际上，特称描述语的加工过程分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句法加工产出话语的逻辑形式表征，在这一层次描述语总是被表征为描述概念；第二层次是所言，如果描述语是指称用法，那么描述概念会通过提喻迁移(synecdochic transfer)的语用过程指向从物概念(dereconcept)，于是听者明白说话人表达一个依存于物体的命题。

Jaszczolt用默认语义学来解释特称描述语的理解机制，指出特称描述语具有默认指称解读(default referential reading)、非默认指称解读(non-default referential reading)和属性解读(attributive reading)3种(Jaszczolt 2005:105-115)。与Recanati等人不同的是，Jaszczolt指出特称描述语存在优先的、默认的指称解读，而非属性/默认解读并重。Capone(2011)基本支持Jaszczolt的观点。但他提出在心智理论的统领下融合关联论和默认语义学。

综上所述，围绕特称描述语的属性/指称用法问题，我们梳理出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以明晰其分歧，如表1所示。

表1　围绕特称描述语问题的各派观点

4　特称描述语研究的总体趋势

通过梳理特称描述语研究的不同观点和分歧可以看出，随着学科的进展，认识的深入，各派研究呈现出一定的趋势和变化。

第一，在语义层面上，Russell派所坚持的形式化语义分析受到Strawson派和Donnellan派的挑战，其争论焦点在特称描述语语义内容的作用上。为了逻辑哲学的目的，Russell用摹状词理论将自然语言人为地抽象化、形式化和逻辑化。他们坚持属性/指称之分不在语义层面，特称描述语的语义内容是量化属性语义。从日常语言的视角出发，Strawson派和Donnellan派强调描述语在实际生活中的使用和意义。事实上，在日常交际中特称描述语的指称用法远多于属性用法，其用法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话语的真值条件。指称派认为，其语义内容并不重要，描述语同样具有指称语义，甚至指称语义是其唯一语义；语境派坚持语义内容对属性语义和指称语义的确定都有一定作用。因此，语义内容在特称描述语理解中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第二，在语境层面上，在语篇语境中讨论特称描述语的意义识解将是一大趋势。Russell派最初只在孤立语境下研究特称描述语的形式语义，比较缺乏对真实语境中特称描述语的关注。但是随着Strawson派和Donnellan派的加入，在扩展的语境中，如不完整描述、错误描述、转述等语境，特称描述语的意义处理变得复杂多变，不能简单地用属性用法一言概之。此外，对于语境将在哪个层面参与特称描述语的理解，各派看法不一。最简论者认为，语境作用不在特称描述语语义层面，只在语用层面，因而意义划分与依赖语境的语用分析根本没关系。语境论者认为，语境补充是确定特称描述语语义的重要因素。将语境引入特称描述语研究，考察其在所言层面如何进行语用充实，将符合当今学界的语义—语用界面研究趋势，可推动特称描述语研究的发展。

第三，在理解机制方面，日渐兴起的语境论者提出的理解机制对Russell派提出挑战。对于特称描述语的理解机制，Russell派主要依靠格赖斯和新格赖斯理论等进行解释，然而这些语用理论，尤其是其中所含的划分，早已受到后格赖斯主义的批判和修补，因而Russell派提出的理解机制遭到一定的质疑。后格赖斯主义，如关联论、默认语义学等，针对特称描述语的理解提供一定的解释，但是对于语义内容和语境如何共同作用确定其语义，仍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此外，Russell派提出的理解机制聚焦于属性/指称用法，没有涉及特称描述语的其他用法，即类指用法和述谓用法。而关联论者则尝试在一个理论框架下解释特称描述语的所有用法。因而，如何从后格赖斯主义的理论视角审视这一语言现象，提出新的理解机制，并证明其可行性是该研究的另一大趋势。

第四，从研究性质上看，纯语义研究一统天下的格局逐渐被语义—语用界面研究的潮流所打破。为了维护经典逻辑的有效性，Russell派尝试从静态的角度对特称描述语进行语义分析，其研究性质是纯语义研究，力图在语义学的范围内分析特称描述语。Donnellan派，特别是语境论者更多考虑到自然语言处理中的语境因素，认为自然语言中语句表达的命题需要语境补充才能完整。因而特称描述语经历从纯语义研究到语义—语用界面研究的趋势。

最后，从方法论上看，尽管理论思辨法仍是主流，但语境论者已开始尝试用实证研究验证各种抽象的理解模式。Russell派主要使用表达和指示物之间的二元关系，在形式语义学领域做出大量研究，尝试用符号和公式来精确定义和解释特称描述语的语义。Strawson派和Donnellan派研究说话人、使用表达、听话人及指示物之间的四元关系，其各种意义划分模式及理论框架必定有意图性的参与。有的关联论者补充细则，力求对关联性进行对比评估，以此实证理论框架的解释力。可见，除了在可能世界语义学范围内理论思辨特称描述语的理解问题，还可以对受试进行实验，找出人们在真实动态语境中的理解机制。

从以上研究趋势可见，未来特称描述语的研究可以沿着语义作用、语境作用以及理解机制这3个维度展开，找出语义和语境如何共同作用以确定特称描述语的意义，同时研究方法上可多向实证研究靠拢。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自从Russell强调特称描述语的重要性以来，在这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研究中，相关的争论可谓是“军阀混战”，至今难以看到“胜利的曙光”(陈晓平 2012:31)。本研究梳理各派学者在特称描述语语义、语境作用和理解机制方面的观点和分歧，阐明特称描述语经历从纯语义研究到语义—语用界面研究的趋势，指出今后的研究方向。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鉴于研究目的和哲学立场的不同，Strawson和Donnellan对Russell的批评存在一定偏差。Russell的描述语理论是在逻辑学的框架里解决哲学中“存在”的难题，对语言处理难免有许多强制性的成分，其理论及其引发的争论是语言哲学转向的启程。我们既不能从语用学和认知学的视角去责难它、贬低它，也不能忽视其逻辑哲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杨雪芹 2010:79)。因此各派的观点均有道理，只不过是看到问题的不同方面，如同盲人摸象，我们只有吸取各家的长处，方能更深刻地认识特称描述语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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