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慈善基金会的理事会特征、监事会与代理成本

2017-07-19 16:41谢晓霞明月
商业会计 2017年8期
关键词:代理成本监事会理事会

谢晓霞++明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成本效益评估指标研究”(项目编号:16BZZ058)

■中图分类号:F235;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812(2017)08-0015-05

摘要:慈善基金会内部治理是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关注的热点话题,但鲜有文献对基金会的理事会特征、监事会与代理成本结合起来研究。文章运用2011—2012年间的213家慈善基金会样本数据,对如下两个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1)基金会的理事会特征、监事会对代理成本的影响;(2)基金会的内部治理特征是否能够有效降低代理成本。研究发现:第一,基金会的理事会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第二,基金会的理事会开会次数越多,慈善组织的理事长与秘书长的双重身份,不利于降低慈善组织的代理成本。第三,基金会的监事会对代理成本的降低没有显著的影响。文章得出的结论为理解我国基金会的内部治理结构提供了有益帮助,为我国慈善基金会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提供了经验证据。

关键词:慈善基金会 理事会 监事会 代理成本

一、引言

我國的慈善组织主要包括慈善基金会、各级慈善会、红十字会系统。据民政部发布的《2012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统计,2012年全国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的款物捐赠总额约817亿元,占我国GDP的0.16%,人均捐款60.4元。其中,各类慈善基金会接收捐赠约305.7亿元,约占全年捐赠总量的37.4%,是最大的募款主体;各级慈善会接收捐赠约268.65亿元,占全社会募款总额32.87%,成为2012年度第二大募款主体。红十字会系统接收社会捐赠约21.88亿元,占2.68%,同比减少了23.68%。慈善组织2012年募款总额约596.23亿元,约占全年捐赠总量的73%。慈善组织从事的公益事业包括社会服务的提供、社会资本的创造、社区建设、民主推进、科技创新、环境保护、志愿者培育等,涵盖了教育、科技、环保、养老、儿童福利、助残等领域,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十八大提出“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支持发展慈善事业”。十八界三中全会再次强调“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然而,近年来频发的诸如“郭美美与红十字会事件”“儿慈会48亿元洗钱风波”等慈善丑闻,使得慈善基金会的公信力每况愈下。2012年慈善基金会接收捐赠总量较2011年相比下降3.31%,严重影响了慈善基金会的社会保障职能的发挥,阻碍了慈善基金会的发展。如何改善慈善基金会的内部治理,提升慈善基金会的透明度,成为当前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因此,进行慈善基金会的内部治理问题的研究,有利于提高对慈善基金会的内部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认识,形成慈善基金会的内部治理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指导实践中慈善基金会内部治理问题的解决。

代理问题不仅广泛存在于现代公司之中,也普遍存在于现代的慈善基金会中。慈善基金会作为较为典型的非营利组织,其特点表现在:第一,非营利性。慈善基金会通常不营利,即使慈善基金会在运作过程中产生了利润,该利润也不对产权人进行分配,而是继续作为慈善事业的资金资源。第二,目标的特殊性。与企业这类营利性组织的生存、发展、盈利的目标不同,慈善基金会存在的目标是运用自身及社会资源去帮助需要帮助的群体,推动社会进步,其社会价值远远大于经济价值。因此,对创立慈善基金会的产权方而言,投资创立慈善基金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组织的社会价值最大化。然而,除了产权人(或者创始人)外,慈善基金会还涉及到一些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内部的理事会、秘书长、监事会、工作人员;外部的捐赠人、被救助对象、政府等监管部门、媒体及社会公众等。根据已有的公司治理理论,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企业中,委托人与代理人目标的差异导致代理人为了自身利益而侵害委托人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导致公司价值的降低。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显著地影响了企业的融资决策、投资决策和企业价值。是否慈善基金会这类非营利组织,也存在由于产权人与管理者的利益不一致而出现的委托代理问题?慈善基金会的理事会特征、监事会与代理成本的关系如何?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过去20年,研究者们通过不懈的努力形成了公司治理的理论研究体系。公司治理的研究重点关注公司绩效、董事会作用和国家治理特征之间的关系。董事会服务股东,承担受托责任,具有监督管理的职能。董事会可以提高公司绩效,董事会通常代表股东的利益设计管理者的薪酬。Mather等开创性地检验了董事会的声誉、财务专业性等特征与管理收益预测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在治理结构中考虑董事会动机的重要性。在对公司层面的治理特征进行检验后发现,公司治理结构对管理者在股票回购决策上具有重要的影响。以美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的实证分析发现,成长性公司很少用股票回购来进行盈余管理。后来的学者们发现具有更多独立董事、CEO与董事长不是双重身份、CEO持有较高股权比例的公司盈余管理水平较低。过去二三十年间,很多有关治理结构的文章讨论了公司的CEO薪酬问题。对董事会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基本性的问题展开:一是董事会结构的决定因素;二是董事会绩效的决定因素。学者们分析了股权结构对董事会结构的影响,例如从机构投资者、家族控股、国有股权结构等方面对董事会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从社会规则等外部治理特征的角度分析董事会结构的影响因素。Fama、Jensen(1983)提出了对非营利组织的治理结构假设,认为非营利组织的捐赠越多,其代理成本越低。后续的Peterson等(2010)对于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的不同方面进行了不同视角的分析,但是,实证研究论文并不多见。本文的研究属于对慈善基金会的内部治理结构的实证研究范畴。

国内外研究结果表明,传统的、一般性公司治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适用于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的研究。但是,慈善基金会作为非营利组织中较为典型的类型,其内部治理结构问题,并不能完全按照公司类营利性组织治理结构的研究进行。

因此,在进行慈善基金会内部治理结构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本文参照了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框架,同时,结合了慈善基金会的治理结构面临的外部环境和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基础上,设计了本文关于慈善基金会的内部治理结构的研究逻辑。对代理成本的指标选择考虑,既借鉴了反映公司这种营利性组织通常采用资产利用效率即资产周转率作为代理成本的代理变量,也考虑了慈善组织代理成本的特性,选择资产费用率作为代理变量指标。同时,考虑到现有的研究成果发现,较高的现金流量降低了资本市场对于管理者的监管,具有较高现金流量的公司具有较高的代理成本。慈善基金会的外部捐赠市场与公司这类营利组织面临的外部资本市场之间差异较大。慈善基金会的捐赠人,在进行完捐赠后,并没有保留与慈善基金会之间的产权关系,也没有剩余索取权问题。因此,为了深入认识慈善基金会的代理成本,本文也选择了现金流量指标,作为代理成本的变量。考虑到慈善基金会的产权特征、剩余索取权问题以及捐赠市场等外部环境的影响,本文针对理事会、监事会提出如下一些假设。

(一)理事会

理事会作为慈善基金会治理结构的内部核心机制之一,其治理效率如何直接影响到慈善基金会的绩效。当前的公司治理理论,公司的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专业委员会设置以及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等多个方面。结合当前我国慈善基金会的特征,本文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理事会的规模。为了验证公司治理理论中关于董事会规模的结论,是否适用于慈善基金会这类典型的非营利组织,结合我国慈善基金会的理事会规模特征,提出具体假设如下:

H1:慈善基金会的理事会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

H2:慈善基金会的理事会每年召开的会议次数越多,越不利于降低代理成本。

2.理事长与秘书长是否为同一人。Jensen在研究公司治理结构时发现,当董事长和CEO为同一人时,不利于代理成本的降低。董事长与CEO是否为一人,与绩效之间很少有直接的联系。慈善基金会中的秘书长职务,与公司中的CEO职务类似,属于慈善基金会的高层管理人员,慈善基金会的理事长,类似公司中的董事长,慈善基金会的理事长担任着委托方和受托方双重职责,是慈善基金会内部治理的核心。因此,为了考察慈善基金会中,理事长和秘书长为同一人,是否有利于降低基金会的代理成本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慈善基金会的理事长与秘书长为同一人,不利于代理成本的降低。

3.秘书长的任期。现有对公司治理结构中的CEO任期的研究表明,CEO主要起到管理董事会的作用,因此如果CEO的任期越长,越容易损害股东权益,减少CEO对董事会的监督能力。为了验证慈善基金会的秘书长任期长短对代理成本的影响,提出如下假设:

H4:慈善基金会的秘书长任期越长,其代理成本越高。

(二)监事会

大量研究支持公司设置监事会,有利于代理成本的降低。为了验证慈善基金会中监事会的作用,提出如下假设:

H5:慈善基金会的监事会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

H6:慈善基金会的监事会召开次数越多,越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

三、模型建立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建立如下回归模型(1)、模型(2)和模型(3)。

AOR=a0+a1Dual+a2Bsize+a3Asize+a4BM+a5AM+a6CEOT+a7Ponp+a8Size+ei (1)

AER=b0+b1Dual+b2Bsize+b3Asize+b4BM+b5AM+b6CEOT+b7Ponp+b8Size+ei (2)

CF=c0+c1Dual+c2Bsize+c3Asize+c4BM+c5AM+c6CEOT+c7Ponp+c8Size+ei (3)

为了进行模型之间的对比分析,本文选择了3个指标来衡量代理成本。一是采用AOR和AER两个指标来衡量代理成本;二是运用现金流量指标CF来衡量代理成本。AOR表示资产利用率指标,该指标反映管理者如何利用资产创造效益。对公司这类营利性组织的治理结构而言,通常采用资产创造的收入大小来衡量资产的利用效率。然而,由于慈善基金会属于典型的非营利组织,基金会利用资产创造的效益主要体现在其社会价值上,即管理者运用资产对社会提供了多少帮助。因此,本文采用慈善基金会的业务活动成本(业务活动成本,是指慈善基金会为了实现其业务活动目标、开展其项目活动或者提供服务所发生的费用)年末数作为资产创造社会效益的代理变量。慈善基金会的资产利用率指标(AOR),反映了慈善基金会的内部管理人员使用组织资源创造社会价值的能力,该指标越小,说明资产利用效率越低。AER表示资产费用率指标,该指标反映了慈善基金会内部管理人员在使用组织资源时所花费的成本,主要测量慈善基金会的管理人员如何控制组织的管理成本。该指标越大,说明慈善基金会的管理费用越高。Jensen认为由于较高的现金流量往往与较低的增长机会相联系,所以如果公司具有较高的现金流量,表明公司的代理成本较高。同时,较高的现金流量降低了资本市场对公司内部管理者的监管,表示公司有较高的代理成本。借鉴该研究成果,综合考虑慈善基金会与外部捐赠市场的关系,采用现金流量指标,用CF来表示,以此作为慈善基金会的代理成本的变量。此外,上述模型中加入了慈善組织的性质(Ponp)和慈善组织的规模(Size)作为控制变量。模型的变量定义与描述,具体如表1所示。

四、样本与描述性统计

由于我国慈善基金会尚处于发展阶段,相关数据信息披露不完善,本文最终选择了慈善基金会2011—2012年的年报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样本数据来源于民政部官方网站。考虑到年报披露数据的统计分析意义,本文采取了混合样本数据进行分析。进一步剔除数据缺失项后,最后得到213个全部观察值。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资产利用率(AOR)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0.41和0.52,表明我国慈善基金会的资产利用率差异很大;资产费用率(AER)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和0.22,平均值为0.02,标准差为0.029,表明我国慈善基金会之间资产费用率的差异较大。现金流量(CF)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和20.26,标准差为7.933,表明我国慈善基金会之间的现金流量的差异较大。理事长与秘书长是否为同一人(Dual)的平均值为0.1,表明我国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和秘书长为同一人的情况并不普遍。理事会规模(Bsize)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162和2,且平均值为15.83,标准差为11.865,表明我国慈善基金会的理事会规模差异较大,平均的理事会规模在15人左右。监事会规模(Asize)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7和1,平均值为1.79,标准差为1.066,表明我国慈善基金会之间的监事会规模差异较大,平均的监事会人数在1—2人之间。理事会开会次数(BM)最大值和最小值为10和1,表明我国慈善基金会的理事会开会次数差异较大,平均值为2.2,表明平均理事会开会次数在2—3次之间。监事会开会次数(AM)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为10和0,表明我国慈善基金会的监事会开会次数呈现出较大差异,平均值为1.98,表明平均监事会开会次数在1—2次之间。秘书长任期(CEOT)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为15和0,平均值为3.57,标准差为2.455,表明我国慈善基金会的秘书长任期最长可达到15年,平均的任期为3—4年,且不同慈善基金会之间的差异较大。

五、实证分析

为了避免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本文在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时,采用了逐步回归的方式。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3所示。

表3样本数据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以资产利用率(AOR)作为代理成本变量所构建模型(1)的调整R2=0.216,以资产费用率(AER)作为代理成本变量构建的模型(2)的调整R2=0.195,以现金流量(CF)作为代理成本变量构建的模型(3)的调整R2=0.071。比较而言,模型(1)的拟合优度最高,且所构建的三个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其F值均通过了统计检验。

具体而言,模型(1)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理事会规模(Bsize)的参数估计为0.015,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统计检验。慈善基金会的性质(Ponp)的参数估计值为0.307,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统计检验。其他变量的参数估计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的统计检验。理事会规模与代理成本之间呈现出正向的关系,即根据模型(1)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理事会规模越大,作为代理成本变量的资产利用率越高,越有利于代理成本的降低。且慈善基金会的性质与代理成本之间呈现正向关系,即慈善基金会若为公募性质,则资产利用率越高,越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该结论验证了公募性质的慈善基金会的代理成本低于非公募性质的慈善基金会。

模型(2)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理事会开会次数(BM)和慈善基金会规模(Size)两个变量的参数估计分别为0.006和-0.007,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统计检验。慈善基金会的性质(Ponp)的参数估计值为0.014,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统计检验。其他变量的参数估计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的统计检验。模型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理事会开会次数与代理成本呈现正向的关系,即理事会开会次数越多,作为代理成本的变量资产费用率越高,越不利于代理成本的降低。慈善基金会的规模与资产费用率呈现负向的关系,即慈善基金会的规模越大,作为代理成本变量的资产费用率越低,越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

模型(3)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理事长与秘书长是否为同一人(Dual)和慈善基金会规模(Size)两个变量的参数估计分别为-4.055和1.424,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统计检验。其他变量的参数估计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的统计检验。该模型(3)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理事长与秘书长是否为同一人与代理成本之间呈现负向的关系,即如果理事长与秘书长为同一人,则该变量為1,越不利于代理成本的降低。慈善基金会的规模与慈善基金会的现金流量呈现正向的关系,表明慈善基金会的规模越大,现金流量越大,代理成本越高;反之,若慈善基金会的规模越小,现金流量越小,代理成本越低。根据对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慈善基金会的代理成本的影响因素包括:理事会规模、理事会开会次数、理事长与秘书长是否为一人、慈善组织的性质、慈善组织的规模。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假设1、假设2、假设3得到了验证;假设4、假设5、假设6没有得到有效的验证。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我国慈善基金会的理事会、监事会和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以资产利用率、资产费用率和现金流量三个代理变量作为慈善基金会的代理成本变量,分别构建慈善基金会的理事会、监事会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模型,选取我国慈善基金会年报披露数据为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

(一)理事会的规模越大,越有利于慈善基金会代理成本的降低

理事会的规模与资产利用率呈正向关系,若理事会规模越大,将越有利于提高资产的利用效率,从而降低慈善基金会的代理成本。因此,假设1得到了验证。

(二)理事会开会次数越多,越不利于慈善基金会代理成本的降低

研究结果显示,若理事会开会次数越多,作为代理成本的变量资产费用率则越高,越不利于代理成本的降低。因此,假设2得到验证。

(三)理事长与秘书长为同一人,不利于降低慈善基金会的代理成本

如果慈善基金会的理事长与秘书长为同一人,越不利于降低慈善基金会的代理成本,不利于慈善基金会治理效率的提高。如果慈善基金会的理事长与秘书长为同一人,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理事长作为创始人的受托方,同时也是慈善基金会内部管理层的委托方,具有受托方和委托方的双重性质,而秘书长作为内部最高管理层的主要管理者,如果由理事长兼任,将不利于理事会行使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和约束,不利于代理成本的降低。因此,如果理事长和秘书长为同一人,将不利于慈善基金会代理成本的降低,假设3得到了验证。

根据回归分析中的参数估计结果,CEOT、Asize、AM三个变量的参数估计均没有通过t检验,所以假设4、假设5、假设6,均没有得到验证。

(四)引入控制变量进行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如果慈善基金会为公募性质,越有利于代理成本的降低

由于慈善基金会属于典型的非营利组织,有较高的现金流量表明其管理层具有较好的筹款能力,较好的筹款能力使得慈善基金会具有更多的利益相关者,这将有利于提高各利益相关者对慈善基金会管理者的外部监督,从而降低慈善组织的代理成本。这与现有关于公司类营利性组织的代理成本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根据Jensen和McKnight等对公司治理的研究结论认为,公司如果拥有较高的现金流量,这将降低资本市场对于管理者的监管,因此公司如果拥有较高的现金流量表明公司具有较高的代理成本。这也充分体现了慈善基金会的内部治理结构,不同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特点。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慈善基金会的规模越大,越有利于代理成本的降低。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实证分析了慈善基金会的理事会、监事会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运用模型及回归分析验证并得到了以下结论:慈善基金会的理事会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其代理成本的降低;理事会每年召开次数越多,越不利于慈善基金会的代理成本的降低;理事长与秘书长若为同一人,越不利于慈善基金会代理成本的降低。但是,本文尚有一些局限,比如本文通过回归分析并未验证假设4、假设5、假设6,即本文并未获知慈善基金会的内部治理结构中关于秘书长的任期、监事会规模、监事会的开会次数,与慈善基金会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如果未来以代理成本作为内生变量,以上述变量作为外源变量,构建慈善基金会的内部治理结构与代理成本之间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这将是笔者未来继续研究的方向。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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