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以暴力抗恶
——列夫·托尔斯泰政治思想探析

楚盛男

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学院，上海，200042



勿以暴力抗恶
——列夫·托尔斯泰政治思想探析

楚盛男

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学院，上海，200042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不仅是一位享誉世界的文学艺术家，也是一位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不仅内容极为丰富，而且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许多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未过时，特别是关于暴力与国家(政府)关系的思想，是托尔斯泰政治思想的中心，揭示了他对西方民主本质等问题的洞见性认识。在当今冲突遍布、动荡不安的国际社会中，选择重新认识并接受以“否定暴力”为中心的托尔斯泰主义表现了人们对种族、党派、教派仇恨和滥杀的厌憎以及对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和关爱的呼唤。

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主义；暴力；国家(政府)；勿以暴力抗恶

被称作俄罗斯大地伟大作家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不仅是一位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家。他热爱研究历史，关注社会现实，相对于“个人”的命运，他更关心那些永恒的话题。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满怀着拯救俄国、拯救世界的崇高理想，有人曾半带戏谑地评论：如果上帝会自己写作，他一定是像托尔斯泰那样。“谁之过？”和“怎么办？”这两个俄国知识分子心中永恒的问号同样也在他的脑海中萦绕不去。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不满足于只研究有关社会问题，同时还在各阶层特别是社会底层民众中走访和调查，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努力学习从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

1 托尔斯泰与托尔斯泰主义

19世纪八九十年代，托尔斯泰完成了思想激变，开始更多关注俄罗斯广大民众的情绪和渴望。从1880年开始，《忏悔录》《我信仰什么》《我们到底怎么办》《天国在你们心中》《当代奴隶制度》《不可杀戮》等政论文代表作一篇接一篇问世，甚至在同一时间有几种文字的译本公开发表。这些文章都是针对当时社会生活最迫切和最尖锐的问题，对当局向人民作出的经济、政治、宗教谎言进行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批判。

“思想家”托尔斯泰经常被讥讽和受批判。十月革命前，许多人就认为托尔斯泰的社会理想是远远落后于时代的痴梦，是一个经历了基督在山丘显圣的一世纪的犹太人穿越到19世纪的俄国向人们发出的呼喊：兄弟姊妹们，我们回到沙漠中去吧，那儿的生活好过得多呢。当伟大的基督在山丘上显圣的时候，你们的不幸和你们的惶恐不安就会平静下来[1]。

十月革命之后，学界虽然非常重视对托尔斯泰的研究，但对其思想的认识在列宁公开对其评价之后基本汇聚成同一种声音——在肯定他文学成就的同时，几近全盘否定他的思想，认为托翁是“一个狂热笃信基督的地主”“一个可笑的预言家”。

如果说托尔斯泰的政治思想果真是可笑、陈腐的，那么为什么从托尔斯泰主义诞生时起直至今日追随者仍甚众？为什么读过那些写于100多年前的“不合时宜”的文字后却让人心意难平？对此，有必要对托尔斯泰的政治思想加以探究，看看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托尔斯泰在作品中表达的观点和思想在其生前就被称之为“托尔斯泰主义”。虽然被称为“主义”，但实际上并没有形成思想体系，笔者认为这不是由于托尔斯泰缺乏将思想体系化的能力，而主要是因为他本人并不热衷于此。他曾在1900年12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没必要(也没时间)，主要是没必要写一个体系。我在这里所记下的东西，能够解释清楚我对世界的看法。谁需要我的看法，谁就会使用它。”[2]

“托尔斯泰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宽恕、勿以暴力抗恶、勿与任何人为敌、爱他人、道德自我完善、简单生活等，可简要概括为三点，即勿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和爱。这是托尔斯泰及其追随者对“怎么办”的回答。“勿以暴力抗恶”解决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外在制止恶；“道德自我完善”探求的是个人与自身的关系，从内在消除恶；“爱”既是从内部和外部消除恶的方法，又是对理想人类社会的描摹。

2 托尔斯泰的政治思想

阅读托尔斯泰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政论文会发现“暴力”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很高。作为托尔斯泰主义支柱之一的“勿以暴力抗恶”在其政治思想中占据中心位置，是否使用“暴力”是划分善与恶、自由与奴役、天国与人间的界限。

2.1 暴力与国家(政府)

第一，国家(政府)建立和维系的基础是暴力。在托尔斯泰看来，国家从来不是建立在法律之上，而是建立在简单、野蛮的暴力基础上。“我们生活的整个体制，不是像那些在现存制度中居于有利物质地位的人们喜欢意淫的那样，是建立在什么法律原则之上，而是建立在最直白、最野蛮的暴力之上，建立在对人们的杀戮和酷刑之上。”[3]226

国家(政府)推崇财富与权势，要想维持下去，就必须依靠暴力，如果没有暴力，国家将不复存在。但是，维系国家(政府)的暴力并不是普通的简单的暴力，而是有一套复杂的作用机制的暴力。死刑、军队和战争以及国家法律包括的宗教戒律等都是暴力使用的形式。

按照同暴力的关系，社会上的人可以分成三类——暴力的制定者、暴力的实施者和暴力的服从者。地主、商人、法官、参政官、省长、部长、皇帝、军官等社会的上层人物都是暴力的制定者，他们制定、参与暴行，目的在于维持现有的对他们有利的秩序[3]236。“富人之所以凌驾于穷人之上，享有一切特权，不是得助于别的什么，而是得助于树条、监狱、苦役和杀戮。”[3]228

暴力的实施者和暴力的服从者很难截然分开，具体实施暴力的通常是普通民众，他们同时也是暴力的服从者。“人民屈从那种他们认为不合理，对他们不利，甚至具有致命危害的秩序，也是因为他们记得先前他们每次反抗这种秩序的下场。”[3]228但是人民中的很多个体可以从被动屈从到主动遵从甚至卖力执行上层人物制定的暴力，成为奴役自己同胞而“自我”奴役的工具。这种转变是如何实现的？

第二，暴力的制定者还借助于“催眠”“迷醉”把人民变成暴力的同谋。宗教与国家(政府)沆瀣一气对人民“催眠”，不断用“服从上帝的意志”和“爱国主义”来粉饰暴力的正当性：“人们从小就看到，那些被他们通常尊为上帝使者的宗教领袖不仅承认而且颂扬杀戮，看到他们的世俗领袖心安理得地倡导杀戮，个个佩戴引以为荣的杀人武器，并且要求大家为了维护世俗法律，甚至为了服从上帝的诫命而参与杀戮。”[3]239普通民众不断被灌输这种思想——“鞭笞和杀人同基督教义并行不悖，为了一定国家目的不仅需要，而且应当使用鞭笞和杀人手段。”[3]239而那些按照规定服役或者被招募入伍的士兵更是一刻不停地被灌输——他们的神圣职责就在于亲手鞭笞和杀戮，遵从命令进行的鞭笞和杀戮是值得称赞和褒奖的英勇行为。这种持续不断、无孔不入的故意的欺骗就是可怕的“催眠”，使原本的劳动人民变成了暴力的帮凶。

托尔斯泰分析，为了使暴力的服从者更好地变成的实施者，国家用集体参与来掩盖现行秩序和统治暴行的反常与荒谬，被国家制度联在一起的人们因而得以互相推卸罪责，摆脱自己对于从事暴行的罪恶感[3]249-250。“国家统治者总是竭尽全力使尽可能多的人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参与他们进行的、对于他们来说是非进行不可的一切犯罪活动。”[3]250在他看来，吸收普通民众以陪审员身份参加庭审、以义务兵身份参加军队、以选民和代表身份参加地方政府和立法会议的做法，都格外明显地反映了国家(政府)让尽可能多人成为他们暴力同谋的企图。

国家(政府)用赋予“人”某种身份来使“人”“迷醉”，参与暴力或忍受暴力。人天生就有贵贱之分的欺骗和由此产生的“迷醉”状态，使得被国家制度联结在一起的人们被“催眠”，使他们在从事违心活动时不感到良心的谴责。这种“迷醉”使人们在自己和别人心中不再是他“原本的人”，而是“假想的人”——贵族、商人、官员、军官、士兵、沙皇，他们首先应该履行的已经不是“原本的人”的责任，而是好像“高于”“原本的人”的责任的“假想的人”的责任，以那些什么神授或者人为的地位解除了人的地位赋予每个人的责任。

第三，民主国家立宪民主制实质上是“立宪奴隶制”。民主制国家的欺骗性在于普选制。托尔斯泰认为，在所谓最民主的制度下，即便实行普选，人民也不可能表达自己的意志。其原因在于：一是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共同意志”；二是即使存在“共同意志”，这种意志也不可能通过多数票表达。

普选制使人们“自甘为奴”，受骗者天真地以为服从政府就是服从自己，因此，即使国家(政府)发布的命令违背他们的利益和愿望，背叛最高法律和他们的良心，他们也仍会听从。而实际上，“这些伪装的人民自治政府的行动和决定同最专制的政府一样，无不受到交织着派系与阴谋、权势与利欲的斗争和倾轧的制约，很少能够体现全体人民的意志和愿望。”[4]245立宪制国家的人民“好像监狱里的囚犯，以为只要有权投票选举管理监狱内部事务的狱卒，就是获得了自由”[4]245。立宪制国家的人民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以为自己已经或者能够参加政府，因而服从政府就是服从自己，承认政府对他施行的暴力合法，结果就造成立宪制国家的人民永远是奴隶的状况。这就是“立宪奴隶制”。

托尔斯泰认为西欧和美国的代议制政府无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制都不过是在表面上消除了政权代表者的某些胡作非为，但实际上政权的把持者诸如首相、总统仍然只可能是那些卑污、奸诈、道德败坏和见风使舵之徒。为什么代议制虽然使政府活动变得公开，迅速发展起各项可为富人们提供更多生活便利和为国家提供更强大军事实力的精良技术，却没有使大多数人的生活变好。因为“在代议制和普选制下，政府各部门的每一个当权者都受到政权带来的种种有害影响，如行贿、阿谀、争名夺利、独断专行、游手好闲，主要的是卑鄙地参加各种暴行。国会议员受到这种种诱惑的程度更加严重。每一个议员进入政权，都是从贿赂、拉帮结伙、愚弄人民以及许下一些明知不会遵守的诺言起家的。当他取得了议员席位以后，就参与制定各种靠暴力付诸实行的法律。”[4]326

在托尔斯泰眼里，在代议制政体下出现大量的腐化中心，出现了大量游手好闲地依靠劳动人民的劳动为生的人，出现了被称作资产阶级的一整个阶级，他们在暴力的庇护之下脱离艰苦劳动，过着轻松愉快的生活。与之相对照，出现了需要完全依从于那些富有阶级的城市工人阶层，而且随着代议制国家政权一天天地存在下去，他们人数不断增多，处境也日益恶化。代议制和普选制所造成的人人参与政权的更致命的恶果在于，人们越来越脱离直接的农业劳动、越来越希望千方百计地占有他人劳动，这决定了他们的生活必然是不道德的。既然实行了普选制和代议制的西方民族不再愿意也不再习惯在自己的土地上自食其力，那必定要从其他民族取得生存资料，只能通过两种方式，要么是欺骗——开拓市场，要么是暴力——武力殖民。

2.2 消灭社会之恶的方式

2.2.1 正确对待国家(政府)

对待暴力和国家(政府)的正确态度和方式应是毫不抗争地逆来顺受，但绝不能俯首听命，即不使用暴力方式抗恶，永不承认暴力以及和暴力密不可分的政府的“合法性”[4]248。一旦允诺俯首听命于暴力政权，承认政府的合法性，那就会构成一种“双重的罪孽”：“第一重，那些为了摆脱斗争的罪孽而屈从于强暴者的人，却纵容他们所服从的人犯了这种罪孽；第二重，他们允诺在任何情况下都听命于政府，这就背弃了自己真正的自由，即对上帝意志的服从。”[4]341

托尔斯泰经过考察分析，认为劳动者贫困处境的原因是奴隶制度[5]144-199，奴隶制度存在的原因是法令，而法令是建立在有组织的暴力的基础上，有组织的暴力就是政府[5]181。消灭一切政府，才有可能改善人们的状况，把人们从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

对政府活动的任何破坏，尤其是取消政府的活动，毁坏的不过是“生活的温文尔雅的外表”，它“所造成的不是生活的瓦解，而只是暴露出隐蔽的东西，从而给人以纠正它的可能”[5]182。托尔斯泰从现实和理论两个方面作出回答：从现实来说，存在没有政府能够幸福生活的实例，比如乌拉尔的哥萨克。从理论上讲，不管人是否有理性，政府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人没有理性，那么人们之间的一切都靠暴力解决，不需要政府的介入；如果人有理性，那么人们之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理性基础上，也不需要政府这种有组织的暴力的存在。

虽然托尔斯泰坚决主张取消一切政府，但是他并不将自己归为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主张的取消政府必须是在以上帝法律代替人的法律这一前提下进行，最终的是要建立一个以农耕社会为蓝图的人间天国。而无政府主义者没有认识到政府和人的法律的一体性，只看到应当消灭政府，却没有认识到还必须用上帝法律来取代人的法律。

那些无政府主义理论家，“虽然都以不容置辩的理由公正地证明了政权的不合理性和危害性，可是一旦开始谈到社会生活结构是否有可能离开他们所否定的那种人的律法，就立刻变得模棱两可，废话连篇，含糊其辞，立刻陷入了娓娓动听却荒诞不经和毫无根据的假设之中”[4]347。这是因为所有那些无政府主义理论家都不承认那条普遍的、人人都应当服从的上帝的法律。可以看到，托尔斯泰同当时无政府主义者的最大分歧在于消灭政府是否应以上帝法律来进行指导，政府消灭后的人类是否应当遵循上帝法律。

托尔斯泰不赞同无政府主义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时无政府主义者们经常采取的暗杀、爆炸等策略全然违背不以暴力抗恶的原则。

2.2.2 反对暴力革命

“暴力革命已经过时。”[4]240平等和自由不能用暴力手段实现，因为暴力本身是不平等的最露骨表现。全体俄国人民“需要的不是议会，不是恩赐这样那样的自由(把它们列举出来则最清楚不过地表明，其中并不存在纯粹的、真正的自由)，不是立宪会议，也不是用一个暴力政权去取代另一个暴力政权，而是摆脱了一切暴力政权的真正的、完全的自由”[4]240。俄国开始的革命是具有全世界意义的革命，其意义“在于真实的自由。要获得真实的自由，不能靠街垒，不能靠杀人，不能靠任何新的暴力机关，而只能靠停止服从人的意志”[4]240。

因为反对使用暴力，托尔斯泰对宣扬暴力革命的革命分子(如民意党、社会革命党)并不喜欢。“他们(革命分子)的事业不但可怕，而且也和你们(此处指沙皇政府)的事业同样愚蠢，同样徒劳。”[6]90在他看来，革命分子在为其暴力行为所作的辩解同政府的辩解一模一样，即为多数人的幸福做的坏事不是不道德的，只要能为多数人实现我们所想象、所预见以及希望的那种幸福境遇，就可以说谎、抢劫、杀人，而不算是违反道德规则[6]90。他甚至认为，革命分子和政府的区别仅在于后者希望保持原状，前者希望变革。

不过，托尔斯泰认为，尽管革命分子们的行为不值得肯定，但他们的行为远逊于政府的暴力。有些时候，他甚至对革命分子的行为表现出理解，“如果谋杀帝王的人这样做是因为看到人民不堪忍受亚历山大、卡尔诺和亨伯特奴役之苦而为义愤冲动，或者因为个人受辱而思报仇，那么，尽管所采取的行动是极不道德的，但却是可以理解的”[5]202。这种倾向从《复活》中他对克雷利卓夫等的描写以及聂赫留朵夫对革命党人的态度中即有所表现。但从根本上说，托尔斯泰仍然不赞同革命分子们的做法，“以为杀掉这些人便能把人民从压迫和生灵涂炭的战争中解救出来，这实是一种最浅薄的看法”[5]202。

2.2.3 消灭国家(政府)的方式

在消灭政府方式的问题上，托尔斯泰强调一定不可使用暴力，因为“所有用暴力消灭政府的企图，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只不过是导致这样的结果，即建立起新的政府取代被推翻的政府，而这新的政府常常是比它所取代的旧的政府更加残酷……只要是存在着旨在强制一些人执行另一些人的意志的暴力，不管这是什么样的暴力，都必将产生奴隶制度”[5]186-187。

不使用暴力消灭政府，首先要揭露政府对民众的欺骗。政府得以存续的两大谎言，第一，军队是保卫人民所必须的——事实是在基督教的世界里各族人民间的一切敌对只是由政府本身所引起的，军队只是少数统治者所需要的，对人民来说不仅不需要，而且非常有害，它是奴役人们的工具。第二，必须用法律来维护社会秩序——为一切政府所如此看重的法律实质上是人所能犯的最大的罪恶，是政府宗旨的最恶性的明证。

识破国家(政府)的谎言后，人们应当做的就是：拒绝参与政府的活动，不接受任何头衔、职务；拒绝向政府缴纳捐税，也不要享用靠征收捐税得来的任何形式的金钱，例如薪俸、养老金、奖金等形式，也不要享用政府举办的各种事业；拒绝“求助于政府的暴力来保护对土地和其他物品的占有，保护自己的以及自己亲人的安全，而占有土地以及别人的或自己的劳动的一切产品，只能限于这样的范围之内，即别人不对这些物品提出要求的范围之内”[5]193。

托尔斯泰知道，不使用暴力来消灭政府的理论实践起来很难，因此他向人们发出悲情的倡议：“如果人们真正虑及自己弟兄们的状况，而不仅仅是自己个人的，他们就应该不只是准备改变他们所习惯了的全部生活方式，牺牲他们所享受的利益，而且还要准备进行紧张的斗争，不是跟政府斗争，而是跟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家庭斗争，准备因不执行政府的要求而受迫害。”[5]192托尔斯泰所提出的这种不以暴力消灭政府的方式和杜霍伯尔派观点十分相近。杜霍伯尔派的所作所为几乎是对托尔斯泰取消政府、不以暴力抗恶观点的实践样板。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托翁才对他们寄予了厚望，积极参与了19世纪末对杜霍伯尔派的营救。

虽然托尔斯泰曾经反对对取消政府之后生活方式的设计，认为这不是他那个时代的人们所考虑的问题，只要政府被消灭了，自然而然就会有适合自由人们的生活方式。“针对各个不再听命于政权的民族将以什么方式生活这一问题，我们的答复是，我们不但不可能知道这一点，而且不应该幻想有什么别的人能知道这一点。”[4]354

不过，他提出了一些消灭政府后的设想和指导：“无须破坏什么，只须停止参与暴力……俄国人在取消政府的时候用不着去生造一些新的共同生活形式来代替旧的。新的共同生活形式已经存在于俄国民众之中，是俄国民众历来固有的，而且完全符合他们的社会生活要求。”[4]262具体说来，就是俄国已经存在的一些共同管理生产生活的组织形式，如全体成员一律平等的米尔管理制、工厂企业中的劳动组合制、土地村社所有制等。

3 结 语

托尔斯泰认真阐述执着实现的政治理想从一开始就被认为脱离了他的时代，但是这种脱离并不是落后而是一定程度上的超越，对他所处时代的超越，对他同时代人的超越。他的“可笑”也不过是“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罢了。从现实来说，他对暴力、对政府的完全否定显然过于极端，但是又不得不钦服早在一个多世纪前他对西方式民主危机的深刻洞察。

托尔斯泰逝世于1910年，但他在自己的各种著作中已经表达了对暴力、战争和极权的忧虑，这些忧虑在他身后一桩桩、一件件的成为现实：以国家荣誉和利益为名的屠戮，如德、日法西斯；打着信仰的旗号对他人权利自由的扼杀，如极端主义分子。社会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和忧患心理，还有那些挑动对抗，挑动大规模种族、党派、教派仇恨和滥杀无辜的“学说”“理论”已经让现代人深深厌憎。是以暴力对抗暴力，结果带来更多的暴力，还是选择其他方式恢复社会的和平安宁，这或许正是人们选择重新认识接受托尔斯泰的原因，也是对人性复归、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和关爱的呼唤。

[1]柯罗连科.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C]//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00-224

[2]Л Н Толстой.ПолноесобраниесочиненийЛ. Н. Толстогов 90 томах：T54[M].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35：73

[3]Л Н Толстой．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Л. Н. Толстого в 90 томах：T28[M]．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57

[4]Л Н Толстой.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Л. Н.Толстого в 90 томах：T36[M]．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36

[5]Л Н Толстой.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Л. Н. Толстого в 90 томах：T34[M].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52

[6]Л Н Толстой.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Л. Н.Толстого в 90 томах：T37[M].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56

(责任编辑：周博)

10.3969/j.issn.1673-2006.2017.02.001

2016-11-09

上海市085工程“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生海外调研计划”。

楚盛男(1978-)，女，山东滕州人，博士研究生，俄罗斯联邦阿穆尔国立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外国法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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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2006(2017)02-00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