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境论的发展与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王文林

摘 要：中国传统理论核心问题是意境，是古代文人不懈追求其审美之精髓。本文对“意境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进行追溯，意境论的发展过程包括第一阶段是前意境阶段，也可称为萌芽阶段，第二阶段是意象阶段，第三阶段是意境阶段，第四是现代意境阶段。意境论虽为我国古代文学之理论，但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建设同样影响巨大。意境创造有其产生的自然与历史条件，深深根植于中国文人的生活中，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意境论的滋润。继承属于中国文论的意境论，使当代中国作家拥有自己的个性与灵魂，才可创造出属于中国的，也可走向世界的优秀文学作品。

关键词：意境论；发展过程；现当代文学；意象与意境

一、意境论的发展过程

《尚书》最早出现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概念，记载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其中“诗言志”中的“言志”是界定了诗歌的根本特点，而“志”则代表了主题的心灵世界，突出了把握诗歌的主体性，表现性与抒情性，从中可以表现出儒家的诗言志与交感理论主要从情景交融方面影响了意境理论。在《尚书》中所涉及的“诗言志”实际上是将诗歌、音乐、舞蹈置于一起论述，把握其共有的抒情特征。音乐与舞蹈是很强烈的艺术形式，可通过乐者和舞者传递出感情，故乐、舞的抒情性同样可验证诗歌的抒情性，而“诗言志”是从艺术形式本体的特性阐发其本质。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诗言志”，运用诗歌中的比兴手法来抒发诗人的“志”。《诗经》中多用比兴手法言志并流传广泛，如《氓》中的诗句“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就是运用了比兴手法，用桑树叶子未落之时，缀满枝头绿萋萋的景象，形容女子未嫁之时，如同桑叶挂在树上茂盛且美丽。故“诗言志”展现了文学的功能意义与象征性作用，这种情况下“诗”成为人们“言志”的工具与载体。

《易经》[1]可视为中国之哲学书，亦可说是一件文学或艺术作品。其中针对“意”与“象”展开论述为意境理论发展打下基础。《系词》中提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神。”可以看出其认为抽象逻辑较之感性形象可以更好的表达情感。

庄子的“游心说”则是艺术理论的第一块基石，庄子向我们揭示人不仅是物质的所在，同样也是精神的所在，追求自由是人类精神生命的本质属性。“游心说”是庄子对于道家具体化的自由惯、观，同时也是对儒家人性论的深化。这种理论对后世的古代文学体系产生很大的影响，使艺术价值和人类精神自由联系在一起，艺术意境承载着文学作品是人类自由的心灵家园，意境之广、其流动性正源于主体精神自由的客观要求，故“游心说”成为意境理论的基石。

荀子著《乐论》[2]阐述了“声乐之象”，指出其中内存“人情”，重视情感内的感性作用，但又注重心智调控情感，受礼乐文化的影响其强调审美具有社会性与客观性，从而达到美之境界。西汉初期著有的《乐记》继承并提出音乐是源自于内心的产物，并提出“物感说”，阐述“象”、“饰”、“本”是音乐形象的范畴与文学作品中的“言”、“象”、“意”的含义相近，提出音乐由音组织组成，但根源是人的思想受外界事物激发而产生的，故乐曲有悲喜之分，皆出自于人之情感，此理论与意境理论实质相同。

意境理论发展中的第一次质变是刘勰的《文心雕龙》[3]，其中探讨了“意象说”将意与象，情与景联系于一起，对意境理论具有开创作用。刘勰在《隐秀》中提到，心、神、情、意实际上属于“隐”之方面，而物、形、象则属于“秀”的内容。后有钟嵘受刘勰影响提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理论。

以上为论述为意境理论发展的前意境阶段和意象阶段。

意境的诞生可以追溯到王昌龄《诗格》的记述，《诗格》将诗境区分为三种：“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二曰情境；娱乐愁怨，……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王昌龄认为写好物境必须身心入境，描写情境则需要作者设身处地体验人生的悲欢离合，而意境的描写作家必须发自肺腑，意境才可真切动人。这种注重“心法”的理论与见解，为意境论奠定基础，意境论成熟是诗僧皎然在《诗式》中的理论使意境研究更进一步，提出“缘尽不尽曰情”、“文外之旨“等理论，将中国传统哲学的虚实观同佛学的哲学思辨相结合，对诗歌境界的主客体各自具有的主客体和外观与内在特质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提出理论建設。司空图则在《诗品》中提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象”指自然景观与社会生活的场景，意象是意境的具体体现，而意境是意象的组合、序列与整体合成。司空图对诗歌创作中主观感情与客观景物相互交融进一步探讨，其理论标志着意境理论的成熟。

而现代意境阶段代表人物是清末王国维，意境论之集大成者。他提出境界应是“言有尽而意无穷”[4]，区分了“造景”与“写境”之区别，认为“造境”是创造者通过想象，联想等虚构出的意境，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重于艺术虚构。而“写境”则是创造者对现实世界、现实生活的描写与再现，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带有理想主义倾向，一定程度上此理论分析了写实与写意的区别。王国维同时将传统的意境理论融入美学行列，反对功用诗学观的传统意境理论，提倡现代无功利的美学观，即将诗学价值从政治、道德的附庸中解放出来，使人学在诗文中取得独立，因王国维是在无功利的人文价值观的基础上探讨境界。我国的诗学总是被受到政治与道德的压迫，故只能以感性批评与鉴赏术语的形式出现，如严羽的《沧浪诗话》。在王国维的意境论中包含了兴趣说，神韵说在内的整个传统意境取其精华纳入其系统，开创了形而上的诗学理论创构。王国维认为古人多写“有我之境”[5]，因为诗词本身为抒情词体，古人多以诗传情与言志，想要达到“无我之境”需要有“以物观物”的境界，需要人生的豁达与释然，文学作品才可做到物我两忘。“意境”论并不只对抒情作品的一种特殊要求，完全适合于叙事作品，其将“境界”列为独立的美学范畴，把其他的美学概念中剥离出来将其推举为最高的美学范畴。故王国维是中国美学由古典时代即将步入现代的开拓者，将意境范畴推举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范畴，以“真实”为标准，以“自然”为理想的审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