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刑事庭审被告着装中的无罪推定原则

摘 要 2015年2月28日，备受各界注视的《关于刑事被告人或上诉人出庭受审时着装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被颁布，该《通知》由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公安部联合制定的，并下发到各省，由各省严格依法办事，这是顺应时代变迁的产物，也体现了我国刑事庭审改革的势在必行。本文在简要阐述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内涵和价值的基础上，以我国目前的刑事庭审制度中刑事被告人的服装为主要重点，作出了简要的分析，继而倡导在我国刑事立法上应当明确的用法律条文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直接做到“有法可依”，在实践过程中也要做到面面俱到，不能只要求形式主义。

关键词 无罪推定原则 刑事庭审 改革 庭审着装

作者简介：刘宏珍，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D92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6.340

一、国内外刑事被告人庭审着装的差异——与欧美的比较

无论是法治强国，还是法治建设进程中的国家，对无罪推定原则都未加忽视，我国香港、澳门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确立了此原则，可见该原则不仅仅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一项诉讼原则，更是一种有着实质性意义，并且对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民主化、科学化有重要影响的法律文化现象 。对于英美法系国家而言，尊重和保障人权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思想不仅体现在具体的法律条文中，在刑事庭审过程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纵观英美国家的各类刑事案件，不难发现，即使是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在庭审过程中，也未着囚服接受庭审，有的甚至为了让陪审团尽可能的相信自己，或者同情自己，而盛装出席，西装革履也不足为奇。

然而，在中国的形式庭审中，以往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在刑事庭审中的着装一直没有统一的标准，有的穿黄马甲，有的穿蓝马甲，有的西装革履，有的被剃光头，薄熙来、刘志军等高官受审，可以西装革履，头发一丝不乱，近年来一些明星因各种犯罪出庭受审时，不仅穿着自己的时装，发型也不曾更改，然而像马加爵、佘祥林之流在接受庭审时，已经穿上了具有监管机构标识的蓝马甲，并且头发也被剔除，还戴上了手铐脚镣等。

纵观世界各国的刑事庭审，被告人出庭时自由着装已是通行的一种做法。不管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被告人出庭受审时西装革履，装扮整齐干净。这是为了避免对被告有“犯罪形象”的先入为主，避免“沉锚”效应。所谓“沉锚”效应是一个心理学名词，其主要是指一种心理模式或思维模式，在刑事庭审过程中，“沉锚”效应就显现为一种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试想而知，当被告人身着一身灰暗的囚服站在法庭中央，不管是作为控诉方的检察机关，还是作为审判方的审判人员，亦或是旁观的普通群众，很容易对身着囚衣的被告产生有罪偏见，这种先入为主的思维模式一旦形成，便很难更改，就会像沉重的锚一样，沉入海底并被固定。于是，控诉方认定有犯罪嫌疑的被告人有罪，法官认为被告人难逃追求，旁观群众也会觉得如果被告没有犯罪，就不会被起诉，所以就会偏向于相信有罪推定。在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沉锚”效应下的有罪推定思想是致命的。

就拿佘祥林一案来看，不管是哪次庭审，佘祥林都是身着马甲，即使最开始的他并未确定为有罪，甚至在最后的平反的审判过程中，佘祥林依旧马甲加身，直至被宣判无罪释放。侦查机关在侦查案件过程中就是存在着“沉锚”思维模式，在没有做相关DNA鉴定的情况下，主观的认为被害人的身份即是张在玉；其次，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本是有严格的适用条件的，但是公安机关却在证据不足、无法证明主要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对佘祥林采取了一系列的刑事强制措施；同时，侦查机关先入为主的选择相信佘祥林的有罪供述，而對其前后矛盾的口供却忽视不理；最后，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即在审判阶段，只将注意力着重放于能够证明佘祥林有罪的证据上，轻视或忽视其无罪的辩解。这样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冤假错案。

这也是我国与英美法系国家在无罪推定原则、保障人权方面的差距。国内外许多学者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在这里表现的淋漓尽致：是保障人权为先，还是惩罚犯罪为重。正如上文所说的，我国刑法的目的主要在于控制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以至于司法工作人员习惯性的以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侦查、起诉、审判刑事案件，在嫌疑人未被确立为有罪之前就已视为有罪之人，身着囚服不说，更有甚者刑具不少。

二、对刑事被告人庭审着装的原则性分析

众所周知，刑法中的另一条举足轻重的原则即是罪刑法定原则——未经法院审判，任何人不得确定为有罪。这也是国内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无罪推定原则的体现。但是为什么在刑事庭审过程中就采取“有罪推定”，先入为主的让被告人身着囚服、剃光头、戴械具出庭受审呢？如此一来，老百姓如何能相信在未判决前，被告人的人身权益和诉讼权益得到了保障？更有甚者，当新闻媒体对案件庭审过程进行报道时，人民群众见到被告身着马甲，就已经相信被告有罪，这是不是在误导群众呢？无罪推定原则强调，任何一个人，未经判决都应视为无罪，一个无罪的人，在庭审过程中却已被当做罪犯而身着马甲、被剃头发，甚至手铐脚铐不少，这与无罪推定原则的中心思想大相径庭。一种法律思想，一项法律原则是否被遵从不仅仅是看该国有无明确的立法，也应看重是否被落实。并且刑事在押被告人从法律意义上讲，只是犯罪嫌疑人，而非罪犯，法院未依法进行审判作出有罪的生效判决以前，只是有实施犯罪行为的嫌疑，必须被视为无罪的公民 。

三、我国刑事被告人庭审着装的改革及意义

此前，作为公众人物的房某某涉毒一案，或许是基于对公众人物的形象的考虑，方某某在接受审判的过程中不但没穿号服，也没剃光头。因此，南昌大学原校长周某某在接受庭审时，就以房某“享受特殊待遇”为理要求脱去带有监管机构标识的号服。这两起案件备受公众瞩目，除去案件本身的新闻价值外，被告人在刑事庭审过程中是否应当身着号服这一问题也成为了众人讨论的焦点。

众所周知，随着司法制度的改革，刑事审判过程的公开度不断被加大，公众渐渐可通过各类媒介去获取和了解某些重大、热点案件的审理情况，以至于对世人而言，被告人身着号服参加庭审已是司空见惯。但是，细心的人们就会发现，许多国家工作人员、社会公众人物接受庭审时却是身着常服。这就使得人们不禁去对我国法律心生质疑：为何不同身份的被告会有着不同的庭审待遇。

在2015年2月28日，备受各界注视的《关于刑事被告人或上诉人出庭受审时着装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颁布之前，对于被告人出庭的服装问题，我国法律并没有任何的明文规定。诚然，就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涵和基本价值理念而言，让被告人身着号服出庭接受审问，这并不符合现代社会司法制度的文明要求。随着《通知》的出台，法学界对此的认识也逐渐一致：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行选择穿何种服装出庭受审，既符合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要求，也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人道主义，尽量减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压力，使其能“宁静”地接受审判，这满足世界司法的惯例，也体现了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走向和趋势 。

所以，《通知》规定的司法机关应当禁止让在押的被告人身穿囚服出庭受审，无疑有利于彰显无罪推定原则，因此十分有必要在全国各地司法审判活动中广泛的推行实施。与此同时，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执行冤假错案责任的追究制度，使得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之间相互制约、相互配合、相互协作，才会有利于更为切实有效地防范与杜绝冤假错案发生 。

《通知》明确要求并规定：人民法院到看守所提解在押刑事被告人或上诉人的，看守所应当将穿着正装或便装的在押刑事被告人或上诉人移交人民法院。因监管需要在看守所内穿着识别服的在押刑事被告人或上诉人，应在看守所内将识别服更换为正装或者便装 。被告人选择何种服装出庭不须任何机关或组织批准，也不用向有关单位提出相应申请，即可根据个人喜好来选择着装。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就是，对于无罪推定原则来说，其表现形式不仅是上立法的，更是多层面的，法治改革的希望在于点点滴滴进步，而不是一时的突进。尤其是在当前司法系统尚未完全普遍的确定推行这项甚具人性化的措施的前提下，我们不能去奢望在实践中仅仅依靠《通知》就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思想付诸实践并一掷到位。而且，我们也不得不明白《通知》出台的逻辑基础，主要还是在“法理”的层面。所谓的“法理”，即法律原理、法律理由，但在一个法治尚未完善的社会，我们只能将“法理”理解为“法律理想”。虽然《通知》要求被告人在庭审过程中可不穿囚服符合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但是从法学理论意义上而言，“无罪推定”作为一项“法律原理”，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在某种程度上，其实还是一个“法律思想” 。一言以蔽之，就目前而言，仅是依靠《通知》规定的“出庭不穿囚服”，还无法真正彰显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价值精神。

毋庸置疑，无罪推定原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刑事诉讼原则，其作用和价值不可忽视，虽然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确立完全意义的无罪推定原则，但是从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颁布实施的《通知》，我们也不难看出现今司法体制对无罪推定原则的重视，以及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趋势。无罪推定原则是一项“黄金原则”，在人权保障日益受关注的现今时代而言，从小处着眼，从实处出发，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庭审着装开始，将该原则运用于实处已是时代变化的要求。

注释：

刘根菊.刑事诉讼法与律师制度热点问题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3.

魏文彪.刑事被告禁穿囚服彰显无罪推定.江淮法治.2014（24）.

先脱下号服再开刑事庭.法制晚报.2013-12-06.

最高法公安部正式下文规定被告出庭禁穿囚服.中国经济网[引用日期2015-02-28].

陈光豪.仅“出庭不穿囚服”無法彰显无罪推定.人民公安.2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