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服务贸易引力模型与边界效应

孙蕊

中图分类号：F719.9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本文采用2000-2013年京津两地旅游往来数据，在引力模型的框架下分析两地间经济距离影响及边界效应问题。结果显示，市场规模和距离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区域间服务贸易；边界效应确实存在，一些无形的贸易壁垒和不便利影响了两地间的旅游往来。最后，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在服务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服务贸易 引力模型 边界效应 京津冀协同发展

引言

自1994年《服务贸易总协定》签署以来，服务贸易总额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2%。2014年，全球服务贸易总额为98007亿美元。自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服务贸易也开始了明显的发展，无论是贸易额还是增长速度都有了很大变化（见图1、图2）。

国内服务业的发展是一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北京和天津是我国两大直辖市，处于京津冀地区的中心位置，其第三產业的发展对研究中国服务贸易、区域经济合作等问题具有基础性作用。在本文的研究区间，两地第三产业发展基本呈现上升趋势，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基本表现为逐年增加（见表1）。

2014年，北京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16626.3亿元，增长7.5%，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接近80%，并且产业高端化趋势明显。北京的服务性经济特征主要体现在科研技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两位数增长，以及金融业9.8%的年均增长（2009-2014年）。天津的经济发展传统上主要依靠工业发展带动，但随着航运的发展、高端制造业的落地和升级，第三产业发展日益凸显。2013年天津第三产业增速与GDP增速持平，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了工业增加值。其中传统服务业，如商贸、交通通信、金融、房地产均超过两位数增长，新兴服务业中，文化创意产业、科技服务总部经济、服务外包则有更快增长。

相关文献回顾

（一）引力模型与边界效应

引力模型源于引力定律，Tinbergen（1962）、Poyhonen （1963）和Linnemannn（1996）是早期使用引力模型研究双边贸易流量的学者。之后，Bersgtrand （1989）在模型中引入人均收入和汇率，以及是否拥有共同边界、是否使用共同语言或货币、是否同属于一个贸易区等虚拟变量，来说明对贸易量的影响，得出了和直觉比较相符的结果。引力模型在McCallum（1995）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他考察了美国、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并加入了两国的省际数据，从而在控制经济规模和距离的情况下，发现了加拿大省际贸易量是跨国贸易量的22倍，提出了“边境效应”问题，对于进一步消减贸易壁垒提供了有力依据。

（二）引力模型与服务贸易

Francois（2001）首次将引力模型引入服务贸易领域。使用最小二乘法估计服务贸易进口需求引力方程，然后利用假设的进口需求弹性估算服务贸易壁垒的关税等值。Grunfeld & Moxnes（2003）研究了双边服务出口和FDI流动的引力模型，在解释变量中加入进口国的贸易限制指数衡量进口国的服务贸易壁垒。

国内对于引力模型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应用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加入新的解释变量，例如柏露露和祁嘉敏（2014）加入文化维度解释变量，研究了文化要素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影响。另一类是结合边界效应探讨区域内服务贸易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晔倩和林理升（2006）对长三角和珠三角服务贸易往来的实证分析。其发现两个区域间的服务贸易合作性大于竞争性，这对区域间经济合作颇有启发。

本文在现有文献基础之上，结合京津冀一体化的经济背景，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尝试研究京津两个主要地区间的服务业协同关系和可能存在的边界阻力问题。考虑到旅游业是具有代表性的行业，并且与餐饮零售等第三产业相关性较强，与地区第三产业规模密不可分，与两地地理距离、交通便捷性有明显联系，基本符合引力模型的结构要求。因此，本文以京津两地旅游业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以京津旅游业为例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2000-2013年京津旅游往来平衡长面板数据，其中旅游数据来自于2001-2014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交通统计年鉴》、《北京旅游年鉴》、《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区域间的旅游往来应该和旅游资源禀赋、地理距离、相对距离等因素有关，比较适用于引力模型进行验证。上述年鉴中提供了北京本市居民在京旅游人次，可以作为北京地区旅游业的内部贸易值。京津城际铁路旅客发送量结合相应年份和地区的城镇居民观光休闲的出行比例，可以作为京津两地旅游业贸易往来的代理变量。这一变量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目前来看并不够理想，例如这里无法从公开发布和时间跨度长的资料中获得京津两地往来的公路客运和自驾人次的数据。因此京津城际铁路的修正数据成为考察京津旅游往来的次优选择。

除了旅游数据之外，本文还采用京津两地2000-2013年第三产业生产总值用来反映经济规模，特别是第三产业规模。并以2000年为基准，京津两地第三产业生产总值指数加以调整。以上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4）、《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1-2014）。其次是距离数据，京津之间的地理距离采用两地高铁客运距离，相对距离以京津城际铁路商业运行时速为基础加以修正，数据来自铁道部。最后是北京地区的面积，用来计算内部贸易距离。

（二）模型构建、估计与结果解释

1.基本模型。引力模型的基本设定为两个区域之间的贸易流量与各自经济规模成正比，与区域间地理距离成反比。除了人口、共同语言等因素外，其它难以量化的壁垒都可以视作边界产生的阻力，称为边界效应。边界效应和与之相对应的本地偏好对于分析区域间市场分割程度、规划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和途径有重要意义。

在貿易理论中，基本引力方程对数线性形式为：

lnXijt=α+β1lnYit+β2lnYjt+β3lnDijt+εijt （1）

在此基础上，边界效应就是在基本引力方程中引入虚拟变量Home，当一笔贸易发生在区域内时取值为1，发生在区域间时取值为0，其大小反映了区域边界对区域贸易的平均影响程度。由此得出边界效应模型：

lnXijt=α+γHome+β1lnYit+β2lnYjt+β3lnDijt+εitj （2）

其中，α为引力系数的对数，εij为残差项。Xijt是第t年经济体i向经济体j“出口”贸易。Yit和Yjt分别为第t年两个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当i=j时，引力方程反映的就是第t年的内部贸易，此时Yit=Yjt。Dijt是第t年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距离。当i=j时，D是内部贸易距离。当i=j时，Home=1；当i≠j时，Home=0。Home系数的反对数eγ即边界效应。

2.修正模型。考察两地旅游业的往来情况，若使用GDP数据可能缺乏直接说服力，在回归中将解释变量替换为第三产业总产值SY，则方程（2）调整为：

lnXijt=α+γHome+β1lnSYit+β2lnSYjt+β3lnDijt+εijt （3）

服务具有无形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和不可储存性等特点，现有多数研究认为距离对服务贸易的影响不显著。沃什（2008）的研究显示，服务产品本身不必发生实际移动，但往往伴随着资本和人力等要素的跨境流动，相对距离的影响往往大于绝对距离。结合本文的研究对象，京津之间不变的地理距离不能对两地旅游往来数据变化作出合理解释。因此考虑将地理距离调整为根据铁路商业运行时速（以2000年的时速140公里为基准）加以修正的相对距离，计算公式为：

RDijt=京津地理距离×[1-（t年铁路运行时速-140）/140]

根据Nitsch（2000a）中使用的方法，使用区域面积度量北京地区内部贸易距离，使用公式为lnDii=（area/3.14）0.5。

由此，方程被调整为：

lnXijt=α+γHome+β1lnSYit+β2lnSYjt+β3lnRDijt+εijt （4）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H1：地区第三产业规模越大，对旅游往来的促进作用越大；H2：相对距离是服务贸易出口的阻力因素，两者呈负相关关系。

3.回归结果与不足之处。根据方程（4），应用eviews7.2软件进行回归，模型的解释力主要在于贸易量对各个变量的弹性。

lnXijt=-4.3167+1.2345Home+0.2144lnSYit+0.5717lnSYjt-0.6386lnRDijt （5）

首先，距离回归系数是显著的。相对距离对于贸易量的弹性约为-0.64，基本反映了H2的假设关系，相对距离越大，两地间贸易量越小。一般贸易引力模型中距离弹性的绝对值非常接近1。本文考察的京津两地，使用的相对距离只考虑了铁路运输，忽略了公路运输和自驾方式，可能是导致弹性系数偏小的原因。其次，京津两地第三产业规模的系数都为正且小于1。天津第三产业规模系数大于北京，即天津第三产业规模增大带来的贸易增量大于北京，说明两地第三产业规模的拉动潜力不同。这和两地的服务业资源禀赋、现有规模的差距有一定关系。最后，Home系数为1.2345并且显著，由此计算边界效应值约为3.44。说明京津之间确实存在较为明显的服务贸易壁垒，地区内服务往来大约为地区间服务往来的3-4倍。

总体来看，本文的引力模型能够基本解释京津两地间服务业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同时还存在很多不足，例如省际第三产业数据的匮乏，各个城市统计年鉴内容的不统一，面板数据中的截面个数少，代理变量的选取也有一定局限性等。如果能进一步将数据扩大到京津冀各个主要城市乃至全国大部分省市，可能采用更多的回归方法加以研究并得出更丰富的结果。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全面回顾了引力模型和边界效应的相关文献，特别涵盖了应用引力模型针对我国省际和区域间服务贸易的研究成果。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估计了京津两地间的相对距离和“边界”对区域旅游往来的影响。在基本引力模型的基础上，调整了部分变量的数据选择，对模型进行回归，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引力模型具备解释一国区域内贸易情况的能力，并且在合理范围内适用于服务业的研究，市场规模以及距离确实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区域间服务贸易。其次，边界效应确实存在，这意味着北京地区的旅游业存在一定程度的本地偏好，一些无形的贸易壁垒和不便利影响了两地间的旅游往来。

从国际经验来看，经济全球化的前提和保障是一国国内经济一体化。我国国内市场不同地域、不同经济圈、不同城市群之间的分割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经济发展联动效应。2015年3月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反映了国家战略总体方针，体现了合作交流、协同发展、互惠共赢是京津冀区域发展的主要方向。高效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还应强调以下几个方面的一体化机制：

第一，打破各级行政管理壁垒，注重对接国际标准，一些重点领域已经开展改革。北京和天津海关率先启动京津冀通关一体化，现已扩大至河北石家庄，进一步还应扩大到河北省多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并且要注重和国际标准严格对接。

第二，加强现代基础设施建设，全面促进服务产品流动。从本文实证分析中可以看出，交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但是目前京津冀地区的交通枢纽还不完善。因此区域内政府职能部门应对多种交通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建立全方位立体综合运输体系，提高生产要素流动效率。在加强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要注重现代基础设施发展和完善。建立一体化网络信息交流平台，提高科学技术、中高级人才以及土地等要素资源交换的共享性和互补性。发达的现代基础设施不仅可以直接促进物流运输等方面的发展，更重要的是通过服务产品的高速流动加速农业、工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链升级，凸显服务业的辅助作用，充分发挥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推进投资与服务贸易便利化，突出创新特色。投资与服务贸易便利化的推进将对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助力。同时，也应注意到便利化措施已经涵盖了快递、传播、电信、电子商务、物联网、数码贸易、移动通信网络、互联网等服务业领域，尤其是在国际海运、电信、电子商务、跨境数据转移、运输和快递等新兴领域发展迅速。积极推出协同管制规则，才能在全球服务贸易规则逐渐成熟的进程中加入公平竞争行列，全面提升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王晔倩，林理升.引力模型与边界效应分析—以长三角和珠三角服务贸易为例[J].上海经济研究，2006（8）

2.李郇，徐现祥.边界效应的测定方法及其在长江三角洲的应用[J].地理研究，2006（9）

3.刘丹丹，孙文生.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现状及对策[J].商业时代，2006（10）

4.行伟波，李善同.引力模型、边界效应与中国区域间贸易：基于投入产出数据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0（10）

5.徐现祥，李郇.中国省际贸易模式：基于铁路货运的研究[J].世界经济， 2012（9）

6.陆继峰.边界效应转化下的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J].商业时代，2013（5）

7.李冰，余东根，吴树华.京津冀市间的边界效应与协调发展的动态分析[J]. 河北工业大学学报，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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