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人才管理思想体系研究
——以《论语》为研读对象

贺友桂

(湖北民族学院 科技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2017-08-17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儒家日常生活伦理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15BZX064)。

贺友桂(1974—)，女，土家族，湖北建始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旅游文化研究。

孔子人才管理思想体系研究
——以《论语》为研读对象

贺友桂

(湖北民族学院 科技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孔子人才管理思想是孔子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论语》是孔子人才管理思想的集中体现，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为研究孔子人才管理思想体系提供了可靠而翔实的基本资料。以《论语》为研读对象，发现其中蕴涵了孔子丰富多彩的人才管理思想，并揭示了孔子人才管理思想中识才、选才、育才、用才以及考核的人才管理规律，这一思想体系对我国人才管理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与启示意义。

《论语》；孔子；人才管理思想体系；君子

人才问题关系到一个国家兴盛衰败。在我国古代，很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非常重视人才，并对人才问题进行研究与实践，为今天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西周的姜尚说：“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三略》上略)管子云：“圣王之治，‘非得人者，未之尝闻’；暴王之败，‘非失人者，未之尝闻’。”(《五辅》)孔子对人才的重要性有着一定的认识，曾说：“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后文凡引自《论语》的只写篇名)选用人才的时候要用“君子人格”的标准，任用人才时要能“举贤才”等。墨子说：“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墨子》)诸葛亮对西汉东汉的兴衰总结了其中的深刻教训，“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出师表》)，并提出君主在治理国家时要“务在举贤”，等等。这些阐述从不同的角度说明国家社稷兴衰与人才得失有着极大的关系。在这些古代贤达中对人才的阐述具有一定思想体系的当属孔子，他的人才思想集中在《论语》一书中。《论语》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更是中国“道德伦理”的经典之作，它所展现的不仅是一个思想丰富的和谐社会价值观世界，更是一个人才管理智慧的世界。

近年来，专家学者对孔子的人才管理思想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一是孔子人才管理思想的理论研究[1][2][3]，二是孔子人才管理思想的实际应用[4][5][6]，三是将孔子人才管理思想引入到政治、经济、教育和行政等领域[7][8][9]，四是对孔子人才管理思想中某一点进行研究[10][11][12]。尽管学术界研究成果丰富，但研究多集中于宏观层面和其他管理思想及其启示等方面的阐述，显得比较零散，且没有将孔子的人才管理思想进行体系化研究，这与人才管理在孔子管理思想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是不相符合的。本文立足对《论语》进行研读，在“仁者爱人”人才管理理念指导下，从孔子人才管理思想中识才、选才、育才、用才以及考核人才等方面对孔子的人才管理思想体系进行深入挖掘与研究，以期为新时期我国人才管理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一、“仁者爱人”——管才理念

《论语》提出了“仁者爱人”的管理理念，它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之一。起初“仁者爱人”是反映原始社会氏族之间的血亲之爱，后来扩大到了整个社会人际关系。这一理念强调“仁者”要具备一定的道德责任与义务以及克己的高度自觉的精神，孔子曾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论语里仁》记载：“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信也。”这就表明孔子的“仁者爱人”理念是建立在“克己”自觉基础之上[13] 177-178。对《论语》中“仁者爱人”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它构成“正、仁、爱、达”的思想体系，从纲领、核心、行为到目标的清晰逻辑表达出“仁者爱人”这一思想内涵深远，且具有一定的逻辑性，这对开发人才、发展人才具有积极的作用。其中“正”是这个体系的纲领，起着统领作用，“仁”是体系的核心，“爱”又是其具体的行为表现，“达”则是最终目标。

第一，“正人先正己”。《论语》中没有关于“正”内涵的阐述，却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正”的理想人物——舜，在《卫灵公》中孔子认为，饱经沧桑而又有丰功伟绩的舜能做到“无为而治”，就因为“其身正”。作为管理者，为何要“正己”呢？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可见，“正己”是为了“正人”并使其“从令”，完成任务、达成目标。

第二，“正乃仁也”。优秀管理者给我们“正”的形象，可以用“仁”来解释其具体的内涵。那么，“正”的管理者应该持有哪些“仁”的态度？《论语》共有100多处提到“仁”，其中可以从正反两方面体现“仁”的行事态度。从正面来说，“仁者应敬事而信”(《学而》)；“仁者能行五者于天下，即恭(恭敬)、宽(宽厚)、信(诚信)、惠(慈惠)、敏(勤敏)”(《阳货》)，这五种行事态度之间构成了一个“仁”体系，即恭敬不会招到侮辱(保护自己)，宽厚将得到众人的拥护(赢得民心)，诚信得到别人的任用(展现自我的机会)，慈惠能够使唤人(得道多助)，勤敏会取得成绩(目标达成)；同时孔子通过对先王美德善政的歌颂，再次提出“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尧曰》)的理想。从反面来说，“仁者弃四恶，不教而杀(虐)；不戒视成(暴)；慢令致期(贼)；犹之与人，出纳之吝(小气)(《尧曰》)”，其中“虐”即没有培训就下岗；“暴”即没有沟通就要绩效；“贼”即没有计划要目标；“小气”即薪酬福利差。

第三，“仁者爱人”。 在《颜渊》中孔子认为，“仁者”的优良品质主要通过“爱人”的行为来表达，而“爱人”又是通过“知人”来实践。在“知人”的过程中，“仁者”通过“举才”的行为来表现：“举贤才，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子路》)除了“举贤才”外，还要注意“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颜渊》)，这样才能做到邪不压正，留住真正的人才。另外，孔子在《学而》中提出“爱人”还应节省费用，珍惜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在《为政》中又提出“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从以上“举才”“节用”“慎言慎行”的“仁者”行为可以看出，与人本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即满足被管理者物质、精神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

第四，“爱人则达人”。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那么，何谓“达”呢？子曰：“夫达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帮必达，在家必达。”(《颜渊》)“仁者”的“达”不只是让个人素养的能够达成，同时是为了“以己度人”。

二、“贤人作风”——识才方式

孔子很早就意识到人才的作用，把对人才的认识由原来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因此他提出了“贤人作风”—— “尊贤”“举贤”。“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礼记·中庸》)孔子把为政的成功与否主要归因于人才的得失，《宪问》中记载：“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这进一步说明了孔子认为人才对社稷江山兴衰的重要性，孔子期望统治者能奉事贤人，与贤才结交朋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因此，在《论语》中“贤”出现了25处。那么如何做到“识才”呢？

第一，唯贤是举，不看出身。孔子反对春秋时期按血统关系的人才选拔制度，提出了“唯贤是举”的人才选拔主张，《雍也》中记载：“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孔子认为，一个人只要德才兼备，不管其出生如何都应该委以重任。在当时世官制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孔子明确表达了从平民中选拔人才的主张，“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进》)。此处“礼乐”好比是现代的技能，应当选择先掌握这门技能的人，而不是看他是不是贵族出身。孔子“唯贤是举”的“识才”主张对社会进步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听其言”而“观其行”以知内心。孔子在选人的时候主张“听其言”，“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人才，首先要分析他的语言，如果“巧言令色，鲜矣仁”，那么这样的人不能算是人才。但如果仅仅是“听其言”是不够的，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这是孔子在逐步认清宰予真实面目后的领悟：真实地去判断一个人，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同时孔子认为，“听其言”而“观其行”之后还要“知内心”，这样才能真正地“知人”，“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公冶长》)孔子认为，只有把它们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而全面地去考察人才。

第三，察其有为，观其过错。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仁德，要看他对待父母是不是尽了自己最大的能力；对待自己的领导是不是设身处地为他排忧解难；与自己的朋友交往是不是说话算话。为了深入了解对方，孔子说：“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为政》)即通过考察他在处理具体事情时的动机，了解他内心安于什么，而不安于什么。孔子认为，了解一个人还可以从他所犯的过错中获取信息，了解过错的性质，便可以了解这个人的品质了，“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如仁矣”(《里仁》)。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子张》)那些德行不高的人会用各种不实的语言来掩饰自己的过错。因此，了解一个人不仅要关注其“有为”，还要分析他犯错误的性质以及行为后的表现。

《论语》中记载孔子这些识才方法，它们之间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系统性，这种全方位地识才方式让后人受益匪浅，这也正是孔子“知人”思想中的比较突出贡献。

三、“君子人格”——选才标准

在孔子时期，“君子”一般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指在高位的人——统治者，另一方面是指有才德的人——道德修养与具有一定实践能力的人，在《论语》中的“君子”大部分指的是后者[14]。“君子”一词在《论语》20 篇中一共出现了 107 次[15] 241-242，它一直贯穿于《论语》中的每一个章节，足以看出孔子对“君子”重要性的认识[16]。这种君子人格是一种道德力量的人格，意蕴丰富，“君子”的形象根深蒂固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所以将“君子人格”体系作为选才标准是比较妥当的。其中“君子不器”是这一体系的总纲，“君子上达”是人才的价值观，“仁”“智”“勇”是人才的品质与素养，“躬行”是人才的行为表现。

第一，君子不器。孔子说：“君子不器。”(《为政》)这表明他对君子的要求不仅有多才多艺，更要有一定的道德水平与境界，不能像器皿一样，只是被人当作工具使用。同时孔子倡导君子要从“利”和“功利境界”两方面来提高到“义”的“道德境界”[17]。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他倡导人们不能只做追求“利”的“小人”，应该要做懂得“义”的“君子”。孔子又说:“放于利而行，多怨。”(《里仁》)应该做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由此可以看出，“君子不器”可以作为整个“君子人格” 体系的总纲，统领后面内容。

第二，君子上达。孔子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宪问》)由于这八个字在《论语》中是没有上下文承接的，因此历代人对这八个字的解释各秉一端，如上达仁义、上达道义、积极进取等。其中南朝皇侃解释比较中肯，很多人能够接受，他在“上达者，达于仁义也；下达，谓达于财利”(《疏》)这句话中把将“上”解释成“仁义”，把“下”解释成“财利”。孔子认为，人与生俱来就决定了天赋不同，不同天赋的人所学习和接受的内容应该有所不同，因此在物质利益上“君子……欲而不贪”“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18]。当然，在孔子那个时代，《论语》中赋予了“上达”一些具体的概念和内涵，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以及“下学而上达”(《宪问》)等。

第三，君子“仁、智、勇”。《子罕》中说君子是“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仁、智、勇是君子应该具备的品质和素养，因为仁德的人不忧愁，智慧的人不迷惑，勇敢的人不惧怕，孔子认为，不忧、不惑、不惧是君子应该具备的人生境界。《论语》中有多处对君子的仁、智、勇有所解释和拓展，如“司马牛问君子，孔子答曰：‘君子不忧不惧。’”(《颜渊》)和“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等。孔子认为，君子人格所具备的“仁、智、勇”蕴含着人类社会共有的高尚道德，三者相辅相成统一在一个整体之中。

在“仁德”上,孔子认为，“仁”是君子首先要具备的心理素质和人格基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述而》)正是表明了君子人格的本原性。在必要时不惜付出生命代价去维护“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一旦去“仁”，君子就不再是君子了，“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孔子“仁”的思想对后继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里仁》)。在“智慧”上，孔子认为，完整理想人格的君子不仅是“仁者”，也应该是“知者”，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知”即“智”，也即是道德认识和实践方面的智慧与才能，“智者”在认识自己之后进一步去认识他人，因此孔子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他把“智”作为君子的一个基本德性。君子有了这种智慧可以防止被愚弄，也能防止陷入不仁不义的歧途，这样就能“知者利仁”(《里仁》)和“知者不惑”(《子罕》)。因此，孔子认为，君子除了是“仁者”之外更应该是“知(智)者”，不然就是“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阳货》)。在“勇敢”上，孔子要求君子一定要果敢正直，在困难面前不能退却软弱，并要求君子之勇一定要符合仁义礼智方面的规范，要做到德义之勇。“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这说明“勇”要与道义相结合，否则就是匹夫之勇、违义之勇。《公冶长》记载：“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裁)！’”同时孔子认为，违义之勇比匹夫之勇更能带来不良社会后果。

第四，君子躬行。孔子要求君子应该做到身体力行，力争垂范后世，这是一种高尚的实践品格。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这说明了在“躬行”过程中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如果说“圣与仁”是先仁们的理想人格，那么“躬行”就是君子向着“圣与仁”目标的求索过程[19]。孔子在求索的过程中曾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学而》)这也真实地反映了孔子的谦恭自省，他是“躬行”的典范。在《论语》中，“君子”有下面一些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学而》)，并且“君子固穷”(《卫灵公》)；在职业发展方面，“君子务本、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同时“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八佾》)；在处世之道上，“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子张》)，“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在修身养性方面，君子应“约之以礼”(《雍也》)，约束自己应该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同时要能“君子就有道而正焉”(《学而》)。

四、“因材施教”——育才方式

身为万世师表的孔子在《论语》中谈到的教育或教学具有比较宽泛的含义，对我国几千年来的政府办学、社会学堂和家庭教育都有深远的影响。对于人才开发，孔子持有比较开放和积极的态度，即“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说明育才具有普遍性。同时，《论语》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育才进行了比较系统化的论述。

第一，“有教无类”的育才对象。“有教无类”在孔子的人才教育思想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最朴素的教育公平思想观。孔子能够认清春秋时期 “礼崩乐坏”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提倡只有通过教育来促使国家生存和发展，所以要打破“学在官府，民间无学”的教育局面。在教育对象上，孔子鲜明地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他曾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20] 26-38，“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孔子认为，通过政令和刑罚来管教老百姓远不如通过教育说服老百姓更具有效果，“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孔子所教的学生当中，有地域上的“无类”、年龄上的“无类”、材质上的“无类”以及个性上的“无类”等[21]。后来孔子创立了私学，打破贵族对教育的垄断，使教育活动成为培养人才的一项专门的社会活动，实践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子以四教”的育才内容。《述而》中阐述了孔子教育学生的四项内容：文，行，忠，信。其中“文”即为文德。“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 ‘可以为文矣。’”(《宪问》)孔子一直以“斯文”自任，“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行”即为文行，内在文德对外的施行。“行谓德行，在心为德，施之为行。”(《论语注疏》)一直以来孔子都是用文德、文行来教育门下的弟子的。孔子在教育中始终将“忠信”奉为德行之本和礼教的根本要求，“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学而》)，“主忠信，徙义，崇德也”(《颜渊》)，“忠信，礼之本也”(《礼器》)，“忠信”成为孔子教学的根本内容。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用文德、文行和忠信两德行作为教育其弟子的主要内容[22]。

第三，“学而优则仕”的育才目的。“学而优则仕”是由子夏提出来的，他在《子张》中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意思是做官取得了优秀政绩的人去学习，学习成绩取得优秀的人去做官，“学而优则仕”主要的对象是平民百姓，那些没有入仕但是学习成绩好的人可以入“仕”。它与孔子倡导“举贤才”的主张是完全吻合的，提倡“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学而优则仕”打破了当时“学在官府”的现象，冲击了“氏以别贵贱”“氏以别智愚”的旧传统，成为当时统治阶级选拔、任用人才的原则。

第四，“因材施教”的育才方式。孔子在教育实践中，根据学生实际的差异而进行不同的教育，“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先进》中记载：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这是孔子因材施教、因人而教的一个典型范例，学生情况不同所给的答案也不一样。尽管孔子没有提出“因材施教”这四个字，但他在日常教学活动中一直注意贯彻这一理念，如“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彦”(《先进》),“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雍也》)。孔子能够根据每位弟子的性格、特征提出相应的施教方法，如依据智力差异提出了人有“上智”“中人”和“下愚”(《雍也》)之分等。孔子这种“因材施教”的教学方式映射了教育自身的客观规律，对我国古代教育有着创造性贡献，同时也是世界教育史上一笔宝贵财富。

五、“知人善任”——用才规律

《宪问》记载：“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这段说明卫灵公没有败亡的主要原因就是：他有仲叔圉搞外交，祝鮀治理宗庙祭祀，王孙贾管理军队。可见，“知人善任”才是做好管理工作的关键。《论语》中孔子对“知人善任”的重要性和注意要点提出了意见，《泰伯》记载：“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但他们都能够把天下治理的井井有条，对这原因孔子分析说：“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泰伯》)可以看出孔子在“用人”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

第一，“举直错诸枉”。《为政》记载：“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这里的“举直”和前文所说的“举贤”“用贤”意思一致，这说明了孔子用人的观点：把那些正直的人能够提拔出来，充分发挥他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否则就会出现“伪君子”这类人。可见“举直”是孔子人才管理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对后世也有着的积极的影响，如诸葛亮的“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宋代范纯仁的“进君子，退小人，爱人才，申公论”，这些主张都是对孔子“举贤”思想的发挥与延伸。

第二，“使人，器之”。孔子在人才的使用上主张量才而用，他说：“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其中“器之”是对“善任”最好的诠释，“器之”是孔子认为在用人的时候一条基本原则，他认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长处，这也就是孔子量才而用的用人观。孔子的这一用人观点在不同的地方也有相似的表达，“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宪问》)，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孔子在用人的时候主张要“用其所长，各尽其才”。这观点也在孔子众多弟子得到不同的任用中得到进一步验证，《公冶长》记载：“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

第三，“赦小过，举贤才”。《子路》中记载：“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其中“先有司”要求不同岗位的人各司其职，各得其所，每个岗位的人都应该要做好自己的表率作用；“赦小过”说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因此不能事事苛察，求全责备，但可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举贤才”就是要求重用那些德才兼备的人，不要计较他的小错误，“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子张》)。孔子这种使用人才的重要法则，对后世人才思想史产生了巨大影响。

六、 “必察焉”——核才手段

《卫灵公》记载：“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孔子认为，对一个人的考核，不能只听别人所说的好与坏，而是要通过实地调查之后得出的一个真实的结论，要客观、公正地评价其所作所为，一定要“必察焉”。因此在对人才进行考评的时候，都有相应的依据或证据。在考核中，孔子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宪问》)，也就是说，对于平时做事投机取巧、怨声载道的人，应严格按照规章制度进行考评；对于平时勤勤恳恳、有大局意识的人，可以比较宽容地对其考核。同时《卫灵公》记载：“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要求人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多责备一下自己而少一些责备别人，只有如此方能“宽则得众”(《阳货》)，这是孔子在人才考核管理方面所具有的鲜明特征。在对人才的考核方法上，孔子主张要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的能力和工作性质各异。“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卫灵公》)，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君子”和“小人”考核的方法不一样，对“君子”要依据他所承担的大任务去考核他，对“小人”却用小事情去考核他。这种因人而异的人才考核方法不仅在当时，即使在现在也是正确的。

对人才在工作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和缺点，孔子主张通过“自省”来改正自己的过错；对那些取得一定成绩的人，提倡以精神鼓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在孔子看来，一个人犯错误并不是十分可怕的，主要是能不能改正过来。如果发现自己犯了错误，要进行自我思想的斗争，绝不能掩饰自己所犯的错误，一定要改正过来，“能见其过而自讼”(《公治长》),“过则勿惮改”(《学而》)，“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卫灵公》)。孔子认为，一个人改正了自己所犯的错误，不会对自己的形象带来负面影响，反而会使自己的言行更加崇高，形象更加高大，就会更加得到别人的尊重，“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 “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子罕》)。

研读完《论语》，完全颠覆了之前认为《论语》仅仅是圣贤们断断续续对话的集合，其实它是一部思想深邃，有研究潜力，含有一定系统性人才管理思想的传世之作。对《论语》研读中发现：孔子人才管理思想内涵丰富，视野开阔，他创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识才、选才、育才、用才以及考核的人才管理规律，这成为孔子之后儒家人才管理思想的源头。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在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孔子人才管理思想仍旧深深地烙刻在平常而琐碎的管理细节中。系统地挖掘与传承孔子的人才管理思想可以为建立中国特色的人才体系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当然，由于当时历史局限性和理论自身一些不足，孔子人才管理思想具有一些消极因素，如概念侧重于男性，歧视女性人才，且偏重于政治领域，对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人才考虑不足，这些对后世产生一定不利影响。但是这些负面的因素不能影响孔子人才管理思想的基本要义，他对人才管理规律的揭示至今还闪耀着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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