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美实践审视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目标与路径

韩文琰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英美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推行的供给侧改革对克服滞涨困局有一定的意义，但由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与目标均不同于英美两国，因此在路径选择上也不能完全套用，应审慎选择借鉴的同时立足我国实际，通过体制改革，制度、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依托结构调控打破危局，引入合法供给主体，加强供给竞争，促进供给主动性，降低供给要素的交易成本，提高供给效率，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供给学派 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英美实践

2016-2017年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期，有学者提出应该借鉴里根与撒切尔推行供给侧改革经验；也有学者并不完全看好英美两国的供给侧改革，认为我国不能套用英美的供给侧改革经验。对于这两类观点，笔者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待，重新审视英美供给侧改革的背景、目标、路径以及长短期效应，研判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基础、当前经济运行的问题及原因，分析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进而探讨其路径。

英美供给侧改革实践

20世纪70年代，供给学派在美国兴起的主要原因在于凯恩斯主义难以解决美国经济停滞不前、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高企的经济问题。1981年里根总统推行供给经济学，针对美国市场完善程度较好、社保负担较轻，而生产要素成本较高，并且要素成本与通货膨胀交织的恶性循环现实，主要通过削减除军费以外的财政支出 、税制改革与大规模对企业和个人减税、反垄断、放松政府对企业的制度限制、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以及实行高利率政策，并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等四项措施降低要素成本与通货膨胀率来带动美国经济发展。通过推行供给侧改革，美国短期内取得较好效果，通货膨脹率由1979年的13%、1980年的18%回落到5%以下，1987年降为3%；物价由1980年的12.4%下降到1982年的3.9%；财政预算收支在1984年一度实现平衡，并且高利率政策使美国在1985、1986年每年有近1000亿美元资金流入国内，很好地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回升，从1982年12月到1988年5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个月。但长期效果不佳，里根执政期间财政赤字累计达13386亿美元，两个任期分别为卡特任期的2.5倍与3.0倍；并且美国的减税与税制改革更加惠及大企业与富人，导致美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由1980年的11.8%上升到1983年的15.2%。

与美国不同，当时英国的市场完善程度并不高、而且社保负担比较重（1979年社会福利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57%），供给要素效率比较低下的背景下，呈现出国内经济衰退、通货膨胀高企、失业增多的态势。对此，撒切尔夫人主要通过提高供给要素的效率来推行供给侧改革。主要措施有：通过减少政府管制，降低国有经济比重，降低保障来完善市场体系，提高市场竞争力；通过将“普遍性原则”变革为“选择性原则”来削减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等公共支出，同时扩大公共产品提供领域的市场经济成分；通过员工培训等手段消除就业障碍来减少失业；降低税率的同时改革税制；控制货币发行量、放开利率政策。撒切尔夫人推行供给侧改革初期比较成功，通货膨胀率下降、GDP增长、财政有所好转、失业率创下10年来的最低纪录，并且国际收支好转。但长期来看并未达到供给学派的理论状态，通货膨胀率到1990年又上升为两位数（10.6%），1990年经济开始出现战后第三次衰退，1989年财政赤字222.4英镑，1990年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逆差为161亿英镑，占GDP比重由1979年的0.3%上升为1990年的1.7%；并且这种依托政府减税、市场出清等表象，自由经济不可避免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1979年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数由1979年的440万上升到1985年的820万人。表1为英美供给侧改革比较。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与目标

（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

英美供给侧改革的背景貌似佐证了滞涨成为需求侧调控与供给侧改革的风水岭，其实不然，我国在解放后、改革开放初期等都应用过供给侧改革，并且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显然我国在这些时期并没有出现“滞涨”，而其成功经验在于很好地解放了生产力。可见需求侧调控与供给侧管理是调整经济的两个重要手段，即使英国撒切尔时代与美国的里根经济也没有将二者割裂，并且无法单纯地辨析二者的优劣，只有准确研判经济运行的问题与关键，“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

宏观经济政策的四个主要目标为：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持续均衡增长与国际收支平衡。首先，2005-2015年我国的失业率并没有大幅波动，大体在4%-4.3%之间，2009年最高为4.3%，2007年最低为4.7%，2015年为4.05%、2016年为4.02%。其次，物价指数出现结构性差异，居民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上升、工业生产者出产价格指数与购进价格指数在下降、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在2015年开始下降。再次，GDP增长趋缓，2007年达到峰值14.16%后开始下降，2014年降为7.4%，2015年为6.9%，2016年为6.7%。最后，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与资本、金融项目出现双顺差，其中经常项目下的顺差主要来自于货物贸易的顺差，而服务贸易为逆差；并且2015年货物进出口比2014年下降7%。

可见，我国提出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与英美不同：第一，未出现大量失业；第二，未出现高企的通货膨胀，甚至有结构性通缩的趋向，不同于美英的流动性通缩；第三，国际收支也未像英美那样出现大波动及大量失衡现象。因此，从表象上看，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为增长速度下行问题，而这种下行的原因既是经济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镇痛期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结果，也与“库茨涅兹经济周期”的供给升级受阻及“熊彼特经济周期”的供给创新乏力有关，同时也面临着“刘易斯拐点”与“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这些研究在解释经济增长速度变缓的同时给出了推行供给策改革的理论依据，但对以往经济增速是否适宜审视不够。

笔者认为2008年以前我国经济受人口红利与改革红利的有利影响，保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2007年达到峰值，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开始下滑，中央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要求地方政府也提供2.82亿元的配套资金，这些投资忽略了需求侧管理中三驾马车—投资、消费与出口之间的非完全替代性，因此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问题：一是供求问题。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以产能过剩行业与房地产行业为代表的供大于求问题，以教育、医疗为代表的受制于供给抑制的供小于求问题以及以中低端消费品严重过剩、高品质消费品海外购以及中高端产业国际市场占有率低下为代表的供求错位问题。二是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以及东西部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三是贫富差距以及由此引发社会稳定问题。四是高杠杆、高负债累积形成的金融、经济系统性风险问题。这些问题普遍带有结构性，而这些结构性问题常常体现的本质问题为经济体制问题，因此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经济结构问题与经济体制问题显现的背景下提出的。

（二）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

尽管在我国与英美的供给侧改革提出背景中都提到经济增长速度问题，但我国与英美的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增长的目标也就不同。英美为资本主义国家，其经济增长的实质要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扩大资本对剩余价值的索取份额，取悦资本所有者，进而支持政治选票，因此里根与撒切尔不顾贫富差距扩大而选择有利于富裕阶层的减税政策及削减财政支出政策。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发展的目标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其成果应由人民共享，共享则要求公平分配与共同富裕，这就需要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东西部发展不平衡问题等。由此可见，英美供给侧改革更多地带有政治色彩，而我国供给侧改革更多地惠及于民，即共享发展为供给侧改革的价值取向，民生供给为供给侧改革的目标取向。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

尽管英美的供给侧改革一度推动经济增长，抑制了通货膨胀，提高了就业率，短期克服了经济滞涨，但在政策推行后期出现的“里根大衰退”与撒切尔执政后期出现的经济衰退、贫富分化、社会割裂等问题值得研究者们反思。尤其我国面对新常态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在慎思经济可持续发展条件下的经济增长速度基础上，研判国内外发展态势与发展环境，结合我国的国情与实际，通过制度、体制、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加强宏观经济结构调控以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高效率的可持续发展。

（一）完善制度并建立健全机制

积极借鉴英美供给侧改革中奉行的放松政府管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增强供给主动性。我国的供给主动性不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由供给主体不恰当带来的不负责任供给、低效供给甚至无效供给；由市场机制不健全带来的生产要素无法在产业间自由流动的供给障碍；由经济体制约束导致的闲置生产要素无法进入生产与再生产或后生产状态的供给桎梏；由供给乏力导致的供给老化。首先，对于低效、无效供给可通过法律制度确认高效供给主体的合法性，让高效的供给主体有权供给，同时也可将不恰当的供给主体改造为恰当的、合格的供给主体，以提高供给效率。其次，对于供给障碍需引入竞争机制，让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转移到高效部门，整体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库茨涅兹式产业结构演进。再次，对于供给桎梏可启动去库存、去产能的经济体制改革，以释放闲置生产要素。最后，对于供给老化，一方面，增加政府对创新投入的同时，加大对创新成果的奖励与制度保护，增加创新动力，辅之以加大教育投入，将我国的人口数量红利转向人口质量红利以求创新能力的可持续培育；另一方面，增加创新竞争的机制与压力，勇于淘汰落后技术与产业，以弥补创新短板，培育新型的战略性产业。因此，在制度、机制方面，我国应继续简政放权，并进一步建立健全市场机制、竞争机制以及创新机制。

（二）加大反腐力度并稳步改革行政性垄断行为

从形成原因上看垄断主要有自然垄断、资源垄断与行政性垄断三种。英美在供给侧改革中都奉行国企或者国有经济的改革，重点对自然垄断与资源垄断进行了改革，对此我国可以适当借鉴。但从我国当前反腐情况看，行政性垄断行为尤为突出，而行政性垄断行为不仅直接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静态损失（消费者剩余与社会福利的减少）和动态损失（由于产业要素成本提高、技术老化、产品服务缺乏创新等带来的X-低效率），而且影响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扩大贫富差距，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我国供给侧改革不仅要改革垄断组织，更要改革垄断行为，尤其要加大财政、金融领域的改革，以解决我国长期以来的金融财政化与财政金融化问题，为去杠杆做好制度准备。

（三）处理好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控的辩证关系

凯恩斯主义是在假定消费、投资、净出口具有完全可替代性的前提下，侧重总量调控而非结构调控的静态分析，但越来越多的研究与实践表明结构调控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Maddison认为影响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为结构变化，欧盟委员会也将结构性改革与投资、财政责任视为经济复苏的三大支柱。我国学者蔡昉认为结构调整是实现我国新常态增长动力转换的唯一途径。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看，当前我国的经济问题已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总量的问题，也体现出比较突出的结构性问题，比如产能过剩并非总量过剩而是结构性过剩，因此在关注总量的同时要更加发挥结构性调控的作用。以财政税收领域为例，第一，我国财政赤字逐年攀升，2015年已由2011年的5373亿元增长到23551亿元，但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总体上社会保障程度不高，结构上偏差较大，如果像英美那样改革，居民将更不敢消费，而选择更多的储蓄以防养老、就医、子女教育等，这种需求侧的消费将会继续成为短板，无论从长远看还是短期看都不利于经济发展。第二，我国面临刘易斯拐点的考验，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人口数量红利作用正在减弱，对此需要从人口数量红利转换到人口质量红利上，同时前面提到供给创新能力培育等问题均需要教育做支撑，而我国人均教育经费2014年仅有1650.51元，因此需要继续加大投入，而不能降低投入。第三，我国面临中等收入陷进的考验。为防止滑入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满足两点：工资的增长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政府收入占比不断提高，可以提供再分配。我国2011-2014年的工资增长率分别为26.8%、18.3%、31.2%与10.5%，相应年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9.06、7.32、7.3与6.87，显然工资的增长要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工资具有刚性与粘性，并且降低工资会影响消费，因此降低工资比较困难。对于财政收入占比则逐年提高，由2011年的21.46%上升到2015年的22.49%。其中税收收入比较稳定，在18.4%-18.8%之间，2015年受营改增影响略有下降，为18.46%。鉴于以上三点，我国不能简单地减税与减少财政支出，而应该进行税制改革与财政收支的结构调整，减少无效、低效投资，增加有效投资与高效投资，降低供给成本、提高供给效率，从而引导供给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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