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宏观国际体系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摘 要】 文章认为我国外交政策制定受多种因素影响，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宏观国际体系。在东亚封贡体系、两极体系和多极体系里，我国的外交政策都在进行适时的调整。在当代，多极体系将持续保持其稳定性，我国的外交政策也不会出现大幅度的变动，主要是在履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前提下坚持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为基石，以社会主义人权观念，有地域和目标趋向性的制定外交策略。同时客观的看待国际体系的双面性，从而使我国在复杂的环境下更自如的解决眼前的问题。

【关键词】 国际体系；外交政策；发展方向

在中国的不同发展时期，外交政策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呈现不同的变化。有的学者认为领导人的人格特点分析可以为外交政策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美国著名学者白鲁恂（Lucian W.Pye）就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毛泽东的政治行为和领导方式进行研究，他的研究结果显示，毛泽东的战争经验和性格特点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有直接性的影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清敏也曾经以赫尔曼的人格类型理论分析了人格对外交政策的影响。除了人格因素外，部分学者认为意识形态也是影响外交政策的因素。1946年，毛泽东建设性的根据不同的意识形态划定外交政策区域，率先对社会主义国家制定了友好政策，对资本主义国家却始终有担忧的情绪，所以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时间比较晚。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又适时的提出了“两个中间带”的战略政策。他指出：“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也有部分学者充分论证了文化因素对于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制定外交政策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利益关系。从以上视角来看，外交政策的制定始终在一个宏观的范围内发展。而笔者认为，这里的“宏观”指的是不同的国际体系。

一、国际体系的定义

总的来说，国际社会关于国际体系的界定具有学术性和政治性两大类。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国际体系概念迄今尚未达成“能被普遍接受的标准定义”。建构主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英国学派、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学派立论的基础都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以此为出发点，新现实主义重点阐述了国际体系力量结构的配置与变迁，新自由主义着重分析了国际体系制度的作用和变迁，建构主义则主要关注国际体系观念、认同的定位和变迁，英国学派则对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做出经典的区分。研究发现，国际体系、格局和秩序都是描述国际外交行为政治的关键内容，从字面意思来看，三者有紧密联系，实际上却有很大的鸿沟。国际体系是对整个国际关系宏观走向的描述，具有明确的指向感。而国际格局指的是国际体系各个主体间行为关系的具体描绘，能够成为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最后，国际秩序规定了国际体系里各微观个体处理彼此关系时应该遵循的规范，内容体现了具体指向性，具有可操作性。但在现实中，由于理解上的误差，国内外学术界在理论上仍然存在着对这三个概念混用的现象。

综上所述，笔者把国际体系定义如下：国际体系是在全球范围内，各个国际行为主体因为趋于相同的价值观而形成的一种趋于稳定的关系。从16世纪到现当代，一共有三个国际体系，中国的外交策略伴随着体系的形成和变更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

二、东亚封贡体系

在1500年前后，世界文明的核心区—欧亚大陆，形成了三个彼此相对隔离、各具特色的国际关系体系—东亚封贡体系、穆斯林世界、欧洲秩序。这一时期，我国处于东亚封贡体系中，作为宗主国的中国一直是亚洲的中心，周边的藩属国秉着崇敬、索求安全的生存環境、索取物质给予的态度，和谐地与我国交往。例如，在1637-1894年间，有507个朝鲜使团到过北京，也有169个中国使团到朝鲜。1401年，足利义满向明朝朝贡，被册封为“日本国王”，中日的关系比较友好。但是，在1592年，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明军与朝军并肩作战，中国自此逐步与日本断绝了封贡关系。同时，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在体系的兴盛时期与我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郑和下西洋后，藩属国的数量又增加了。

在封贡体系建立以来的三个多世纪里，中国外交政策以“进少出多”为核心。一方面，出于维持领导地位的目的，中国希望用丰厚的物质回馈使得藩属国能够坚定追随的步伐；另一方面，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将封贡体系维持下去。在这个体系里，各求所需的价值诉求以及其他两个国际体系的相对稳定，使得我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极富主动性，一直到清朝后期，我国的外交政策制定权才开始转为被动。

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由主动转为被动的原因是由于国力渐衰，没有开拓创新的意识，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与封贡体系内部的瓦解以及另外两个国际体系的外部变迁有直接关系。一方面，从17世纪初开始，日本渐渐远离了封贡体系，而明治维新使其自我发展的欲望更加强烈，体系内部开始产生分裂。另一方面，在16世纪中后期，穆斯林世界体系中的奥斯曼帝国开始日渐衰败，这个体系也在内部动荡和列强的干涉下终结。到了最后，原先并驾齐驱的三大国际体系只有欧洲秩序体系能够风光前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以及科技革命使得欧洲体系愈发强大，而中国逐渐沦为殖民地。中国的外交政策在这一复杂的国际体系下变更为被动的一方，也在欧洲各国的强迫下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失去了最宝贵的财富和人民的自由。

中国不得不去适应这个体系给他带来的光辉和耻辱，开始寻求一种自己发展的契机。这个新的机遇却来之不易，是用无数同胞的血与泪探索和总结出来的主动权。

三、两极体系

随着国际体系里各个行为主体自身力量的发展，利益纷争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崩溃，随之建立起来的雅尔塔体系开始重建了新的国际关系体系，我国的外交政策也开始随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雅尔塔体系里，意识形态的绝对对立使得我国的外交政策与苏联有很高的相似度，毛泽东选择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站在同一阵线上。从40年代末70年代初，我国外交政策在两极体系里的趋向性极强，毛泽东分别提出了“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等外交理念，使我国在社会主义一极的庇护下进行国内经济的建设，但也因诸多的主客观因素不但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泥潭里，而且与苏联的关系最终破裂。

中苏关系的破裂和中美关系的缓和无疑将使两极体系发生彻底的改变。到了70年代中后期，两极体系有了慢慢消解的趋势，邓小平更是在1985年审时度势的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同时，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因为共产党内部的腐败问题、经济问题等日益衰败，最终解体，这使得社会主义阵营形同虚设。而1990年东德与西德的合体使得两极体系最终瓦解，冷战的终结迎来了多极体系，我国的外交策略也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多极体系里，我国原有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大幅度的调整，开启了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新模式。

四、多极体系

在多极体系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多极均势”成为许多国家希望看到的国际氛围，但是地方乃至国际性的霸权主义同时存在。有关专家断言，目前全球总体上有六大问题，其中恐怖主义已然成为威胁人类生命财产安全的最大隐患。像“9·11”事件、基地组织、客机神秘消散等事件使得“均势”的夙愿难以达成。在这样的国际格局里，我国在坚持原有的基本外交原则的基础上，进行适时调整。例如，就台湾问题而言，我国经历了三次政策性的改变。从4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我国采取武力解放台湾的策略，这与当时所处的两极体系是分不开的。从50年代中后期，我国开始采取和平解放台湾的策略，这与多极体系环境下中美关系的缓和是分不开的。而现当代，我国领导人在坚持尽力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前提下，承诺在必要时刻不会放弃使用武力来解放台湾。这样“文攻武备”的方案尽显了多极体系的复杂性，在全球范围内不可避免的将有霸权主义存在。习近平总书记也直接提出我国将在21世纪解决好台湾问题的决心，霸权主义并不会击溃我国捍卫主权的心理防线。

在多极体系里，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变得更加强大，随之寻求同伴的需求也更为强烈。多极体系一方面能够给我国很多提升竞争实力的机遇，但是也使得我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例如最新遇到的南海仲裁案，使得我国面临多重困境。一方面，台湾当局的态度不但将影响中美之间的关系，而且直接影响台海两岸的关系，将关乎我国的主权安危。另一方面，我国在世界舆论的关注下，在紧要关头能清醒的判断敌友，能够更加坚定的走中国特色式的外交之路。在新时期，我国的外交政策也更加体现出它的灵活性。就周边国家而言，我国针对他们特别提出“亲、诚、惠、容”的四字外交理念。这样的策略不仅能尽可能的确保我国周边环境的安全，也能给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平台。

五、未来国际体系和我国外交策略的发展方向

尽管国际体系里依旧存在着霸权主义，但是群体保护意识和为本国核心利益出发的共同诉求使得国际体系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将继续保持其稳定性。因为一方面，和平是各个国家的民众都想要看到的局面，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极体系使得普通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人们不想再重蹈覆辙。另一方面，任何国家制定外交策略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大范围或者局部的战争都不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所以国际体系将趋于保持相对的稳定。最后，在现当代复杂的国际体系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形成已久，这样的局势也能使各个国家保持应有的冷静，客观的分析国际问题，尽力争取在相对和谐的国际氛围里使本国更加强大。

但这并不意味着多极体系会风平浪静，2016年引发全球舆论争议的中国南海争端案、美韩政府联袂打造的“萨德”系统等都是其中出现的风浪。这也与国际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是分不开的，辩证地看待国际体系的特性才能够使我国在面对风浪时更加的从容不迫。但是，从总体来看，多极体系依旧将是未来国际关系的格局。

因此，在我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外交策略将继续坚持21世纪初制定的路线。在履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前提下坚持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为基石，以社会主义人权观念，有地域和目标趋向性的制定外交策略。在重视和维护人权的过程中继续现在的外交之路，在尽力维护世界和平的同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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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涛、陈继东：“地区形势发展与中巴关系”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

郭晓凤（1988.12-）女，纳西族，云南丽江人，硕士，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