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对照的文化审视
——论汪曾祺小说《河上》的叙事艺术

⊙卢 军［聊城大学文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00］

——论汪曾祺小说《河上》的叙事艺术

⊙卢 军［聊城大学文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00］

短篇小说《河上》是汪曾祺创作于西南联大时期的作品，因其当时选修了沈从文的写作课程，《河上》在叙事风格上受沈从文乡土文学影响很大，具体体现在城乡对照的叙事模式、细腻的心理描写、生动鲜活的语言艺术等方面。小说从整体风格上就是一首抒情的散文诗，通篇洋溢着明快欢乐的情感基调。

汪曾祺 《河上》 沈从文 叙事风格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河上》发表于1941年7月《中央日报·文艺》第71期，《河上》书写了一种内在生命的欢乐情绪，也暗含着汪曾祺初恋的生命体验。时年二十一岁的汪曾祺正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选修了沈从文讲授的两门写作课程：个体文习作和创作实习。因此，《河上》从构思行文到人物塑造都打上了鲜明的沈从文小说的印记，小说从整体风格上就是一首抒情散文诗。

一、城乡对照的叙事模式

城乡对照的叙事模式是沈从文常用的，沈从文以“乡下人”的社会道德理想及价值评判标准来审视城乡两个世界，描写了湘西人自然、纯朴的生命形式；另一方面则通过对腐化堕落的都市生活的描绘，揭示出城市是病态文明的滋生地。汪曾祺也采用这种叙事模式，《河上》描写了一个患神经衰弱症的城里少爷去乡下疗养时的所见所闻，以及“他”逐渐对乡下生活方式产生的依恋之情。小说的表层情节构成是“城里少爷到乡下——回城买东西——再次回到乡下”，但如果从少爷内心情感的变化来说，内在的叙事模式则为“不习惯乡下生活——逐渐喜爱乡下生活——不愿离开乡下”。小说通过来乡下养病的城里少爷“他”的视角，将城乡生活相连接。小说开头交代了少爷之前是不习惯乡下生活的，“说这是乡下，将就着过去”，这句话说明之前“他”是排斥乡下的，压根没打算在乡下长住。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情感逐渐发生变化，因为“他不断在掘发一些更美丽的”事物。作者用大量篇幅描写了“他”的思想转变的原因及过程。

（一）人物对比

《河上》中描写的乡下人物有李大爹、王大妈、三儿，他们都是健康舒展的自然人性的代表。小说开头，李大爹在田间地头劳作时唱着“山外青山楼外楼，情郎哥哥住在村后头”的山歌，显示出无拘无束的人性的释放。李大爹的脾气很好，“他”和李大爹开一些玩笑，李大爹不仅没有生气，还主动要把“昨晚上在秧池里弄到”的两尾鲫鱼送给“他”尝鲜。王大妈朴实善良，她善待从城里来的“他”，给“他”做乡下人平日里舍不得吃的“豆油炒鸡蛋”。三儿的身上更是体现出自然率真的可爱品性。她没有和其他人一样喊“他”为“少爷”，而是自然平等地与“他”相处、嬉笑打骂。总之，读着《河上》，你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沈从文《边城》《三三》《长河》中的人物。李大爹、王大妈和三儿，表现了一种自然健康的人性，一种重义轻利的美好品质。

《河上》中描写的城里人物不多，除了少爷“他”，其他人物都是间接描写的。文中通过三儿之口提到了“那个挂在你桌子前面的那个大照片的人”（笔者推测照片上的人应是少爷门当户对的未婚妻），以及“他”家的小姐们。进城后“他”许诺到家中后花园给三儿采许多花，三儿则拒绝前去，因为“你家那条大黄狗也看不起乡下人，我不去，小姐们会说我要是换上旗袍多好，我不愿而且你家里知道你成天跟我们乡下女孩儿玩，一定要骂你，他们会马上要你搬回去”。文中借三儿的话揭示了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小说里还用“颜面与计谋”“声音与手势”借指城里人，这些都是带有贬义色彩的意象。“他”和三儿由城里回乡后，对三儿的母亲说：“王大妈，我明儿不再教三儿认字了，认了字要变坏的，变得和城里女人一样坏。”

（二）色彩对比

“他”在乡下所看到的景物都是自然明净的颜色，例如绿色，“他”和李大爹开玩笑时说：“小秧子都绿得要滴了，今年年成好，该替你娶二媳妇了。”这里用夸张又形象的“滴”字描绘秧苗的绿。脚踏在草地上惊起几只蚂蚱，“格格的飞了，露出绿翅里红的颜色”；“他”和三儿划船时见到的天是蓝蓝的。但到了城里，颜色就变得灰暗起来，城楼的影子是“青色”的；码头上的各种色彩，一会儿是屠宰户的“灰紫色”，一会是染布坊的“紫色”，还有许多颜色暗淡的夹杂物。通过明暗两种色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作者对于乡下与城市的情感的不同。

（三）动植物对比

作者在描写乡下生活时，笔下的草木虫鱼都是带着喜爱的口吻来写的，如“鲜嫩的叶子”，“累累的露珠”，在两岸“交拱”着的柳树，“香气烟一样的飘过来飘过去”的野花，给人自然清新的感觉，还有“一早上就开始打架”的麻雀，“歇在柳梢上逞能”的画眉，就连“他”平时害怕的蛇都带着迷人的色彩：“你才是蛇，蛇会变个好看的女人迷人，三儿。”但到了城里时，连少爷家看门的大黄狗也看不起乡下人。乡下生活的淳朴自然与城市生活对人性的扭曲一目了然。

（四）水的对比

翻阅汪曾祺作品会发现，“水”意象在他的小说中俯拾皆是，以“水”为背景的小说有四十篇之多。汪曾祺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小说《河上》从始至终都离不开“水”，从“我”与李大爹在岸上逗笑，到与三儿划船去城里的水上之行，再到城里的码头见闻，处处都有水。在乡下见到的水是清澈灵动的，而到了城里所见都是“阴沟”，“各种不小的数股流入河里”，其出口处“不断堆积起白色的泡沫”。进城后的少女三儿看着城里的阴沟里的水，还有河里泛着的肮脏的泡沫，“想这些污水会渐渐带到乡下去的，是的会带去”，一种淡淡的忧伤油然而生。作者通过“水”意象，对于现代工业文明将给封闭古朴的乡村世界带去的冲击，表达了忧虑之情。

如上所述，《河上》通过对城乡人物、色彩、动植物、水的对比，赞美了自然淳朴、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乡村世界，并表达了对灰暗压抑、虚伪浮华的都市生活的否定。

二、细腻的心理描写

沈从文在习作课上教学生描写人物时要紧随人物的感情、情绪写。在《河上》的主要人物李大爹、王大妈和少女三儿身上，可见沈从文《边城》中老船夫、翠翠、船总顺顺，以及《长河》中的腾长顺、老水手、夭夭、满满等似曾相识的面孔。人们淳朴良善、心胸坦荡，有着健康自然的人性。沈从文笔下最成功的人物当属翠翠、三三、夭夭这些农村少女形象，他认为作者要爱这些女孩子，才能体会到她们的许多飘飘忽忽的、跳动的心事。这种手法在小说《河上》中被汪曾祺完美地继承下来。

表面上看，三儿伶牙俐齿、大大咧咧，但是作为情窦初开的女孩子，三儿心里很在意“他”的一举一动。小说通过一些细节表现了三儿的微妙情感，如“他”向三儿母亲借船回城里，三儿故意不让母亲借给他，背地里却回房间换好新衣服后划船离开，并在母亲追问时告诉她要到越娃沟采野蔷薇去。其实这话是说给在岸上的“他”听的，心领神会的“他”果然一路赶到越娃沟与三儿会合，跳上了船。三儿在和“他”斗嘴时心里并没有真正生气，这些“不高兴像小小的雾一样，叫风一吹早没有了”，她甚至想到一些好笑的事情，轻轻地唱出了歌。在三儿说如果“他”跳河就理“他”的时候，“他”真的跳下去了，作者这样描写三儿的心理活动：“三儿惊了一下，但记起他游水游得很好，便又安安稳稳地坐着，本来也并未生什么气……可是经他一说出生气，倒真不能不生气了，她装得不理他。”三儿对挂在“他”桌子面前那个大照片里的年轻女子心生嫉妒，体现出萌发了懵懂初恋情怀的女孩子的真实心态。

《河上》的人物塑造及布局构思与沈从文的短篇小说《三三》尤其相似。《河上》的女主人公是少女三儿，《三三》的女主人公叫三三。二者名字中都有“三”字，难道仅仅是巧合吗？《三三》中杨家碾坊的主人是杨伯妈和女儿三三两人。十五岁的少女三三在一个夏天的黄昏里，碰到一个从城里来乡下养病的白脸少爷。少爷称赞三三俏皮聪明，总爷的管事半开玩笑说让总爷做媒，少爷就可以当磨坊的主人了。三三母亲因听管事的问起三三的生辰八字，勾起了一点梦想，对女儿的婚事有了不着边际的想法。当母女两人提着一篮子新鲜鸡蛋去团总家看望“城里人”时，却看到了少爷的丧事。《河上》的主线也是下乡养病的城里少爷和少女三儿的情感发展。

两篇小说的人物对话也有相似之处。《河上》中乡下养病的少爷和王大妈开玩笑说：“你藏着这么个大姑娘在家里，家神灶神都不得安宁，也不怕人恨你。”不善言谈的王大妈听后笑了，“她心里脸上有许多话”。而《三三》中团总家的管事先生向白脸少爷介绍碾坊主人杨伯妈后，白脸少爷对杨伯妈夸赞三三长得美丽又聪明、做母亲的真有福气，“把这个老妇人说快乐了，在心中展开了一个幻景，想起自己觉得有些近于糊涂的事情，忙匆匆的回转碾坊去，望着三三痴笑”。

两篇小说的不同之处是对于结局的处理：《三三》最后以淡淡的悲剧告终，三三母女的不真切的梦随着白脸少爷的病故而破碎；而《河上》里“他”因对乡下自然美与人情美的喜爱和对“平凡又微丑”的城市的厌恶，选择了留在乡下。当然，吸引“他”留下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少女三儿。在小说结尾处，“他”对三儿说：“我将永远不回城里。”

三、生动鲜活的语言艺术

沈从文小说以简洁生动、注重节奏感和旋律美的语言艺术著称。受沈从文影响，汪曾祺对语言的重视远超一般作家，他在《自报家门》中说：“我以为语言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河上》用了拟人、借代等修辞手法和大量叠音词，对塑造人物、烘托氛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描写乡下生活环境时，作者运用最多的是拟人的修辞手法，通过把景物拟人化，烘托出人物当时的心情。例如：“清晨真好。小小的风吹进鲜嫩的叶子里，在里面休息一下，又吹了出来，拂到人脸上，那么顽皮的，要想绷起脸，那简直是不可能。”又如：“田埂上干干净净的，但两旁的草常想伸头到另一边去看看……”在这里，作者把风和小草拟人化，通过写风和草的调皮可爱，烘托出“他”当时快乐的心情。小说还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例如：“野花的香气烟一样的飘过来飘过去，像烟一样的飞升，又沉入草里，溶进水里。”这里通过把野花的香气比喻成飞升的烟，烘托出“他”与三儿轻快的心绪。而在描述城市生活环境时，作者使用了借代的修辞手法：“码头上有各色的颜面与计谋，有各种声音与手势，城里的阴沟汇集起来，成了不小的数股流入河里。一会儿是屠宰户的灰红色，一会儿是染布坊的紫色，还有许多夹杂物，这么源远流长地流着使其出口处不断堆积起白色的泡沫。”这里通过把颜面、计谋、声音、手势这些抽象的事物具体化为数股水流，并把这些水流化为具体的灰暗色彩，表达了作者对城市生活的厌恶。

汪曾祺善于使用叠音词。叠音词本身具有音乐性，能给人以声音的美感，可以增强语言的形象性。在小说《河上》中，几乎每次描写环境时都有叠音词的使用。运用较多的是“AA”类叠音词，例如：“清晨真好，小小的风吹进鲜嫩的叶子里。”“田埂上干干净净的，但两旁的草常想伸头到另一边去看看，带了累累的露珠，脚一碰到，便纷纷的落下来，那么嫩，沾到鞋上不肯再离身，他的脚全湿了，但他毫不在意，还有意去撩拨撩拨。”“滩上的草长得齐齐的，脚踏下去惊起几只蚂蚱，格格的飞了，露出绿翅里红的颜色。”这些“AA”类叠音词的使用，增添了一种对这些事物的亲切爱怜之感，写出了它们的可爱与“他”当时心情的舒畅。其中的“格格”是拟声类叠音词，勾画出清纯可爱、生动活泼的画面，表现出特有的生活情趣和可爱的形象。此外，还有“AABB”“ABAB”“ABAC”类叠音词，例如：“两岸的柳树交拱着，在疏稀的地方漏出蓝天，都一桨一桨落到船后去了。野花的香气烟一样的飘过来飘过去，像烟一样的飞升，又沉入草里，溶进水里。”“田埂上干干净净的……但他毫不在意，还有意去撩拨撩拨。”这些叠音词的使用，不仅对当时的景物进行了传神的描绘，也细腻生动地表达出了主人公当时的心情。同时，几对叠音词的连用，也起到了强化氛围的作用。

在汪曾祺看来，“好的语言的标准，就是‘准确’。就是把你对周围世界，对那个人的观察、感受，找到那个最合适的词儿表达出来。这种语言，有时候是所谓人人都能说的，但是别人没有这样写过的”。他主张要善用看似平常而又独到的语言写人状物，“小说家的语言的独特处不在他能用别人不用的词，而是在别人也用的词里赋以别人想不到的意蕴”。如小说描写三儿与“他”发生口角时，“他”生气了，“三儿看见那平板板的脸像腌过一般，忍不住笑了，她的身子随转过来的头转过来，用手指往他鼻子上一戳，又笑了”。这个情景像一个电影画面一样定格在读者眼前。这里用得最妙的字就是“腌”，我们平时所见的这个“腌”字通常都是与腌肉、腌鱼联系在一起的，用来形容一张因生气而表情生硬的脸还是第一次读到，新鲜有趣，却非常形象准确。再如“两岸的柳树交拱着，在疏稀的地方漏出蓝天”中的“漏”字也非常别致。

小说从整体风格上来说就是一首抒情的散文诗：“两岸的柳树交拱着，在疏稀的地方漏出蓝天，都一桨一桨落到船后去了。野花的香气烟一样的飘过来飘过去，像烟一样的飞升，又沉入草里，溶进水里。水里有长长的发藻，不时缠住桨叶，轻轻一抖又散开了。”

汪曾祺认为作家就是生产情感，然后用感情去影响读者。他把自己作品所传导的感情归纳为三种：“一种属于忧伤，比方《职业》；另一种属于欢乐，比方《受戒》，体现了一种内在的对生活的欢乐；再有一种就是对生活中存在的有些不合理的现象发出比较温和的嘲讽。”小说《河上》传递给读者的就是满满的欢乐，让人感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所在。《河上》抒情诗式的笔法、明快欢乐的情感基调与时隔四十年后汪曾祺创作的《受戒》如出一辙。这也有力地反驳了有些论者的观点，如汪曾祺早年作品都表达了一种怀疑苦闷的情绪。

[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裴春芳辑校.汪曾祺佚文九篇[J].上海文学，2014（8）.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汪曾祺创作思想研究”（10BZW090）的阶段性成果

作 者：卢军，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 斌 E-mail：94874655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