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扶贫视角下绿色小额信贷发展研究

耿军会　王雪祺

[提要] 绿色小额信贷作为一种在农村地区推动扶贫及绿色产业发展的有效措施，在我国已初步应用，但目前绿色小额信贷供给仍然普遍存在主体缺位现象。本文以河北省保定市为例，对三类金融机构进行对比，给出绿色小额信贷发展建议，以进一步区分金融机构在绿色小额信贷中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绿色小额信贷；金融扶贫；小贷公司

基金项目：2016年度河北省教育厅项目：“金融扶贫视角下河北省绿色小额信贷发展问题研究”（项目编号：SQ161095）；2016年保定市社科联项目：“保定市精准扶贫背景下的绿色小额信贷发展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16131）；2016年度河北省统计科学研究项目：“河北绿色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路径——基于保定、张家口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项目编号：2016HZ19）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4月18日

一、绿色小额信贷相关理论基础

（一）绿色小额信贷的概念。绿色小额信贷概念的正式确立要追溯到小额信贷和绿色信贷。绿色小额信贷一般意义上是指将扶贫、绿色生态与经济活动相结合，通过引导小额信贷领域的经济活动，促使扶贫、绿色生态与信贷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其中主要包括清洁能源的开发、生产及合理利用。

绿色小额信贷的特征主要包括：（1）兼具绿色信贷和小额信贷的特点；（2）放贷对象主要为农户；（3）其作用是为了缓解农户贫困，减少农户生产、生活中的环境污染。例如，河北省保定市农村地区农户自家使用光伏发电、发展有机农业等。

（二）外部性与环境外部性经济学探讨。对绿色小额信贷发展障碍的理论基础，来源于环境外部性。环境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存在外部性问题。微观经济学中，对外部性的描述开始于经济学家马歇尔。他首先在他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了“外部经济”这一概念。马歇尔将“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做出了区分。而他的弟子庇古（Pigou，A.C.1920，1932）将其理论发扬光大，深入研究，创建了福利经济学。第一次将外部性引入环境污染问题开始研究。并将外部性进行区分：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第一次向理论界提出了“社会净边际产品”和“私人净边际产品”二词。庇古提出，负的外部性是由于私人净边际产品大于社会净边际产品。正的外部性是由于私人净边际产品小于社会净边际产品。此时市场失灵，必须借由政府进行干预。可以给予适当的征税或者罚款（针对负外部性），或者补贴、奖励等（针对正外部性）。

科斯（Ronald Coase，1960）是外部性理论的又一位集大成者，他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外部性。他认为经济主体的自身行为可能损害该主体外部的利益。那么通过经济主体间产权的明晰是可以消除外部性的，前提是交易成本为零。所以尽管存在市场失灵，但是政府不需要对生产进行介入，只需要明晰各经济主体之间的产权问题。此时私人交易就能够自行调节弥补外部性造成的无效率。若交易成本不为零，在产权明晰的同时，国家可以采用一系列制度方法进行管理，使市场中的各类经济主体降低其交易费用，并达到收益增加，寻求帕里托最优状态的达成。

通过对庇古和科斯的理论介绍，我们可以把环境污染的治理与保护机制分为两类。一是按照庇古的理论，由国家或者政府向污染企业提高税款的征收或者进行罚款。其目的是提高其污染的成本。也就是承认市场调控不是万能的。目前，很多国家仍然主要采取这种政策来防治环境污染问题；二是通过科斯的理论，认为如果交易成本为零，环境资源的产权是足够明晰的，那么我们仍然可以依赖市场交易来处理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如果制度设计的足够完善，那么此时污染环境成本的归属性也就足够明确，可以将其从社会负担的成本转化为私人负担（污染经济主体）承担的成本。目前国际上的碳排放权交易等制度就是来源于此。科斯的理论又被发展为新制度经济学学派，然而合理的制度设计是否能够解决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问题，依赖于科斯定理的两个前提。

第一，交易成本是否确实为零。從现实情况来看，该种情况不可能发生。而在环境污染问题上的交易成本涉及的更为复杂。除了个人、企业、政府之间，甚至可能上升到了国家之间，例如碳排放权交易。其交易过程中反复谈判、协商等必定耗时费力，涉及法律问题等。又或者再涉及到此类问题的法律案件中，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往往难以拿出直接的证据证明其身体健康的损失或财产损失是由企业排放的污染物所导致的。即使在技术上可以证明两者存在直接的关系，而技术检验的费用也可能高到足以让受害者放弃搜寻这种证据。因此，当谈判的边际成本高于为此而获取的边际收益时，讨价还价的过程就不会发生，环境污染外部性内部化的过程也不会实现。

第二，通过制度设计是否能做到产权足够明晰、自然环境的产权是否容易界定？事实证明在实践中，明确界定是比较困难的。例如在水污染中，由于河流海洋的流动性，污染方式极有可能不能确定，自然也难以建立明确的产权。在碳排放交易的市场上，虽然环境资源不特定的属于某个企业，但污染环境的碳排放权却具有明确的产权。大气污染中，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负的外部性，达到了保护环境的目的。但仍然需要准确确定经济主体的碳排放数量。

二、绿色小额信贷供给主体缺位——以河北省保定市为例

河北省在东部地区GDP较低，环境污染和要求经济发展的冲突也一直存在。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下，河北省经济发展严重落后于北京、天津，承接了北京部分重工业等高污染产业。但近年，京津冀地区污染问题严重，尤其是雾霾治理成为了京津冀人民关注的重中之重。保定市位于连接京津冀的核心地位，经济发展不平衡，环保和扶贫成为保定市政府近年追求的重要目标。

截至2015年末，保定市共有银行业金融机构49家，其中政策及国有银行6家，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5，113亿元，比年初增长9.9%，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2，432亿元，比年初增长14.6%；全市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72.86亿元，比年初减少9.43亿元。

笔者为了解绿色小额信贷在该地区的开展实施情况，对三类金融机构进行了对比研究，包括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小额信贷公司。在研究的过程中，针对绿色小额信贷，各金融机构并未有专门的统计口径。所以笔者从绿色信贷和小额信贷、金融扶贫与绿色金融的角度入手，分析其开展情况。

（一）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绿色信贷有所开展，小额较难体现。商业银行为以盈利性为目标的法人企业，尽管近年对银行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有所发展，但污染的负外部性难以解除影响。商业银行多以绿色信贷的形式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由于绿色小额信贷多为面向个人，且风险较大，还款来源不稳定，商业银行较少涉及。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中国工商银行响应国家、人行和银监会号召，在绿色信贷的执行方面一直走在前列。在政策制定方面，2008年工商银行开始实行“一票否决”。主要针对高污染的“两高”项目。2009年，在贷款审批环节的授信评价体系中开始加入节能减排标准。2012年，中国工商银行按照银监会《绿色信贷指引》的要求，制定并出版《绿色信贷政策》。在绿色信贷开展中考虑行业尤其是重点行业的相关环保指标，其中将核心重点指标建立体系。印发《关于加强防控重金属排放企业信贷风险管理工作的通知》，重视对重金属排放企业的信贷风险防控和信贷风险管理，列出了重金属排放企业的范围。在中国工商银行内部，建立绿色信贷问责机制，对部门、员工的绩效考核加入绿色信贷部分，对分支行进行按时考评，同时对因此发生风险损失的追究相关领导员工的责任。2015年，中国工商银行在以往基础上继续完善了《绿色信贷发展战略》。（表1）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保定分行是保定地区唯一的政策性银行，是国家就专门领域设置的金融机构，发放低息的补贴性贷款，不以盈利为目的。资金由国家财政部拨付。近年农发行在精准扶贫、绿色金融等领域越发深入，发挥了重要作用。（表2）

综上分析，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在扶贫、环保方面都起到了一定作用，特别是政策性银行，由于其非盈利性和财政拨款，存在发展绿色小额信贷的先天优势。但是，通过对保定市农发行调研得知，其贷款项目大多和政府合作，多为中长期、大额贷款，极少有单笔1，000万元以下贷款。向农户个体的小额贷款几乎没有。而商业银行由于其对风险的考虑，绿色信贷的发放也鲜少存在面向农户发放小额情况。

（二）小额信贷公司逐利性强，绿色小额信贷缺乏公益性。目前，保定范围内小贷公司较多，笔者走访了较有特色的中和农信小额贷款公司。该公司前身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小额信贷部，是非营利性组织。2008年，被划分出来专门成立了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中和农信一直宣传精准扶贫、绿色金融等理念。截至2016年10月，已在我国国家、省级重点贫困县成立200多个分支网点，保定地区多个县都有开设。但就目前来看，保定地区该小额贷款发放的大多是10万元（1万～2万元居多）以下的小额信贷，年利率约为12%～15%。贷款对象以农户为主，主要用来进行生活消费而非生产经营，例如盖房子、结婚等支出。所以尽管中和农信总部也对“绿色金融”、“绿色信贷”等概念进行过宣传，但保定地区实际情况是涉及绿色小额信贷的部分很少。

经过以上三个机构类比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对绿色小额信贷发展缺乏动力，而对绿色小额信贷适应力较好的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利率偏高。那这是否能够佐证了我们上一部分关于环境外部性理论基础的论述？是否确实需要政府的调控才能够实现绿色小额信贷的效果和作用？因此，解决环境外部性才能推动绿色小额信贷的发展。

三、有效开展绿色小额信贷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完全采用市场手段来推行绿色小额信贷是比较困难的。需要借助一系列合理的制度设计和政府介入。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绿色小额信贷的制度路径已经搭建，但在地区性的绿色小额信贷支持匹配等问题上，存在较大问题。尤其表现在商业性金融机构主体缺少开展绿色小额信贷的动力，仅依靠政策性金融主体的力度有限。同时，民间金融对绿色小额信贷的参与度过低。

（一）加强各级政府作用，完善绿色小额信贷政策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首先，对绿色金融相关政策和执行制定进行进一步完善。中央各部门应该联合起来，制定包括环境保护、绿色金融等一系列相关法律政策，尽量使政策具有连续性、系统性；地方政府应该充分贯彻中央政策，摒除地方保护主义，重视绿色GDP的作用。其次，应该加大对各种环境污染的惩罚力度，增加违法成本，同时对金融机构开展小额绿色信贷业务进行适度补贴，提高金融机构放贷的积极性。

（二）健全金融机构的绿色小额信贷体系。尽管央行、银监会已多次出台绿色信贷的相关政策，但是其贯彻执行力度存在问题。从横向看，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做法比较健全，城市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小贷公司等存在无力执行的现象。从纵向看，总行及大城市分行做法较好，地方分行行动力较差。央行和银监会必须进一步制定更为具体的绿色信贷政策，对指标进行进一步细分，完善风险监督机制，完善绿色信贷体系，监督绿色信贷体系在各金融机构的执行情况。

（三）进一步区分金融机构主体在绿色小额信贷实施中的作用。从对地方金融主体开展绿色小额信贷的现状分析，政策性金融机构由于其政策性和非营利性，对地方环境保护、防治污染支持作用较大，但都为大额信贷；国有商业银行次之。而小额信貸公司由于其资金、规模的局限性，对绿色小额信贷的支持作用较为有限。地方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应主动作为，对涉及环境保护、防治污染、新能源利用等产业与金融机构进行联系，发挥政策银行的政策性、商业银行的高效性、民间金融的灵活性的作用，使资金进行合理的再配置。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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