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陈查理”：一种东方主义的建构

⊙高照晶［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 100048］

再论“陈查理”：一种东方主义的建构

⊙高照晶［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 100048］

“陈查理”是美国小说家厄尔·比格斯侦探小说系列塑造的华裔男性，小说共6部，被改编为47部电影，成为20世纪美国家喻户晓的“模范少数族裔”形象之一。陈查理充满东方智慧，是“美国梦”的代言人，是一个“象征性去势”的从属性和边缘性男子。陈查理作为一个文化符号，隐含着西方文化优越性里的权力关系，确立了美利坚民族的霸权地位与少数族裔的模仿位置。因此，陈查理形象是一种东方主义视角下的建构。

陈查理 “模范少数族裔” 东方主义 文化霸权

“陈查理”是美国小说家厄尔·比格斯（Earl Derr Biggers）笔下侦探小说塑造的华裔侦探，供职于夏威夷州檀香山地方警局，1925年陈查理首次露面。系列小说共出版6部，被改编为47部电影，甚至在电视、广播、漫画等报刊媒体上找到广阔的发展空间，他成为20世纪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之一。在陈查理这一足智多谋的华人形象出现之前，在美华人多为诡计多端、邪恶狡黠之负面形象，如布莱特·哈特在《异教中国佬》中塑造的抽老千阿辛、英国小说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笔下的邪恶天才“傅满洲”。那么，20世纪20年代，在美华人形象转变之际，陈查理被塑造为一种怎样的形象？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形象的塑造？本文由此出发探究20世纪陈查理形象的文化隐喻，并从自我与“他者”的凝视考察陈查理这一模范少数族裔背后的种族、性别、政治的勾连。

一、陈查理：充满东方智慧的模范少数族裔

陈查理的原型是华人侦探郑平。郑平是出生在夏威夷的华人，从小所受教育不多，英语和汉语的读写能力欠缺，但能讲一口流利的夏威夷方言。1898年进入檀香山警察局之前，他一直做牛仔。作为一名华人侦探，他手持皮鞭、精悍顽强、行动敏捷，是檀香山罪犯大佬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处心积虑要除掉这个中国佬。比格斯的创作灵感来源于1919年在檀香山度假时在报纸上看到的两个华人侦探阿派纳·常（Apana Chang）（即郑平）和李富柯（Lee Fook）办案的故事。关于创作动机，他解释说：“阴险邪恶的华人已经过时了，但是坚守法律和秩序的友善华人尚未呈现在大众面前。”这一友善华人便是他笔下的“陈查理”，但是比格斯对陈查理的原型进行了过滤，把他塑造为“模范少数族裔”。

作为“模范少数族裔”，陈查理是一个“美国化”的形象，他接受美国文化、认同美国价值观。他刻苦学习英语（虽然是蹩脚的洋泾浜英语），身着西装，捍卫美国的法律和秩序。他对白人非常忠诚，还过度谦逊,经常向白人行深鞠躬礼来表示敬意。在《中国鹦鹉》中，昔日的白人雇主向陈查理求助，他说：“我小时候是菲利莫尔庄园的童仆，那些岁月留给我太多美好回忆，你家的恩情，我报之不尽。若无忠诚，一个人的生命将是一无是处的垃圾。”陈查理虽然睿智勇敢，探案手段高超，能够侦破白人不能侦破的案件，但是他的睿智、成就被他的东方特质、自我贬抑弱化了。这便是他的异质化形象。“陈查理”形象的异质性体现在他醒目的外观、独特的言说方式、中国元素。陈查理的首次露面是在小说《没有钥匙的房间》进展到四分之一的时候，他是一个小角色，即书中“第三个人”，一个中国佬出现：“他确实很胖，然而却迈着女人似的轻快步伐。他的脸像婴儿一样胖乎乎的，皮肤是象牙色，黑发剪得很短，琥珀色的眼睛有点斜视。”他身上穿着西装，但显得极不合身。他异质性的外观让密涅瓦小姐忍不住喊了声：“但是——中国佬！”他没有白人男性高大魁梧的身材和豪爽粗犷的性格，肥胖的身材、女人似的步伐、孩童般的脸庞是比格斯笔下的陈查理，一个对女性毫无吸引力的被阉割的华裔男性。陈查理的洋泾浜英语和信手拈来的“子曰诗云”的格言警句也是他异质性的重要标志。他的句子不是缺乏主语，就是没有冠词，不讲究动词的时态。残缺不全的怪异语法成了他的符号。其实，常常挂在嘴边的“子曰诗云”并非出自孔圣人之言，而是陈查理的自撰。比如，“老年人不应该和流氓来往。鸡蛋不应该同石头跳舞”“光靠说话是煮不熟米饭的”“你能从和尚庙中借到梳子吗”“傻子着急时用叉子喝茶”“隐瞒罪行，总是比让鸡蛋在人行道上蹦跳还要难”等。这种滑稽可笑又似乎透露着些许真理的哲言在多数美国人看来不是东方族裔特有的智慧，而是一种异国情调。小说、电影里的中国元素也增添了陈查理作为一个东方族裔的异质性。在《没有钥匙的房间》中，约翰·昆西与陈查理熟稔之后，曾去陈查理家里拜访，看见陈查理身穿丝绸长袍，脚穿厚底织布鞋；墙上悬挂新年贺词条幅和喜鹊俏枝头的绢画；厅堂摆放方形茶几、蓝白彩绘瓷瓶、酒壶和盆景；天花板悬挂着旧黄灯笼。地道东方人的形象呈现在约翰面前，让他意识到东西方之间的差异，让人联想到吉卜林的诗句：“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绝不相逢。”比格斯的《中国鹦鹉》（1926年）、《黑骆驼》（1929年）均以中国意象来命名书名，其实小说情节本身与之并无多大关联。

陈查理被搬上荧幕后，加速了这一正面中国佬形象的传播。但是荧幕上的陈查理并非由华人出演，从1931年《陈查理卷土重来》到1949年最后一部《天龙》都是由白人出演，最著名的角色是华纳·奥兰德。这一点招致了很多华人的抵制，因为它说明华人担任银幕主角不符合美国人的期待视野。总而言之，在陈查理形象出现之前，边缘化的华人往往是美国主流社会的服务者，如童仆、管家、司机、洗衣工、厨子等。陈查理作为正义的化身——侦探，抓捕的是白人罪犯，这一机智勇敢的英雄形象相对于阿辛、“傅满洲”是一大进步。

二、东方主义视角下的“陈查理”形象建构

陈查理之所以成为20世纪颇受美国公众欢迎的人物之一，是因为他的形象迎合了美国公众对在美华人的期待。一方面，陈查理是少数族裔“美国化”的代表，身穿西服，凭借高超的探案能力、对美国人的忠诚跻身中产阶级，是“美国梦”的实现者，这体现了美国文化的驯化；另一方面，陈查理作为异质化的少数族裔，带有异国情调，与白人文化的差异、隔阂意在论证白人文化的优越性。换言之，陈查理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它揭示了隐含在西方文化优越性里的权力关系，确证了美利坚民族的正确性、霸权位置与少数族裔的模仿位置。因此，陈查理形象实则是一种东方主义视角下的建构。

萨义德指出，东方主义是一种思维方式，“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换言之，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西方君临东方是一种文化霸权，这种文化霸权的逻辑支撑是西方认为西方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西方的民族和文化。这是作为“自我”的西方对作为“他者”的东方的凝视。“每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陈查理即是在20世纪初期美国人建构的东方“他者”，是在白人种族主义支配下对他者的欲望化表达。他虽出自比格斯笔下，但绝非比格斯的个体行为，而是比格斯所属的美利坚民族想象描绘出来的，他是美利坚民族关于华人的社会集体想象的无意识。

陈查理被塑造成一个“象征性去势”的华人男性是种族、性别、政治勾连的结果。在父权制下，基于生理差异，男性和女性被赋予了一种“支配—被支配”的权力身份。作为一种文化隐喻，西方人把男性和女性的权力关系延伸到国际领域，把自我和异域“他者”比喻为阳刚的男性和阴柔的女性，异域“他者”需要模仿西方这一“自我”实现救赎。两位美籍华裔学者曾指出：“美国白人只有忽略亚洲人的男性特征……才能确保自身的安全……于是，亚裔男性就被建构成了白人男性模范少数族裔……耐心、温顺、被动、知天命，总之被女性化。”这一形象是为了确证华人和美利坚民族之间固化的、不可调和的差异，而这一差异又进一步确证了美利坚人在身体、精神和道德上的优越性。

上文论及，陈查理作为一个华人侦探，服务于白人，抓捕白人罪犯，是一个进步形象。这一形象的塑造也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文化与社会互动的结果。清末改革和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使美国精英分子看到了中国的进步与觉醒，他们极力鼓吹加强中美合作，以西方基督教文明帮助中国。他们从蔑视、拒斥中国转变为称赞、同情、恩赐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把中国视为其在亚太战场牵制日本的重要盟友。中国人在“二战”期间为追求民族独立而表现出的憨厚、勇敢也为美国人所“钦佩”。哈罗德·伊罗生把20世纪上半叶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分为“仁慈时期”（1905—1937）、“钦佩时期”（1937—1944）。

结语

充满东方智慧的模范族裔陈查理是美国文化驯化的结果，是西方文化霸权在异域形象制作方面的体现。作为一种文化隐喻，它不仅确证了美利坚文化的优越性、兼容性、创造性，而且也奠定了一种基调，即少数族裔由于其固有的低劣，不可能被完全同化。这一差异的固化会随着美国社会环境、中美关系的变化或进一步巩固，或松弛。“二战”结束后，冷战到来，陈查理不再是和蔼可亲的“中国佬”，他怪异的形象与阴森、肮脏的唐人街使在美华人形象丑陋化。冷战结束后，陈查理作为一个白人种族主义的符号逐渐遭到抵制，显性的文化殖民被隐性的文化殖民取代，但是刻板形象会持久地深嵌于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当社会文化环境发生改变便会散发其活力。因此，对于隐性的东方主义，我们应该时刻保持警惕。

①② 黄运特：《陈查理传奇》，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7，p.139.

③④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Inc.，1972，pp.68-69.

⑤ 〔美〕哈罗德.伊罗生：《美国的中国形象》，于殿利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3-44页。

作 者：高照晶，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近现代史、美国社会文化史。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