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翻译学视域下文学作品翻译的语言移情研究
——以《玉米》英译本为例

张晨晨，郭书法

(蚌埠医学院公共基础学院，安徽蚌埠233030)

认知翻译学视域下文学作品翻译的语言移情研究
——以《玉米》英译本为例

张晨晨，郭书法

(蚌埠医学院公共基础学院，安徽蚌埠233030)

葛浩文夫妇翻译的《玉米》在充分尊重原作的基础上适度移情，反映出译者在作者、原文读者及译文读者之间的调解作用。文章以移情在语言学中的概念为基础，分析语言移情与翻译的关系，试图采用以认知识解为基础的文本细读及双语对比方法对毕飞宇《玉米》及其英译本进行研究，深入探讨不同移情识解方式对译文表情力产生的影响。

认知翻译；语言移情；表情力；《玉米》

引言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出去”已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上。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海外的传播是塑造中国形象的途径之一。近年来，莫言、王安忆、苏童、毕飞宇、余华等众多优秀作家成功地“走出去”，其作品被译为多国语言，反响极好。其中，毕飞宇先后获得鲁迅文学奖及茅盾文学奖，其作品《雨天的棉花糖》《青衣》《玉米》《上海往事》《平原》《推拿》等在国内外均取得骄人成绩，《玉米》英译本ThreeSisters更使他获得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当然，《玉米》在海外取得成功有诸多因素，如译介、社会历史环境、原作者对译本的认可度、地域差异等。毕飞宇《玉米》的英译本之所以取得如此好评，与译者葛浩文先生及林丽君女士采用的语言移情方法有密切关系。文章从移情在语言学中的概念出发，重点梳理语言移情与翻译的关系，通过以认知识解为基础的文本细读及双语对比方法对《玉米》的源文本及英译本进行研究，以期找出语言移情识解在翻译中的体现及其对译文表情力的影响。

一、翻译中的语言移情

古往今来，人们将众多文学作品中一些本无生命，或有生命却无情感的对象看作是具有生命力或具有人的情感及思想的，由此便产生了审美体验，如欧阳修的“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张泌的“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等。早在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就提出了完整的“移情”概念[1]222-225。现代移情说源于19世纪后期德国的美学研究，20世纪初，Lipps将移情借用到心理研究，用来分析视错觉，后来也用于探讨人类认识的渐进过程，Tichener则首次将移情译为empathy并沿用至今[2-3]。

从认知翻译学角度看，翻译不是意义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传递过程，而是需要在新的语境中通过不同识解方式重新建构意义的过程[4]202。入场识解作为多样化识解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为译文带来个性化的表情意义。谭业升指出入场识解可定义为在场语境除与主观化与客观化两种上级识解方式直接相关外，与视角化识解，包括视点、图形—背景、移情等识解方式有紧密的关联[4]201。在翻译中，移情作为入场识解的方式之一，对将概念化主体的视角、情感等充分融入语言表述中具有积极作用。

移情在语言学中的概念(即语言移情，linguistic empathy)为：言者对于他/她的言语所描述事件或事态中所出现的人或物的不同程度的趋同确认[4]226。语言移情与多种语言因素及语言表达手段密切相关，如指称表达式、话题、生命度、具体化、社会场景及转述方式等。不同的语言移情识解方式对翻译产生的影响不同，进而影响译文的表情力。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或者变异，更多的是源文本的一种延续及繁衍。简而言之，语言移情是翻译的必然，翻译离不开语言移情。在翻译过程中，原作语境消失，译者作为两种语言的纽带，肩负着分别移情于作者、原文读者及译文读者的任务。不可否认的是，移情是一种在最大程度上克服语言文化差异进而实现有效表达的策略。

21世纪以来，国内众多学者将移情与翻译相结合，他们的研究或是探讨译者在翻译移情中的主体地位[5]，或综合美学、心理学及语言学研究成果系统探究翻译中的语言移情现象[6]137-142，或侧重研究移情在诗歌翻译中的作用[7-8]。然而，从认知语言角度探讨不同移情识解方式对译文表情力产生影响的研究却并不多见。因此，本文以《玉米》源文本及其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尝试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玉米》英译本中采用了哪些语言移情识解方式？不同的移情识解方式对译文表情力存在何种影响？

二、《玉米》英译本中的语言移情

《旧金山纪事报》(SanFranciscoChronicle)对《玉米》的评论为：“《玉米》是一部不动声色却引人入胜的小说……三位年轻女性对于贫穷生活的蔑视，以及她们与生活抗争以寻求自我全新未来的决心使我们看到了希望。就此而言，她们超越了小说令人绝望的情境，深深地鼓舞了读者。”[9]89客观而论，《玉米》英译本受到了各方好评，它忠实可读，扣人心弦，在不知不觉中召唤译文读者去思考，去想象，去移情。

移情可以呈现出不同的趋同程度，即存在不同的移情度[6]138。Kuno曾指出言者对于x的移情度E(x)，可以在0到1之间取值。当E(x)=1时，表示言者与x之间完全趋同，当E(x)=0时，则表示言者与x之间完全没有趋同作用[10]206。任何翻译活动都需要建立在忠实于源文本的基础上，但有时为达到特定的表情效果，译者可以选择不同的识解方式以增加或降低目标文本的移情度，并实现特定的表情力。通过对比源文本及目标文本，我们发现目标文本中主要存在三种语言移情识解方式：改变移情对象、使用特定词汇编码移情状态、改变主体间的交互视角。

1.改变移情对象

移情识解既与多种语言因素相关，又可涉及移情对象的改变，这对增强译文表情力具有积极意义。我们发现目标文本主要通过移情于源文本中不同的言语主体来完成移情对象的改变。例如：

(1)阴历年刚过，施桂芳生下了小八子。①

译文：Shortly after the Lunar New Year，Little Eight was born.②

译者选择被动表达式“Little Eight was born”强调小八子的出生对于王连方、施桂芳一家所具有的独特意义。施桂芳在连续生育七个女儿之后终于产下儿子小八子，这使得她“扬眉吐气”，“有了气焰”。此处译者改变源文本中的移情对象，将主语指称的参与者小八子引入相应的识解过程中，进而建立移情关系，使目标文本具有较强的表情力。

(2)玉秀住在天井对面的厨房里头，而骨子里，玉秀时刻都在观察郭家父女。③

译文：Yuxiu was given a room behind the kitchen，facing the living quarters;from there she secretly observed Guo and his daughter as much as possible.④

目标文本与主语指称参与者玉秀建立了移情关系，通过被动表达式“…was given”进一步强调玉秀在姐姐玉米家“寄人篱下”“任人摆布”的意味，该语境极大地增强了目标文本的表情力。由此可见，译者可以从毕飞宇的角度理解源文本，他一方面复制源文本，移情于作者，另一方面在翻译过程中移情于源文本中的言语参与者。不得不承认，葛浩文先生成功地对作者及译文读者的意图和行为作出反应，同时还对源文本言语参与者作出完全趋同确认。

2.使用特定词汇编码移情状态

翻译过程中，译者可以根据自己对源文本的理解作出不同的移情识解。通过对比研究，我们发现译者在目标文本中大量使用情态动词编码，移情于言语主体。情态动词本身具有词义，在句子中可以给谓语动词增添情态色彩，翻译需要“忠实可靠”，更需要与译文读者的情感作出趋同确认。因而，使用情态动词编码移情状态可提升对译文读者的移情度，增强表情力。例如：

(3)高老师说：“我们家小二子不懂事，都拆开了——我可是一个字都没敢看。”高素琴把信递到玉米的面前，信封的确是拆开了。⑤

译文：“Our second child is too young to know that he shouldn′t open the letter，but I assure you I didn′t read a word of it.” She handed Yumi the letter，which had indeed been opened.⑥

通过对比发现，源文本中高老师在表述一个事实，即因为“小二子不懂事才拆开了信”。她一方面把拆信归咎于儿子，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因为此事向玉米道歉。译者既移情于作者及源文本中的言语参与者，深入体会他们的心思；又移情于译文读者，采用情态动词“should”的否定式描述言语参与者的行为，并将其引入相应的识解过程中，达到增强目标文本表情力的效果。

(4)虽说学业并不拔尖，可是很扎实。她能把课本一页一页地背下来，一本一本地背下来。⑦

译文：She might not have been at the top of her class，but she was solid and pragmatic，and could commit page after page of her textbooks to memory.⑧

例(4)中源文本对玉秧的学习表现作了真实客观的评价，言者“校长”对于直接交互的对话者“玉秧”的移情度很低。而译文通过情态动词“might”委婉表达了玉秧在学业上的表现，这对拉近言者与交互的对话者之间的距离，提升言者的移情度具有积极作用，目标文本的表情效果大大增强。

3.改变主体间的交互视角

移情在语言学中主要是言者或概念化主体对于其所概念化的人或物的移情，是一种集中反映语言概念化主体间或概念化主体与客体间的交互性的视角化识解方式[4]226-227。通过细读对比，结合谭业升提出的移情识解与交互化视角理论[4]228，我们认为译者主要采用以下两种方式来实现主体间交互视角的改变。

第一，从他者视角转换到直接与言者交互的接受主体视角。翻译过程中，为达到增强目标文本表情力的目的，译者可选择将源文本中的他者视角转换为与言者交互的接受主体视角，从而建立起一种更高交互度的移情视角。

(5)心里的事发展到了脸上，那就不好了。⑨

译文：Transferring what is in your heart to your face is a recipe for disaster.⑩

在例(5)的源文本中，作者借用叙述者即他者视角描述玉米在持家过程中成功“制服”玉秀后“喜上心头”而又不“显山露水”的心理状态。但译者在目标文本中使用第二人称代词“your”，这是和言者交互的接受者的视角。译者成功预测出作者的意图，因而选择直接与译文读者对话，使其与主体参与者玉米感同身受。这种视角间的转换提升了交互度，增强了目标文本的移情度，对其表情效果具有积极影响。

例(6)为王家庄大队部女会计与王连方对话中的一句。源文本中“打狗也要看主人”出自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词话》，“不看僧面看佛面”出自吴承恩的《西游记》，比喻看在第三者的面子上原谅或宽恕某一个人。葛浩文先生将译文读者作为言语接受主体，采用第二人称代词“you”直接与其对话，这不仅提升了目标文本的移情度，更对增强译文的表情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例(7)源文本表达出老校长对教师们的要求，作者的叙述涉及他者视角，即“办公室里的教师”。而葛浩文先生却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复数“we”作为不同的移情视角，一方面建立了与言者交互的接受主体的视角，使译文读者参与到老校长的慷慨陈词中来，另一方面，促使源文本中言语主体与译文读者之间的交互关系显性化。不难看出，目标文本达到了较高的移情度，译文的表情力得到凸显。

第二，直接编码言语主体间的交互视角。为了明确表述目标文本中的隐含义，使其顺应译入语语言文化特征，提高与译文读者的交互度，译者会直接对言语主体间的交互视角进行编码，从而达到凸显主体间的交互关系、提高目标文本移情度的目的。

借用指称表达式来谈论指向对象，如人、物、事件等已成为人们在日常交际中常用的方法之一。不同类型的指称表达式所具有的语言移情功能也不尽相同。Foley和van Valin指出：人称代词高于指人的名词；在人称代词内部，第一人称代词与第二人称代词高于第三人称代词；在名词内部，指人的专有名词高于指人的普通名词[11-12]。例(8)和例(9)借助人称代词分别引入与言者交互的主体参与者。例(8)中目标文本采用第二人称代词“you”，使得叙述主体移情于与言者交互的听者。例(9)则采用第一人称代词“my”、第二人称代词“your”，使得整个叙述移情于对话中既是听者又是对话者的“王连方”。这两个例子皆凸显出言语主体的交互关系，并且更加明确地表达出源文本中的隐含义，实现了较强的表情力。

祈使句是用来表达命令、请求、建议的句子。例(10)源文本中“你可不能再让大姐失望了”既是玉米对妹妹玉秀的盼望，又是命令。目标文本采用无主语祈使句“Please don′t disappoint me anymore”对言语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直接编码，实现了交互视角化，这是一种常见的提升移情度、增强表情力的移情识解方式。

三、结语

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道路是艰辛的，尽管众多作家期待创作出国际化的理想作品，但译者的“纽带”及“调解”作用依旧举足轻重。文章以移情在语言学中的概念为基础，将移情视为体现主体间交互性的视角化识解方式，探讨了语言移情在翻译这一具体认知过程中的表现，分析了三种移情识解方式在《玉米》英译本中的运用，并总结出不同移情识解方式对目标文本表情力产生的影响。

如上文所述，通过改变移情对象、使用特定词汇编码移情状态、改变主体间的交互视角的方式可以增强目标文本的移情度，拉近译者与作者、源文本读者与目标文本读者的距离，并使目标文本达到特定的表情力。因此，翻译中恰当运用移情识解方式，既有助于克服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所带来的障碍，又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具有深远意义。当然，译者若能在翻译过程中综合运用多种移情识解方式，将有助于译文获得具有整体性的表情效果，但由于篇幅有限，本文未能涉及这一点。

注释：

[1]刘勰.文心雕龙[M].王运熙，周锋，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2]DAVIS M H.Empathy：a social psychological approach [M].Oxford：Westview Press，1996.

[3]冉永平.指示语选择的语用视点、语用移情与离情[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5):331-337.

[4]谭业升.认知翻译学探索:创造性翻译的认知路径与认知制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5]潘卫民，钱妮娜.文学翻译中译者的移情作用刍议[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2):51-54.

[6]谭业升.论翻译中的语言移情[J].外语学刊，2009(5):137-142.

[7]胡慧.汉诗英译中的审美移情[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154-159.

[8]李虹.诗歌翻译的移情研究[J].外国语文，2013(5):130-134.

[9]胡安江，胡晨飞.美国主流媒体与大众读者对毕飞宇小说的阐释与接受：以《青衣》和《玉米》为考察对象[J].小说评论，2015(1):86-94.

[10]KUNO S.Functional syntax：anaphora，discourse，and empath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11]FOLEY W A,VAN VALIN JR R D.Information packaging in the clause[M]//SHOPEN T.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vol.1:clause structure.Cambridge：CUP，1985.

[12]马博森，管玮.移情与指称策略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6):1-5.

责任编辑：赵 青

10.3969/j.issn.1673-0887.2017.02.016

2016-10-13

张晨晨(1986— )，女，讲师。

H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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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0887(2017)02-006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