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繁花》和《长恨歌》中的上海怀旧书写

张晓英

摘 要： 20世纪90年代上海怀旧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繁花》与《长恨歌》作为上海怀旧的代表作，以各自的方式追忆曾经的上海。《繁花》通过描写不同人的命运来展示平民眼中的上海，既有温情的回忆又有淡淡的忧伤。《长恨歌》以王琦瑶的一生表现上海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风雨漂浮，刻画出上海弄堂里不问时事的小资情调。两部作品通过对旧上海的文化追忆和想象，渴望重新建立城市定位，寻找城市自我。

关键词： 繁花；长恨歌；上海怀旧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153（2017）02-0075-04

《繁花》与《长恨歌》各自以独特的视角描写上海，《繁花》以冷静平淡的叙述，把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将上海的历史融入到个人的生活之中，《长恨歌》以王琦瑶的一生来表现上海，远离政治影响，以精致的格调叙写小人物的悲哀。虽然两部小说所描写的着力点不同，但都流露出上海怀旧的气息，作家渴望通过小说，重新建立城市定位，寻找城市自我。

一、《繁花》：上只角与下只角的平民世界

金宇澄在小说《繁花》中，以一个位置极低的说书人口吻向读者讲述了发生在上海这座城市的故事，从中寄寓着作者对上海的怀旧之情。小说以沪生、阿宝、小毛为主要人物，由一个人，带出另一个人，“由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讲完张三，讲李四，以各自语气，行为，穿戴，划分各自环境，过各自生活”[1]。金宇澄并非按照传统的时间顺序讲述故事，而是把叙述时间分割成两个时代，两条线索交替穿插，单数章节叙述1960年至70年代，偶数章节则从90年代开始叙述。金宇澄借两个时间段，表现出上海不同时期的面貌。

作者以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把上海20世纪60、70年代的风貌展现出来，不厌其烦地叙写地名、地标建筑，如皋兰路、茂名路、思南路、国泰电影院等，描绘出作者记忆中的上海图景，书中更是有金宇澄所绘的有关上海的插画。金宇澄笔下60年代的上海是温情而多彩的，阿宝与蓓蒂两小无猜的感情，沪生、阿宝、小毛之间淳朴的友谊，阿婆讲的有趣的故事，小毛对姝华的情窦初开，物质匮乏时代的梦幻邮票，沪生的航模情结，小毛玩的香烟牌子，社会青年对电影的着迷……作者将自己的上海记忆通过小说展现出来，也让读者参与其中，一同回味上世纪60年代的上海风情。

70年代革命化的上海图景则又是另一种色彩。作者将政治事件蕴含其中，表现了时代风云下，个人的不幸命运，人的命运与城市息息相关。受到革命的影响，沪生与同学参加了“破四旧”活动，对香港小姐采取行动，“我不禁要问”革命语成了沪生的口头语。小毛与银凤那不正常的情爱最后因二楼爷叔的威胁而结束，又因误会而使得小毛与沪生、阿宝绝交，之后小毛的妻子死于难产。因资产阶级剥削派的身份，阿宝的祖父被抄家，树被掘倒，青砖被敲碎，家具被处理，阿宝家更是从之前的皋兰路楼房搬到了曹杨工人新村，住到了条件简陋的两万户。在第十一章中，小说描写了一个中年男人撞向公共汽车，“沪生发现，路边阴沟盖上，有一颗滚圆红湿小球，仔细再看，一只孤零零的人眼睛，黑白相间，一颗眼球，连了紫血筋络，白浆，滴滴血水”。作家并没有倾注太多自己的直接感受，以一种冷静的语调叙写革命的灰暗，从中却能感受到一丝沉重。

经过了80年代过渡后的上海呈现了崭新的面貌，数不清的酒局，男女间的感情游戏、打情骂俏，生活好像就是一场接一场的酒席。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利益关系，感情更是成了达到目的的工具和手段。梅瑞原本与沪生约会，因为沪生没有房子，梅瑞便崇拜起了阿宝，之后更是与康总有暧昧。当梅瑞的母亲与香港旧情人小开结婚后，她又插足其中，最后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都没有。汪小姐为了想要孩子，与丈夫离婚，与小毛假结婚，没想到却与徐总发生了关系并且怀孕，徐总并不打算负责，丈夫也不愿复合，而她怀的却是一个怪胎。陶陶千方百计想与妻子芳妹离婚和小琴在一起，最后终于与芳妹离婚，而小琴却不小心从楼上摔死，小琴的日记揭示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不过是一场骗局。无论是“夜东京”还是“至真园”的男男女女彼此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暧昧、性爱、包养、荤段子充斥其中。金宇澄笔下的90年代的上海，是空虚的，是精神匮乏的，失去了60年代的诗情，只剩下了无聊与空洞。

金宇澄所展现的上海图景不仅包含了上只角的生活，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表现出了下只角人们的生活状态。上海不只有小资情调，有舞会、有咖啡面包，还有着浓重的工业气息，苏州河畔飘来阵阵的烂稻草气味、腐臭味、酸氣。不只有思南路的花园洋房，也有拥挤脏乱的两万户房。在作家笔下，上海仿佛活了起来，变得立体生动，不再单调乏味。

二、《长恨歌》：弄堂里的流言世界

在《长恨歌》第一章中，王安忆以鸽子的视角，居高临下地俯瞰上海，王安忆笔下的“鸽子是这城市的精灵……它们是唯一的俯瞰这城市的活物，有谁看这城市有它们看得清晰和真切呢”。作者借鸽子的视角表现带有上海形态的弄堂、闺阁、石库门等，展现出在这座流言下的城市里上演的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小说主要围绕王琦瑶的一生，来表现上海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沉浮。正如王安忆所说：“这个女人（王琦瑶）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2]作者将自己对上海的情感寄寓在王琦瑶身上，借王琦瑶的一生来写上海。王安忆笔下的上海是琐碎的，精致的，与时代隔离的，充满流言的。

在《长恨歌》中，作者有意模糊时间的概念，回避了宏大的历史事件，以琐碎的生活细节为重心，历史隐藏在幕后，成为小说的背景。王安忆将浓浓的怀旧气息融入于小说中，在时间的更迭交替中展现不同时期的上海，蕴含着作者的怀旧情结。小说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写起，一九四五年的上海因日本投降而夜夜歌舞，整个城市都在放声歌唱，此时的上海是欢声笑语、繁花似锦的，到处都在举办“派推”，一片繁华热闹的景象，王琦瑶的生活也因成为“沪上淑媛”而发生变化。一九四六年的上海是乐观的，是欢情的，是摩登的，“上海小姐”选举展示出了当时上海的艳情，“这城市的劲头，足得了不得，不知人事不知愁的，立志将世上的快乐都享尽”。一九四八年，王琦瑶住进“爱丽丝”公寓，此时，“是局势万分紧张的一年，内战烽起，前途未决。但‘爱丽丝 的世界总是温柔富贵乡，绵绵无尽的情势”。王琦瑶并不关心外面的世界，她并不知道“淮海战役拉开帷幕；黄金价格暴涨；股市大落”，她一心一意地等着李主任，却没想到等来的却是李主任罹难的消息。住进平安里的王琦瑶依然不问时事，她与严师母、萨沙、康明逊打牌、打麻将，外面发生的事情与他们无关，在这炉边的小天地里，他们吃火锅、喝下午茶，在这种氛围里回味曾经的上海生活。一九六六年的上海充满着流言，随处袒露着这座城市的秘密，王安忆用简短的笔墨表现出当时革命化的上海面貌，玻璃器皿，明清瓷器被砸烂，书籍、唱片被焚烧，就连尸体都出现在大街上，而程先生则是其中的受害者之一。一九七六年的上海，是属于薇薇们的，这些淮海路上的女孩们，爱打扮，爱逛街，追求时尚，也在引领时尚，上海对她们来说是新世界，而在王琦瑶眼里，这却是走了样的上海。作为城市心声的有轨电车消失了，领首的“当当”声已经再也听不到了，“南京路上的楠木地砖早二十年就撬起，换上了水泥”，苏州河变得脏臭，弄堂变得更阴沉，上海已经失去了它往日的优雅，变得粗鲁，马路上到处是说脏话、随地吐痰的人，“谩骂和斗殴时有发生”，“噪声喧天”。八十年代中叶，上海出现了一批年轻的老克腊，他们听老唱片，“手上戴机械表，喝小壶煮咖啡，用剃须膏刮脸，玩老式幻灯机，穿船形牛皮鞋”， 这些老克腊以他们的方式怀念上海，尽管他们是新人，无旧可念。

王安忆笔下的上海跨越了40年的历史，经历了风雨沉浮，人事变幻，小说以弄堂来表现上海的独特形态，以王琦瑶来表现上海人精致的生活方式。通过不同时期的上海展现出不同的情态，而对上海的怀旧之情则贯穿小说始终。

三、上海怀旧的物哀之美

物哀是日本作家本居宣长提出的文学理念，简单来说，就是指人接触到世间万物时，无论是听到的，或是看到的，都能有所感触，有所理解。 “物哀”之情不仅仅指哀情，还包含着赞赏、喜爱、可怜、共鸣、同情、悲伤、怜悯、壮美、感动、失望等诸多情绪。叶渭渠在其著作《日本文学思潮史》中写道：“日本学者久松潜一博士将‘物哀的性质分为感动、调和、优美、情趣和哀感等五大类。其中最突出的是哀感。”[3]在《繁花》和《长恨歌》的上海怀旧书写中，都表现出了这种物哀之美。

《繁花》中有关蓓蒂失踪和姝华发疯的描写，透露出悲哀的气息，也将作者自己的人生体验蕴含其中。“文革”期间，蓓蒂的父母被关了起来，房间也被抄了几次，蓓蒂与年迈的阿婆相依为命，金宇澄以一种魔幻的手法交代了蓓蒂和阿婆的命运，姝华梦到阿婆与蓓蒂变成了鱼，她们游向了黄浦江，逃离了这个地方。小说以梦到蓓蒂和阿婆变成鱼的方式来表现她们的命运，从中隐含出在“文革”时期，人的不自由。姝华喜歡读书，抄诗，去吉林务农后，与沪生等人少有联系，当沪生在车站偶然遇到从吉林跑回来的姝华时，看到的却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手拎人造革旅行袋，棉大衣像咸菜，人瘦极，眼神恍惚”，身上还有一股恶臭，曾经那个吟诗诵读的女子已经变成一个生了三个孩子，精神有些异常的妇女，不禁令人唏嘘不已。小说中还提到其他知青的遭遇，从中能感受到那个时代人的痛苦。正如同小说的题目一样，繁花繁花，盛极必衰，小说中各个人物的遭遇，带有一种淡淡的悲哀之情。通过描写沪生、阿宝和小毛的成长，表现出个人成长的阵痛感。九十年代的上海经过社会转型，呈现出纸醉金迷的状态，男男女女的感情游戏、利益关系背后是单调、无聊、空洞的生活状态。沪生、阿宝、小毛告别了曾经的少年时代，进入成人世界的他们迅速掌握了游戏规则，游曳其中，他们身上也带有时代的影子，即使是童年玩伴的沪生和阿宝，彼此也并不知道对方在想些什么，也不能完全了解对方，就像姝华所写道的：“人和人，无法相通，人生是一次荒凉的旅行。”这种孤独的、不被理解的人生状态也是人类共同面对的困境。

《长恨歌》中的物哀之情体现在通过描写饮食男女的生活片段，把这些琐碎的生活流连在一起，勾勒出王琦瑶从成为“上海小姐”到死亡的人生轨迹，而当王琦瑶被长脚掐死的一瞬间，她眼前又浮现出四十年前的片场，“一间三面墙的房间里，有一张大床，一个女人横陈床上”，而那个女人原来竟是她自己，四十年的历史也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就像当年导演对王琦瑶所说的“‘上海小姐这顶桂冠是一片浮云，它看上去夺人眼目，可是转瞬即逝，它其实是过眼的烟云，留不住的风景，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它迷住你的眼，可等你睁开眼睛，却什么都没有”那样，预示了王琦瑶的人生命运。王琦瑶作为旧上海的装饰品，身上带有旧时代的影子，老克腊爱的就是王琦瑶身上所带有的上海记忆，是对过去时光的迷恋，一旦他认清了现实，心中的“上海梦”破碎了，对王琦瑶便不再存有感情。人们与王琦瑶交往，更多的是想从她身上找回曾经上海的影子，吸引人们的是她“上海小姐”的名号。王琦瑶的死，为这场上海怀旧画上了句号，弥漫着伤感之情。除了王琦瑶外，王安忆还描写了程先生与蒋丽莉，以此作为这场上海怀旧的“边角料”。他们三人之间的感情微妙而复杂，经过了几十年的变迁，每个人的命运都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在感情上，他们却都是失败者。程先生爱慕王琦瑶，始终不肯放弃，这也使他一辈子都在“拿自己整段的岁月，去做别人岁月的边角料”，在王琦瑶的心中，他只是一个垫底的，是退一万步的打算。蒋丽莉单恋着程先生，却得不到他的回应，不断地追逐，却不断失望，更是受了许多委屈，忍着自己的心酸去安慰程先生，到后来和一个根本不爱的人结婚。王琦瑶既失去了唯一一个真心对她的男人，也失去了曾经无话不谈的朋友，表面上看似风光，其实什么都没有。最后，这场阴差阳错的情爱以三个人的死亡结束，也为这场上海怀旧增添了一丝悲凉的气息。

近年来，上海怀旧一直是上海文坛的热门话题，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优雅、繁华、精致，享有“东方巴黎”的美称，然而繁华过后便是迅速地衰败，而这种怀旧气息也迎合了人们渴望重现上海繁荣的心态，渴望重塑上海昔日的辉煌，以旧时代的上海来表现对现在的不满。在《繁花》和《长恨歌》中，可以看到作者对过去上海的追忆，体会到这种怀旧之情，同时也感到一种沧桑感，怀旧只不过是美好想象的幻灭，不论是王琦瑶，还是沪生、阿宝们，他们都是怀旧时代的旁观者，过去即使再美好，也回不去了，充满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伤感。正如孙甘露所说：“我倾向于这样的观点，那个上海（怀旧热中的上海）是不存在的。”[4]当然，我们也不应忽视这种上海怀旧的不足之处，作家为了突出过去上海的美好，把90年代的上海简单概括为平庸乏味的时代，忽略了90年代上海的特点，叙事模式定型化，缺少了视野的广阔性和未来性。

[参考文献]

[1]金宇澄.繁花·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2]王安忆.寻找上海[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3]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4]孙甘露.在天花板上跳舞·我们的什么“旧”东西[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