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你一面“照妖镜”之一：置身历史断崖的李鸿章（下）

山西 陈为人

借你一面“照妖镜”之一：置身历史断崖的李鸿章（下）

山西 陈为人

人是刀俎，我为鱼肉

关于与日本是战是和，长期以来在满清朝野一直争论不休。主战派多是“纸上谈兵”，对当时双方实力的对比一无所知，只是一帮慷慨激昂的“愤青”。如志锐（光绪帝亲信）奏折“联英伐倭，以二三千万两饵之”，以夷制日。连张之洞开出的药方也是向英“借款一千五百万元，以购已成铁甲三四艘，雇用外兵五千人，由太平洋抄袭日本之后，使之首尾不能相顾”（容闳：《西学东渐记》）。一个满人御史，奏请起用檀道济领军抗倭。说来可笑，檀道济乃宋时人，死了有一千年，御史因同僚拟用董福祥，假名檀道济以示意，遂张冠李戴地冒昧照奏。还有一个满人京堂，奏请日本东北有两大国，一是缅甸，一是交趾，日本畏其如虎，若遣使约他夹攻，必能打得日本大败。主战派所据之策事后听来荒唐可笑。光绪与他的老师翁同龢等人，倒是有强烈的战争意志，可惜只是表现于临战之前，这种意志缺乏知己知彼的明智，只是一种“爱国”情绪而已。

1895年2月22、23日，在李鸿章出使日本之前，光绪帝连连召集李鸿章及众大臣，商量如何与日本平息战事签订条约。当皇帝被一次次屡遭败绩的战报催迫着出现在大臣们面前时，“问诸臣，时事如此，战和皆无可恃，言及宗社，声泪并发”。大臣们发现，满面憔悴的皇帝已经由一个坚定的主战派变成了急切的求和派。经过平壤陆战、黄海海战，日本气焰正盛。李鸿章认为“敌欲甚奢，注意尤在割地”。目前当务之急需要商讨的内容不是应否议和，而是能不能接受割地问题。翁同龢主张，“但得办到不割地，则多偿当努力。”割地求和太刺激国民，倘若可以用赔偿巨额战费代之，即可以忍辱负重，说“偿胜于割”。大臣孙毓汶、徐用仪认为“不应割地，便不能开办”，当前形势急迫，若回避日本提出的割地条件，和平交涉将无法继续，只能是接受割地而后有可能议和。主战派文廷式则仍坚持抗日，主张效仿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迁都最终战胜拿破仑的策略，退出北京迁都再战……翁同龢2月22日的日记中记其事：“恭邸传旨，亦未尝及前事，惟责成妥办而已。”老谋深算的李鸿章深知割地求和事关重大，他反复声称：“割地之说，不敢担承，假如占地索银，亦殊难措，户部恐无此款。”光绪询问海防情况，李鸿章答曰：“实无把握，不敢粉饰。”朝会召对之后，光绪皇帝与李鸿章、军机大臣们到传心殿议事。李鸿章再次表明：“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如果日本人必要割地，“鸿虽死不能画诺”，语甚坚决。而孙、徐则“怵以危语，意在摄合”。面对战和两难境地，一向喜欢揽权的慈禧太后也一推六二五，成了“甩手掌柜”。翁同龢日记中记：“知昨李鸿章所奏，恭邸所陈，大拂慈圣之意，曰‘任汝为之，毋以启予也’。”（高阳著：《翁同龢传》，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33、234页）慈禧太后显然是要规避割地和议的责任。当时“群公默默”……

就在清廷满朝君臣议而难决战和相持不下之际，战局却急转直下。威海陷落，李鸿章为避日军锋芒而躲在威海的北洋舰队全军覆灭。李鸿章紧急拜会各国公使，乞求列强予以干涉，但列强打着各自的算盘，都袖手旁观坐山观虎斗，准备坐收“渔翁之利”。

李鸿章见败局无可挽回，割地求和已成定局，他为自己预留后路，于出使前就割地一事上奏皇帝，要求“面谕训诲”，非要从光绪口中得到明确的割地授权不可。光绪无奈，只好表示可以授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

从1895年3月21日到24日中日双方进行了前三轮谈判。当时北洋水师虽全军覆灭，但是辽东战场争战方酣。日本在谈判前的3月16日成立了所谓“征清大都督府”，以参谋总长小松彰仁亲王为大都督，指挥“直隶平原作战”，准备进驻旅顺，直捣北京。

李鸿章审时度势要求议和之前先行停战，伊藤博文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四项苛刻的停战前提条件：

一、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

二、中国将盛京省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永远让与日本国；

三、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三万万两；

四、中国再开顺天府、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七处为通商口岸，日本国臣民在各口岸可以自由通商设厂。

伊藤博文蛮横地要求李鸿章：“和约底稿，限三日内答复。”李鸿章提出，割让台湾岛之事，英国将会干涉。伊藤博文发一声冷笑：“岂止台湾而已！不论贵国版图内之何地，我倘欲割取之，何国能出面拒绝？”

在伊藤博文咄咄逼人之下，李鸿章再次发回电报请圣旨明确授权：“彼嫌未说明所欲允之意，注意仍在让地、赔款两条实在著落。若欲和议速成，赔费恐须过一万万，让地不止台、澎，但鸿断不肯擅允，惟求集思广益，指示遵行。停战期只剩十余日，事机紧迫，求速代奏，请旨示复为幸。”

光绪复电：“……惟两款关系最重，赔款若能再与磋磨，减少若干，更可稍纾财力。让地一节，台澎竟欲全占，奉省所退无几，殊觉过贪……伊藤连日词气仍迫，倘事至无可再商，应由该大臣一面电闻，一面即与定约。”

李鸿章抱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念头，与伊藤博文反复争辩讨价还价。

弘治、张金典、孙大超在《盛世之毁——甲午战争110年祭》一书中，描述了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之间的对话：

李鸿章：“请允许敝人略述己见。首先，赔款二万万两，数额过巨，实非今日我国所能承担。能否再减轻？”

伊藤博文：“如既已言明，本备忘录是在尽量予以减轻而后所拟定，实无再减之余地。今后如战争继续，赔款数额将不止于此。”

李鸿章：“如我方第一次复文中所详述，核计贵国开销之数，远不及二万万两。今提出如此苛刻条件，以我国一国之力，无论如何亦难负担如此巨款，必借洋债。洋债为数既多，本息甚巨，中国实无偿还此等债务之财源。”

伊藤博文：“敝人不敢遽然赞同阁下之说。贵国土地富饶，人民众多，富源广大无比。”

李鸿章：“即使我国富源广大，但尚未开发，毫无办法。”

伊藤博文：“贵国人多，超过四亿，比我国人口多出十倍，如欲开发富源，实轻而易举。”

“半砖不挨挨整砖”，每年几百万两银子的海军投资认为是“糜费太重”，而战败后几亿亿两银子的赔偿却只能硬着头皮往出拿。

下面还是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之间的对话：

李鸿章：“其次，愿就土地问题一谈。历观欧洲各国交战，未有将占据之地要求全行割让者。以普法战争为例，德国所占领之法国疆土，虽非常广阔，而实际所提出之割让要求，却极为宽大。今约内将奉天南部所占之地，要求全行割让，此外对未被占领之台湾亦要求割让，岂非已甚？”

伊藤博文：“否。其事例甚多，不可以普法之一例论之。”

李鸿章：“英法两国兵临北京城下时，彼等亦未要求割让寸地。”

伊藤博文：“彼另有意在，不可以彼例此。”

李鸿章：“即如营口而论，乃系通商口岸，东西南北货物云集之地，实为我国政府之一大财源。贵国一面命我国负担苛重赔款，同时又夺取我之收入源泉，岂非过于残酷？”

伊藤博文：“是乃不得已之结果。”

李鸿章（苦笑着）：“譬如养子，既欲其长，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

伊藤博文（回之以嘲笑）：“中国岂可与孩提并论？”（弘治、张金典、孙大超：《盛世之毁——甲午战争110年祭》，华文出版社2004年版）

李鸿章作为一大国“总理”“首相”级官员，竟然在谈判桌上屈辱地说什么“养子”之言，真让人哭笑不得而又唏嘘不止。其苦苦哀求之状，由此可见一斑。

4月15日，中日双方举行最后一轮（第六轮）谈判，会谈从2时半延续到7时半，其间李鸿章苦苦哀求减轻勒索，但均遭拒绝。陆奥宗光在《蹇蹇录》一书中记录道：“会见的时间虽长，散会时已到上灯时间，而其结果，他（李鸿章）惟有完全接受我方的要求。李鸿章自到马关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会晤这样不惜费尽唇舌进行辩论的。他也许已经知道我方决意的主要部分不能变动，所以在本日的会谈中，只是在枝节问题上斤斤计较不已。例如最初要求从赔款二万万两中削减五千万两；看见达不到目的，又要求减少二千万两。甚至最后竟向伊藤全权哀求，以此少许之减额，赠作回国的旅费。此种举动，如从他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

这是一场恶狼与羔羊的谈判。李鸿章虽抱着“争得一分是一分”的态度，拼死力争，“舌敝唇焦，磨到尽头处”，但李鸿章的任何努力都只能是“与虎谋皮”“与狼共舞”，不可能从侵略者的血盆口齿中夺回已经噙在嘴里的猎物。

伊藤博文毫无通融余地下了最后通牒：“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甚至进一步赤裸裸地威胁道：如果谈判破裂，“我命令一下则北京之安危，有不忍言者，中国全权大使一去此地，能否再安然入北京城门，亦属不能保证”。

人是刀俎，我为鱼肉。此时的李鸿章已然就是横在日本人案板上的一块肉，横也一刀，竖也一刀，就看人家愿意怎么宰割而已。

4月10日战事再起，日本挥师向北京逼近，京畿危在旦夕，朝廷上下一片恐慌。李鸿章只得再奏：“事关重大，若照允，则京师可保，否则不堪设想，不敢不候电复即行定约。”

光绪再复：“都城之危即在指顾，以今日情势而论，宗社为重，边徼为轻。”就是说不惜任何代价，哪怕割地赔款，只要保住大清的社稷就行。并明确指示：“十八日所谕各节，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签署《马关条约》后激起国民共愤，光绪皇帝为自己的苦衷辩解道：“自去岁仓促开衅，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少宿选，兵非素练，纷纷召集，不殊乌合，以致水陆交绥，战无一胜。近日关内外情势更迫，北侧径逼辽、沈，南侧烦畿疆，皆现前意中事。沈阳为陵寝重地，京师则宗社攸关……是用宵旰旁皇，临朝痛苦，将一和一战两害兼权，而后幡然定计，其万分为难情事……天下臣民皆当共谅也。”

一个突发事件打乱了原有进程。翁同龢日记中有记：“二月二十九日，小李报昨申刻，肥公会晤，归被倭手枪中左颊骨，子未出。戌始苏，子仍未出。三月初一日，是日李经方、科士达皆有电，李相子仍未出，不致殆命矣。”

中日第三次谈判结束后，满怀心事的李鸿章步出春帆楼，乘轿返回驿馆。人群中突然蹿出一名日本男子，在左右未及反应之时，照定李鸿章就是一枪。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官服，当场昏厥过去……马关警方很快抓到了凶手。经审讯，此人名叫小山六之助，二十一岁，是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将战争进行下去，所以决定借刺杀李鸿章，以此中断中日间正在进行的和谈。

李鸿章的随员们赶快将其抬回驿馆，由随行的医生马上进行急救。幸好子弹没有击中要害，经过一番手忙脚乱，李鸿章渐渐苏醒过来。小山六之助的激进恐怖行动，完全违背了日本政府的意图。把日本政府置于极为狼狈的境地。日方承认“由于此次凶变，帝国不得不立于甚为困难之地位，反之，清国却因此对各国得到最好的口实，清使或将立即归国。而当其向各国哀诉时，各国将向彼表示同情，且难保不转而以其联合之压力抑制我方”。难怪伊藤博文闻讯后气急败坏地发怒道：“这一事件的发生比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还要严重！”（ 陆奥宗光：《蹇蹇录》）

由于李鸿章遇刺这一突发事件，日本担心引发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干预，在停战、赔款和割地方面做出一些让步，李鸿章颇有“因祸得福”的喜出望外，以至面对被刺时斑斑血迹的朝服，说了一句“此血可以报国矣”。

1895年4月17日，记住这一屈辱的时刻，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关于签订《马关条约》时中日双方的谈判，根据甲午战争史权威戚其章先生研究，由于我方密电码早已被日方破译，因而尽管李鸿章苦苦相争，其实清王朝割地与赔款的底线，早已被日方所洞察。

祝勇在《1894，悲情李鸿章》中，记录了这一细节：

大清帝国驻日公使汪凤藻一纸电报给李鸿章带来了坏消息——日本人照会说，他们不准备撤军，反而决定增兵。这是日本人的“绝交书”，也可以被视为“宣战书”，大清帝国没有退路了。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汪凤藻心急火燎地把照会交给译电员，让他用密码电报迅速发出时，一个更加严重的后果出现了。汪凤藻忽略了一个细节——日方的照会不是用日文写的，而是一反常态地用中文写的，日本人只要将自己手里的底稿与汪凤藻发出的密电加以对照，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破译大清的密电码。远在北京的帝国官员当然不知道这一细节，于是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没有改变电报密码，这意味着帝国所有的军事秘密都是向敌方公开的，甚至战后谈判时清方的底牌，都无一遗漏地暴露给日方。（祝勇：《盛世的疼痛》，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304页。）

谈判中，日本掌握了朝廷授权割地赔款的“底牌”，李鸿章成为让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的牵线木偶。

而清政府和李鸿章等谈判代表，却是两眼一抹黑，对日方的情形浑然不觉。日本虽然在战场上连战连捷，但毕竟国力有限，战争带来的巨大消耗进一步加重了日本普通人民的负担。自1894年底以来，日本不少地方都爆发了农民暴动，社会动荡不安。作为谈判首席代表的伊藤博文，一直很关注西方国家的态度，“他清楚西方列强的骨子里并不欢迎日本的崛起，妒忌日本在清国分食西方人的利益”。伊藤博文很明智地反对军部大本营直捣北京的“直隶平原作战计划”，认为如果把清政府彻底击垮，将会失去合法的中国政府作为勒索对象，从而招致各国干涉。而且当时节气，在天寒地冻的渤海上进行运输也很困难。1894年12月4日，伊藤博文建议天皇，先攻取威海卫和台湾，作为将来和谈的筹码。“待春暖时清廷犹踌躇而无向我请降之意”，则再进攻北京也不迟。天皇采纳了伊藤博文的建议，还按伊藤博文的建议召回了正在辽东战场准备攻打山海关的山县有朋……（陆奥宗光：《蹇蹇录》）

中日在马关的谈判，犹如拳击台上两人较量，一方被蒙上了眼睛只是“盲打”，另一方却看得真切，处处出拳凶狠直击要害。

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的时候，李鸿章一向驾轻就熟挥洒自如的笔毫，一时间重如千钧，手指变得黏滞沉重。不知是出于无意还是故意，他把自己的签名连在一起，变得难以辨认，像是一个“肃”字，李鸿章究竟什么用意？李鸿章授爵为肃伯侯，他也许是在表达，他只是在代国受难，只是一种秉旨而行的职务行为！正如伊藤博文所言：“甲午之败，绝非安徽人的问题（李是合肥人），而是中国的问题。”

也正是因为马关签约的强烈刺激，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美各国回来，途经日本横滨，再也不愿登岸，当时需要换乘轮船，要用小船摆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么也不肯上，最后只好在两艘轮船之间架了一块木板，七十五岁高龄老人，在晃晃悠悠的海面上，迈着蹒跚的步子，慢慢腾腾地挪过去。

当年的《纽约时报》评价甲午战争：“是日本人打开了世界的眼界，让人们看到了大清帝国的真正无能。1894年因为朝鲜问题在这两个东方国家之间爆发了战争，大清国没过几个月就不得不向日本求和，《马关条约》终于给清国人带来了和平，可是所有西方列强们立即把贪婪的目光投向大清国，并且开始谋划割让大清国领土，以及获得商贸特权。”（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转引自祝勇：《盛世的疼痛》，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页。）

臣子都是替罪羊

《马关条约》签订后，整个华夏朝野群情激愤。“刘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一时间，墙倒众人推，鼓烂众人捶。拒绝批准和约、抨击李鸿章的奏疏如雪花般飞至光绪皇帝的案头。前线将领、庙堂朝臣和文人士大夫纷纷上折条陈反对议和，十八个督抚中十个反对和约，朝霞林院侍读奎华等一百五十五人联名上书认为“日本提出的赔款、割地的各条款是‘五洲所未有之奇闻，三千年所无之变局’如照此签约，后果必然是‘法人窥粤，英人窥滇，俄人西窥新疆，东窥三省（奉天、吉林、黑龙江），四夷入侵，各示所欲’”。张之洞和易顺鼎的奏折指出，“如批准条约，不仅台湾人民反抗闹事，各省军民也‘必致痛哭深怨，断不甘心。’结果会弄得‘民穷财尽，国防解体，海军无归宿，陆军无利器’，‘各国侵凌，商人嗟怨，外患迭至，内变将出’，‘地险商利，饷力兵权，一朝夺尽神人共愤。’‘行见奉（天）、锦（州）、登（州）、（蓬）莱一带不复立锥，江浙粤各疆，不复能安枕，海口、海面，皆非我有，饷械无济，而海运即穷；战争无能布置而海防又立穷。中国将来必无可办之洋务’”。1895年5月2日，光绪批准《马关条约》的同一天，康有为联络十八省赴京赶考的举人们上书，要求朝廷拒和、练兵、迁都、变法，掀起那场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运动。

御史安维峻所呈奏折，更为耸人听闻：“窃北洋大臣李鸿章，平日挟北洋以自重，当倭贼犯顺，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其不欲战，固系隐情。及诏旨严切，一意主战，大拂李鸿章之心，于是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煤米军火，日夜望倭贼之来，以实其言。而于我军前敌粮饷火器，故意勒掯之。闻败则喜，闻胜则怒。未见贼，先退避，偶遇贼，即惊溃……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李鸿章俨然就是一个里通外国的汉奸卖国贼。满朝计有六十八名官员，看风使舵落井下石，联名呈奏反对交卸了议和差使的李鸿章回到他原来直隶总督这个“疆臣之首”的位置上去。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九日（1895年8月28日），光绪皇帝召见李鸿章，指责他赔款太多，割让台湾则大失民心。皇帝似乎忘了，这些条款均非李鸿章自作主张，都有皇上谕令。光绪下旨，李鸿章“入阁办事”，回朝廷任军机大臣。军机大臣没有实权，只是一个荣誉衔，等于赋闲状态。《马关条约》签署，现在轮到“卸磨杀驴”了。

李鸿章甲午战争后在给新疆巡抚陶模的信中无奈地发一通牢骚：“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糜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

李鸿章对那些“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的“言官”，深恶痛绝，每当说及，即“以足顿地，若犹有余怒者”。他认为“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清〕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言官都是“少年新进”，不通世故，也“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借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有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清〕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页。）

梁启超对此类“隔岸观火议冷暖”“看人挑担说轻重”的高谈阔论之清流们责问一句：把这些人放在李鸿章的位置上，“结局又将如何”？

在马关谈判期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有这样一番“换位思考”的对话：

李鸿章：“我若居贵大臣之位，恐不能如贵大臣办事之卓有成效！”

伊藤博文：“若贵大臣易地而处，则政绩当更为可观。”

李鸿章：“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所愿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我国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

伊藤博文：“要使本大臣在贵国，恐不能服官也。凡在高位者都有难办之事，忌者甚多，敝国亦何独不然。”（祝勇：《盛世的疼痛》，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360页。）

伊藤博文旁观者清，深知李鸿章要在中国那种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生存，需要有着多么精明过人的智慧和勇气。

在满清王朝如何做官？成为李鸿章魂牵梦萦的情结。

慈禧太后在甲午战争之后，当然知道国难当头之际，如此大量挪用海军经费为自己建园会招致天下怨声载道。因此在以光绪之名发布的上谕中专门强调：“此举为皇帝孝养所关，深宫未忍过拂，况工用所需，悉出节省羡余，未动司农正款，亦属无伤国计。”所谓“羡余”，就是皇室的“小金库”之款；“司农”原是汉代主管钱粮的官名，而清朝则是户部主管钱粮田赋，此处所谓“未动司农正款”，就是“此处无银三百两”的解释，没有动用国库之钱。海军衙门当然更要强调并未动用购舰专款，而“今日万寿山恭备皇太后阅看水操各处，即异日大庆之年，皇帝躬率臣民嘏胪欢之地。先朝成宪具在，与寻常仅供临幸游豫不同”（雷颐：《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吾皇圣明，臣下愚昧。《圣经》本是天下至理，都是被那些“歪嘴和尚”把经念坏了。这就是封建王朝的君臣逻辑。雷颐在《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一书中总结出一句精辟之言：“臣子都是替罪羊。”

尾声：睁眼看世界只落得“死不瞑目”

李鸿章的人生屈辱并未走到尽头，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慈禧挟光绪逃往西安，国势处于一触即溃状态。朝廷又想起了善长办洋务的李鸿章。慈禧一纸任命“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再度“授命于危难时节”，重演签订《马关条约》的一幕。

在漫无尽头拉锯扯锯的屈辱谈判中，李鸿章心力交瘁，开始咳血。他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想尽快结束谈判。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长论短，他咳血咳到了“濒危”的程度。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李鸿章只能躺在病榻之上，口授机宜，指挥下级官员与八国联军的谈判代表周旋交涉。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可是，“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赔款之数由一开始的十亿两白银降到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四亿五千万，正合其时中国国人之数，“人均一两，以示侮辱”。签字后，李鸿章即大口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已是病入膏肓了。

1901年11月7日，这位大清重臣已处在油尽灯枯之际，他“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已乖常度”。身边的人望着垂危弥留之际的李鸿章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目乃瞑”，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享年七十八岁。

闻知李鸿章死讯，仍流亡在途尚未返朝的两宫太后“哭失声”，也许真是出于“乱世思良臣”，慈禧太后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她赞誉李鸿章为“再造玄黄”之人，追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恩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原籍和立功省建祠十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

梁启超为悼李鸿章撰成一挽联：

太息斯人去 萧条徐泗空 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 只有夕阳好 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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