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室的隐喻与现实的批判
——巴金《第四病室》与契诃夫《第六病室》比较探究

赵文菲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0000）

病室的隐喻与现实的批判
——巴金《第四病室》与契诃夫《第六病室》比较探究

赵文菲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0000）

在关于“病室”的描写上，小说《第四病室》和《第六病室》是颇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其中，巴金和契诃夫都通过“病室”一词却隐喻出风格各异的主题倾向，以及据此引申出社会政治文化的批判，令人深思。两部作品主要运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种不同文学背景下的不同表现手法，通过三个具体环节即病室之境、病室之病和病室之药将虽然背景不同但一样黑暗的政治文化环境、小人物肉体和精神所经受的病态折磨以及作者所赋予社会的人道主义药方一一表现出来。由此，由病室引出的对病态社会的批判和对小人物的同情与救赎也展现的淋漓尽致。

“病室”的隐喻 ;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主题批判;病态社会

对于病的隐喻描写，美国文艺理论家苏珊·桑塔格曾以一部经典的社会批评之作——《疾病的隐喻》闻名于世。桑塔格认为，疾病的含义是会变异转换的，其中文学修饰词语“隐喻”对此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使其从一开始的身体疾病引申成社会道德伦理的批判，又进一步引申成意识形态化下的话语压迫。由此，在作家作品中，关于疾病的描述也不得不惹人注意。在文学作品中，疾病常常被赋予社会道德、政治文化等主题的隐喻色彩。巴金的《第四病室》与契诃夫的《第六病室》共同取名自“病室”，故而“病室”其名自然有着对当时病态社会的影射与批判。两部小说内容和情节展开的背景也都是基于对病室的描写，但两者有着不同主题内涵，即一个是现实主义写作背景下的，一个是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这种不同的写作主题内涵又主要表现在隐喻含义和社会批判内容上。下面就具体从病室之境、病室之病和病室之药三个方面来对两部作品内容主题进行比较探究。

一、病室之境

病室之境，此处的“境”主要是针对两部作品中的病室环境描写而言。虽然都是对病室的刻画，但在描写手法上两位文学大家却有着不同的文学切入方式。

20世纪40年代初期，巴金因病滞留贵阳，经朋友介绍入住当时所属国统区的中央医院。而当时适逢战事焦灼，医院医疗卫生条件不济，再加上良医难求，巴金所在的三等病房竟成了受难者再次历经痛苦的聚集地。国况民生如此，巴金从自身经历出发，通过文学反映时事和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下等人”的生之艰难，《第四病室》的写作水到渠成。对于主人公的居住环境，巴金笔下的第四病室，可以说是对病室全景式的描述，是客观的环境描写。例如当“我”首次进入第四病室时，对于病室的环境作者这样描写道：

“到处都是床和人，我抱着我的一包衣物，穿过病房中间窄小的过道走向五号病床。床上铺着白布被单，上面还留着一块饭碗口大的黄色药迹。床头靠着墙，左面挨近第六号病床，右边靠近第四号，不过中间各有一条过道，各隔着一个小小的方木柜，左边柜上放着两个吐痰的杯子和两把茶壶。床下有一个方凳，凳上放着一把起了一点锈的便壶。”[1](P202)

接着作者又写了病房潮湿阴冷的地面，不停漏雨的屋顶，病床下便盆无人清理时的臭气熏天、难以忍受。病房中还混合住有患伤寒、梅毒等传染病患者。金钱成为支配人们生活的唯一利器：无钱的病人遭受冷遇；对有钱的病人，医生“尽职尽责”，反之则敷衍塞责，不管不问，态度冷漠……

小说对于病房环境描绘生动形象，让人唏嘘叹然，有身临其境之感。而巴金也曾说过，这部《第四病室》是依照自己的亲身经历改编而成的，也是其当时艰难生活的实时记录。由此可见，作者用其敏锐的观察力和高超的现实主义描写手法再现了一幅脏乱不堪的病室之境。同样作为病房环境描写的一个更深方面的寓意：文学作品是社会现实的艺术再现，一个小小的三等病房无异于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饱受苦难的百姓群像的再现：在病室中经历苦痛煎熬最终走向死亡的病人即是在战火横行和生活在白色恐怖中的贫苦百姓的缩影。这样的真实再现令人不寒而栗。

而契诃夫的笔下的《第六病室》也非良善之地。对于病室周围的环境，作者这样描写到：

“医院的院子里有一幢不大的屋子，周围生长着密密麻麻的牛蒡、荨麻和野生的大麻。小屋的房顶生了锈，烟囱半歪半斜，门前的台阶已经朽坏，满是杂草。那些尖端朝上的钉子、院墙、小屋本身都带着阴郁的、罪孽深重的特殊模样，那是只有我们医院和监狱的房屋才会有的。”[2](P402)

不同于巴金对第四病室全景式的扫描，契诃夫对第六病室的描述是带有强烈主观性的。小说通过“牛蒡、荨麻、大麻”，还有“生锈的房顶、朽坏的台阶、斑驳的灰泥”这些带有象征意义的描写对象来进行印象式的现代主义书写。这样的描述让我们有一种不寒而栗的阴森可怖之感，再加上“阴郁、罪孽深重”等词语的运用，一个灰暗、畸形，并且缺少阳光与温暖的第六病室浮现在读者的脑海。再加上病室内锈迹斑斑的铁窗、脏乱难忍的地板，臭虫、垃圾的随意堆放，还有病室里杂役、助理护士和他们的孩子与病人杂乱居住，医生和总务长向病人勒索钱财，找不到生存意义的病人以及一个凶狠残暴的看守人……由此作者通过荒唐怪诞的写作手法将一个混乱腐败的第六病室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样不堪的病室环境，一方面是具体病室脏乱的写照，另一方面也是作者对沙皇统治下的死气沉沉的黑暗社会的控诉。而这个文学作品中荒诞存在的病室也并非作家凭空想象而来的，其原型所在就是当时沙皇政府对犯人驱逐流放的地方——萨哈林岛。契诃夫写作前曾在那里对农民和流放犯做过为期三个月的实地调查，之后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道萨哈林岛的环境恶劣、无人监管、瘟疫遍野，仿佛地狱般的情景，令人印象深刻。不久之后，《第六病室》面世。契诃夫通过文学作品里荒诞的现代主义手法再现了一个沙俄专制下的腐朽、黑暗的社会环境，令人深思。

二、病室之病

对于病室里病人所患的疾病的描述方式，在《第四病室》和《第六病室》里也有不同的表达，一个是传统式的现实主义描写，另一个则是荒诞性的现代主义刻画。

巴金的《第四病室》更多的是疾病对病人肉体折磨所带来的痛苦的描绘。有着不同年龄和职业的人们齐聚第四病室，他们中间有黄包车夫、有木器工、职业人员，还有尚无工作的待业人员等等。在这样的病室里，也同样混杂着各种内患外伤：梅毒、胆囊炎、盲肠炎、烧伤、接骨等病症。对于病人因其所患病症而遭受的痛苦折磨，作者也是通过病室中从不间断的呻吟喊叫和医护人员的粗鲁对待中不加修饰地客观展现出来：一号床的老陈本是来接骨的，但在病床上连续躺了近两个月的他甚至都没有取下石膏支架，被褥下的身子似乎成了一堆不知所谓的耸起的东西；终日不见荤腥的二号病患却沾染上了梅毒，而每次探病后他的亲生儿子都会频繁地洗手，甚至连给虚弱的父亲输血都不肯；十一床的病人原本因公受伤但公司对其置之不理，面对十一床病人的哀求与呻吟，医护人员不闻不问，以至于本来结实健壮的他终于不治而亡时，护理工老郑还因为拿不到钱还狠狠给了已被打成包裹状的十一床一巴掌；不得不挖去眼珠的十二床；病人死去后，还在开玩笑的病友们；还有主人公“我”本来因胆囊发炎入院治疗，但在漫长的等待终于割了一次肚皮后，最后还是带着胆囊离开……医者无德、亲情淡漠、风气败坏、人格堕落……这些病痛和不良的社会风气通过作者近乎真实的现实主义描写手法展现得淋漓尽致，令人感到窒息。

契诃夫的《第六病室》则更注重对病人精神状态的刻画，其中病人荒诞的精神世界的孤独和迷失是病症之所在。契诃夫的小说风格一贯如此，《第六病室》中没有精巧布局的故事结构，人物形象也并不独特离奇，小说以第六病室为背景依托，以拉京医生与知识阶层的格罗莫夫的辩论为主要线索，却将一个颠倒了是非黑白的混乱、荒诞的社会展现在出来。

小说中主人公的格罗莫夫是一个心怀理想、充满智慧、有正义感的小职员，他曾为社会的不正风气和穷苦人民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打抱不平，而他“病”就病在这里。在被逮捕羁押之前，虽然他话语犀利，冲动易怒，但人们并不讨厌他，因为他善良的性格，渊博的知识总会唤起人们心中美好的、热烈的感情。因为情感太过敏感，从眼前经过的一群押解犯让其感慨万千，做出一系列不合常规的举动，而最终被羁押进了一个看管精神病人的地方——第六病室。尽管格罗莫夫时常感觉人性的压制与得不到解放的愤懑，他一次又一次地发表不同意见，但与此同时，他也冷静地认识到现实的冷漠与残酷，监狱中羁押的犯人让他看到了自己将来的结果，他不过也是生活在沙皇俄国统治下的大监狱中的一个。讽刺的是，他刚看清这一点就被关进了精神病院，愈是清醒的人愈不被这个社会接受。以前那些喜欢他的人们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把他忘得干干净净，人与人之间所谓的温情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铁窗和凶狠残暴的看门人。拉京医生也是一个有想法有抱负的上层人士，他曾为维护医院的合法制度做过努力，但是在黑暗现实的面前他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无能无力，于是他采取逃避现实的避世策略以求得现世的安稳和谐。然而残酷的现实与他闭目不争的妥协态度让他更加挣扎痛苦，终于在与被关押的格罗莫夫的进行一系列辩论争吵后，他慢慢清醒并有所反抗。最后，毫无悬念的，拉京医生也被关进了第六病室，由医生成为病人、成为其他医生眼中的疯子最后被折磨致死。而他究竟是不是疯了，有没有精神病，没有人能回答。只要看清了沙俄的黑暗统治，只要有良知、清醒、正义、理想、懂得反抗的人都会被关进第六病室，因为在专制的社会里，这些都是“病”，就像英国作家奥威尔在小说《一九八四》中刻画的未来社会里的“思想病”一样，生活在无时不在的监视控制下的人们，是不需要睁开眼睛的。

所以，在病室之病的描写上，《第四病室》的病主要通过病人的肉体的痛苦折磨得以表现，巴金以现实主义描写手法以一个三等病房为书写对象，近乎真实的再现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人们屈辱不堪的遭遇；《第六病室》的病则主要通过对病室里的人的精神迷失与探寻来表现，用荒诞颠倒现代主义描写手法呈现出一个被异化的、充满罪恶的社会，这也是契诃夫对当时沙俄专制统治的最好的控诉。

三、病室之药

既然是病室，有病人，就需要药来医——不管用这药医的是作品中的病人还是作品之外的人，而这药的提供者就是作者。虽然都以人道主义为药方，但在治病之药或者说是治世之药的提供方式上，两位作者的倾向还是有所不同的。

巴金早期作品的风格仿佛是带有一种永远都不会熄灭的热情，有爱憎必须倾吐，有感情必须发泄，与黑暗势力进行决绝反抗、从不惧怕牺牲的青年叛逆者形象一直是其早期作品的主人公。而巴金后期的文学创作风格转向冷隽写实，开始对人物的内心进行深入开掘，对现实人生的深沉思考以及对人性的批判是其主要的写作倾向。《第四病室》就是巴金后期创作的代表。医院理应是医生救死扶伤之地，是最能体现人道主义的圣洁光芒的地方，然而这里的病室却是一个医者欺凌霸弱、本是同病相怜之人却互相打笑取乐，各种不洁的疾病如梅毒、淋病所隐喻的世风日下、道德败坏，还有肮脏潮湿、臭气环绕的环境从一开始就预示了这个三等病房将注定给人带来无尽的肉体和心灵的痛苦折磨。而这也就是抗战后期生活在国统区人们的真实写照，也是当时整个社会公德堕落的病态表现。

作者即使痛悼人道主义的失落，但仍然寄期望于人道主义，而这也是作者给予得病者的药方。在《第四病室》中，对于医者杨木华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死气沉沉病房中的唯一可以指望的生存的灯塔。巴金笔下的杨木华医生，她恬静温柔又有责任感，作为医生她对待病人耐心备至、尽职尽责，但当生活中的不堪处境时摆在眼前时，她很无奈地说：“我就是学医学到了天大的本事，也不见得能够救人。我敌不过钱，没有钱的人得不到我的好处……这样敷衍的对付过去，我等于在杀人”。[3]P169)由此可见女医生内心的挣扎与痛苦，也正是这挣扎与痛苦，我们才能看到人性并未泯灭，愈是艰难的境地，人道主义之美才会更加难能可贵。而人道主义也是巴金作品中一以贯之的世界观，也是他给予病中人的一剂良药。在小说《第四病室》引言中的来往信件里，陆怀民曾托巴金帮忙寻找的那个“浓发大眼的豪爽小姐”无疑就是杨木华医生，虽然未曾找到，但也会一直找下去。而这也代表着作者对人道主义的追求永远不会停止，作者借杨医生之口道出了他用文学“治病救人”的救世良方。

而契诃夫除了是一位匠心独运的伟大文学家之外，他还是一个医生，或者说他原本就是一个医生——一位用文字作药，将妙手仁心发挥淋漓尽致的“医生”。介于医者的本能，他对于人情冷暖、民间疾苦早有接触，在为病患医治的同时，他也以笔作刀刺开沙皇专制下的黑暗社会，让生活中社会底层惶惶不可终日的小人物们也能看到一丝光亮。

契诃夫的作品内容丰富，与巴金不同的是，他多用颇具现代主义风格荒诞不经的故事反映现实，而在他设定的可笑滑稽的情节之下，总能感觉到作者有力地反讽与隐忍的哀戚，通过戏剧化的表象使故事更具悲剧性。只是因为一个喷嚏溅到长官就心惊胆战最后竟然郁郁而终的小公务员；用各种说辞规矩把自己和别人牢牢套住的“套中人”；奴颜婢膝，极尽讨好之能事的“变色龙”等等，《第六病室》也是如此。作品中寒气逼人、阴森可怕、灰暗畸形的第六病室其实却有所在，契诃夫在深入考察了流放犯人的萨哈林岛之后，内心该是怎样的忧郁悲凉。对小人物一贯的同情和作为文学家的使命又让他拿起笔，刻画了一个充满残酷暴力，荒诞可怖犹如监狱一般的第六病室，从而呼吁人们奋起反抗沙俄的残暴统治，为自由呐喊。而对于病室中的人：清醒理智、不停呼喊“开门”的格罗莫夫，从不反抗却被折磨致死的拉京医生，呆傻麻木的农民，凶狠暴虐的看门人，作者在通过尖锐的讽刺后又无一不透露出令人心酸的同情。至此，契诃夫以其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感将医生的良方通过文学洒向黑暗笼罩的病态的沙皇俄国，极具批判性。虽然拉京医生的悲剧表明沙皇专制不会放过一个善良温驯之人，但只要对于现实有着强烈不满颇具反抗精神的人，如格罗莫夫还存活于世，那么专制必然有被推翻的一天，自由终将来临。

同是用人道主义作救世的药方，巴金笔下的《第四病室》用对具体的人物寻找上来表现的，是作者一贯的现实主义手法的体现；而契诃夫的《第六病室》则是以其常用的荒诞性的现代主义手法将人道主义寓于还在无尽折磨中，虽然痛苦但仍顽强存活的格罗莫夫身上——即便精神孤独、人格异化，但仍不忘反抗黑暗，追寻光明，这也是契诃夫文学的终极追求之体现。

四、结语

通过比较探究，可以看出，《第四病室》和《第六病室》同为“病室”之名，都由病室隐喻社会，由病室的疾病来隐喻社会的病态，又通过人道主义的药方来治世救人。但在写作手法上又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分、客观和主观之别，颇具探究意味。在内容上，巴金和契诃夫也都写出了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政治文化的无声批判和对民族国家的深切忧虑。故本文就病室之境、病室之病以及病室之药三个方面对两位作者在写作手法上的不同倾向进行了具体阐述，以期达到对作品有更全面深刻的认识。

[1]巴金.巴金全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2]契诃夫.契诃夫小说选[M].汝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巴金.巴金选集（第六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4]巴金.我们还需要契诃夫[A].谈契诃夫[C].上海:平民出版社,1955.

[5]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6]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 王占峰]

Critical Metaphorand Reality of the Ward——A Comparative Studyon BaJin’s" Fourth Ward"and Chekhov’s" Sixth Ward"

Zhao Wenfei
(Faculty of art,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00)

For the"ward"description of Ba Jin's"Fourth Ward"and Chekhov's"Sixth Ward"are the representative literary works of the two writers.All represent different subject ward tendency and extend thought-provoking social critique of political culture through metaphor.The two literary works both use realism and modernism in two different ways in three specific aspects:ward environment,ward of disease and medicine,which will break though sick ward as dark background but different politic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little body and spirit through the mill and the author endowed by the humane society to express the doctrine of prescription.Thus,the criticism of the morbid society leading to ward and the little sympathy and redemption also show the most incisive.

"ward"metaphor;realism and modernism;theme criticism;pathological Society

I106.4

A

2095-0438（2017）05-0055-04

2016-12-20

赵文菲（1993-），女，山东菏泽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