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者视角下的芥川龙之介中国行

⊙谷惠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875］

博士之声

旅游者视角下的芥川龙之介中国行

⊙谷惠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875］

芥川龙之介曾于1921年赴中国旅行，其中国观经历了由来华前的憧憬到来华后的蔑视这一日本近代知识分子常见的矛盾历程。笔者从旅游者视角出发，将其与村松梢风作为“多中心型”游客的中国游历作对比，发现芥川是一名“自我中心型”的游客。他笔下的种种不佳旅游体验背后既有文学家的敏锐感觉，也有一名日本近代旅游先行者感受到的强烈文化冲击。其游记以白描式的笔触，描绘出近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因而具有了独特的旅游文化学意义。

芥川龙之介 旅游者 《中国游记》 自我中心型 文化冲击

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后，日本到上海、天津等城市的海上航线陆续开辟，日本人赴中国旅行的难度大大降低了。同时，在日本对外扩张、觊觎中国的大背景下，大批日本政客、学者、文化人或受政府委派，或主动踏上中国的土地，中国旅行热开始在日本兴起。1921年，热爱中国文化的芥川龙之介（以下简称为芥川）受《大阪每日新闻》报社委派赴中国多地旅行，其过程于1925年结集为《中国游记》出版。该作观察细腻、洞见深刻，影响深远，“堪称日本大正时期（1912—1926）文学家写作的最重要的一部中国纪行”。孟庆枢、孙立春、高洁等人对芥川来华前后中国观由憧憬到蔑视的转变原因，分别从其对现代中国文化认识的断裂、立足于民族优越感的“东方主义”、向国内传递中国社会沉重现实的急切心情等角度进行了剖析。本文以现代旅游学理论为依据，试从旅游者这一新视角对芥川中国观的变化原因进行分析。

一、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与“文化冲击”

因母亲患精神病，芥川由舅父抚养长大。他自小体弱多病，后又受生母疾病的影响长期精神衰弱；高中时曾有过一年的集体寄宿生活，但因有洁癖而未适应。如此经历造成了芥川敏感而略神经质的性格，有着“在彻底的理性之下的非合理主义和偏执”。但养父家给了他良好的教育启蒙，使他对和、汉、洋学书籍皆广泛涉猎，在日本文学界有“书斋作家”之称。作为“新理智派”的代表作家，芥川追求“艺术至上主义”。他关注人生的根本问题，主张“为艺术而艺术”。

对于二十九岁前未曾到过中国的芥川来说，中国的古典诗文是可敬的文学源泉。他有约十部历史小说都取材于中国古典，其中不少是对中国的美好想象。如在小说《杜子春》里，他展现了一个传奇浪漫的中国。故事发生地洛阳，是一个“繁华至极、天下无双的都城。街上车水马龙，络绎不绝。夕阳西下，透过城门照进油泼般的光彩……那情景真是美妙如画”。芥川还喜欢汉诗，尤其赞赏田园诗人陶渊明。他在写小说之余进行汉诗创作，虽寥寥三十余首，却不事雕琢、韵致自然，展现出中国水墨画一般的风景和意境。如“水边幽石竹几竿，细叶疏枝带嫩寒”（《题空谷居士画竹》）；“黄河曲里暮烟迷，白马津边夜月低。一夜春风吹客恨，愁听水上子规啼”（《竹枝词》）。芥川对中国画的鉴赏水平也颇高，尤其喜爱日本山水画（南画）之祖——王维的作品。他在小说《秋山图》里曾细致地描述中国名画《秋山图》的美景。对芥川来说，中国的诗书画中不仅有其创作所需的灵感和素材，还能够满足他足不出户寄情山水的美好愿望，是他所熟悉和珍视的精神家园。因此对于幼时起就通过书籍了解到的“中国”，芥川怀有无限的憧憬和好感。中国旅行热兴起后，芥川虽经济上捉襟见肘，但他不止一次想自费到中国一游，不过两次均未成行。最终，他在1921年3月，受大阪每日新闻社的委派用了近四个月时间游历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等十多个城市。其间，他与中国文人、官员、仁人志士等广泛见面，遍受优待。芥川笔下对中国有一些赞美，但多与诗文的意境有关，如泛舟西湖时：

有一个老人一边挥动着柳鞭一边策马而行，此等应该最具诗中之景。白居易咏西湖之诗云：“半醉闲行湖岸东，马鞭敲镫辔珑璁。万株松树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即使有昼夜的不同，仿佛亦有相似的意境。

游记中更多的，是对多个著名景点的无趣描写，以及旧中国内忧外患之下社会混乱无序、肮脏野蛮的景象。如丑陋的黄包车夫、贪婪的卖花老太婆、漫天要价的古董店老板、舔食自己腐肉的乞丐、悠悠然向湖心亭池子里撒尿的男子……即使是大戏院中仪表堂堂的先生，也用擦手的热毛巾“擦了一通脸又擤了鼻涕”……如此种种，引起了芥川难以言说的不快。走在上海城隍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芥川心中忍不住开始了犀利的批判：“杜甫、岳飞、王阳明、诸葛亮一类的人物，在这里却毫无踪影。换言之，现代的中国，并非诗文里的中国，而是小说里的中国，猥亵、残酷、贪婪。”芥川心中古典中国的美丽光环在种种现世图像前破灭了。旅途中一点点不便都足以让他心惊肉跳，“时时想早些回到日本去”。而工作任务却不允许，他只好继续恨闷地游下去。报社的采访任务成为一桩苦差事，芥川苦苦支撑了下来。但中国旅行成为他创作的分水岭，他回国就染上了多种疾病，精神上也更为抑郁。

芥川的中国旅游体验无疑与其预期相去甚远，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在日本近代作家中并非个例。鲁迅曾在给增田涉的信中说：“日本的学者或文学家，大抵抱着成见来中国。来中国后，害怕遇到和他的成见相抵触的事实，就回避。因此来与不来一样。于是一辈子以乱写告终。”但幻想破灭后，芥川终究没有“以乱写告终”。他放弃了浪漫的中国古典题材，创作了现代小说《湖南的扇子》，赞扬湖南的革命志士；根据访华期间与章炳麟谈话所获启发，他写下影射日本侵略战争的《桃太郎》，他的《将军》则敢公然批判为明治天皇殉死的乃木大将。芥川一反常态频繁涉及政治话题，“可见中国之行对芥川龙之介的社会意识与文学创作的影响之大”。

如果借用旅游管理学理论把芥川的中国旅行看作一种旅游现象，那么我们可以将其来华前后的心理落差原因简单概括为“文化冲击”（cultural shock）。这一概念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奥伯格（Kalvero Oberg）1960年提出，指“由于失去自己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或符号，对对方的社会符号不熟悉，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深度焦虑症”。奥伯格把“文化冲击”概括为六大表现，其中与芥川的状况尤为贴合的是：“在察觉到文化差异后感到的惊奇、焦虑，甚至厌恶和气愤；不能应付新环境而产生无能为力的感觉；不断进行必要的心理调整而引起的疲惫等。”芥川在游记中多处提及旅行途中生病，去看日本医生时还曾感叹“里见先生是位很出色的医生，可遗憾的是他并不是一位出色的心理学家”。对芥川来说，在旅途中时刻经受的巨大文化冲击成为他身心疲惫的主要原因所在。

二、作为旅游者的芥川龙之介与村松梢风

“文化冲击”当然并非全然有害无益，它实际是一个中性词汇。旅游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现象，游客从熟悉的环境转换到陌生环境的新奇感本身即是旅行的重要目的和动力。随着人们对旅游地熟悉程度的加深，“文化冲击”所带来的新奇感呈递减趋势。从今日来看，在没有网络和电视、海外旅行还是精英特权的时代，怀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憧憬，作为旅游先行者游历中国的大批日本学者产生“水土不服”并不意外。尤其是“书斋作家”芥川，他曾借法朗士的话说：“我知晓人生，并非与人接触的结果，而是与书接触的结果。”如果按照旅游者的个性心理特征对芥川归类，他应当是一名“自我中心型”旅游者。这一类型游客的特点是“自律、神经质、缺乏冒险意识”等。他们平时喜欢沉浸于熟悉的氛围之中，旅游时主动设计和参与活动项目较少，但采访工作在身，他们不得不去完成，因此对中国抱怨嘲讽不断。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他的游记应该是一部生动的中国现状报告。每天的行程安排、风景、饮食，再加上尖锐的个人感想，非常像今天旅游论坛上话题性十足的小游记、目的地攻略等，因此在日本反响强烈也不足为奇了。

同时代另一名通俗小说家村松梢风（以下简称为梢风）则完全不同。梢风之前没有多少中国文化修养，但读了芥川的中国游记后对上海留下深刻印象，于是以个人身份来华。他“不是一个安分稳静的人，他不顾自己已娶妻生子，常常一人跋山涉水，四出游行”。“什么目的也没有，只想到陌生的土地上去行走。喜爱漂泊，喜爱孤独。”他可以在“脏得没法说”的饭馆里津津有味地吃中国饭，“虽不通中国话，但凭借日语、一点英文和现学现用的上海话，再加上作家敏锐的观察力和反应力，竟然与当地人也有较深入的交往”。梢风还喜欢上了大鼓，“夹杂在中国人的人群中，品味只有当地人才能欣赏的特别的艺术，我觉得自己已完全融入了他们的生活中。想到这一点，我感到了一种他人难以体会的喜悦和满足”。从旅游者的个性类型看，梢风无疑是“多中心型”的。这一类型的游客在旅行中表现为“自信、追求新奇和冒险、富有探索精神”，“喜欢独立的旅游安排”。梢风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游览，他通过与本地人的交往深度感受异国。因此他的游记中不仅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心理落差，反而常常记录了他乐在其中的状态。作为旅游者的梢风无疑是出类拔萃的，他的上海游记大受欢迎，并由此成为上海“魔都”之称的制造者。梢风后又因喜爱中国多次来华，发表了《支那漫谈》《南京》等多部作品，成为近代日本文坛的一名“中国通”。

三、结语

通过游记研究外国作家的中国观，有必要适当借鉴现代旅游学理论。因为游记的作者无论以何种目的来华，在旅行过程中都是一名游客。由梢风的事例看，芥川中国游记中令人鄙夷的“脏乱差”现象虽然传递了旧中国的落魄现实，但并不能吓退真正的旅游者。其作为游记的白描式笔触，反映出近代中国的独特社会风貌，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了独特的旅游学意义。可以说，旅行体验不佳的《中国游记》是芥川一贯冷眼旁观的写作风格的表现，也是他作为一名日本近代“自我中心型”旅游先行者经受文化冲击后的直接情感表达。

①⑤⑥⑦⑨⑫⑬ 〔日〕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译者序），秦刚译，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页，第69页，第18页，第166页，第8页，第11、130、132页，第132页。

② 孟庆枢：《芥川龙之介与中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孙立春：《芥川龙之介的中国认识——以中国游记为中心》，中国海洋大学2005年硕士毕业论文；高洁：《“疾首蹙额”的旅行者——对〈中国游记〉中芥川龙之介批评中国之辞的另一种解读》，《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3期。

③ 王向远：《芥川龙之介在现代中国》，见《比较文学学科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④ 〔日〕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东京岩波书店1977年版，第150-151页。

⑧ 鲁迅：《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页。

⑩ 谢元鲁：《旅游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页。

⑪ 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188页。

⑭ 最初来自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普劳格（S.Plog）的研究，也有“内向型”“安乐小康型”等译语。

⑮⑲ 谢彦君：《基础旅游学（第三版）》，中国旅游出版社2011年版，第109页，第109页。

⑯⑱ 〔日〕村松梢风：《梢风物语——番外作家传（一）》，载东京新潮社《新潮》杂志1953年1月号。

⑰ 徐静波：《村松梢风的中国游历和中国观研究——兼论同时期日本文人的中国观》，《日本学论坛》2001年第3期。

作 者：谷惠萍，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日比较文学。

编 辑：赵 斌 E-mail：94874655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