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远小说《乐园》的艺术特色分析

（内蒙古师范大学 文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1517）

摘要：中篇小说《乐园》是路远90年代的代表作品之一，其以个人视角着眼于民间叙事，灵动传神的修辞也营造出作品的魔幻氛围，并且恰当地运用对比手法塑造人物形象，艺术特色鲜明。

关键词：路远；《乐园》；艺术特色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8-0076-03

路远，内蒙古当代优秀作家，曾获得2015年茅盾文学奖提名。中篇小说《乐园》发表于1990年，不仅是重要的代表作，亦是其最为满意的作品之一。该小说艺术特色鲜明，作者在创作时也深受新历史主义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理论方法的影响，因而很有研究价值。以下将从叙事、修辞与人物塑造三方面对其艺术特色进行分析。

一、个人视角与民间叙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西方结构主义以及继之而来的新历史主义等理论方法的影响，中国文坛兴起一股新历史小说的创作热潮。作为一个始终有着对时代的敏感和在场状态的作家，路远也积极致力于新历史小说的相关创作，《乐园》应运而生。

与传统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相比，新历史小说则是通过对叙事话语的再度编码，凸现历史的个人性和偶然性来跳出传统历史文本的宏大叙事套路，实现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烙上了民间性、个人性的印记，使得历史呈现出另一番图景。[1]在此基础上，路远的《乐园》有所继承，也有其个人特色。

（一）个人视角

《乐园》中的个人视角表现为“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它是一种限知性叙事视角，指的是小说文本就是根据叙述人“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去组织，“我”不可能知道的前因后果被摒弃在作品之外。[1]而且《乐园》在以“我”为叙事视角时，“我”在故事时空和叙述时空中是自由穿行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我”所见所聞的修正和超越。

《乐园》以“我”的视角讲述了“姥姥”的苦难人生之旅。小说中发生的事件和出场人物都紧紧围绕“姥姥”这一角色展开，同时作者的情绪也伴随故事的进展一同波动起伏，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也能感同身受。

作为叙述声音的“我”，虽然是故事的局外人，不可能融入“姥姥”曾经的生活，但是“我”却能穿越时空的界限，通过对历史合理地想象，清楚地知道“姥姥”的言行、隐私甚至心理活动。例如，在日本人为黑三（姥姥丈夫）吊唁时，“姥姥除了沉默不可能会有别的举动……姥姥之所以是姥姥而不是什么女英雄就在于她有着极强的忍耐力，姥姥当时可能有的举动只会有一个，就是用眼睛的余光瞟着自己的小脚尖”。这段描写就是“我”的想象，符合“姥姥”的不甘但又无可奈何的软弱性格。

另外，“我”也叙述了“我”自身的一些行为与亲自目睹的事件，小说的叙述时空与历史时空来回交错，让过去与现在之间对话。“我”可以在自己了解的基础上任意评说，丰富了故事的情节与人物的个性。例如，“我曾有幸欣赏过姥姥那两只引为自豪的尤物。有次姥姥洗脚时我认认真真地端详了一阵——那是一双早已分辨不出脚趾和形状的肉疙瘩”。这段对于“姥姥”小脚的丑陋描绘与前段过去村里人赞美过的“美丽小脚”形成强烈的反差对比，令人唏嘘。

（二）民间叙事

作为新历史小说，《乐园》将一些奇闻轶事、边缘人物纳入历史视野，看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人性扭曲和生长，并以此来拆解权力、权威与正统，对现存社会秩序加以质疑。[2]因而，民间叙事是《乐园》的最突出特点。

《乐园》通过塑造众多的边缘化小角色来力求历史的个人化、普通化。除此之外，《乐园》对民间文化也有所涉及，并表达了对这种精华与糟粕混杂的文化的批判。例如，黑三因为性萎缩又意外身死没有留下子嗣，于是郝家公婆便以“传种接代的神圣事业”为由，让其他两个儿子轮流奸淫“姥姥”。之后七婆子偶然发现姥姥和日本人小野私通，使得大舅的出生复杂化了。而大舅的两个肚脐眼则成为被妄断为“日本杂种”的所谓证据，使姥姥受尽了郝家人的折磨和村里人的白眼。抛开政治因素，这个悲剧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即儒家文化中的“无后为大”观念和闭封文化中的愚昧落后、保守自私心理。这种文化状态下的人们既认识不了日本的侵略，也不能认识郝家悲剧和葫芦峪的整体悲剧，他们只是凭直觉、神秘力量、和偶然契机进行活动。[3]所以，路远的文化批判意识都包孕在《乐园》的情节和人物之中。

《乐园》有别于传统的革命历史小说，不再重现旧历史主义强调的正史、重大事件、伟大人物及宏大叙事，也不以表达历史的真实为目的，而是更多地表现作者对历史的个人感受。这种带有明显审美情趣和价值立场的历史叙事使得作者的个人话语得到极大的张扬。[2]

二、修辞营造的魔幻氛围

路远在创作《乐园》时也受到风行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并在莫言等“魔幻性”小说作品的启发下自主创新，运用多种修辞方式来渲染小说的魔幻气氛。

（一）拟人

《乐园》中的拟人修辞虽然用得不多，但恰到好处。路远赋予事物以人类的行为特点，生动地表达出自己的情感，也使事物更加形象或让其从假变真。

例如“两条狼‘吻了他那两扇光洁白皙得如同女人一样的屁股。假如咬他臀部的是条公狼，那么无疑是出于同性的妒嫉”。这里将狼赋予了人的行为和心理活动，显得既荒诞又生趣。

再如“去年我回宝源县旧地重游，这才悲哀地发现这座处于北方牧区和农区之间的小镇根本算不上城市，甚至愧称于镇--他是那么陈旧不堪，狭小、拥挤，布局杂乱无章，街道污浊混乱，与任何一个城市相比它都显得呆头呆脑，肮脏而猥琐，像一个灰溜溜的北方农民蜷缩在自家那片空旷、贫瘠的田野上”。在此处，作者将“宝源县”拟作“北方农民”，使抽象的事物更具体，荒唐诙谐，表达了对家乡失望、颓丧的情绪。

（二）比喻

比喻这一传统修辞手法在《乐园》中被广泛使用，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以物喻人和以物喻物。

例如“后来姥姥渐觉风平浪静，身子化成一叶轻舟，在静静地流逝着、漂泊着……身不由己地向一个宁静碧蓝的峡谷驶去”；“姥姥在河岸木呆呆站立着，像一截美丽的柳树桩子”；“姥姥走进庙门，犹如在死亡污浊之地冒出一朵美丽的水仙花儿，日本兵的眼睛顿时亮了”等，以上均属于以物喻人，增添了小说的“神话”色彩。

再如，“两条狼由于在油菜地厮滚而染上了金色的油菜花，通体金光灿灿，犹如两只从天而降的精灵”；“一层绿色的水藻随波逐流漂浮而来，宛如一片绿色的纱衣”；“那红的血白的脑浆在空中飞溅起来盛开了一朵喇叭形的花朵”等，这些都属于以物喻物。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路远采用了一种较为奇特的对比方式，即用看起来较为美好的事物来比喻原本比较排斥或较低俗的事物，出乎意料的联想之外的对比达到了特殊的艺术效果。但是也过于强调辞藻的华丽与视觉的冲击性，有用笔过重之嫌，一定程度上会让读者不舒服。

（三）夸张

由五个盲人组成的鼓匠班是《乐园》重点描写的角色之一，为了展现他们高超的演艺技能，小说大量运用了夸张的手法，魔幻色彩明显。例如“大鼓匠一松唇，将那气猛地注入唢呐内，便猝然爆响了一声凄厉刺耳的长音。那音儿箭一般腾空而去飞入云端，又似勾魂摄魄的鬼叫，让所有听到的人心头一悸。声音未落，那枝头的乌鸦扑棱棱跌落下来，中了魔怔一般在地上扑腾着翅膀飞不起来”；“大鼓匠鼓圆双腮，眼里忽地闪出蓝光，几个破乍乍的音符从喇叭口猛地爆出，大有石破天惊的力量，霰弹般炸开，刺痛了所有人的耳膜。据说有几个日本兵当时听到这喇叭声登时昏厥过去，七窍流血”等，如此描写能够激起读者的丰富想象和强烈共鸣，出奇大胆，烘托了小说的气氛。

再如后文描绘的“蝶雪”现象，“那是太阳将要跃出山峦的一瞬间，从额吉郭勒河面上空飘来一条彩色的云带。那云带时长时窄，变幻莫测，闪烁着五彩祥光，压得极低飘过来。待再近些的时候，姥姥惊诧了——那彩色飘带竟是一片片硕大的雪花，冉冉飘飞，流金溢彩，美不胜收……渐渐，姥姥才发现那所谓的‘大雪花竟是一只只真正的大蝴蝶。足足有上亿只蝴蝶结队飞翔。”上述景色描写虽然有夸张之意，但新奇生动，不流于俗套，魔幻手法渲染下的景色读来令人神往，富有诗意的語言也是一种美的享受。

三、人物塑造的对比手法

《乐园》运用对比手法刻画人物，使每个人物都是丰满的、唯一的，绝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物形象。具体包括：

（一）相似人物的反差对比

“姥姥”、郝张女和七婆子均是倍受封建礼教压迫的旧时代女性形象，但她们相似之处又存在差别。

“姥姥”的小名叫秀儿，是小说的女主人公。她美丽、善良，同时也无知、懦弱。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从小裹脚，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所以也对日本人有两个肚脐眼的谣言深信不疑。秀儿的丈夫郝三死于日本人的“射击练习”，这使得秀儿23岁就成了寡妇，受到了郝家人的无耻摧残，却又无力反抗；后来意外与日本翻译小野次郎结识，但二人之间只是两个孤独灵魂的互相取暖，没有发展为感情，而且还有着民族的隔阂，也就不可能有结果；之后所倾慕的二黑鼓匠也因无法割舍兄弟情而有缘无分；生下的儿子因意外有两个肚脐眼而遭到全村人的羞辱驱赶；最后走投无路，只得溺毙儿子跳河，幸被一名旅蒙商所救才免于一死。秀儿坎坷的人生经历正是旧社会饱受蹂躏的“小媳妇”形象的写照。路远在塑造这一人物时，没有刻板地遵循传统“高大全、真善美”的法则，而是重点突出人物身上的悲剧色彩，压抑沉闷，这也是时代的悲剧。

“姥姥”的婆婆郝张女和邻居七婆子则是封建社会心智扭曲的女性代表。她们在饱受礼教压迫的同时，也将同样的痛苦施加给下一代女人，并试图从中获取乐趣、寻求解脱。七婆子是一个性变态的丑女，因为自己得不到男人的垂青，于是憎恨所有漂亮的女人，正是这种恨导致了她对“姥姥”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恶意中伤。而在“姥姥”被千夫所指的时候又假惺惺“安慰”，愚恶可鄙；郝张女更是全文中最丑恶的女性，她主动参与郝家父子对“姥姥”的兽行，并出谋划策，手段下作，极端卑劣。

（二）迥异人物的正反对比

“瞎鼓匠班”五人是《乐园》中的正面人物形象，尽管他们杀日本人并不是为了革命，但整个就义的过程也无愧于“英雄”称号，体现了威武不屈的民族气魄。与之作对比的“土匪洋锡壶”，则是个反面角色。他打家劫舍，欺男霸女，解放后却因曾打死流浪逃跑的小野次郎成了抗日英雄，还在县城混了个小科长，土匪流氓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真是可笑讽刺，最后畏罪自杀。

《乐园》中还塑造了一个崭新的日本人形象——小野次郎，与文中凶狠残暴的日本军人构成正反对比。他本是国立大学的老师，因战争被迫服兵役，堂姐秋子死在面前却无力所救，一直抑郁于心。他没杀过中国人，结识“姥姥”后，把她当成了情感寄托，诉说自己的往事与忧伤。由于讨厌战争，他选择了逃逸，却落在了“土匪洋锡壶”的手里，被其用石头砸死。

小野次郎的形象不仅有血有肉，生动鲜活，而且还具有理性反思战争的意识，比如他和“姥姥”的对话。“年轻轻的跑到这儿来，图个甚哟？还不是那些当权者为了他们卑鄙的目的”，由此便表现出他的厌战情绪以及对整个战争意义的思考。在他看来，无论是战争的发起国还是受害国，人们都要在战争中经受死亡、孤独、痛苦等人生悲剧。作者借由这个厌战的日本军官来反思战争对人类造成的伤害，其实也是表达作者本人对于战争的反思。因而在这个形象的塑造上，作者摆脱了“十七年文学”革命乐观主义的战争史观和脸谱化的“鬼子”形象，走出了一条逐渐宽广的道路。不仅是从较高的角度来反思战争对生命的毁灭，对人性的摧残，也能够以较为开阔的心胸，塑造具有人性特质的，具体可感的日本人形象。[4]

通过以上分析，《乐园》中既有对新历史小说叙事模式的借鉴，也有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渗透。路远在此基础上将二者融会贯通，加之以个人创新以及对民间话语的本土化撰写，由此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艺术特色。尽管《乐园》尚有些许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仍不失为一篇佳作。

参考文献：

[1]于佳莹.论新历史小说的叙事模式[D].长春：吉林大学，2011-04-01.

[2]朱海霞.新历史小说的历史观和历史叙事[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7-04-01.

[3]刘恪.草原，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上——路远小说中的几对矛盾索解[J].文学自由谈，1990，（01）.

[4]冯雁.论新时期以来抗战文学中的日本人形象[D].北京语言大学，2009-05-01.

收稿日期：2016-11-24

作者简介：林远（1991-），女，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在读文学硕士，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