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海上长城”

刘怡

中国海权的真正崛起，须超越追求地区绝对安全并集中于一隅的“长城观”。而发展以航母编队为中心的远洋水面舰队，是避免战略猜疑和安全两难的理性选择。

所谓“海上长城”，曾被冠以形形色色的称谓：在西太平洋海洋安全问题上，它被叫作“反介入/区域拒止”；在南海，被称为“沙造长城”（指吹沙填海工程）；在装备发展上，则被称为“要塞舰队”。

笔者访谈的美国学者倾向于认为，过去5个世纪里追求过强大海权的陆海复合型国家，都容易将大陆领土和安全观念搬弄到海上，从而违背马汉关于“大洋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忠告；由于“长城”能庇护的仅是规模较小的经济﹣安全共同体，一旦主导性海洋强国充分利用其对全球开放市场和安全体系的影响力，组织相应的战略同盟做出制衡，挑战者的影响力将难以越过“长城”。

然而，部分学者关于中国“海上长城”的预言自证，从一开始就存在偏差。

中国海权的特殊性

“越过长城”，这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中心”前年出版的“中国的远海行动”主题论文集的总题目。

该文集编者之一安德鲁·埃里克森博士（Andrew S. Erickson）告诉笔者，他觉得中国海洋战略的发展轨迹，有点类似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的做法：首先寻求足以覆盖近海的防卫能力，接着将第一岛链以内的半封闭海域变为假想敌无法插足的反介入区，最后培养执行“跨地区非传统安全任务”的能力。

埃里克森认为，这种海权建设模式的特点是：资源投入优先度以及实际效能，伴随空间距离的递增而衰减，并且在每一阶段，都有相当具体的战略地理坐标或遏制点作为边界，宛如修筑在海上的万里长城。他并且指出，中国海军远海行动的增长，将导致“越过长城”，不过趋势虽属向外，重心仍在内侧。

至少在一件事上，埃里克森出现了先入为主的误判：苏联之所以热衷于建设环绕周边窄海的“战略防御蓝带”，乃是因为其内向的统制型经济，要求对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人口和资源进行独占性控制。而中国在1978年以后发展的外向型经济模式，恰恰并不以大陆市场作为凭靠。

以2016年前三季度外贸进出口情况为例，中国对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商品进出口量，占到总额的34%，而上述国家和地区，显然并不在“长城”的保护范围之内。另外，中国2016年原油消费量的64.4%系来自进口，其中又有六成是经海路东运的非洲和中东原油，而所谓“长城”显然无法延伸到印度洋，以形成对能源安全的绝对保障。

不过，埃里克森及其同事，的确也揭示了海权发展的一项秘密：由于开放市场的不可分割性“要求解除一切使某個区域市场关闭的风险，并避免大陆强国控制具有零和特征的关键港口和航线”，海洋强国在确保其远洋舰队优势以外，通常还会在若干关键地区维持政治和安全存在，以确保区域均势。

换言之，以海上贸易和金融事业作为活力源泉的主导性海洋国家，会对专注陆上发展的准大陆强国构成无形的压力，但又会对其健康的“海洋转型”持开放心态。

把握双重平衡

一般而言，陆海复合型国家由于在海陆两个方向，同时面临潜在的安全风险，且无法将安全资源完全倾注在单一方向上，容易出现海陆平衡的问题。

在“冷战”结束之前，来自中国北方的陆上安全压力，一度使华北沿海地区的经济开发受到束缚；中国在海军现代化方面投入的财政资源，同样捉襟见肘，以优先确保用于防御边境的庞大陆上兵力。

但随着21世纪初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成型，来自陆上的安全压力大幅减轻，遂使中国可以集中力量投入海洋转型。

现在需要注意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成本分担问题。考虑到中亚多国在未来10年内陆续面临最高领导层的代际更替，而俄罗斯甚难放弃在该地区的传统安全利益，对中亚、伊朗和近东潜在政治风险的化解，需要更多借重中俄伙伴关系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多边机制的力量，以避免经营海洋的总体战略再度受到陆上安全隐患的牵制。

而在比“陆海平衡”复杂程度更高的“全球﹣地区”二元海上关系中，有必要针对不同地区，形成有差异的应对方略。

在全球层面，发展以航母编队为中心的远洋水面舰队，看似与美国形成了竞争，实际上却是避免战略猜疑和安全两难的理性选择。

现阶段中国航母战斗群的技术水准和数量，尚不足以和美国海军等量齐观，而这恰恰构成了某种“安全阀”。一旦美国察觉中国的长期目标是保有一支数量可观、但并不追求超越美军的“常规制海型舰队”时，彼此间的对抗系数反而会相应下降；中国提出分担对全球海洋“公地”的保护义务的诉求时，也会更加从容。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吉原恒淑告诉笔者：“中国发展航空母舰，并没有在美国引发战略层面的恐慌，因为它与美国对未来海上冲突或者说海战的预期，其实是一致的。况且，在和平时期使用航母执行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等非对抗性任务，可以成为中美进一步开展海上安全合作的潜在机会。”

再说地区层面，应对东北亚海上安全问题的策略，与保障南海航路畅通的安排，需要做出区分。

就东北亚而言，由于驻日美军基地的存在，以及朝鲜核问题的升级可能，一切多边协调机制注定都不适用于东海方向。中美、中日之间，需要形成界限明确的风险管控机制，针对双方舰艇和飞机在部分敏感地区的“活动外延”形成默契，使常态化的抵近侦察、巡航和接触，不至于演变成交替升级的危机。

就东南亚而言，情况恰好相反：任一国家的既有海空武力，都不足以对中国构成实质性威胁，此时恰好适合试行多边机制，在多国共同打击海盗和恐怖主义、从事灾害救援和环境保护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互信。在多边机制下化解南海风险，亦可使美国丧失单方面介入的舆论基础，使其仅作为多边机制中的一方而存在，有助于减轻中国的现实压力。

参与“公地”规则制订

在与笔者提及南海问题时，吉原恒淑曾经指出：“倘若每个东南亚国家都出于战略恐惧，在自己的近海建立起层层叠叠的反介入防御圈，部署潜艇和巡航导弹，南海势必变成安全意义上的‘无人区。没有任何一国能自由地开发争议海域的资源，大型油轮和货船在靠近大陆架的海域航行将变得危险重重，最终全然摧毁南海作为经济通道的功能，而代价将由所有当事方共同承担。”

这一推论不仅展示了安全两难上升到极致时，中国可能面临的周边海洋困境，实际上还点明了海权发展的另一项秘密：若流通不存在，则独占无意义。

海洋作为经济活力的源泉，其运行机理在经典海权论中被称为“马汉逻辑”，与之相对的安全功能則被称为“马汉语法”。这一“逻辑”包含三重维度：对外贸易、开放市场（商业），以及资源、人口、财富等经济要素的自由流通。

简而言之，借助海洋作为交通介质的无往不至的特征，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市场贯通和经济要素优化配置，是“马汉逻辑”的实质。为确保海洋经济系统得以顺畅运转而衍生出的强制性安全手段，即“马汉语法”，则是其副产品。

尽管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贸易作为最重要财富源泉的地位，已经逐步为生产所取代，但远洋航运由于其显著的成本优势，依然具有事实上的不可替代性。甚至可以断言：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本质上是在美国海军煊赫的物质优势保障下，海洋经济圈的新一轮扩张。

尽管“马汉逻辑”下各国理论上的权利高度平等，但在事实上，只有那些具备了必要技术实力的主体，才有可能去为海洋这片“全球公地”制订规则、提供保障；而新规则带来的海上秩序维护成本的攀升，同样须由制订者承担。

中国曾经积极参与了亚丁湾联合护航行动，也组织过多次在冲突地区的撤侨行动，但倘若中国希望进一步获得全球层面的航行规则制订权，则其承担义务的范围，就必须超越中国拥有直接经济或人员利益的地区，而在更广泛、更复杂的场合，维护全球经济秩序的稳定运转以及航行自由。

譬如，当阿拉伯半岛面临重大海上安全挑战时，中国须乐于参与国际联合行动；在对战略性国际航道的保护中，也应贡献更多力量。此举的出发点，是使遵循“马汉逻辑”的各国，确信中国有意愿、也有能力维护“全球海洋经济体系”这一公共产品，从而树立“负责任的新兴海上大国”这一外部形象。

更频繁的远海行动，还将提升海军的后勤保障、情报与早期预警、信息共享，乃至指挥和通信能力，使中国海洋能力的层次，逐步与其长远目标相匹配。

聚焦合理目标

对中国而言，外向型经济模式所奠定的“东重西轻、南重北轻”经济地理格局，天然地决定了继续扩充海上力量势在必行。但这种海上力量的能力类型与目标上限，始终是需要斟酌的重大问题。

尽管中国政府公开表明了不侵略、不称霸的立场，但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对动机的判断往往被置于对实际能力的评估之下。因此，中国“形成何种海上安保态势”与“建设何种构成的舰队”，极受外界关注。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拓展在西太平洋的防御纵深，还是对能源和商品进出口主要航线的确保，都不应被单由一国支撑的“绝对安全”观念迷惑。倘若偏执地强调要确立战略性海上通道完全不受威胁的状态，那么不仅会激化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矛盾，还将使区域安全与“全球范围内的中美海上博弈”形成勾连，造成双重压力。

中国不能一方面要在西太平洋建设以反介入/区域拒止为导向的“海上长城”，另一方面仍要为维护分布广泛的全球经济利益而继续扩充远洋制海型舰队，因为这两大作战系统难于形成耦合，财政负担却至为严重。

不要忘了苏联海军的教训：刚刚确立对周边海域的全面保障，即已丧失继续向远海进军的充足资源，同时还受到主导性海洋强国的全面压制。

若以西太平洋的区域海上安保为指向，则中国在装备了2～3个航母战斗群、一定数量的核潜艇和水面防空舰，以及具备区域外打击能力的空射反舰导弹之后，实际上已经可以“胜任”常态环境下的大部分任务。

对南海﹣马六甲战略性国际航道的维护，可以在多边机制下由相关利益方分摊；即使是考虑到美军的前沿存在和武力示威，由海陆空多层武器系统形成的防御圈，也足以承担“绊马索”的功能，使最高决策层获得应对的时间窗。

真正关键的是在全球层面的分寸感—到2030年为止，中国的远洋制海型舰队的主要发展重点，仍是完成包括强化两栖快速投送、提升反潜战能力、升级C4ISR系统、完善基地布局在内的全方位能力提升，而不是单纯在数量上追赶美国海军。

在此过程中，借助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良性互动，以及参与国际海上多边联合行动，形成覆盖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的海上多任务类型能力，向全球展示中国对自由航行权和开放市场的善意，方能奠定成长为全球级别海上强国的基础。

跨越现实中的“海上长城”较易，真正在观念和心理上超越追求地区绝对安全并集中于一隅的“长城观”则很难。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中国海权真正崛起必须经历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