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论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

[注]狃：习惯。

参考译文

天下的祸患，最不能挽回的，莫过于表面上社会安定没有祸乱，而实际上却存在着无法预测的忧患。消极地看着祸乱发生却不去想方设法应对，那么恐怕忧患就会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起来坚决地制止它，又担心天下人已经习惯于这种安定的表象而不相信我。只有那些仁人君子、豪杰人物，才能够挺身而出为国家安定而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求得成就伟大的功业。这本来就不是能够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的，更不是企图追求名利的人所能做到的。国家安定平静，无缘无故地触发巨大的祸患的导火线。我触发了它，我又能制止它，然后才能有力地说服天下人。祸乱发生却躲躲闪闪地想避开它，让别人去承担平定它的责任，那么天下人的责难，必定要集中到我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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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以独特的视角，阐述了晁错获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的主张。

昔者晁错尽忠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参考译文

从前晁错殚精竭虑效忠汉室，建议（景帝）削弱山东诸侯各国的实力。（于是）山东诸侯各国共同起兵，借着杀晁错的名义。可是景帝没有洞察到他们的用心，就把晁错杀了来说服他们退兵。天下人都为晁错因尽忠而遭杀身之祸而痛心，却不明白其中部分原因却是晁错自己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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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指崤山以东。作为一个地理区域的名称，最早始于战国时期，当时秦人称崤山、函谷关以东的地区为“山东”。由于战国七雄之中，除秦国以外的韩、赵、魏、齐、楚、燕六国都在崤函以东，故也有“山东六国”之称。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

参考译文

自古以来凡是做大事业的人，不仅有出类拔萃的才能，也一定有坚忍不拔的意志。从前大禹治水，凿开龙门，疏通黄河，使洪水东流入海。当他的整个工程尚未最后完成时，可能也时有决堤、漫堤等可怕的祸患发生；只是他事先就预料到会这样，祸患发生时就不会惊慌失措而能从容地治理它，所以能够最终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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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时，把整个中国的山山水水当作一个整体来治理，根据山川地理情况，将中国分为冀州、青州、徐州、兖州、扬州、梁州、豫州、雍州、荆州九个州，该疏通的疏通，该平整的平整，使得大量的地方变成肥沃的土地。他治水讲究智慧，吸取了父亲采用堵截方法治水的教训，发明了一种疏导治水的新方法，如治理黄河上游的龙门山就是如此。龙门山口过于狭窄，难以通过汛期洪水；而且黄河淤积，流水不畅。于是禹疏通河道，拓宽峡口，让洪水能更快地通过。禹治水“顺水性，水性就下，导之入海”。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参考译文

七国那样强大，却突然想削弱它，他们起来叛乱难道值得奇怪吗？晁错不在这个时候豁出自己的性命，为天下人承受抵挡大难从而控制吴、楚等国的命运，却居然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想让景帝御驾亲征平定叛乱而自己留守京城。再说那挑起七国之乱的，是谁呢？自己想赢得美名，又怎么能躲避这场忧患呢？拿亲自带兵平定叛乱的极其危险，与留守京城的极其安全相比，自己是个引发祸乱的主谋，选择最安全的事情去做，却把最危险的事情留给皇帝去做，这就是让忠臣义士们愤怒不平的原因啊。在这个时候，即使没有袁盎，晁错也不可能免于杀身之祸。为什么呢？自己想要留守京城，却叫皇帝御驾亲征。按情理来说，皇帝本来已经觉得这是勉为其难的事情，但又不好反对他的建议。这样正好给袁盎以进谗言的机会，使他的目的能够得逞。假若吴、楚等七国叛乱时，晁错豁出性命承担这一危险的平叛重担，夜以继日像淬火磨刀似的训练军队，向东边严阵以待，让自己的君主不至于受到烦忧，那么皇帝就会充分依靠他而不觉得七国叛乱有什么可怕。纵使有一百个袁盎，能有机可乘离间他们君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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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于此时挺身而出，才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躯赴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这里所议之事、所立之论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参考译文

唉！世上的君子如果想要建立伟大的功业，那就不要考虑保全性命的计策。假如晁错自己亲自带兵去讨伐吴、楚等七国，不一定就不会成功，只因他一心想保全自身，而惹得皇帝不高兴，奸臣正好趁此钻了空子。晁错企图保全自己的性命，正是他招致杀身之祸的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