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万亿研发资金如何有效？

目前，全世界的企业、研究机构、大学及政府实验室加起来每年会投入超过1万亿美元用于研发。如果没有产品融资的新方式，它们的多数发现都将被束之高阁。

在商业领袖齐聚一堂探讨行业创新时，他们往往将重点放在改善基础研究，或建设技术中心、孵化器等由政府资助的行动上。然而，上述讨论往往缺乏最终产品这一“创新”的关键元素。

这并非疏忽。恰恰相反，缺乏以产品为核心的讨论表明：几乎所有行业和大大小小的企业所面临的问题要严重得多。简言之，产品开发在创新战略中处于次要地位，因为创意和商业化之间的金融联系被切断了。

要想实现经济繁荣，需要推动好的理念走向市场。毕竟创新产品让生活更健康、更高效，也更快乐。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开发—也就是研发中的“发”（development）—并未能够跟上“研”（research）—也就是说，未能跟上现代研究惊人的发展速度。

就连最强劲的经济体也存在许多过剩的、永远无法接触到消费者的创意。比如在美国，仅有5%的活跃专利可以获得许可证或商业化。多数企业真正付诸应用的发明还不到其拥有专利的1/4。学术界技术转让的形势也同样严峻。尽管自1969年以来美国大学已经被授予超过75，000项专利—但对绝大多数负责管理学校知识产权成果的技术转让部门来说，其所得收入甚至无法弥补其自身的运营支出。

如果想扭转上述趋势并最大限度地提高创新产出，我们需要更多机制来为优秀的创意提供商业化资助。

目前，风险资本支持的创业企业是从研究转向开发的标准机制。这些企业成立的全部目的就是要推动好的创意进入开发渠道。此外，考虑到某些创业企业估值很高，人们很容易认为，由精明的企业和风险投资资金所组成的健康生态系统是确保创新所需要的全部因素。

但事实上，多数企业根本无法将好的创意推向市场，因为它们缺乏获得创新资金的渠道。中小企业（SMEs）往往很难获得融资来建设研发基础设施。跨国企业利用留存收益作为研发资金，但因为这种方法可能对企业股票估值造成负面影响，所以就连它们往往都对推动创新持保守态度。

我们可以把上述情况与跨国公司融资建设基础设施的例子进行比较。比方说，假设杜邦想要建设一家新的制造厂。它可以从银行借款，之后用所得的利润进行偿付。但如果杜邦需要资金在现有工厂里生产一种新化学品，那么它很难获得贷款，因为银行不知道创新产品的风险评估方法（无论是涉及化工行业还是其他）。

除非你是像Alphabet（谷歌创建的新公司，将取代谷歌成为上市实体—编者注）、苹果或特斯拉那样的明星企业，否则你无法证明一项应用前景模糊的研发计划是合理的。现在就连规模最大的企业也更乐意收购一项已经打包好的新技术，而不是进行内部研发。这也是为什么兼并和收购越来越普遍的一个理由（这还能够解释为什么有些观察家把兼并收购看成一种新的研发）。

这种状况对投资者而言同样并不理想。比如索尼公司的PlayStation游戏机项目。PlayStation的研发在20世纪90年代吸引了投资者的广泛关注。但支持研发计划的唯一方法是购买母公司的股票—而母公司还包括音乐、电影、相机和电视等业务。这样的错配对企业而言像对投资者一样低效。而且对小企业这甚至算不上一项选择：小企业出售股权难度很大。

显而易见，目前的融资模式扼杀了产品创新和投资，几乎完全冻结了中小企业。与我谈论这个问题的政府官员更关注保持国内中小企业的健康，而不是跨国企业的保护，他们这么做理由非常充分：无论哪里的中小企业都在就业和岗位创造方面占据绝大多数份额，但它们却无法得到应有的融资機会。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企业需要将融资工具与产品开发挂钩。一种方法是设立债权基金，并将相关债券与可预测的新产品收入回报相挂钩。这类基金可以设计成在各类项目或行业之间分散风险，这可能提高它们对那些回避高风险的投资者的吸引力。这种基金也可以在投资人和创新项目之间达成更紧密的一致。

拥有良好记录、技术能力、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和既有销售渠道的企业是任何国家都不能浪费的创新资源。现有融资机制的局限性意味着国家正在白白浪费机会。尽管产品商业化现成的机会很少，但目前，全世界的企业、研究机构、大学及政府实验室加起来每年会投入超过1万亿美元用于研发。如果没有产品融资的新方式，它们的多数发现都将被束之高阁。

爱德华·荣格

（Edward Jung）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作者是微软前首席架构师，智力投资（Intellectual Ventures）公司首席技术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