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文化的民间传承路径分析

常松木

(中国先秦史学会 夏禹文化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450001)



大禹文化的民间传承路径分析

常松木

(中国先秦史学会 夏禹文化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450001)

大禹是中华民族的古圣先贤，是华夏人文先祖和立国始祖，受到了历代人们的尊崇和顶礼膜拜。大禹文化在民间的传承主要有神话传说的口口相传、祭祀大禹的礼仪制度、族群迁徙的文化播迁以及地名文化、民间社火等几种传承路径。千百年来经久不衰的文化传承，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并成了当代学术研究的显学和“热词”。

大禹文化；民间传承；文化播迁

大禹是中华民族的古圣先贤，是华夏人文先祖和立国始祖，受到了历代人们的尊崇和顶礼膜拜。千百年来不断流传的大禹治水事迹，不但被评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100件大事之一，而且还名列榜首。在国内，古代记述大禹治水事迹的相关文献浩如烟海，其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在国外，其影响波及到了韩国、日本等周边国家。另外，大禹文化也是国外学者了解中国文化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之一。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大禹文化的民间传承路径，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大禹神话传说的口头传承

大禹治水作为一个很悠久很普遍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各民族、各地区广泛流传，几乎是妇孺皆知。大禹治水既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记忆，又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力量和智慧的象征。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大禹治水是神话传说，但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证实，大禹确有其人、大禹治水也实有其事。大禹治水虽有文献记载，但在过去文化不发达以及并非人人都上得起学堂读书的时代，其主要传播途径却是依赖于人们的口头传承。大禹治水神话传说的历代口传、代代相承，使其成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在口头传承过程中，大禹治水神话传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演变，并出现了异化等现象。神话传说之所以会出现异文现象，一是口头传承的特殊性造成的，即经过不同的人的讲述，虽然主题大同小异，但语言风格、故事情节都发生了变异。二是经文人加工后再经口头相传造成的，即神话传说之所以不断流传，与历代文人的记录大有关系，后世人们再根据其记述而口头相传，这样亦可能产生变异。正如袁珂先生所说：“中国神话从狭义到广义的具体的发展途径，我看是有两大端。一是从混沌状态综合体中脱离出来，沿着文学化的方向一直发展下去，成为后来的神话小说和具有神话意味的说唱文学等等。另一是有了文学化倾向以后，又和后来的宗教、历史和地方风物、民情风俗等相结合，成为仙话中的神话、历史人物的神话和附会地方风物、民情风俗的神话等等。”[1]如河南登封启母石的传说，在汉代时就被收进了《淮南子》《汉书》等典籍中，其故事经过后人的不断讲述，如今的故事情节已经大为丰富了。

大禹治水神话传说是一种极其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遗产可分为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是无形遗产，其中最重要的一类即是“口头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承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订的《人类口述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旨在保护、奖励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优秀代表作品。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建立了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各地也积极将大禹神话传说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2月6日，“禹州大禹神话传说”被列入第一批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浙江德清“防风神话传说”、绍兴“大禹祭典”被列入浙江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12月4日，安徽怀远的“涂山大禹传说”被列入安徽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4月24日，山西河津县“大禹治水传说”被列入山西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 年，山东宁阳“大禹治水的传说”被山东省政府列入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5月23日，四川省汶川县、北川羌族自治县申报的“禹的传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1年12月19日，“登封大禹神话传说”被列入第三批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5年8月，武汉大禹文化博物馆申报的“武汉大禹治水传说”成为武汉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由此可知，河南、山西、四川、山东、安徽、湖北等地是大禹治水神话口头传承最重要的地域。此外，河南洛阳、三门峡、桐柏、浚县、洛宁、卢氏，山西灵石、潞城、柳林、芮城，陕西韩城、汉中、洛南，四川都江堰、茂县、理县，山东禹城、高密，安徽巢湖，江苏洪泽、东海，浙江上虞、嵊州、金华等地亦流传有不少大禹神话传说。

二、祭祀大禹的礼制传承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3]祭祀文化既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儒家礼仪的主要构成部分。中国古代宇宙观最基本的三要素是天、地、人，“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4]。《史记·礼书》亦云：“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5]生为圣贤，死为神仙，作为古圣先贤的大禹，其祭祀显然属于“尊先祖而隆君师”之礼。通过祭祀大禹，强化了民众对大禹的敬仰和认同，从而使大禹文化得以不断传承。

“礼之五经，莫重于祭。”[6]祭祀大禹是华夏民族重要的传统民俗祭祀活动之一，其发端于夏启。公元前2059年左右，从大禹的儿子夏启开始，会稽大禹陵祭祀就已有定例，其首创的祭禹祀典也就成了中华民族国家祭典的雏形[7]。古代祭祀大禹的场所主要主要集中在大禹陵或禹王庙、禹王宫，并分为官祭、民祭和族祭。官祭有帝王亲祭、遣使祭、地方官主祭等。民祭是民众的自发祭祀，主要在各地禹王庙、禹王宫举行，一般在庙会日或农历每月的初一、十五。族祭则是大禹后裔的家族祭祀，自禹六世孙少康封其庶子无余于越，守护禹陵，历经140余世，每年春节、清明都要进行祭禹仪式。

古代官祭主要集中于北京、浙江绍兴、河南登封、四川北川等地。明清时在京城设立历代帝王庙，崇祀历代帝王和功臣。最初，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确定祭祀的帝王是18位，最后乾隆帝将祭祀的帝王确定为188位，但他们所祭祀的第一位帝王却都是大禹。祭祀历代帝王每年分春秋两祭，明嘉靖帝及清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都曾亲自致祭。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8]，开启了祭禹祀典的最高礼仪。此后，历代帝王或亲祭或遣使祭。宋建隆元年(960年)，宋太祖颁诏保护禹陵，并将祭禹正式列为国家常典。明代，遣使特祭成为制度。清代，康熙帝、乾隆帝又亲临绍兴祭禹。中华民国时改为特祭，每年9月19日举行，一年一祭。

河南登封是大禹故里，合祭大禹及其夫人的庙宇很多，主要有启母庙、少姨庙、禹王庙。唐永隆元年(680年)，唐高宗、武则天游嵩山，幸启母庙、少姨庙；弘道元年(683年)春正月甲午朔，唐高宗遣使祭嵩岳、少室、箕山、具茨等山及西王母、启母、巢父、许由等祠；证圣元年(695年)，武则天遣使致祭嵩岳，“嵩山旧有夏启及启母、少室阿姨庙，咸令预祈祭”[9]。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帝如西京，还，车驾次郑州，遣使祀中岳及启母、少姨庙”[10]。到了明代，登封知县傅梅在登封城东关创建禹王庙，“每岁添设春秋二祭，每祭用银三两……乞容每年动支六两，永供祭祀之用”[11]。四川北川古称石泉，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县令姜炳璋重修禹庙，落成之日，举行盛大的祭禹活动(县令姜炳璋以太牢之礼仪祭祀大禹[12])。

族祭主要是指浙江绍兴禹陵村的姒姓家族进行的祭禹活动。据绍兴《姒氏世谱》记载，明朝万历年间，官府已任命有禹陵奉祀生；清乾隆时，奉祀生被封为世袭八品官[13]。禹陵村姒氏家族每年都要族祭大禹两次，一次是在农历元旦，一次是在大禹生日六月初六，清代学者俞曲园《春在堂笔记·越中记游》云：“绍兴禹陵村姒姓每岁元旦及六月初六禹生日率子孙祭奠。”为此他还赋诗赞曰：“大禹陵存禹井荒，尚有子孙奉蒸尝。年年六月初六日，都向陵前奠酒浆。”

改革开放后，各地纷纷恢复祭禹活动。1995年4月20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和绍兴市人民政府联合举行了“1995浙江省暨绍兴市各界公祭大禹陵典礼”，承续了中华民族四千年来的尊禹祀禹传统，翻开了新中国祭禹的新篇章。2006年5月20日，浙江省绍兴市申报的“大禹祭典”经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四川北川每年农历六月初六也要举办民间祭禹活动，纪念大禹诞辰。2009年，北川大禹祭祀习俗被列入四川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1年农历七月初一，河南登封北五里禹王庙恢复举办中国大禹文化之乡民间艺术节暨祭祀禹王典礼活动。2015年，登封的禹王祭典被公布为登封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陕西韩城、甘肃渭源、重庆渝中区禹王宫、河南禹州、安徽蚌埠等地亦举行了规格不一、规模不等的祭禹活动。这些祭禹活动不但在当地乃至全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河南登封的中国大禹文化之乡艺术节暨祭祀禹王典礼活动还影响及日本，仅2013年，日本禹王圣迹巡访团、治水神禹王研究会就三次抵达河南登封参访大禹圣迹。河南省登封市大禹文化研究会还与日本足柄历史再发现俱乐部等结为友好单位。

三、族群迁徙的文化播迁

因受政治、战争、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历史上不断地出现大规模的族群迁徙。魏晋时期的衣冠南渡，唐代陈元光、王审知等的南迁，北宋末年的宋室南渡等，使南方出现了大规模的客家族群。在族群迁徙过程中，其民族文化也随之播迁至最后定居的地区，成为其族群的文化记忆或文化基因。大禹在治水、征服四夷以及分封诸侯时，在各“禹迹地”，如涂山、会稽、东夷等地，都留下了大量的大禹文化因子，而后世的大禹文化亦因族群的迁徙而不断传播至各个地区。

羌族主要聚居于四川西北地区的北川、理县、茂县、汶川等地区，其北川则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羌族在战国以前主要生活在河湟地区，《后汉书·西羌传第七十七》[14]载：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及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是时，伊、洛戎强，东侵曹、鲁，后十九年，遂入王城，于是秦、晋伐戎以救周。后二年，又寇京师，齐桓公征诸侯戍周。后九年，陆浑戎自瓜州迁于伊川，允姓戎迁于渭汭，东及轘辕。在河南山北者号曰阴戎，阴戎之种遂以滋广……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遂俱亡入三河间……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豲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觿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

越族是中国一个古老的民族，有百越、百粤之称，古代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以南的东南沿海地区。关于其发源，有两种说法：一说越族起源于中原少康之世，晋代贺循《会稽志》云：“少康封其少子，号曰于越。越国之称始于此。”显而易见，这是有史可查的证据。一说越族是夏被商消灭后，夏的一部分遗民向南迁移而形成的。但亦有越族土著说。从史籍记载来看，越族经常与夏人、楚人发生战争，人员交流频繁，因此越族应该不是纯土著的民族，而是由夏人、楚人和当地土著融合形成的民族。如果越族是“大禹之后裔”，在其迁徙至东南浙江一带时，其对先祖大禹的记忆以及其民族文化自然亦会随之播迁。即令越族是与华夏民族融合形成的，在融合过程中，华夏民族的“大禹文化”对其的深远影响亦会逐渐内化成其族群的文化基因。

除了民族迁徙外，大禹的后裔在历史上亦不断迁徙，由中原地区而迁至四面八方。以夏姓为例，“先秦时期在中原地区生息繁衍，后因仕宦等故逐渐迁往陕西、山东、安徽、河北等地；秦汉时期仍然主要活跃于我国北方广大地区，并逐渐形成两大郡望，即冀州高阳郡和鲁郡。夏姓南迁始于汉代，而大规模南迁则发轫魏晋之际。由此经过长期的繁衍使夏姓的分布中心由发祥地中原移到了江南地区，并在江南形成了夏姓历史上最大的郡望——会稽郡。唐宋时期夏姓发展到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山西等地，并于南宋进入广东；到明清以后逐渐进入了广西、云南、四川和台湾。夏姓由河南往东西南北四面扩散，也即所谓‘夏姓人口重心由中原向东南漂移’，而且在夏姓的播迁史上，中原地区和浙江扮演着播种机的角色”[16]。无庸置疑，大禹后裔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一定会将大禹文化播迁至各个地区。

中国历史上有数次大移民，如明初的以洪洞县为中心的山西民众移民至冀、鲁、豫、苏、皖等省以及清初的“湖广填四川”等。在移民迁徙过程中，其文化亦随之播迁。晋南本来就是夏朝统治的中心地带，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旭生先生在《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中，经过大量文献分析，认为“有两个区域应该特别注意：第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颍水谷上游的登封、禹县地带；第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大约自霍山以南)一带”[17]。在明初的大移民中，晋南文化中的某些元素亦随之播迁。“湖广填四川”后，四川、重庆各地大多都建起了湖广会馆。无独有偶，湖广会馆大多亦被命名为禹王宫，如重庆渝中区、铜梁安居镇、荣昌县路孔镇、双江镇，四川合江福宝镇、龙泉区洛带镇、金堂五凤镇、宜宾李庄镇、阆中玉台镇等地湖广会馆都建有禹王宫。这么多的禹王宫在传播大禹文化方面应该说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的。

四、相关名称的固态传承

地名是历史文化积淀的活化石，是活着的历史之树。中国古代有很多别称，如神州、华夏、九州、禹域、禹甸等，这些别称皆与大禹有关。许多地名的由来亦与大禹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禹州、禹城、禹里镇、禹门等。这些地名有的与大禹治水相关，有的则与禹王庙有关。

河南禹州原名阳翟，唐宋时称钧州，明代为避明神宗朱翊钧之讳，以“夏启有钧台之享”( 《左传·昭公四年》)改名禹州。山东禹城原名祝阿，唐天宝元年改名禹城县。四川北川县禹里乡原名治城，1992年，治城、青石、禹里三乡合并，成为新的禹里乡。2014年，禹里乡撤乡设镇，更名为禹里镇。安徽蚌埠禹会村因大禹在此举行涂山大会而得名。浙江绍兴禹陵村因大禹陵在此而得名。河南登封的禹洞河村，因位于禹洞河畔而得名；开封的禹王台区因禹王台而得名。山西省夏县禹王乡因禹王城遗址而得名。湖北黄冈原有禹王城乡，1987年并入黄州镇；1991年2月，黄州镇再一分为三，原禹王城乡成立禹王街道办事处。另外，天津市有颂禹里。

河南登封的告成镇原名阳城，即禹都阳城(阳城之所在地今名王城岗)。另外，仅登封与大禹文化有关的地名就有20多个，如告成镇八方村相传因禹王在此接受八方诸侯而得名，祖家庄因大禹后裔奉其为先祖出生地而得名，蛟河因大禹火烧颍河蛟龙而得名，等等。山东禹城县内的徒骇河、十里望也是因大禹治水而得名。相传十里望是大禹治水时在此展望水势十里而得名。而徒骇之得名，据文献记载，禹疏九河，“用工极众，沿河工难，众徒惊骇，故名。”[18]山西灵石县的“灵石口”有个夏门村，意即夏禹打开石门的地方。灵石有王禹村，王禹村有禹王祠、望汾源、禹王饮马池遗址等。相传，陕西户县的三过村就是大禹治理沣水在此居住时因三过家门而不入得名。

《史记·夏本纪》《尚书·禹贡》中提及的许多山名、水名、地名大都与大禹治水相关，有很多水名还沿用至今。上述文献中，提到的山名有雷首山、太岳山、砥柱山、析城山、王屋山、太行山、恒山、碣石山、西倾山、鸟鼠山、太华山、熊耳山、外方山、桐柏山、陪尾山、蟠冢山、荆山、内方山、大别山、岷山、衡山、庐山、合黎山、三危山、积石山、大伾山等。除少部分外，大多仍沿袭旧称。地名有壶口、孟津、洛汭、华阴等。后世的三门峡、龙门、涂山、浚县等亦与大禹治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全国各地因禹王庙而得名的村庄也有很多，如四川省仪陇县秋垭乡禹王庙村、乐至县回澜镇禹王庙村、南充高坪区浸水乡禹王庙、高坪区佛门乡禹王庙村，陕西省户县秦渡镇禹王庙村、岐山县故郡镇禹王庙村，河南镇平县张林镇禹王庙村，江苏徐州市云龙区潘塘镇禹王庙村，重庆巴南区二圣镇禹王庙村等。有的禹王庙村简称禹王村，如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乡禹王村、禹州禹王村，云南省丘北县官寨乡禹王村，四川都江堰市天马镇禹王村、崇州市元通镇禹王村、三台县中太镇禹王村、邛崃市平乐镇禹王村，湖北仙桃市长倘口镇禹王村，重庆茨竹镇禹王村等。

另外，各地还有不少山脉以禹王山、禹山来命名，如河南汝州、禹州、邓州，浙江慈溪、绍兴，江苏省邳州市，山东博山，安徽淮南，山西平顺等地都有禹王山；湖南华容、吉林集安、陕西韩城、浙江东阳等地则有禹山。

这些名称与大禹治水神话传说多有联系，蕴含了丰富的大禹文化信息。名称是文化的固化结果，影响深远而恒久，在大禹文化传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民间社火的活态传承

社火，是指古代在祭祀或节日里的迎神赛会上的各种杂戏、杂耍的表演，是高台、高跷、旱船、舞狮、舞龙、秧歌等艺术形式的通称。社火产生的年代相当久远，是随着古老的祭祀活动而逐渐形成的。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辩》中说： “社是土地之神。从天子到庶民立有各等的社。”[19]古人认为，“社”是土地之神，祈求丰收或驱鬼逐疫都要祭祀。这种祭祀活动后来逐渐演变成巨大的民俗礼仪活动，并成为乡村祭神、娱神、迎神的赛会。这种古老的习俗一直沿袭至今，成为民间在春节或庙会期间进行传统庆祝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河南登封与大禹文化相关的社火主要有独脚舞、旱船、猩猩怪、舞龙等。登封君召乡前孟村的独脚舞又名独角龙，俗名独腿猴，是由祭祀大禹时的民间舞蹈演变而来的，它以独腿高跷为主，融杂技、高跷舞蹈为一体。其由来有两种说法：第一是相传大禹治水成功后，人们在祭祀大禹时模仿在浅水中挣扎的独角龙的动作而形成了独脚舞。第二是相传当年大禹治水时，站在木棍支起的高台上，与水中的蛟龙搏斗，最终战胜蛟龙赢得胜利，人们在祭祀时便模仿大禹治服蛟龙的动作而成了独脚舞。2008年，独脚舞被河南省政府公布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月，郑州市政府将猩猩怪列为郑州市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登封一带的划旱船也是为了纪念治水有功的大禹。相传治水成功后，百川归海，水患平复，很多船只搁浅在了陆地上。每逢节日时，人们为纪念大禹治水，就坐在搁浅在陆地的船上，相互拉着玩，或手里拿着桨，做出划船的动作娱乐，于是就形成了划旱船的风俗。登封猩猩怪则是因为大禹治水时治服了淮河水怪巫支祁，后来民间武师们在春节表演时就与扮成水怪巫支祁模样的“猩猩”打斗，后相沿成俗[20]。河南登封的舞龙亦与大禹治水有关，当年大禹火烧蛟龙，治理了颍河支流蛟河的洪水，后来人们就在春节时舞火龙纪念大禹。

素有“东方芭蕾”美誉的花鼓灯，遍布于淮河流域的数十个县，民间传说始于夏代祭祀大禹的风俗。为纪念大禹治水成功，当时的人们定期举行庙会庆祝，后相沿成习，并经过几千年的流传演变成了今日的花鼓灯。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涂山禹王宫举办庙会时,怀远县各路灯班,云集涂山,彻夜歌舞感恩大禹。

这些与大禹文化相关的民间社火千百年来盛传不衰，并以民间习俗表演的形式，作为春节期间社火表演的一部分而被传承了下来。其中，社火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活态载体,无数社火传承人通过心口手相传,实现了大禹文化的活态传承，可以说功不可没。

[1] 袁珂．中国神话通论[M]．成都：巴蜀书社，1993：32．

[2] 非物质文化遗产[EB/OL]．(2006-04-28)[2015-10-11]．http://baike.baidu.com/link?url=TvHH TiYCvksEthO5ofOvJGzSIu97d9dlvisnQmx-wDy-1XxLpt2My WVK R65ts67ARhXTLvKKWOJRmbo4l7 Qbt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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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谢兴鹏．禹生之地在北川[C]//四川省大禹研究会，四川省社科院禹羌文化研究所．全国第二届禹羌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成都：四川省社科院，2007：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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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常松木．登封大禹神话传说[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4：364-372．

[责任编辑 杨玉东]

The analysis on the ways of Dayu culture’s inheritance

CHANG Songmu

(XiaYuCultureResearchCenter,Pre-qinHistoryAssociation,Zhengzhou454000,Henan,China)

Dayu is the sage of Chinese nation, the ancestor of the humanities and the father of the country, he had been worshipped in all previous dynasties. The ways of Dayu culture’s inheritance mainly includes myths and legends from mouth to mouth, culture transmission through ethnic migration, the culture of place names and Shehuo, which last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largely enriched the spiritual life of Chinese nation and still kept its vitality, thus, the ways of Dayu culture’s inheritance become a prominent and hot subject in contemporary academic research.

Dayu culture；inheritance；culture transmission

10.16698/j.hpu(social.sciences).1673-9779.2017.03.015

2016-12-23；

2017-03-11

常松木(1969—)，男，河南登封人，文化史研究专家，中国大禹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先秦史学会夏禹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主要从事地域文化和中华文明史研究。

E-mail：changsongmu1594@163.com

K21

A

1673-9779(2016)04-0093-06

常松木.大禹文化的民间传承路径分析[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3):093-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