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性贡献

左乐平

摘要：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性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创性。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系统性。邓小平从“体系”的逻辑问题域、逻辑起点、逻辑立场、逻辑核心、逻辑主题和逻辑内容等方面，比较系统地阐释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实践性。邓小平的实践性思维方式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本体论思维方式，主张从“现实的个人”的“现实的活动”出发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问题进行探讨，体现了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以及真理性和价值性的辩证统一。首创性表现其概念，系统性表现其内容，实践性表现其思维方式，“三性”辩证统一、不可分割，共同彰显了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独特贡献。

关键词：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创性；首创性；系统性；实践性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7）03-0086-09

关于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后文简称“体系”）贡献的研究，国内外学术界进行了充分和深入的讨论，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就国内学界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认为邓小平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党和人民在改革开放中创造性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体表现在把实践作为逻辑起点、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规律依据以及把人民作为主体力量等方面；第二，认为邓小平理论建构了“体系”的整个框架，是“体系”的“本源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人”；第三，认为邓小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独特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第四，认为邓小平是“体系”的伟大开启者，主要表现在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体系”的坚固基石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基础以及形成了“相对较完善的制度体系”；第五，认为邓小平的突出贡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突破性环节”，主要表现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了“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主题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及坚持对外开放政策，等等。国外学界对邓小平研究最著名的就是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其观点可以说在西方学界具有代表性。傅高义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的贡献，认为邓小平“找到了一条富国强民的道路”，开启了一场革命，并且设计了整个改革开放过程。”傅高义的观点是有可取之处的，看到了一些问题的关键。但是，傅高义作为西方学者毕竟是中国事业的“旁观者”，很难深入到中国社会历史的深处，所以，傅高义的观点缺乏应有的历史深度。我们深入分析上述国内外学界的研究成果，就会发现这些研究主要是从理论内容和思想来源等角度来阐释邓小平的历史性贡献，应该说这些观点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但是，这些研究成果也存在不足，即缺乏从“体系”的整体性视野来看待邓小平的历史性贡献，因而无以突出邓小平对“体系”的独特性贡献。因此，从“整体性”视野来看待邓小平对“体系”的历史性贡献，依然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和研究的课题。习近平对邓小平的独特贡献作出了一个精辟论述，他说：“邓小平同志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立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习近平这一论述是着眼于“体系”的整体性而言的，指明了邓小平的独特贡献就是“开创性”，为此，深入把握此“开创性”论断极为重要。这种“开创性”，笔者认为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首创性，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二是系统性，“比较系统地”阐释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三是实践性，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實践性导向，体现了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下文具体来加以阐释。

一、首创性：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的提出具有划时代意义，这一科学命题是“体系”的核心命题，是贯穿“体系”的灵魂和主线，而且这一命题也是历史形成的。

（一）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形成的重要理论和实践前提

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形成的重要理论和实践前提，应具有与其相当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这种历史地位和价值主要表现为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伟大开篇。为什么说是伟大开篇呢？“第二次飞跃”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和规律。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以苏为鉴”思想，实际上就提出了第二次相结合的问题。为此，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研究。虽然探索过程中出现了失误，但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比如，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等等。这些积极的探索以及经验教训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现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把毛泽东没有做好的事情，我们做好来；毛泽东没有做的事情，我们做起来；毛泽东做错了的事情，我们纠正过来。我们是接着毛泽东同志做的事情来做的，“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党的十八大正确地评价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艰辛努力，并正确地指出他们为“第二次飞跃”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及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故此，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历史本质上为“体系”作了一个可贵的探索和宝贵的开端。为此，我们在探讨“体系”的时候就不能把改革开放前后30年进行割裂，而应该置于一个总体来研究。那么，当我们来把握邓小平对“体系”的独特性贡献，同样也要基于这种历史前提和条件来研究，而不可把邓小平的贡献看成是横空出世的，否则就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历史形成

实际上，自1956年胜利完成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我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革，那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国由革命的主题转换成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题。党的八大对此作出了全面的分析和正确的部署，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当时周恩来还代表党中央提出了要开展“四个现代化”建设。因此，如何结合中国实际来从事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上就构成了邓小平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的思考和探索，邓小平最终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这个科学命题的形成经过了三个阶段：

首先，“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命题的提出。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如何进行，走什么样的路子，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等问题，邓小平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邓小平在总结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经验的时候，就指出其关键是坚持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形成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那么，今天如何搞建设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要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邓小平说：“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条现代化道路有其鲜明的特点：一是紧密结合中国国情，与中国实际相适应，而不是脱离实际的。这条现代化道路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础上的；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不是西方式的现代化。我们的现代化不等于西方的现代化，当然也就不能以西方现代化的标准来绝对化地看待中国的现代化。当然，在这里强调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并不是就排斥现代化的一般文明成果和经验；三是具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性质，这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前提条件和根本性质。

其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这一命题的提出最早是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说：“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认为，这就是我们党总结出来的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和基本结论，这也是我们党经过了无数的事实检验的结论，也是总结各种失败教训和成功经验之后的结论，所以，这个结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人民选择的必然。邓小平在各种接见外宾活动中以及在各种会议上，都反复提及和强调这一重要观点。比如，1984年6月30日在会见日本外宾时，他就强调，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但是，这是适合中国实际的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邓小平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会面临很多的困难和问题，需要努力探索和实践。一方面，邓小平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对社会主义的具体内涵与建设道路还不是很清晰。他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现在还吹不起这个牛”。另一方面，他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在建设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很多错误，但是，我们要善于总结经验和勇于实践，不要因为是新事物，就怕。而是不要怕犯错误，更不能止步不前。要有吃螃蟹的精神，不能因为怕犯错误，就束手束脚，因噎废食，但他同时强调：“处理具体事情要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邓小平实际上是主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坚持唯物辩证法，既要尊重客观规律，又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理论的地位和意义。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我们党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称为邓小平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和阐释。党的十六大报告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就成了我们党的文献中的固定概念和固定提法。

综上所述，邓小平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和科学社会主义认识新水平，是以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核心概念为标志的。这一概念也是“体系”的核心和灵魂。因此，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二、系统性：比较系统地阐释了坚持和发展“体系”的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

从“体系”的整体性角度来看待邓小平的开创性贡献，我们可以明显地感知到这种开创性实质上是深刻地、比较系统性地规定了“体系”的基本原则、基本思路和基本方向。系统性是指理论的完整性和自洽性以及各要素间的辩证统一，而这种系统性也表现为一种开放性和发展性，实质上是基于实践基础上的内在矛盾的推动和演化，从而促使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和发展。邓小平对“体系”的开创性贡献本质上表现出这种系统性功能，这种系统性主要体现在“体系”的逻辑问题域、逻辑起点、逻辑立场、逻辑核心、逻辑主题和逻辑内容等方面。

（一）“体系”的逻辑问题域

逻辑问题域是一个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是理論体系存在的根本依据，也是有别于其他理论体系的区别点，实质上也就是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正是矛盾的特殊性才是一事物区别于另一事物的本质和关键，科学研究就是要对事物的特殊矛盾领域进行研究。毛泽东说：“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体系”的逻辑问题域是什么呢？这个逻辑问题域就是“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已经对其进行了艰辛探索。毛泽东说：“应当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可见，毛泽东对“第二次相结合”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研究。但是，毛泽东等人的探索虽然已经有了问题意识，但还不是很明确、很清晰，出现了诸多的曲折和失误。明确地、清晰地提出这一问题并对这一问题进行归纳和总结的则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的讲话点明了“体系”的问题域，正是这“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问题（即“第二次相结合”问题）规定了“体系”的依据，规定了“体系”的性质。

（二）“体系”的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是一个理论体系逻辑发展的基点，一切发展都是从这个起点开始。“体系”的逻辑起点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理论等的基本理论基点。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总布局”和“总任务”都是基于“总依据”而展开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依据决定了我们“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和总任务。没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就很难形成“体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指导我们工作的最大实际，绝不可以偏离这个最大实际，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体系”的逻辑起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恰恰是邓小平的独特贡献。工956年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些严重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处于什么阶段”这一问题不清晰，对中国具体国情不清晰，从而出现了判断失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是邓小平在1987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提出来的，他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的实际。“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为此，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正是基于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体系”的逻辑起点，是邓小平的一大贡献。

（三）“体系”的逻辑立场

这种逻辑立场实质上就是其价值立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逻辑立场是什么呢？马克思、恩格斯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中的这一句话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也就是追求人类的自由解放。这一立场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学说之中，因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立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必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精神。邓小平关于“三个有利于”标准以及社会主义本质论等论述就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精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为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强调“五位一体”、社会公平正义和共享理念，这些都凸显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立场。

（四）“体系”的逻辑核心

逻辑核心是由逻辑问题域、逻辑起点和逻辑立场等决定了的，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逻辑核心决定了“体系”的所有内容都要围绕其而展开。邓小平对“左”倾错误的深刻认识和经验总结，较早地强调了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1980年5月5日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是在于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是否正确，关键是看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是最高衡量标准。他指出：“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这种强调生产力发展的思想，最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出了明确的概括。虽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任务，但发展依然是硬道理。中国正是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开放，以此来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五）“体系”的逻辑主题

对“体系”的逻辑主题，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有的主张是发展，有的主张是以人为本，等等。笔者认为，逻辑主题是由逻辑问题域所决定的，即有什么样的问题域就有什么样的主题。“体系”的逻辑问题域是“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那么，这也决定了其逻辑主题只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从党的报告的标题就可以发现逻辑主题。从党的十三大报告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标题的关键词，除了十三大用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外，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的标题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主题词。为此，习近平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象地比喻为一篇大文章，他认为：“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

（六）“體系”的逻辑内容

逻辑内容主要是由前述的逻辑问题域、逻辑起点、逻辑立场、逻辑核心和逻辑主题所决定的，这里所谓的逻辑内容主要是指制约事物发展过程的主要矛盾所规定的内容，也就是贯穿全过程的基本内容。为此，笔者认为，“体系”的逻辑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精神价值、制度和基本原理，它们分别是魂魄、骨架和血肉，这三者共同建构成“体系”的内容逻辑：一是精神价值方面，主要是指以实事求是为本质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论和认识论、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核心价值诉求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历史观。二是制度方面，主要是指党的基本政治路线。实质上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解决“人的依赖问题”和“物的依赖问题”的物质条件，“两个基本点”解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向性和全面性。三是基本原理方面，主要是指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制度完善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以及党的建设理论等。这些“体系”的逻辑内容，邓小平都已初步进行了回答，提出了很多的新思想、新观点。

总之，“体系”的逻辑问题域、逻辑起点、逻辑立场、逻辑核心、逻辑主题和逻辑内容等是辩证统一的，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这也是邓小平对“体系”的独特贡献。

三、实践性：“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实践性导向，体现了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

邓小平对“体系”的开创性贡献还体现为一种实践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本体论思维方式。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实质上涉及的是社会观问题，也就是关于在人与自然关系制约下的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观念和理论，其核心是个人和集体的关系问题，这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对此问题的认识，现有三种不同的思路：一是从个人出发来理解社会观，表现为社会原子论，强调个人自由和平等，社会是建立在一种契约性基础上。近代以来的基于利益关系的市民社会就是代表，这种观念遭到马克思主义的极力批判。二是从集体或整体出发来理解社会观，强调某种“天意”或“普遍性基本原则”，如维科就希望这种“天意”借助于人的欲望去实现自身的“社会行动效果意外说”，还有康德的“自然计划说”，黑格尔的“理性狡计说”等，都是整体论的社会观，这种社会观充分体现在黑格尔哲学思想中，这种社会观反映的是一种本体论思维方式，忽视了人的主体性，亦遭到马克思主义的极力批判。三是实践性思维方式，强调个人与集体的辩证统一。实践性思维方式的立足点是“现实的个人”的“现实的活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是现实中的个人”等，这里的“现实的个人”就是指“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从这种“现实的个人”出发来理解社会和说明社会，而不是把社会当作现成的东西来说明个人。第三种思路是优于前两种思路的，但是前两种思路依然会影响到我们的社会观，从而导致我们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产生了消极影响。

传统社会主义可以说是一种整体论的社会观，是一种本体论式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表现为对某种模式的偏好和对经典的崇尚，忽视了人的主体性，以社会整体利益来划分多样性的个人，必然会抑制人的活力和动力，最终抑制社会的活力，导致一种齐一性、形式性、集权性；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对整体性的背叛，走向一种相反的极端，那就是极端的个人主义，集中体现为极端个人主义的变种，即集权主义和特权主义思想，而这必然会导致腐败和官僚主义盛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轰然倒塌可以说是一个生动的实例。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试图以苏为鉴，摆脱苏联式社会主义的阴影，可是在取得诸多成就的同时也出现很多失误。探究这两种模式社会主义建设的思维方式，其实质上是一种本体论式的思维方式。

邓小平的社会观则体现为一种实践性思维方式，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他主张从一种“现实的个人”的“现实的活动”出发来探讨，不是一种本体论思维方式，也不是一种认识论思维方式，是一种实践性思维方式。这种实践性思维方式强调的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以及真理性和价值性的辩证统一。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就充分体现了一种实践性思维方式，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自己的、现实活动的展开，必然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实践特色和理论特色，可以充分张扬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既合乎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又合乎中国人自己的价值诉求。比如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就深刻地揭示了真理性和价值性的辩证统一。在“体系”中，这样的理论观点是很多的。正是由于邓小平具有一种实践性思维方式，超越了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本体论思维方式，所以，邓小平才开创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观。这种实践性思维方式是“体系”的根本思维方式。

总之，邓小平对“体系”的开创性贡献具体表现为首创性、系统性和实践性，首创性表现其概念，系统性表现其内容，实践性表现其思维方式，这“三性”辩证统一、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共同彰显了邓小平对“体系”的独特贡献。

（责任编辑：肖雪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