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光训主教开启的一个对外窗口
——爱德基金会

张化

（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中心，上海200083）

丁光训主教开启的一个对外窗口
——爱德基金会

张化

（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中心，上海200083）

爱德基金会成立于1985年4月，是由中国基督徒发起，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参与的民间团体，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成立的非营利组织和国内最具影响的民间组织之一，是中国改革开放国策的产物，是中国大陆的“公益特区”。这个特区由丁光训、韩文藻等人催生，得到韩培信、阎明复等领导的支持和帮助，经匡亚明等老同志的保荐，由江苏省政府批准成立。经过30多年的维护和拓展，爱德已成为中国大陆宗教界开展民间外交之窗、海外观察中国大陆宗教信仰自由状况之窗、引入世界公益慈善先进理念和先进方法之窗，也成为中国大陆宗教界人士开展民间外交的示范之窗，配合一带一路战略走出去的向导之窗。

丁光训；匡亚明；爱德基金会；民间外交

一、爱德基金会简介

爱德基金会 （下文在不产生歧义的情况下，简称 “爱德”）成立于1985年4月，是由中国基督徒发起，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参与的民间团体，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成立的非营利组织和国内最具影响的民间组织之一。爱德的宗旨是：在信仰互相尊重的原则下共同献策出力，开展同海内外的友好交往，发展我国的社会公益事业，促进社会发展，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维护世界和平。爱德的目标是：促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事业，促进基督徒积极参与我国的社会发展；促进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资源分享。爱德对自己的定位是：资源的整合者，服务的创新者，能力的建设者，理论的倡导者。

爱德因其卓越的贡献，获得很多荣誉：1997年获国务院颁发的 “第三届全国助残先进集体”称号，1999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2006年荣获第二届中国消除贫困奖——机构奖，2008年荣获中华慈善奖，2009年再次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2010年获评 “中国社会创新奖”，2011年获评 “中国5A级社会组织”，2012年获评 “中国慈善推动者”称号，2013年获评 “年度慈善透明榜样”称号、“年度中国公益慈善组织信息披露卓越组织奖”，2014年获评 “公益行动奖”。

三十多年来，爱德所做的工作可分为三大类：公益慈善、印刷 《圣经》、开展对外友好交往。在公益慈善方面，每年的捐赠收入，由最初的50多万元，至2015年超过1.5亿元。迄今共筹集捐赠资金20多亿元以及大量实物。所做公益慈善项目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逾千万人受益。在印刷 《圣经》方面，爱德旗下的爱德印刷有限公司是中国 《圣经》印刷的主要基地、世界最大的《圣经》印刷厂之一。到2016年7月底，已印刷《圣经》1.51亿册。这些 《圣经》使用了90多种语种，服务的国家和地区达70多个。2015年，印刷各类精装书2064万册，其中 《圣经》1387万册。这些 《圣经》中服务于中国的394万册，用于出口993万册，出口占72%。在对外交往方面，爱德成为中国大陆宗教界开展民间外交之窗、海外观察中国大陆宗教信仰自由状况之窗、引入世界公益慈善先进理念和先进方法之窗。三十多年来，爱德机构健康成长，从最初的3个人、2张桌子，到目前海内外有6个办公室、85名员工，以及一个印刷企业。

二、丁光训主教开启了爱德之窗

爱德基金会的成立，是中国改革开放国策的产物。1982年下发的中共中央19号文件，肯定了宗教教职人员所进行的 “社会公益”工作，要求宗教界发展宗教方面的对外友好关系。此后的政策，越来越多地鼓励和引导宗教界开展社会公益和对外友好往来。1984年8月5日，负责统战、民族、宗教工作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会上要求基督教 “量力的、有选择地兴办某些社会公益服务事业……使基督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应有的作用……继续与国际基督教界人士进行友好往来”［1］。在爱德成立的前夕——1985年4月3日——中共中央分管统战工作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指示统战部“要善于引导他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条件，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举办某些社会公益事业”［2］。

尽管有此政策背景，爱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是中国大陆的 “公益特区”。特区就是特事特办之区。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是深圳等地，由邓小平特批。爱德这个公益特区是怎么诞生的呢？

1980年代初，丁主教和韩文藻在与海外宗教人士的交往中，萌发了挖掘海外基督教资源，接受境外友好人士和团体无条件捐助，服务于中国大陆社会和教会的想法，希望探索出一种国际基督教间资源分享的新模式，走出一条中国基督徒参与国家建设和服务社会的新途径。但19号文件规定：宗教团体和个人均不得接受外国宗教组织提供的津贴和办教经费；外国宗教徒不附带条件的大宗捐献，也要经省级政府或中央主管部门批准，方可由宗教团体接受。事实上，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确实存在，也需要防范。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一个由宗教界人士发起，经常与海外宗教组织和宗教领袖打交道的组织，更为敏感。但经过一番努力，这一设想最终得到了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韩培信、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等领导的支持和帮助。最终，爱德由江苏省政府批准成立。成立后数年，爱德基本在江苏范围内开展活动，后逐步扩大到浙江等省。1994年，爱德董事会决定将工作重心转向西部贫困地区，工作范围随之扩大。

江苏省能给爱德颁发准生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匡亚明等老同志的保荐。匡亚明 （1906～1996）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革命家，文革前就是行政6级的高级干部 （一般省委书记是7级干部，省长是8级）；解放前曾做过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了解和理解宗教。他又是新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代表性人物。1955~1963年任东北人民大学（后更名为吉林大学）常务书记兼校长；1963～1966年、1978～1982年，两度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82年起任南大名誉校长。1979年至1985年5月13日，他担任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5年，他79岁，是德高望重的老干部，说话比较有分量。经他与省领导沟通，爱德才得以在江苏诞生。韩培信 （1921～）是一位孤儿出身、1940年入党的老革命。退休后，1993～1996年任江苏省扶贫基金会理事长，曾设立 “韩培信教育基金会”，扶持家乡孤困学生，现在仍是爱德的顾问。当时的江苏省长顾秀莲 （1936～）比匡亚明小30岁，1953～1954年在东北公安干部学校学习，属匡亚明的学生辈。

匡亚明与丁主教是什么关系呢？可谓志同道合、惺惺相惜。1960年代，他们都是江苏选出的全国人大代表，相识相知于北京。文革后期，再相遇于共同就医的一位老中医处。1977年，丁主教当选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与匡亚明同时活跃于江苏的社会舞台。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恢复工作，赵复三任副所长。很快，与基督教渊源颇深的赵复三就与几位同事到南京，与丁主教会商以金陵协和神学院教师为班底，在南京大学建立第二个宗教研究所的可能性。丁主教知道，这与匡亚明的设想正好不谋而合，即带赵复三等人与匡亚明面商，当场拍板。1979年1月1日，南大宗教研究所成立，设址神学院，丁主教任所长。在丁主教看来，宗教所是为恢复金陵神学院做准备。1981年2月，金陵神学院恢复办学，丁主教任院长。神学院教师作为研究所研究人员，经常在南大开全校性或针对哲学系的讲座，持续至1990年代。

江苏省能给爱德颁发准生证，相当程度上还因为丁主教和韩文藻在省内的声望和地位。这时，丁主教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韩文藻任江苏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江苏省基督教协会会长，江苏省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后于1997年任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两位都是中国基督教的领袖人物，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朋友；在此前的合作共事中，他们胸有全局、进退有度、办事稳妥、值得信赖。

江苏省能给爱德颁发准生证，相当程度上是因为爱德不是宗教团体，也不从事宗教事务，只是一个由中国基督徒发起，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参与的民间团体，可以避免违反宗教政策中有关宗教团体不能接受大宗外国捐献的规定。这么多年来，虽然在爱德董事会成员中基督教界人士占比很高，而且大多是全国或地方上的教会领袖，但爱德坚守自身性质。他们聘请的外籍教师坚守不传教的约定。印刷机构至今坚守一条约定：印各种书籍，而不是只印《圣经》，甚至不提主要印 《圣经》。爱德这一非宗教团体的性质特征，在海外教会圈引起过是否值得支持的争论，有的最终选择了不支持。也就是说，爱德在遵守中国宗教政策的同时，还产生过国际基督教界的认可问题。

江苏省颁发准生证后，爱德抓紧时机成立。1985年3月22日，丁主教代表爱德基金会与作为合作伙伴的联合圣经公会在香港签署了备忘录③，并与韩文藻等人一起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即将成立爱德基金会。发布会选址香港，是为了便于对海外宣传。4月19日，在南京召开爱德基金会首届董事会，爱德基金会正式成立。董事会由丁主教任董事长，匡亚明任名誉董事长，韩文藻任总干事，江苏省宗教事务局局长任副总干事。爱德的会标由匡亚明题写。8月，聘请的首批22位外籍教师到南京，丁主教和匡亚明分别与他们见面、交流，爱德开始运作。此后至2003年，外聘教师事项由南京大学教师丁言仁负责。

1986年，爱德组建印刷厂。该厂由江宁县政府以提供土地的形式，与爱德基金会合资创办。对江宁而言，该项目可以引进资金和设备，促进当地经济发展。11月，印刷厂破土动工。1987年7月，联合圣经公会捐赠印刷设备。同年，印出第一本《圣经》，上面注明由江宁印刷厂印刷。1988年6月，成立爱德印刷有限公司，系中外合资企业，中方是爱德基金会投资的南京爱德发展有限公司，外方是联合圣经公会为此在香港专门成立的一个公司。

如今，在爱德印刷公司网站首页的显著位置，写着丁主教的话 “《圣经》使我们联合”，贴切地反映了爱德的缘起，而联合的核心人物就是丁主教。1989年3月，丁主教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对爱德的关心和保护更加给力。

三、爱德是中国大陆宗教界开展民间外交之窗

爱德是中国大陆最早一家吸收外资开展公益的民间机构，与海外有着天然的联系，具有开展民间外交的先天优势。到目前为止，已与20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组织发生交往。至今可能仍是中国大陆接待海外人士最多的非政府组织之一。爱德在西方宗教界的影响尤其大。中国大陆教会人士出访或接待来访，西方宗教界都会主动关心爱德的情况，要求参观爱德，特别是印刷机构。

创办之后的20多年中，爱德的资金大部分来自德国、瑞典、美国、英国、挪威等国基督教教会的友好团体。2005年，爱德所收捐款90%以上还是来自国外。但爱德人深信，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必须由中国人民起主导作用。2004年，成立爱德宣传筹资团队，启动国内募捐工作。此后，筹款数保持高位增长。2015年，全年筹款超过1.5亿元，比上年增加50%；其中筹自大陆的超过1亿元，占76%。2007年，开始通过网络筹款，至2015年，有2千万人参与捐款，筹款8千万元。近年来，网络筹款能力快速提升，2015年就筹得5800万元。

2014年起，随着善款来源的结构转型，爱德制定了新一轮国际化战略：从过去走出去以引进资源为主到如今走出去以提供服务为主。2014年7月获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特别谘商地位；2015年，作为由147个国家的147个机构组成的国际救灾联盟的创始机构和在中国的唯一成员，第一时间奔赴尼泊尔地震灾区开展国际救援；同年7月1日，爱德非洲办公室和爱德印刷非洲客服中心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揭牌成立，这是中国大陆第一家公益机构在非洲正式设立办公室，是终结中国大陆民间组织国际化 “四无”①状态的一个里程碑式标志。值得指出的是，这一轮国际化战略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几乎同步推进。

爱德的宗教和民间基因让爱德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具有许多独特的优势。2015年4月25日11 时41分，尼泊尔发生7.9级地震，尼泊尔政府请求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爱德基金会在当天14时30分即与国际救灾联盟日内瓦秘书处及国际救灾联盟尼泊尔成员机构取得联系，商讨如何开展援助。24小时内，中国国际救援队一行69人抵达尼泊尔。整个救灾期间，爱德直接派出5批次共10多名工作人员，与当地合作伙伴一起工作。5月，爱德获得香港特区拨付的584.6万港币专款，用于尼泊尔救援。2016年4月16日18时58分，厄瓜多尔发生7.8级地震。20日，爱德的国际救援联盟合作伙伴即派员前往。22日，首批爱德救灾队员抵达厄瓜多尔。经与厄瓜多尔华人华侨总会沟通，爱德地震救援队顺利抵达，后又得到台湾中华基督教两岸交流协会、台湾安德烈慈善协会支持，共同开展救援。这是两岸民间力量首次联合开展海外救援，标志着两岸民间救援翻开了新的一页。

四、爱德是海外观察中国大陆宗教信仰自由状况之窗

爱德基金会是中国大陆最早成立的有宗教背景的基金会，与海外不仅有事工合作，还有频繁的人员往来。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爱德客观上成为海外教会，乃至西方社会观察中国大陆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的窗口。

爱德见证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大陆宗教信仰自由状况评价的变化。许多年前，在荷兰安德鲁弟兄等人的鼓动下，西方社会很多人向 “铁幕”后、“竹幕”后社会偷运 《圣经》，每年都有大量 《圣经》通过海、陆、空等渠道偷运进中国大陆。海关查禁也成为西方攻击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口实。联合圣经公会长期听信海外反华宣传，出资支持偷运。丁主教等人不计前嫌，希望他们向前看，问他们是否愿意提供印刷设备、圣经纸和版权，在中国大陆印刷 《圣经》。爱德运行后，联合圣经公会在其出版物上表明该会坚决反对向中国大陆偷运 《圣经》。爱德印刷公司的健康生存和发展，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大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以及中国大陆教会的健康发展。后来，联合圣经公会为了证明自己决策的正确，也在国际社会宣传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事实。中国基督教界在香港、美国和德国举办的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上，也介绍爱德的工作以及 《圣经》在中国大陆大量印刷的事实，纠正视听。

爱德的各类项目，从聘请外籍教师起步。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各地、各学校都紧缺外语教师，何况是免费的、高水平的外籍教师。对渴望服务中国的外国基督教友人而言，来中国教英文，是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使他们有机会深入中国社会，尤其是偏远山区，了解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双方的需求决定了这是一个双赢的结局。30年来，3500多人次的外教到中国任教。事实上，他们较早地、较深入地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加深了对中国社会，包括基督教会的了解和理解。在国际社会中，他们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国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观察员和义务宣传员。

爱德与海外的合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中国大陆基督教界人士为主的民间团体首次与海外教会机构的合作。基于资源普世共享的共识，双方开启了全新的合作模式。对海外教会机构而言，与爱德合作是对重新诠释基督教使命的一种尝试。他们着意改变1949年前殖民式的传教模式，努力实践一种互相尊重和赋权增能的新方式。他们尊重中国教会的三自原则，承认爱德是中国社会各界领袖发起的一家中国机构。也就是说，爱德是以丁主教为核心的中国人掌控和管理的基金会。这与1949年前的差会与中国教会的关系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爱德是中国大陆宗教界做公益慈善活动的先试先行者和带动者。当时，还没有允许宗教界做慈善的政策。直到2009年，我国发布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09～2010）》，才清楚地表明，要 “鼓励和支持宗教界开展社会公益慈善活动，探索宗教服务社会、服务人群的方法和途径”。2012年，国家宗教局等六部委联合发布 《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宗教界做公益慈善才有了公共政策做保障。但因为爱德的影响和帮助，中国基督教比其他宗教更早、更普遍地自办公益慈善活动和基金会。比如，2009年，爱德和江苏基督教两会合作创办了江苏基督教爱心公益基金。基督教在服务社会的同时，逐步形成基督教内部的互相支持，主要是苏南支持苏北教会，东部支持西部教会。

爱德已经成为中国大陆民间组织的孵化器。在各地政府积极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大背景下，2009年4月，爱德成立了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以培育扶持、平台建设、资源整合、研究倡导为目标，向入驻的社会组织提供共享的工作空间，通过专业的咨询、培训辅导和资源链接，全面提升社会组织在机构治理、团队建设、资源拓展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能力，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仅2015年一年，培育社会组织45家，托管政府公益创投资金1352万元，监测管理公益项目280个；全年办大型论坛和研讨会10多次，参会者超过3000人次。2014年7月、2015年11月受江苏省委统战部和省宗教局委托，爱德承办了两期江苏省宗教界公益慈善研讨培训班，来自全省五大宗教的近200位负责人参加了每期5天的培训。对宗教界进行公益慈善培训，在全国是首创，也开启了不同宗教间对话和合作的新模式。

五、爱德是引入世界公益慈善先进理念和先进方法之窗

爱德是中国大陆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服务和社区发展的开拓者和先驱。从成立起，就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通道，他们向国际机构学习发展理念和项目管理，结合中国实际，反复实践，形成了一整套中国化的理念和行之有效的方法。

理念之一：需求决定存在。只要社会有客观需求，发现和满足这种需求的非营利组织就有存在的理由和发展壮大的可能性；反之，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爱德寻找并瞄准社会需求，坚持雪中送炭，以满足最需要帮助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为基本目标。根据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项目领域从教育逐渐发展到医疗卫生、社会福利、防盲特教、农村发展、环境保护、妇女发展等各方面。项目内容从引进外教扩展到八大类、数十种公益项目，包括爱德祖母、社区康复、乡村医生培训、艾滋病预防宣传教育、改善民工子弟学习环境、薪火工程、重返校园、危校重建、社区综合发展、阳光生态工程、砍头树种植工程和法律援助等一批深受群众欢迎的项目。成立之初，项目区域主要在中国的东部地区，1993年起重点转向西部山区、黄土高原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理念之二：诚信是生命。非营利组织从事的是公益事业，目标是将社会初次分配的资源通过自愿捐助的形式，以公益之手实现社会再分配，扶贫济困，缩小贫富差距，推进社会公平、公正。要让捐款人或企业自愿捐款给非营利组织，诚信最重要。爱德建立并严格执行了一套透明、公开、可监督的财务制度，每年经权威审计机构审计并公布财务状况。因此，爱德赢得了捐款人和企业的信任，事业逐年发展。

理念之三：用好每一分钱。非营利组织筹款难，用好款更难。只有高效益地管好、用好每一分捐款，才有可能获得社会认同，得到更多捐款。爱德坚持 “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的三实作风。凡社会和群众没有需要或没有实际效果的事，即使有资源也不做；凡是花钱的事都以节约为原则，资源再丰富也省着花、科学地花；凡是项目捐款，项目完成后的余钱，不论多少一律退还捐赠方。爱德制定了一系列比较严密的管理措施来保证资金的安全使用：从源头抓起，科学、合理地设计项目，以尽可能少的投入争取尽可能多的效益产出；保持与项目区群众的直接联系，经常到项目现场检查，这成为爱德保证项目质量和资金安全的秘诀。

方法之一：参与式。在世界各地的扶贫项目中，参与式方法已得到广泛应用。爱德将参与式方法移植到国内，并使之本土化。在筹款方面，归纳出 “三个一点”，即爱德资助一点，地方政府配套一点，受益群众主要以义务投工投劳等形式自筹一点。这样，爱德的资助款就成了种子钱、催化剂，既减少了当地的依赖性，增强了独立性，也促进了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在项目计划、监测和评估方面，是 “三个参与”，即群众、专家、地方政府的全程参与，包括培训、实地调查、研究立项、实施、检查验收。群众是需求主体和受益主体。群众对项目的决策参与，决定了项目的现实意义和可行性；群众对项目实施过程的参与，是项目内在质量的根本保证；群众是否满意，是检验项目的最终标准。专家的参与，是项目在技术上成功的保障。地方政府的参与，可以为立项提供综合的、科学的依据，为落实项目组织力量、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方法之二：小额信贷。小额信贷作为一种扶贫方式，已在世界各国试行和推广多年，并被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扶贫手段。但小额信贷被介绍进我国的时间还比较短，如何落实更缺经验。爱德在项目中，特别是农村发展项目中引入小额信贷的做法，并与参与式方法相结合，不但提高了贫困地区农民的收入，也加强了农民的能力建设、村级自治组织建设和民主管理，促进了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丁光训主教当年开启的这扇窗，经过30多年的维护和拓展，已成为中国大陆宗教界人士开展民间外交的示范之窗，配合一带一路战略走出去的向导之窗。

注释：

①即无固定项目、固定经费来源、当地雇员和固定办公场所。

②本研究获上海市教委高原学科 （上海大学中国史）资助，特致谢意。

③爱德基金会编，《三十周年·爱的脚踪》（内部出版物），第17页。

［1］杨静仁.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八月五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 ［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119.

［2］习仲勋.一定要抓紧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一九八五年四月三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126.

（责任编辑：张迦寓）

10.3969/J.ISSN.1672-0911.2017.03.053

D635

A

1672－0911（2017）03－0053－06

2017-01-10

张 化 （1953-），女，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中心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