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战地记者方大曾——纪念卢沟桥事变八十周年

周树山

卢沟桥事变已经过去整整八十年了。1937年7月7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向驻守卢沟桥和宛平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国民政府第29军奋起抵抗，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正式开始。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戰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去，敌我双方剑拔弩张，更大的冲突正在酝酿中。一位年轻人出现在战云密布的卢沟桥畔，他用手中的相机和笔记录下中国历史上这一重大时刻，并且预言：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他就是第一个报道卢沟桥事变的记者方大曾。此后数十年，他拍摄的战地照片，一直被历史著作和教科书所选用。然而，这些照片的作者却沉入了历史的忘川，将青春和生命定格在了那个血与火的年代。

底层中国

1912年7月13日，方大曾出生于北京东城区的协和胡同，祖籍江苏无锡。清末，祖父入京做官，自此留居北京。他的父亲方振东，毕业于京师译学馆法文专业，曾在民国外交部工作。父祖两代算不上官场要人，但在京有老宅，家境相对殷实。当时，摄影技术传入中国不久，照相馆里的全家福和仕女照是惹人艳羡的西洋一景，尚谈不上现代的摄影理念。少年时的方大曾受过良好教育，喜爱摄影，他的母亲给他买了一架照相机。开始，方大曾只觉得新奇好玩，在不断的实践中，他的摄影技术和照片的洗印技术日渐成熟，并且树立起关注社会现实的摄影理念。

据方大曾妹妹方澄敏回忆，他常常带一架相机、一条毛毯和一把雨伞就出发。在田野调查式的劳作中，方大曾用镜头抚摸脚下厚实的土地，更多地把镜头对准了苦难百姓和底层中国。乞丐、流浪者、船工、纤夫、铁匠、肩扛麻袋的苦力、人力车夫、煤矿工人、请愿的学生……这一切，都进入了他的镜头，在这一幅幅画面中，他倾注了悲悯和同情，满腔的愤懑和无声的呐喊……自觉地亲近土地和人民，题材上的平民化和底层视角，是当时文学、美术、音乐等艺术的自觉追求，比如鲁迅的小说和他对珂勒惠支版画的推崇，就可以窥见当时的思想潮流。

1930年，18岁的方大曾考入中法大学经济系，他已在摄影界崭露头角，除了参加摄影展，还用“小方”的笔名在画报、杂志上发表摄影作品，有了一定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用发表作品的稿费买了一架新相机，正式确立今后的职业方向。大学毕业后，方大曾先在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做干事，有条件接触到许多国外的报刊杂志，拓展了他的眼界。1935年，方大曾离开北平到天津工作，和朋友们创办了“中外新闻学社”，并在其中担任摄影记者。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占领了东三省，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方大曾预感中日战争不可避免，他深深为祖国的命运担忧。日本为了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步伐，打着自治的旗号，成立冀东伪政权，方大曾以记者身份，用镜头记录下了在冀东伪政权的统治下，经济上走私猖獗，社会上黄、赌、毒泛滥的真实场景。

绥远前线

方大曾真正的记者生涯是从绥远前线开始的。就其摄影的成就来说，也以绥远几十天的采访所留照片最为丰富。其题材覆盖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民族风尚等各个领域，在中国抗战史上弥足珍贵。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热河与冀东地区相继沦入敌手， 1936年2月，日本在察哈尔得手后，即把侵略的矛头指向绥远。今日地处内蒙中部的绥远省，是西北边疆进入中国腹地的必经通道，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5月，日本人操纵蒙古王爷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李守信等地方势力成立傀儡政权——蒙古军政府，同时拼凑了以土匪头子王英为首的一支武装，名为“大汉义军”。这些部队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别动队”，由日本派出军事顾问并提供军费和武器。日本关东军制定了进攻绥远的详细计划，准备对百灵庙、红格尔图、归绥、集宁及包头等战略要地分别攻击，进而占领绥远全境。

“绥远危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国民政府及地方军政官员在步步紧逼下，对日立场也发生了变化，为了国土和尊严，随时准备奋起抵抗。蒋介石紧急调令中央直属部队五个师进入山西，抵抗入侵的日伪军。绥远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35军军长傅作义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在军事上作了相应部署。10月30日，阎锡山、傅作义面见蒋介石，研究了绥远前线的兵力部署及作战问题。11月11日，阎锡山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的身份发布命令：傅作义的第35军及赵承绶统领的骑兵军为绥远前线主力作战部队。11月15日，在日本军事顾问的指使下，“大汉义军”进抵红格尔图附近，与驻绥军前哨部队接触，绥远战役”正式打响。

当天午夜，傅作义、赵承绶抵达前线指挥。18日凌晨，晋绥军全线出击，一举击溃王英所部伪军，击毙敌方千余人，红格尔图一役初战告捷。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傅作义决定一鼓作气，发起“百灵庙战役”。11月24日凌晨，战役打响，经过迂回包抄、速战速决、围点打援等一系列战术的运用，很快，百灵庙被一举收复。此后，日伪匪军组织多次反攻，均以失败告终。12月9日，王英率少数残部逃归张北，被日军全部缴械，引起全国人民热切关注的“绥远抗战”，以中国军队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百灵庙收复后，日伪匪军曾疯狂反扑，在激烈厮杀的时刻，方大曾立即起程前往绥远。他在战地通讯《绥东前线视察记》中写道：“为了把绥远抗敌的情形，可给读者一个实际的真确的认识，所以记者乃有前线之行。”此时的北方大地，数九隆冬，冰封雪裹，“十二月四日晚，自北平起程，平绥道上的火车在冽风中挣扎了一个整夜。经过张家口、大同等处，记者均从睡梦中惊醒，听到车窗外面咆哮的大风，就觉得冷栗，而体会到战壕中守卫国土的将士之身境。啊，冷！冻得死人的冷！”方大曾下车后，即搭军用运输车经黄家村到达大六号镇，翌日上午，再次搭乘军用运输车由大六号到达贲红，然后徒步北行前往高家地。“塞北荒原上的路程，比起内地来总要较长一些，这四十里的路程，直走了五个多钟头才到。又因为逆着强烈的北风，所以更感觉特别的吃力，当黄昏时候到达高家地已是疲倦极了”。方大曾在此停留了一个晚上和一个上午，在他的战地通讯《绥东前线视察记》中，人们看到了战争的酷烈和艰难——

张团长住在一个狭小的土房子里，在占满了全屋四分之三的土炕上，正中摆着一个炕桌，他独自睡在一边，另一边则让给记者。他的头旁，放着一架军用电话机，他随时随刻的都留心着每一次铃声，好像这东西是他唯一的伴侣一样。他为款待记者晚餐起见，特叫侍从买来一块豆腐，加入他平时的美食——盐水煮土豆中。在我们盘腿对坐在炕桌旁吃饭的时候，他拿起这足有四两重的大馒头对记者说：“这两天才有白面吃，从前都吃的是莜面和黑面。”记者询以兵士们是否也吃这个，他说是的，不过兵士们实际并不愿意吃白面，这并非是白面不好吃，而是因为它的价钱较贵，因为他们都是吃自己的伙食。本来晋绥军的规矩，在作战时应该有管家供给伙食，但现在并不是这样。

入夜，张团长拿了手电筒出去查勤，经一小时方回。归来后对记者说：“我们这团人自八月四日开到高红两镇以来，日间做工事，夜间睡在火线上，四个月来如一日，其间还经过两次主力战。从前天气温暖时，在火线上睡还不觉得如何难耐，但现在实在有些辛苦了。因为商都距离这两处很近，敌人如在黄昏时自商都起程，即使是最慢的步队，至迟午夜亦可到达，这正是夺营的最好的时候，所以我们的弟兄，不得不每夜都睡在火线上，以便应付紧急的事变。弟兄们的这种苦况，也只有团长以下的军官才能知道。”

……

睡到三更时分，记者从梦中冻醒时，看见这位英勇果断的团长，正把着耳机在和红格尔图方面谈话，原来他夜间总是枕着耳机睡觉的。

方大曾的战地通讯记录下亲历亲见，行文朴实，没有矫饰和造作，展现出了一个新闻记者的职业精神和可贵品格。同在绥远前线采访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一篇通讯中写道：“我们的将士在这回绥远战争中，决没有一个人在考虑个人自身的利害问题，大家一致的信念是‘为生存而战争……士兵情绪之坚决，令人可歌可泣，仅仅三五元一个月的军饷，他们已有一部分兵士请求不发军饷，以减轻政府应付战争的困难！”对比来读，可知抗战初期民族危亡之际，民心人气之可贵。

方大曾的采访活动，得到了绥远前线军政官员的尊重和支持，高家地采访结束后，方大曾谢绝了张团长的劝阻，决定前往红格尔图前线再行访问，当地驻军派出30人的骑兵马队护送。12月17日上午，方与范长江等前线记者一起，随骑兵七师师长门炳岳同乘一辆汽车离开集宁。1937年1月5日，方大曾完成了绥远前线的第二篇战地通讯《兴和之行》。此时，绥远战地的采访工作已告结束，方大曾检点行囊，还剩下一些胶卷，他决心翻越大青山，计划到绥北一带考察民族、宗教、边疆经济以及战争给当地造成的创伤等情况，留下真确的历史影像。临行之际，方大曾和范长江等同行告别。1938年，范长江在《憶小方》一文中回顾了这个瞬间——

“明天我要到百灵庙去，如果走得早，我就不来看你了！”二年前在塞外著名的高寒地方——绥东平地泉的冬夜，黑黑一屋子的塞外冬装青年人，屋内发黄的烛光，被屋外如万顷波涛呼啸而来的狂风震撼得发闪，这位硕壮身躯、面庞红润，头发带黄的斯拉夫型的青年方大曾先生走来和我握手。

……

“骑马去。”（方大曾）坦然地回答。“几个人一路？”“还有个马夫。”“你带什么东西？”“就是身上带的这一点。”

塞外的生活，我们多少经历过一些，总少像他这样冬季孤身翻阴山，而且正是百灵庙战争之后。

方大曾的采访计划受到军政官员的支持，汤恩伯军长要派汽车送他，但因山路僻远，道路坎坷，汽车无法通行，因此由王万龄师长借给他两匹马，并派一马夫随行护送。零下40度的塞外严寒，没有阻退方大曾前行的意志，他终于完成了这次采访任务。

很多年过去了，从方大曾留下的数百张照片里，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荒原凛冽的风声和呼啸的子弹声——这里有快速集结的部队，战前动员中举拳宣誓的士兵，行进在戈壁沙漠上运送军事给养的驼队；有守护在地堡边的哨兵，头戴防毒面具的防化兵、机枪射手，教堂内躲避战祸的孩子……这是80年前的北方中国，今日我们在温习这段历史时，不由得深深感受到我们民族气质里的淳朴、勇敢和坚强，这样的民族是注定不会被征服的。

目击事变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很快，方大曾即前往卢沟桥采访。当时的北平已处于一片恐慌之中，许多京郊外的百姓为了躲避战火，源源不断地涌向城里，战争离这座城市越来越近。

方大曾在战地笔记里写道：“在丰台岔道口，我被几名日军截住，我身边的相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怀疑我是中国军队的高等侦探，理由是新闻记者没有勇气到日军方面来；我递上一张名片，加之态度自若，这个猜疑也就消除了。一小时后，我被放行，穿过涵洞，再行了一里多路，就到了宛平城下。”正午时分，方大曾忽然听到了两个消息，一是大井村又被日军占领，二是日军有四五百人又从丰台出动，向卢沟桥进发。离开宛平城，方大曾登上了战火暂息的卢沟桥，一路向西往长辛店而去。

此时，卢沟桥西端的桥头已布满了我方军队的沙袋。中国守军听说方大曾从北平来，便把他拦下，急切地问：“日本兵撤退了没有？”方告诉他们，非但没有撤退，还在增援之中。士兵们听后都极其气愤。从卢沟桥到长辛店的五里路，是平汉铁路的要道，南下北上的列车因为战事全止于此。在一条街的尽头处，排列着众多阵亡的士兵尸体，当地百姓告诉方大曾：直奉战争时，在长辛店打了三天三夜，也没有死那么多人。

抵达长辛店后，方大曾才意识到，自己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第一位赶到现场的记者。他采访这次战役的指挥官吉星文团长时，对方的手里正拿着一份电报，他对方大曾说：“前方很紧，日本兵恐怕又有新的动作。你还回不回北平？”在一座高坡上，方大曾看到了许多已经架设好的机关枪，路上的人都在往家跑。方大曾一心急着回去发稿，可卢沟桥是不可能再去了，他不得不沿永定河西岸绕道门头沟回去。

就在方大曾离开长辛店后，隆隆的炮声从卢沟桥方向传来，激烈的战斗又开始了。 十日下午开始的二次总攻，日军仍未能得逞，反而遭了比第一次战役的更大的损失，计两次战役死伤达二百三十名之多，而我军伤亡则为一百五十余人。二十九军在这次抗敌战争中，其悲壮热烈，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卢沟桥抗战记》）在方大曾的笔下，战争的惨烈，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了，仍然让人心有余悸，仿佛那一切就发生在眼前：“在日军二次进攻的夜里，我军有一排人守铁桥，结果全部牺牲，亦未能退却一步。及后援军赶到，始将铁桥再行夺回。一个伤兵告诉我：他在那天参加夺桥的战役，他冲到日军的战壕里，把一个敌人用刺刀扎死，没有急把刺刀拔出来的时候，旁边的一个敌人把他左背刺伤，他就放弃了枪，右手从背上拔出大刀，立刻把刺他的那个敌人斩去半个头，并且接连着还杀伤两个敌人……” 在提笔写下这篇通讯的日子里，方大曾度过了自己25岁的生日。

1937年7月28日清晨，再次奔赴卢沟桥时，方大曾已不再是孤身一人，与他同行的还有《实报》记者宋致泉及《新闻报》记者陆诒。在日后撰写回忆录时，陆诒仍清晰地记得方大曾当时的样子：“小方身上挎着架相机，头戴白色帆布帽，穿着白衬衣和黄短裤，足蹬跑鞋，年少、英俊，显得朝气蓬勃，精力充沛。”三人所坐的列车距离长辛店还有25里时，前线的炮声隐约传来，方大曾一下从座位上跳起来说：听，老陆，这是中华民族争取解放的炮声！”

这就是方大曾，为了目击真实的战争，他不惜离炮火近一些，再近一些，不到万不得已，绝不离开。

战地失踪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向中国腹地展开全面进攻，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大片国土沦于敌手。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一边退却，一边作战，身为记者的方大曾也在平汉线北段与中国军队共进退，见证了敌人的凶残，亲历了人民的苦难，记录了我抗敌将士为保卫国土与强敌拼杀的壮烈场面。

1937年八九月间，方大曾奔走于两军拼杀的战场，一篇篇真实动人的文字喷涌而出，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他写下了《前线忆北平》《血战居庸关》《保定以北》《保定以南》《从娘子关到雁门关》等文，并有《我们为自卫而抗战》《日军炮火下之宛平》《卢沟桥事件发生后之北平》《被日军占领前的天津》《敌机轰炸我保定车站》等摄影报道。这些文字和镜头，向世界揭示了战争的真相。

惊心动魄的“南口战役”在方大曾笔下展示了它的惨烈和悲壮：当日军坦克向我军阵地进攻时，战士们冲上前去，把手榴弹塞进坦克的射击孔，以血肉之躯与这可怕的“铁怪”搏斗，一整排战士在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搏斗中死去。最终缴获的六辆坦克，在我军阵地放了两天，无人会驾驶，又无法销毁，又被敌人拖了回去——我军武器装备的落后，于此可见一斑。忠勇的中国军人面对凶恶的侵略者，完全是在以命相搏。“十三军的将士们真了不得！他们奉到的命令就是死守阵地，但是这里何来阵地？一些临时工事亦被炮火轰平，居庸关从今以后再也不会看到它的模样了，有的是由我们忠勇的抗日将士的血肉所筑成的一座新的关口！”（《血战居庸关·新的长城》）

方大曾还写到两军的肉搏，写到军队前赴后继，死守不退和指挥战役的高级将领亲临前线的情景——

王仲廉师长，他有强壮的体魄，高大的身量，黑而坚实的脸。师部设在居庸关山洞里，一辆火车作了办公厅。他本人和两位旅头打伤了，若不是还有一个钢盔戴在头上，就不堪设想了。（《血战居庸关·“铁汉”之泪》）

方大曾写道，汤恩伯到前线去指挥，见了官兵，只能用嘶哑的嗓音说出一句话：你们好好地打呀！”接着已说不出第二句话，官兵们几乎已认不出眼前的人就是他们的军长，见此情形，他们的两眼满含泪水，却又强忍了回去。

从1937年7月10日到9月18日，方大曾的足迹遍布长辛店、保定、石家庄、太原和大同，哪里有战役，哪里有热点新闻，他就赶到哪里

去。这次采访中，他和范长江再次相遇，范长江回忆：

他带上充分的蓝墨水、稿纸和照相器材，急急由石家庄登上北去的列车，临别时，我说：“希望你能写一篇‘永定河上游的战争 ！”他很平和坚定地对我说：“我一定有很好的成绩答复你！”（《忆小方》）

这是两位记者最后的告别。9月18日，方大曾从河北蠡县向上海《大公报》发出最后一篇战地通讯《平汉线北段的变化》后，杳如黄鹤，再也没了消息……

837张底片

据方澄敏回忆，哥哥方大曾自1937年7月离家后，中间曾回家一次，席不暇暖，又匆匆离去。自长辛店被日军轰炸受阻，接着就是平津陷落，他有家难归，与家人音讯不通，正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他唯有将全部身心投入抗战中去，才能稍稍紓解对亲人的思念。方澄敏说，哥哥带走了平时积存的几十卷胶卷，他本来准备用它们去拍摄四川大饥荒的，据说四川百姓断粮，以观音土充饥。外敌入侵，他只好把它们用于抗敌前线。

后人注意到，方大曾自辗转于平汉线战地报道始，影像报道明显减少。居庸关隧道里的前线指挥官，敌机轰炸下逃难的百姓，美国驻华武官大战前夕对中国军队的访问……这一切理应进入他的镜头，随着方大曾谜一样的失踪，它们也永远地消失了……

日寇进入北平后，因为担心敌人加害，方大曾的父亲把他存留的一些照片烧掉了。妹妹方澄敏坚信哥哥有一天会回来，出于对哥哥的思念，保存下一个小木箱，里边珍藏着哥哥拍摄的837张底片。这些底片保存完好，每一张都分别装在一个纸袋里。

昨日到今天，方澄敏也从一个活泼的少女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她一直住在协和胡同那座老宅里，即使四合院陆续搬进过很多人家，她也没离开那里。她仍然幻想着哥哥能像从前一样推开院门，满面春风地走进来。方澄敏明白，这些底片曾经纪录过一个时代，期待它们有一天能重见天日。台湾摄影师阮义忠先生得知后，登门拜访，说服了方澄敏，带走了50张底片。返回台湾时，遭遇台风，飞机剧烈颠簸，无法降落，生死之际，阮义忠先生仍记挂着挎包里的底片。转危为安后，阮义忠返回台湾，冲洗出了这些照片，并把它们刊登在由他主办的《摄影家》杂志上。照片面世后，引起轰动，方大曾的名字和经历方为世人所知。这之后，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冯雪松拍摄了纪录片《寻找方大曾》，那位以“小方”的笔名发表战地通讯和图片报道的青年才进入我们的视野。最终，方大曾留下的837张摄影底片被国家博物馆正式收藏，成为我们民族永久的记忆。

与方大曾同时代的法国人亨利·卡蒂尔·布列松被誉为“现代新闻摄影之父”，他比方大曾仅仅大4岁，当方大曾拿起相机摄影时，布列松或许正在法国军队里扛着来福枪服役。让人深感惋惜的是，方大曾如流星划破夜空，消失于硝烟弥漫的中国土地上；而布列松却活了96岁，见证并记录了20世纪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成为了世界著名的人文摄影大师。

布列松提出了“决定性瞬间”的摄影理论，方大曾没有理论，但他有“决定性瞬间”的实践。布列松说，经过加工和导演的照片我没有兴趣，相机是直觉和自发性反应的工具，他还说，必须永远秉持对被拍摄者与对自己的最大尊重。这一切，方大曾在职业生涯中都本能而自觉地身体力行。方大曾是20世纪的中国人，我们无法预测他的命运和事业，但是，在活着的最后时光里，他无愧于一位战地记者和优秀摄影家的光荣使命。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